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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典范选择、领袖偏好与国家发展――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现代转型
黄璇任剑涛
把新加坡称为亚洲的典范国家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作为20世纪80年代为人称道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与国家繁荣，使它成为能够让民众过上优质生活的理想处所；同时，新加坡作为亚洲价值观的实践国度，儒家文明与现代化进程、威权政治的紧密结合及其所带来的骄人政绩，使它的治国经验成为东亚政治领袖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们所偏爱的借鉴榜样。人们一度相信，新加坡所奉行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典范国家、新加坡经验之所以是成功经验的关键。然而，自从李光耀声称亚洲价值观已经“过时”，而以“透明”和“法治”为特点的“英国殖民地价值观”才是新加坡能够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法宝参见Forget what I said about‘Asian Values’，declares the sage of Singapor，By Michael Hirsh NEWSWEEK WEB EXCLUSIVE，Newsweek，January28，2001.，亚洲价值观的内涵开始面临挑战、质疑，甚至动摇。人们自然不会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但更有兴致去深入探究其凭借什么样的运作模式创造了一个自主、发展和良序的社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结合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审视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现代发展的关联关系，并寻求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是中国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
一、亚洲价值观脉络中的典范选择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迅速崛起。人们认为，她的崛起与其国家价值观具有密切关系，而人们将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维护、奉行和倡导的、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称做亚洲价值观。其主要内涵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的“共同价值观”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起源于中国二千多年前的、强调维护“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和“仁义礼智信”传统价值的儒家文明，在新加坡成功地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并发展出现代的形式，以至于形成了作为现代价值体系的“亚洲价值观”。
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与新加坡处在同一价值脉络当中，但以儒家文明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明却遭遇着多舛的命运。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国门，中国在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开始了漫长的现代转型过程。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使得中国人难以快速消化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文明和进步理念。加上面对列强的侵略，实现强国目标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也让中国人难以再像明代时期的对外交流那样，从容不迫地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有益的文化思想。随着国家的“天下体系”急速跌进“世界体系”，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也就总是处在一个急于向典范国家直接借鉴经验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有人提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但最终还是难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后，一心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现代果实，但却被袁世凯那样的人窃取国柄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7卷）之《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在中西古今之间，愈来愈显得局促不安。好在人们已经觉悟到只有进行典范选择、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政治经验和社会文化，中国才能在现代转变中有所突破。在这样的转变中，人们对儒家文明和儒家价值的认同感被严重削弱。
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大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崇尚，从“全盘西化”之论可见一斑。这使中国传统价值，尤其是儒家价值观受到了摧毁性的冲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其与中国共产党建构的国家体系结合起来并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时，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流行就更是无法阻挡。这一趋势延伸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一边倒地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模式照搬照抄，同时大力推行“破四旧”。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径直把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负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儒家文明的现代价值被人为地抹杀得干干净净。
经历了持续的、“有破无立”的动荡与革命之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陷入了一个重新确定国家发展典范的焦灼与迷失的困局当中。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在晚清民国经历了一边倒学习西方的挫折、在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失败，要开启新一轮现代化，究竟该主要借鉴，甚至模仿谁的问题是一个全无把握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价值却“花果飘零”而难以“灵根自植”唐君毅：《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摘自唐氏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为一个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却面临一个可怕的停滞不前局面。当改革设计者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长期徘徊在各种外国供给的现代模式且疏离传统的中国，似乎很难确认“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的答案。后革命的中国，在寻找现代典范多次失败的打击之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仅“中国近代以来儒家文化的厄运和现代化进程的挫折”《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第30页。使得中国自身难以“为儒家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合提供典型的范例”同上。而且对于应选取哪个现代国家作为典范来借鉴，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行之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初期的国人似乎也是毫无头绪的。可以说，不断的革命使儒家价值与现代文明在中国被放置到了相互对峙的位置上，两者有效结合的土壤显得严重贫瘠。
恰当此时，与中华文明有着深厚渊源，甚至是人们视为儒家文化圈一分子的新加坡，依靠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高效权威的政治运作跻身于亚洲国家发展水平的前列，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与中国有着多重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使它成为一个对中国的现代转变来说具有典范性的国家：新加坡的发展是令中国人异常欣喜的现象，它为中国人期望尽快走出迷惘和低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新加坡政府对儒家价值观或亚洲价值观的维护、奉行和倡导以及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通过研究新加坡对亚洲价值观的诠释，来反省、探究中华文明或儒家文明的当代价值和未来前景”同上。在人们的印象中，华裔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主政，成功地把儒家价值观贯穿于政治运作模式当中，在形成以家长式治理为特点的威权政治的同时，有效而迅速地推动了现代化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印象让承载着几千年儒家文明的、以威权和全能政治为政府主要运作模式的中国，顿时对新加坡萌生了血缘相同、文化同源，甚至是政治同本的难解情结。新加坡成为中国的发展典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实，如果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为现代化评价指标的话，除新加坡之外，在东亚、东南亚与中国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供中国参照的典范着实不少。如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韩国、中国台湾，等等。但若联系同源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中国现行的国体、政体来考虑的话，这些典范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就远不如新加坡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促使日本成功地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但构成日本人主要价值观的传统道德规范是源于日本神道教的武士道精神而不是儒家文明；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性质上相去甚远，中国政府必定不愿牺牲现行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以换取充满风险的现代化发展。同时，中国台湾、韩国在转型后的民主模式尚未发育完善，仍处在新生阶段，这种政治上的风险性也会直接波及经济领域。中国再难以承受得不偿失所带来的苦果，因而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改革模式始终抱有疑惑谨慎的态度。
于是，新加坡的成功使其成为中国内地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典范。邓小平在1978年与李光耀会面时，对新加坡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在这一会面之后，像《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国主流媒体都放弃了之前把新加坡称为“美帝资本主义走狗”的说法，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适合人们建立理想生活的花园城市。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实现的、最基本的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参阅《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第三十七章《邓小平时代》，http：//www。zaobao。com/special/smlee/smlee2000_37.html。。
在亚洲价值观的脉络中选择新加坡作为借鉴和学习的典范，对于面临现代化压力并有着巨大紧迫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从中可以快速获得发展启示的典范选择。但是典范选择不意味着全盘照搬和完全复制，典范选择也不意味着要放弃寻求国家自主的发展模式。如何定位选择的具体内容，即借鉴新加坡在哪一方面的经验――政治模式、经济模式还是以儒家价值观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应结合中国自身在哪一方面的优势消化吸收新加坡的经验？又应转化中国自身在哪些方面的做法？这些都是必须要审慎应对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执政党领袖的偏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领袖偏好主导典范选择
无论是儒家价值观还是威权政治模式，许多相似的因素使得中国人首选经济腾飞的新加坡作为借鉴与学习的典范。然而，无论这件事情显得多么“自然而然”，若缺乏了中国执政党领袖的登高一呼、明确号令，新加坡经验不会受到中国人的如此偏爱，也不会如此迅速地主导中国改革的宏观决策。可见，领袖的偏好主导了典范的选择。中共领袖代不乏人，对于新加坡经验不仅赞赏有加，而且明确表达了追随和超越的愿望。其中典型的人物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国务院前总理朱�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在公开场合高调地表达了自己对新加坡经验的特殊偏爱，使得新加坡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取法对象。
邓小平在1978年访新时就对新加坡发展予以高度赞赏。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他又特别提到：“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摘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在时隔8年之后的1999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率团前往新加坡考察学习。回国后把新加坡的政府组屋政策演变为廉租房政策，首先在上海进行试点实践，继而尝试在全国范围推广。如今，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团再次考察新加坡，并公开表示：“广东过去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因此广东现在想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广东的路子，最后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先进城市。”参见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的谈话。
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他更强调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是要继承邓小平的遗愿，是为了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同上。
同是对新加坡进行典范选择，处于不同时期、面临不同改革问题的三位党政领导人，对新加坡经验的偏好有着各自的施政针对性。尽管领袖偏好是一种主观的因素，但并不是随意而盲目的，而是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性所催生的产物。因此，根据三位领导人对新加坡经验的各自偏好，可以把中国的现代转型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仿效新加坡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到1992年，处于改革初期的中国把改革重点放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成熟完善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环境的约束，经济体制的初步转型不仅带来了高通胀和迅速的贫富分化，还滋生了以权力寻租获得暴富机会的腐败土壤，从而间接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爆发。执政党在当时以强硬的手段平息了这场动乱。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对新加坡“管得严”的“社会秩序”表示高度的赞同，其实就是对“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在1989年2月26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页。这种思路的延续。由此确立了以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谐来保障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的转型框架，这也是对李光耀“政治不容讨价还价”、“说服人民接受强硬措施”李光耀：《政治不容讨价还价》，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集团、联邦出版社1994版，第200，203―205页。的直接借鉴。而儒家价值观传统所提倡的对家长式权威的绝对服从，为这种强硬保守的政治思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搭建起保守的政治模式、逐步实现经济市场化的转型框架以后，中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引导的现代转型的第二个阶段：1992―2000年。其间，执政党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放到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具体政策领域，试图以适当的经济政策转移民众对宏观政治体制问题的过分关注。因此，进行政策转型和政策学习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国务院前总理朱�基在1999年考察了新加坡的建屋局和大巴窑组屋区，进一步了解了新加坡在发展普通居民住宅区方面的成功做法，并在回国后借鉴了这种组屋制度，发展出中国的廉租房制度。而在九年前朱�基还在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时候所实践并推广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其实也是来自于对新加坡经验的直接借鉴。可见，这一阶段的转型目标主要就是以具体政策的实施为老百姓带来更多提高生活质量的实惠和好处，而避免人们纠缠改革的战略、方向、意识形态等宏大问题。
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至今），是一个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后现代的问题就已显露的尴尬阶段。于是，对现代性及其前景进行查漏补缺式的考量、进一步完善实现现代转型的各种配套机制，是这一阶段转型的主要任务。汪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至今最受外界关注的“大动作”，莫过于对珠三角地区进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失衡的典型体现。它预示着在税收政策和劳工政策迫于“正义和公平”的压力作出调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此前仅仅依赖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原材料供给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现出严重缺点；同时，依靠外资外贸这一“大进大出、两头在外”驱动的产业经济模式，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发展优势。若不及时做出调整，不说GDP的产出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抗击国际经济震荡的能力会非常之低，从而极大制约广东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与稳定发展。汪洋提出广东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就是因为“我们（广东）现在面对新的矛盾、新的挑战时，也有必要去学习”。他说，“经我了解，新加坡几十年来也有几次产业结构升级，是怎么做的？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参见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的谈话。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的典范选择中，领袖偏好的形成，源于要为中国确立最具适用性的现代转型榜样，那么在第三个阶段中，领袖偏好的形成则源于要为中国寻求保持现代化进程得以良性发展的动力。正如汪洋指出的那样：“我们和新加坡意识形态不一样，但执政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我们都是一党独大，都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政府永远保持这种热情？始终有这种效率？我感到我们那儿好像要不停‘抽抽鞭子’，没有这种持续的动力。”
摘自明永昌：《汪洋考察新加坡最关注政府如何保持高效》，《联合早报》2008年9月16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ngapore/pages4/sg_cn080916.shtml。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是领袖偏好而不是其他人的偏好或者其他因素主导了中国发展的典范选择及其内容定位，与中国是一个后威权体制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1978年的中国威权体制，缺乏民主政权所具有的一种制度内核――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主要官员、动员人口中的大多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因此政策动员能力势必受到限制。亨廷顿将中国划归威权政体中的一党体制类型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9页。这一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国家的强控。威权体制中的执政党通过对权力的集中和垄断来实现对党派竞争的全面压制，从而执政党的党内精英凭借着全能的绝对权力来决定国家的制度模式、发展模式、政策的定位、走向和运行模式。在威权体制中，政治领袖对于国家政策的偏好会通过组织严密而广泛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自上而下地灌输到群众的思想当中。由于权力的高度垄断决定了对信息和资源的垄断，在公开场合表述的领袖偏好成为人们明确国家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的主要依据。再加上意识形态宣传的修辞作用，威权政体中的领袖偏好更多地以一种信心保证的方式受到广泛的信任和拥护。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威权体制已经大大松动，但国家的基本体制并没有相应的结构调整，因此国家动员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引导性力量。于是，领袖偏好作为一种动力推动国人对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进行典范选择，而且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政治领袖人物主导国家走向的新加坡作为被中国人选择的国家典范，也就势所必然。由此可见国家领袖人物的偏好对于国家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一般特性与基本前提。
三、寻求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
无论是典范选择还是中国的现代转型，完全为领袖偏好所主导，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尽管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领袖偏好作为来源于政治人物自身的一种主观因素，还是十分易变和难以预测的。一旦某种变故的发生使得领袖的权威变得不可信赖，又或者领袖的个人偏好蜕化变质为领袖意愿的随意宣泄，仅仅依靠领袖偏好来主导的现代转型，便缺乏社会政治的基本理性支持，这也就使得社会政治生活缺乏可靠的动力以维持和改进国家的日常运作。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在主导典范选择和国家改革的过程中，应逐渐转变为与其他动力相结合的现代化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现代转型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获得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动力，从而既摆脱对于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的依赖，也逐步摆脱对领袖人物偏爱的外来经验的依赖，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毋庸赘言，要实现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不能仅仅依靠像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偏好这样单一的发展动力，而必须借助于领袖人物、政治行政体制与社会愿望等多重动力的相互牵制与共同作用。归结起来，构成多重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在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也应该主要考察：由这个三元结构编织而成的动力网络在新加坡怎样各司其职地发挥了它的功能。因此，我们不能试图复制或模仿典范国家的某种特定发展模式，而是着重学习这些典范国家是如何以特定的发展模式来达到自主发展的目的。首先，市场提供的动力为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构建了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第二个基础是形成了一个基于交易关系的活跃的交往空间。这个空间是在摆脱了国家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之后才浮现出来的。前一个基础为自主的发展模式提供了物质资本，后一个基础则激活了在政府权力之外的创造物质资本的多种方式。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使一个追求发展目标的国家完整地具备这两个基础，才能为国家的自主发展注入活力。所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发展并完善市场经济便是中国在现代转型的首要任务。对于尚未腾飞的新加坡来说，开放市场、激活经济是一种绝处求生的必需手段。这基于新加坡一直奉行的一个简单原则：“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因为，“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换言之，尽管新加坡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但却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进行工商营运。中国的地域空间要远大于新加坡，人口数量也格外众多，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都不缺乏。因此，在发展模式上，中国理应比新加坡有着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区优势和特色来确定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需要向新加坡借鉴的东西，除了要有明确的市场发展定位和区域优势分析，以及其生存原则：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使国家更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还必须在国家发展基本模式上闯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道路。
其次，国家为自主发展模式所提供的动力，决定于对政府及其功能的恰当定位。在多元动力牵制的格局中，政府既不能是一个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家长，也不能是一个消极放任、冷漠无比的旁观者。政府必须扮演监督者、仲裁者和机会创造者的角色。针对中国的情况，政府在目前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应该腾出更多的权力空间，从而为市场和社会中各种活跃因素的自由作用创造更广阔的平台。中国人在此前已经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实践全能型政府及其功能的定位，开创了“以国家带动发展”的奇迹，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府定位会严重削弱国家发展的活力。因为它使市场和社会力量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让渡更多的权力空间绝对不意味着政府要全面退出人们的社会生活，反而要求政府必须实现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型，以保障稳定、公平和法治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权力就不应干预人们在市场和社会中构建起来的各种关系网络。若是每一种关系网络都存在政府权力干预的成分，多元的关系网络就会在政府权力的作用下变得单一化，而国家自主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就相应地由多元趋向单一，发展动力就会流失。要避免政府滥权的同时还要避免政府无能，为国家权力确立原则和界限就是必须完成的事情。这就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新加坡宪政建构的重要价值所在。在人们的印象中，新加坡之所以如此迅速地从第三世界一跃进入第二世界，是亚洲价值观赋予了政府强权以合法性，从而为新加坡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对于新加坡的成功来说，并不是一个强权政府简单而强制地引导的结果，即使是呈现强势的国家权力，其效率的高低，以及这个高效政府所创造的稳定政治局势，对于它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新加坡政府的强势是为了达到有效政府的目标而服务的方式。因此，有效政府是目的，而强势政府只是手段。当这种手段被历史证明了对于中国不再具有适用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借鉴有效政府作为目标的前提下更换实现目标的手段――把全能政府、集权政府转化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另外，亚洲价值观是以儒家价值为主体的，而在儒家传统中，并不鼓励以强权逼迫人们遵守秩序，更多地倡导以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说服人们听从权威。所以，亚洲价值观并不是直接赋予政府强权以合法性，而是通过强化人们对社会和传统的认同间接使政府权威的实施收到成效。
最后，三元结构中的“社会”一环能够平衡市场与国家、市场与个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自主空间，这使得社会成员不必完全依赖交易关系和统治关系来维续日常生活。这个自主的、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社会空间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更多地被看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一种结构，市场则是包含在市民社会中的一个要素。然而，市民社会与市场之间也应该存在必要的界限，从而在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时，才能相对独立地发挥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来保障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在新加坡的经验中，李光耀认为，要维持一个高水平和不断向上、向善发展的社会，需要一定的纪律、社会规范和秩序。他甚至认为要不惜使用强硬措施来更改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旧传统参见《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47―348页。经过时间的沉淀而形成的传统、风俗和道德规范是有助于保持市民社会具有自治能力的“制度”，但是，因应于时代变迁的需要，在强硬改变传统的外壳之下，李光耀强调要“说服人们接受好政策”参见《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167页。儒家传统中重视教化和秩序的价值观便是最好的说服工具。通过儒家价值观在社会中的渗透，政府的强硬政策转化为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强化了人们对权威的认同感，也通过这些道德规范为社会的自治能力提供了硬件支持。现代转型是一个不断面临曲折和波动的过程，只有建构一个具有自我维续和自我稳定能力的社会结构，才不至于让来自于政府和市场的各种波动威胁到人们的生活环境。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注重以教化方式换取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同，以及注重通过道德规范来营造良序社会的经验固然值得中国人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容许政府可以随意地把道德规范矫饰为揽权和滥权的幌子，大肆吞噬自治的社会空间，大肆吞噬本可以制约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社会力量。
其实，在现代转型中寻求自主的发展模式，包含了两重涵义：一是要结合自身的特色，走出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另一重含义是，要从国家内部自身意识到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性并付诸理性的考量和实践，而不总是要迫于外部的压力被动地走上发展的道路。在近代以来中国转型的曲折命运中，我们已经吸取了不少被动挨打的教训，只有在改革中更多地主动出击，才能对未来的发展模式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这才是自主发展的精髓所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试论新加坡模式的结构、效能和价值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核心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07JJD81015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毛寿龙赵虎吉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赵虎吉：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导言：问题与方法
发展模式，是指影响发展的主要要素之间形成稳定的内在联系，并且这些稳定的联系能够产生积极功能的某种状况或方式。新加坡模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它涉及基本价值观、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具有系统性、结构性特征。新加坡模式以明晰而系统的基本价值观为基础，由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家长式好政府、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结构等内容构成，这与西方的经济生活的自由主义、国家管理的分权主义、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不同，是亚洲式模式。新加坡模式成功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西方媒体称新加坡是“最富有和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是“伟大的小国”。那么，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是怎样构成的，他们之间怎样形成完整的系统？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新加坡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本国资源，成功地应对外部挑战的典范。那么，新加坡模式只是为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追赶发达国家，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而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还是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本土价值与外来价值结合而成的目的性价值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集权体制，还是分权体制？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都有力地证明，强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是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就是说，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强政府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个内在的必然联系究竟是什么？新加坡为什么能够形成强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有效应对外部的挑战而成功地启动和推进了现代化？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西方发展政治学以西方的价值为判断标准揭示政治发展的涵义。在经验层面，政治发展是指：等级型政治结构向平等型政治结构转换，自上而下的单向支配向相互制约和双向互动关系转换；人格化的政治权力向世俗化、制度化、程序化转换；社会成员的无参与或动员型参与向积极、主动型参与转换；国家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增强。在价值层面，政治发展意味着非民主政治价值向平等、自由、主权在民等政治价值转换。价值是我们事先的一种理解、选择和决定。制度是价值的外化，是价值的载体，而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发展的四个转换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价值获得确立的过程。然而，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设计图而展开，而形成了有限竞争与集权结合、家长式精英主义、一党优位等为基本特征的，与西方不同，与同属儒家文化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不同的新加坡式的政治模式。新加坡政治模式是政治发展某一特定阶段的状态，还是建立在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稳定的政治模式？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
关于新加坡模式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其成果甚丰。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特定领域的局部研究，如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廉政建设、教育理念及制度，等等。这些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大量研究为我们进行宏观层面的描述、说明、解释和判断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起点。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结构及其价值。
本文，以历史主义方法，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发展环境与发展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宏观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结构、效应及其价值。
一、新加坡模式的结构
西方民主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必要的“恶”。权力意味着命令与服从。命令与服从就是不平等，就是剥夺他人的自由，因此，权力是一种“恶”。然而，人类社会要建立和维持秩序，又离不开权力。因此，权力是必要的“恶”。任何权力必须监督和制约。不然，权力有可能变成绝对的“恶”。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前提是分散权力，把权力分散到不同机构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监督权力。第二，冲突和合作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可供分配的利益永远是有限的，而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则永远是无限的。因此，冲突是必然的。要建立和维持秩序，就必须规约人们的行为，使人们进行合作，使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行为在一定秩序内持续进行。第三，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体，人不可能总是理性。人有可能做出破坏秩序的行为。因此，要建立和维持秩序，就必须规约人的行为。法制、分权、竞争、制约、监督等就是这些理念演绎出来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层面，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以工商经济，特别是商业经济为主的。商业活动的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的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波，使人们形成较重的私有观念，他们重视个人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而没有形成为维护家族利益而形成的尊卑思想和等级关系蔡建、蔡宏：《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经济――兼论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经济价值观的比较》，《常熟高专学报》1999年第1期。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大致按上述逻辑展开。
二战后，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示范效应之下，学习，甚至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并启动了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历史进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获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为数不多。新加坡则不然。新加坡以儒学价值观为核心和基础，借鉴西方的一些价值和智慧，构建了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按自己的价值系统展开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内阁提出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白皮书将新加坡的基本价值系统表述为：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显然，这个基本价值系统与西方价值观显著不同，是以儒家传统为核心，吸收一部分西方价值而形成的。按照这个价值观，新加坡是一个家长制下的大家庭：政府是人民的家长，人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将自己的权利委托给政府；负责任的政府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人民作为家庭的成员服从家长的意志。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同，有效地支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而为建立和维持新加坡式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极其有效的文化支持，并且实现了家庭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和谐、协调，实现了正式制度与实际行为过程，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协调。
竞争是西方民主的核心要素。政治竞争有两种功能。一是利益代表功能。不同政党和不同候选人，各自以各自的方式综合选民的利益，形成选举公约，即对选民的承诺并互相竞争，由选民选择候选人和候选人的承诺。二是纠错功能。选举实际上是对前任执政党和当权者的全面评估和纠错的机制。新加坡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要素并吸收一些西方政治价值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家长式政府。而这个模式同样具备利益代表功能和纠错功能。家长式政府由以下几个基本要素构成。
第一，好政党。人民行动党有效地代表民众的利益并长期执政，而民众信赖执政党。长期执政带来了两个效能：一是战略与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二是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有效任用成为可能。这两个效能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人民行动党的信赖，强化了合法性基础。
第二，好政府。好政府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政府的能力。政府的能力首先是由行政权优位的权力安排来保障。二是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最重要的岗位任职。三是政府的廉洁。新加坡政府以各种手段保障了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四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
第三，有限竞争。在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人民行动党掌握着大部分政治资源，控制着大部分权力，形成了一党优位制。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并没有完全垄断所有权力资源，将一小部分政治资源让给了其他政党，形成了有限竞争机制，并且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以此构建了压力机制和纠错机制。
总之，新加坡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机制，政府有效地代表并不断实现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通过选举和媒体不断地评估和监督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和积极主动的纠错机制。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既保障了权力的集中和效率，同时又保障了纠错机制，这也许是新加坡政治模式最重要的创新。
新加坡构建了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国家主导与自由竞争、“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并存，形成了充满活力且又秩序井然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新加坡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并且出色地管理了宏观经济。
第一，自由经济。自由经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鼓励和扶持个人自由兴办企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对私人资本实行“资本资助计划”和“小型工业自主计划”。二是贸易自由化。除适度的贸易鼓励政策之外，基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三是价格自由。新加坡除少数公共领域，如公共汽车、出租汽车、铁路、通讯、邮政等特殊领域之外，所有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自由调节。四是金融自由。新加坡实行自由汇率和自由利率政策。
第二，政府主导产业方向。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新加坡在政府的主导和扶持之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和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子产业、化学工业、精密工程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以减免税、科技发展计划、政府直接参与大型项目投资等各种手段，有效地引导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三，政府积极推动企业对外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的经济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新加坡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种格局之下，政府适时地推出“区域资助计划”、“海外企业奖励奖”，引导企业向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一方面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
第四，政府积极扶持国内企业。新加坡经济起飞时，主要靠外资企业。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企业获得长足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适时地推出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国内企业向跨国企业发展。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资助的各种计划，如本地企业资助计划、产品开发协助计划、本地企业技术协助计划、全面业务发展战略、商业发展计划、创业发展计划，等等。二是参与投资项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鼓励和援助企业或该局与企业联合投资并促使联营项目成功。三是人力开发与吸纳人才。新加坡教育部专设工业培训局推行人力培训计划。此外，经济发展局也积极参与人力开发和培训以及人才引进。
在社会领域，新加坡构建了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结构。新加坡在共同价值观的引导之下构建了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共同体主义社会。
第一，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普及了共同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聘请国际上著名的儒学专家拟订儒家伦理教育大纲，在中小学开展《儒家伦理教育》，将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吸收西方合理主义价值而形成的新的核心价值观加以传授。1981年和1988年，新加坡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价值观大讨论。在此基础上，1991年国会通过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之后，新加坡以专家参与、学校传授、媒体弘扬、政府推动等方式，全方位地普及共同体价值观并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同。
第二，家长式政府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上文指出：新加坡打造了权力集中、能力高强、廉洁奉公的家长式政府。家长式政府极大地改善了民生，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了惠及全民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能力不平等有可能导致权利的不平等，而教育也许是让国民的能力尽可能趋于平等的唯一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平等。新加坡政府将国民生产总值约4%投入教育。2006年，教育开支仅次于国防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21%，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和私立学校都能享受政府补贴。此外，新加坡建构了由政府、法定机构、企业、社会团体、政党、军队等组成的多层次、多类别的职业培训网络，为国民提供了良好的职业培训机会并以此推动了充分就业。二是建构了惠及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以政府经营的中央公积金，成功地建构了医疗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目前，中央公积金制度惠及总人口的85%，就业人口的100%，有效解决了民众的后顾之忧。三是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政府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使85%的居民住进了政府的政府住屋，其中，93%的居民拥有住屋的产权，7%的低收入家庭租赁政府的廉价住屋，15%的高收入家庭住的是高档商品房梁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改善民生的措施及启示》，《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7期。
第三，以家庭为基础，构建了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在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中，家庭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根”。首先，家庭给后代提供生存环境。其次，家庭培养和教育后代。再次，家庭负责赡养老年人。
第四，家庭是培养亲情和基本行为规范的基础单位。稳定而和谐的家庭是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的基础。根壮才能固本，而壮根的关键在于孝道。新加坡构建孝道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的教育。新加坡中小学“好公民”德育教材涵盖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三十五个德目，并按个人、家庭、学校、邻居、国家、世界的层次逻辑递进。其中，家庭德目涵盖了“孝顺”的具体要求。二是社会的引导和宣扬。一方面，经常性地开展“礼貌月”、“孝敬周”等活动，大力宣扬“爱老、敬老、助老”的风尚，并表彰先进模范人物。三是政府的政策激励。政府以各种政策措施激励尽孝道并提供基本保障。比如，自1993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推出四个专门的“敬老保健金计划”，每次计划政府拨出5000万新加坡元，受惠人数达17万―18万人。政府推出“三代同堂花红”项目，让三代同堂的家庭享受纳税优惠政策，还可以享受优惠的住房价格和免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四是以立法方式将孝敬老人义务化。比如，于1994年制定了“赡养父母法案”。该法案规定：如被告子女未遵守该法案，法院判处罚款一万新加坡元或一年有期徒刑。1996年，根据该法新加坡设立了赡养父母仲裁法庭，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公民组成，地方法官担任主审江侠：《新加坡孝道教育特点及启示》，《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二、新加坡模式的效应
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现代技术和体制变革是后发展国家发展经济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现代技术方面，以开发国内的人力资源和从国外引进技术为关键，在体制变革方面，以形成竞争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格局为关键。这四个因素的长期良性互动，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经济发展不纯粹是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讲，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的过程”[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印金强等译：《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50―51页。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分析41个发展中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的假设是，在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政治组织和政府的施政能力。关于这一点，作为一名谦虚的经济学家，我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把它交给我的政治学同僚们。”[美]劳埃德・O。雷诺兹：《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扩展：1850―1980》，《经济文献杂志》第21卷第3期，1983年，第941―980页。新加坡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或经济总量的增长过程，而是整个社会的重组过程，政治是影响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进程最为关键的因素。
新加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中启动和推进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历史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发展环境主要是指国际环境。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后发展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可用“先进――落后”二元结构来描述，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水平则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先进――落后”二元结构使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特征及其特定的政治要求。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成功地适应了“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发展环境所导致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政治要求。
第一，现代化的追赶性与政治要求。这一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起点低，但有明确的追赶目标。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一方面为后发展国家带来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又为后发展国家带来发展机遇。其次，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进程主要不是创新过程，而是从发达国家那里采借现代性因素的过程，采借的是最新或较新的现代性因素，因此，有可能避免“黑暗中的探索”，缩短发展进程。再次，经济发展过程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对来自外部挑战的积极回应，是人为的、自觉地追赶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的行为。
追赶性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政治要求，即要由强大的政府自上而下地启动和主导发展进程。追赶性现代化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对来自外部的挑战的积极回应，有明确的追赶目标，要综合使用国力，以求效率最大化。这种过程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能有效地启动和主导。新加坡强有力的好政府成功地适应了这个政治要求。
第二，现代化的外源性与政治要求。外源性是指现代化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在国外。追赶性现代化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资金和技术在国外（特别是初期和中期阶段）。产品的大量出口，即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现代化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靠产品的低价格和经济因素之外的特殊条件。因社会经济组织的能力所限，在现代化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任务只能由政府来承担。资源配置，即如何将资金和技术有效地同生产过程相连接，也要由政府来完成。这就要求政府不仅是强大的政府，同时又必须是高质量的理性的政府。此外，政治稳定是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前提条件。任何外商都不愿在政治混乱的国家投资或转让技术。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以各种有效方式选拔、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并成功地吸引他们到政府任职。此外，人民行动党以各种方式保障了政府的廉正，保持了政府的高度自律，由此，新加坡政府成了强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满足了现代化的外源性所导致的各种政治要求。
第三，现代化的急剧性与政治要求。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短期内的急剧的变革过程，始终贯穿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解体与整合的矛盾运动。而这个过程并非是“新的来，旧的走”的单纯的和直线的“好事一起来”的过程，而是新旧交织在一起，交错在一起并进行博奕的极为复杂的过程。社会的整合水平、一体化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经常面临整合危机和一体化危机，政治稳定经常受到威胁。短期内的急剧的变革过程又必然导致一系列的不均衡发展，如增长与分配的不均衡、贫富的不均衡、产业间的不均衡、地区间的不均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不均衡，等等，这些不均衡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不满，进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在这个过程中，能否确保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政治稳定经常受到威胁的发展过程中，唯有强大而理性的政府才能确保政治稳定，以保证经济发展进程的有序推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时构建了本土价值与外来价值有机融合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且以学校传授、媒体弘扬、政府引导和鼓励等方式，将核心价值体系普及到全社会，成功地实现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以建立和维持了新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发展与分配的紧张关系，使国民及时享受到了发展成果，从根本上构筑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并有效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第四，现代化的动员性与政治要求。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动员社会、综合使用国力、有计划地推进发展进程的过程。首先，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人为地、自上而下地动员社会的过程。其次，是在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之下，由政府综合使用国力，以求效力最大化的过程。再次，政府直接介入并主导宏观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进程。计划是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手段。这个特征也有特定的政治要求。一是，强大的政府是制定和推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基本的前提条件。二是，政治权力的高度理性化是设计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并制定正确的发展计划的基本条件。三是，决策过程要科学化。
新加坡政府对各种资源的占有和控制、政府的精英化、政府的廉政与高度自律、人民行动党的高度组织化等因素，使新加坡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并使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有效驾驭和主导了整个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政党之间的有限竞争机制和媒体的批评监督机制，经常性地提醒，甚至迫使政府保持理性，由此形成了有效的纠错机制，及时避免了决策的重大失误。
第五，现代化的全面性与政治要求。全面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全方位的示范效应，后发展国家自觉或被迫地将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同时展开；二是，由于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期望与满足的矛盾。一方面，期望为发展提供动力，而另一方面，超前发展的，甚至是畸形发展的期望往往成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的潜在因素和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现代化的诸因素，如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的发展都将牵动其他所有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具有强大的能力，有效地驾驭和控制整个发展进程，使各项事业有序进行。
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发展任务与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之中。然而，“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的新加坡却有效地克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上述困境，始终有效驾御和控制了整个发展进程，保证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有序化。
如上所述，“先进――落后”二元结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追赶性、外源性、急剧性、全面性、计划性等特征。“弱社会”或“弱政府”无法启动和推进这样的现代化，而只能由“强国家”来承担这一重任。然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西方政治模式的示范效应，与“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发展环境对现代化的政治要求相冲突，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与现代化之间形成两难困境。特别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将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两大历史进程同时展开，使现代化的政治要求与民主化直接发生冲突，甚至二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然而，新加坡国内的“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为适应“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国际环境的政治要求提供了可能，使政府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有效地启动、推进、驾御和控制了现代化进程，使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新加坡成功地建构了自己的基本价值系统，并以基本价值系统成功地建构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效地支撑了其“强国家――弱社会”政治结构。
三、新加坡模式的价值
新加坡构建了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贯穿着独特的逻辑系统：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权利平等，但政治能力不平等；秩序先于自由；生存权、劳动权先于言论权和参与权；家庭、社会、国家先于个人；家长式的仁政德治与严厉的法制并行。新加坡以上述逻辑系统为基础构建了价值体系，并建构了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家长式政府和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完整的新加坡模式，而新加坡模式有效适应了“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国际环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由此，新加坡模式证明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和儒学的生命力，进而有力地证明了传统和发展的基本属性。
传统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具有遗传性、历史性和真理性。首先，传统具有遗传性。传统的传承是无法拒绝的，就像子女无法拒绝父母。其次，传统具有真理性。传承下来的是祖先们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因此，发展并不全是选择的结果，发展首先是继承的结果，是继承与创新结合的产物。发展更不是历史的断绝，而是历史的连续。再次，传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真理性是相对的，其适用范围受时空限制。因此，传统的继承必然是一种扬弃。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传统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地扬弃过时的因素，不断地吸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进而不断强化自身的生命力。这个过程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绝不是模仿。学习是借鉴他文明的先进因素，而模仿则是照抄照搬他文明。总之，发展是事物的内外因素冲突的结果；发展是不可逆向的变化过程；发展是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未来状态”得以不断实现的必然过程；发展是渐进的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连续，是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发展是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的结合。从纵向（历史）上讲，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连续，从横向（空间）上讲，发展是学习（而不是模仿）与创新的连续。
新加坡模式有力地说明了儒学必须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并大量吸收他文明的成果才能有效适应新的环境。当儒学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结合时，其价值倾向是消极的，未曾产生科技革命、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然而，当儒学面临市场经济、工业经济、现代科技和现代管理技术、民主与法制等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时，却产生了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模式。其中，现代市场经济是儒学与他文明相融合的媒介物和平台。市场经济的交换、平等、自由、竞争、规则等基本属性，是连接儒学权威主义传统政治价值与西方政治价值的媒介物。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几种价值倾向。首先，市场经济是交换的经济。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等经济生活中的各方是通过相互交换而连接在一起的利益整体。任何一种商品只有三方都接受，其价值才能得到实现。而商品的价值得到最终实现后，各方的利益方能获得实现。当然，对各方来说，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商品的价值得不到最终实现，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应属于自己的那份利益。因此，任何一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利益，都必须遵守为实现整体利益而签订的相互之间的契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利益交换的经济，也是相互合作的经济。其次，市场经济是自由交换的经济。买卖必须自由进行。如果，交易不是在自由地进行，而是由交易双方的本意之外的某种因素控制或支配，那么，这种交易无法持续维持。再次，市场经济是平等交换的经济。市场经济以等价交换的原则运行，排斥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干扰。再其次，市场经济是竞争地进行交换的经济。能力的大小等因素产生不同的竞争结果。无视能力、努力等因素，只追求同样的竞争结果，将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最后，市场经济是按严格的规则进行交换的经济。竞争越激烈，规则越要详尽而系统。就像交通规则是交通安全的根本前提一样。市场经济是二律背叛。一方面，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地进行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激烈竞争的经济，激烈的竞争极力排斥他人的利益，由此，极力破坏平等、自由、公平的竞争。因此，严密而系统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当市场中的各方自觉、严格遵守规则时，市场才能有效运行，而规则的权威性是各方自觉、严格遵守规则的前提。规则的权威来自规则的封闭性，即市场经济中的各方都必须处于规则的辐射范围之内。
市场经济的上述价值倾向，实际上又是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比如，经济上的交换关系要求政治上的交换，如公民与官员之间通过选举进行交换；公民之间、候选人之间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竞争必须以详尽而系统的规则来建立秩序等。
正是市场经济成为新加坡的儒家传统与西方价值的媒介物，使儒家文明得以辩证扬弃，成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进因素，并使儒家文明获得了新生。
新加坡模式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及发展模式，唤醒了亚洲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的觉醒。反映民意、实现民意、及时纠正错误，并把这些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而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则是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核心价值。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价值取决于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等基本要素之间的互动，以及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集团的价值倾向、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等因素。新加坡的实践证明：儒家文化是开
把新加坡称为亚洲的典范国家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作为20世纪80年代为人称道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与国家繁荣，使它成为能够让民众过上优质生活的理想处所；同时，新加坡作为亚洲价值观的实践国度，儒家文明与现代化进程、威权政治的紧密结合及其所带来的骄人政绩，使它的治国经验成为东亚政治领袖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们所偏爱的借鉴榜样。人们一度相信，新加坡所奉行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典范国家、新加坡经验之所以是成功经验的关键。然而，自从李光耀声称亚洲价值观已经“过时”，而以“透明”和“法治”为特点的“英国殖民地价值观”才是新加坡能够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法宝参见Forget what I said about‘Asian Values’，declares the sage of Singapor，By Michael Hirsh NEWSWEEK WEB EXCLUSIVE，Newsweek，January28，2001.，亚洲价值观的内涵开始面临挑战、质疑，甚至动摇。人们自然不会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但更有兴致去深入探究其凭借什么样的运作模式创造了一个自主、发展和良序的社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结合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审视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现代发展的关联关系，并寻求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是中国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
一、亚洲价值观脉络中的典范选择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迅速崛起。人们认为，她的崛起与其国家价值观具有密切关系，而人们将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维护、奉行和倡导的、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称做亚洲价值观。其主要内涵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的“共同价值观”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起源于中国二千多年前的、强调维护“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和“仁义礼智信”传统价值的儒家文明，在新加坡成功地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并发展出现代的形式，以至于形成了作为现代价值体系的“亚洲价值观”。
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与新加坡处在同一价值脉络当中，但以儒家文明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明却遭遇着多舛的命运。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国门，中国在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开始了漫长的现代转型过程。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使得中国人难以快速消化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文明和进步理念。加上面对列强的侵略，实现强国目标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也让中国人难以再像明代时期的对外交流那样，从容不迫地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有益的文化思想。随着国家的“天下体系”急速跌进“世界体系”，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也就总是处在一个急于向典范国家直接借鉴经验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有人提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但最终还是难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后，一心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现代果实，但却被袁世凯那样的人窃取国柄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7卷）之《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在中西古今之间，愈来愈显得局促不安。好在人们已经觉悟到只有进行典范选择、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政治经验和社会文化，中国才能在现代转变中有所突破。在这样的转变中，人们对儒家文明和儒家价值的认同感被严重削弱。
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大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崇尚，从“全盘西化”之论可见一斑。这使中国传统价值，尤其是儒家价值观受到了摧毁性的冲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其与中国共产党建构的国家体系结合起来并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时，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流行就更是无法阻挡。这一趋势延伸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一边倒地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模式照搬照抄，同时大力推行“破四旧”。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径直把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负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儒家文明的现代价值被人为地抹杀得干干净净。
经历了持续的、“有破无立”的动荡与革命之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陷入了一个重新确定国家发展典范的焦灼与迷失的困局当中。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在晚清民国经历了一边倒学习西方的挫折、在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失败，要开启新一轮现代化，究竟该主要借鉴，甚至模仿谁的问题是一个全无把握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价值却“花果飘零”而难以“灵根自植”唐君毅：《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摘自唐氏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为一个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却面临一个可怕的停滞不前局面。当改革设计者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长期徘徊在各种外国供给的现代模式且疏离传统的中国，似乎很难确认“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的答案。后革命的中国，在寻找现代典范多次失败的打击之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仅“中国近代以来儒家文化的厄运和现代化进程的挫折”《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第30页。使得中国自身难以“为儒家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合提供典型的范例”同上。而且对于应选取哪个现代国家作为典范来借鉴，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行之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初期的国人似乎也是毫无头绪的。可以说，不断的革命使儒家价值与现代文明在中国被放置到了相互对峙的位置上，两者有效结合的土壤显得严重贫瘠。
恰当此时，与中华文明有着深厚渊源，甚至是人们视为儒家文化圈一分子的新加坡，依靠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高效权威的政治运作跻身于亚洲国家发展水平的前列，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与中国有着多重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使它成为一个对中国的现代转变来说具有典范性的国家：新加坡的发展是令中国人异常欣喜的现象，它为中国人期望尽快走出迷惘和低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新加坡政府对儒家价值观或亚洲价值观的维护、奉行和倡导以及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通过研究新加坡对亚洲价值观的诠释，来反省、探究中华文明或儒家文明的当代价值和未来前景”同上。在人们的印象中，华裔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主政，成功地把儒家价值观贯穿于政治运作模式当中，在形成以家长式治理为特点的威权政治的同时，有效而迅速地推动了现代化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印象让承载着几千年儒家文明的、以威权和全能政治为政府主要运作模式的中国，顿时对新加坡萌生了血缘相同、文化同源，甚至是政治同本的难解情结。新加坡成为中国的发展典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实，如果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为现代化评价指标的话，除新加坡之外，在东亚、东南亚与中国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供中国参照的典范着实不少。如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韩国、中国台湾，等等。但若联系同源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中国现行的国体、政体来考虑的话，这些典范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就远不如新加坡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促使日本成功地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但构成日本人主要价值观的传统道德规范是源于日本神道教的武士道精神而不是儒家文明；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性质上相去甚远，中国政府必定不愿牺牲现行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以换取充满风险的现代化发展。同时，中国台湾、韩国在转型后的民主模式尚未发育完善，仍处在新生阶段，这种政治上的风险性也会直接波及经济领域。中国再难以承受得不偿失所带来的苦果，因而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改革模式始终抱有疑惑谨慎的态度。
于是，新加坡的成功使其成为中国内地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典范。邓小平在1978年与李光耀会面时，对新加坡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在这一会面之后，像《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国主流媒体都放弃了之前把新加坡称为“美帝资本主义走狗”的说法，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适合人们建立理想生活的花园城市。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实现的、最基本的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参阅《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第三十七章《邓小平时代》，http：//www。zaobao。com/special/smlee/smlee2000_37.html。。
在亚洲价值观的脉络中选择新加坡作为借鉴和学习的典范，对于面临现代化压力并有着巨大紧迫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从中可以快速获得发展启示的典范选择。但是典范选择不意味着全盘照搬和完全复制，典范选择也不意味着要放弃寻求国家自主的发展模式。如何定位选择的具体内容，即借鉴新加坡在哪一方面的经验――政治模式、经济模式还是以儒家价值观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应结合中国自身在哪一方面的优势消化吸收新加坡的经验？又应转化中国自身在哪些方面的做法？这些都是必须要审慎应对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执政党领袖的偏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领袖偏好主导典范选择
无论是儒家价值观还是威权政治模式，许多相似的因素使得中国人首选经济腾飞的新加坡作为借鉴与学习的典范。然而，无论这件事情显得多么“自然而然”，若缺乏了中国执政党领袖的登高一呼、明确号令，新加坡经验不会受到中国人的如此偏爱，也不会如此迅速地主导中国改革的宏观决策。可见，领袖的偏好主导了典范的选择。中共领袖代不乏人，对于新加坡经验不仅赞赏有加，而且明确表达了追随和超越的愿望。其中典型的人物包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国务院前总理朱�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在公开场合高调地表达了自己对新加坡经验的特殊偏爱，使得新加坡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取法对象。
邓小平在1978年访新时就对新加坡发展予以高度赞赏。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他又特别提到：“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摘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在时隔8年之后的1999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率团前往新加坡考察学习。回国后把新加坡的政府组屋政策演变为廉租房政策，首先在上海进行试点实践，继而尝试在全国范围推广。如今，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团再次考察新加坡，并公开表示：“广东过去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因此广东现在想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广东的路子，最后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先进城市。”参见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的谈话。
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他更强调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是要继承邓小平的遗愿，是为了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同上。
同是对新加坡进行典范选择，处于不同时期、面临不同改革问题的三位党政领导人，对新加坡经验的偏好有着各自的施政针对性。尽管领袖偏好是一种主观的因素，但并不是随意而盲目的，而是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性所催生的产物。因此，根据三位领导人对新加坡经验的各自偏好，可以把中国的现代转型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仿效新加坡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到1992年，处于改革初期的中国把改革重点放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成熟完善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环境的约束，经济体制的初步转型不仅带来了高通胀和迅速的贫富分化，还滋生了以权力寻租获得暴富机会的腐败土壤，从而间接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爆发。执政党在当时以强硬的手段平息了这场动乱。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对新加坡“管得严”的“社会秩序”表示高度的赞同，其实就是对“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在1989年2月26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页。这种思路的延续。由此确立了以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谐来保障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的转型框架，这也是对李光耀“政治不容讨价还价”、“说服人民接受强硬措施”李光耀：《政治不容讨价还价》，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集团、联邦出版社1994版，第200，203―205页。的直接借鉴。而儒家价值观传统所提倡的对家长式权威的绝对服从，为这种强硬保守的政治思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搭建起保守的政治模式、逐步实现经济市场化的转型框架以后，中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引导的现代转型的第二个阶段：1992―2000年。其间，执政党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放到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具体政策领域，试图以适当的经济政策转移民众对宏观政治体制问题的过分关注。因此，进行政策转型和政策学习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国务院前总理朱�基在1999年考察了新加坡的建屋局和大巴窑组屋区，进一步了解了新加坡在发展普通居民住宅区方面的成功做法，并在回国后借鉴了这种组屋制度，发展出中国的廉租房制度。而在九年前朱�基还在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时候所实践并推广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其实也是来自于对新加坡经验的直接借鉴。可见，这一阶段的转型目标主要就是以具体政策的实施为老百姓带来更多提高生活质量的实惠和好处，而避免人们纠缠改革的战略、方向、意识形态等宏大问题。
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至今），是一个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后现代的问题就已显露的尴尬阶段。于是，对现代性及其前景进行查漏补缺式的考量、进一步完善实现现代转型的各种配套机制，是这一阶段转型的主要任务。汪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至今最受外界关注的“大动作”，莫过于对珠三角地区进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失衡的典型体现。它预示着在税收政策和劳工政策迫于“正义和公平”的压力作出调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此前仅仅依赖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原材料供给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现出严重缺点；同时，依靠外资外贸这一“大进大出、两头在外”驱动的产业经济模式，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发展优势。若不及时做出调整，不说GDP的产出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抗击国际经济震荡的能力会非常之低，从而极大制约广东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与稳定发展。汪洋提出广东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就是因为“我们（广东）现在面对新的矛盾、新的挑战时，也有必要去学习”。他说，“经我了解，新加坡几十年来也有几次产业结构升级，是怎么做的？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参见汪洋在2008年8月29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的谈话。http：//www。21cn。com/weekly/domestic/2008/09/01/5139596.shtml。。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的典范选择中，领袖偏好的形成，源于要为中国确立最具适用性的现代转型榜样，那么在第三个阶段中，领袖偏好的形成则源于要为中国寻求保持现代化进程得以良性发展的动力。正如汪洋指出的那样：“我们和新加坡意识形态不一样，但执政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我们都是一党独大，都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政府永远保持这种热情？始终有这种效率？我感到我们那儿好像要不停‘抽抽鞭子’，没有这种持续的动力。”
摘自明永昌：《汪洋考察新加坡最关注政府如何保持高效》，《联合早报》2008年9月16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ngapore/pages4/sg_cn080916.shtml。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是领袖偏好而不是其他人的偏好或者其他因素主导了中国发展的典范选择及其内容定位，与中国是一个后威权体制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1978年的中国威权体制，缺乏民主政权所具有的一种制度内核――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主要官员、动员人口中的大多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因此政策动员能力势必受到限制。亨廷顿将中国划归威权政体中的一党体制类型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9页。这一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国家的强控。威权体制中的执政党通过对权力的集中和垄断来实现对党派竞争的全面压制，从而执政党的党内精英凭借着全能的绝对权力来决定国家的制度模式、发展模式、政策的定位、走向和运行模式。在威权体制中，政治领袖对于国家政策的偏好会通过组织严密而广泛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自上而下地灌输到群众的思想当中。由于权力的高度垄断决定了对信息和资源的垄断，在公开场合表述的领袖偏好成为人们明确国家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的主要依据。再加上意识形态宣传的修辞作用，威权政体中的领袖偏好更多地以一种信心保证的方式受到广泛的信任和拥护。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威权体制已经大大松动，但国家的基本体制并没有相应的结构调整，因此国家动员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引导性力量。于是，领袖偏好作为一种动力推动国人对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进行典范选择，而且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政治领袖人物主导国家走向的新加坡作为被中国人选择的国家典范，也就势所必然。由此可见国家领袖人物的偏好对于国家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一般特性与基本前提。
三、寻求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
无论是典范选择还是中国的现代转型，完全为领袖偏好所主导，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尽管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领袖偏好作为来源于政治人物自身的一种主观因素，还是十分易变和难以预测的。一旦某种变故的发生使得领袖的权威变得不可信赖，又或者领袖的个人偏好蜕化变质为领袖意愿的随意宣泄，仅仅依靠领袖偏好来主导的现代转型，便缺乏社会政治的基本理性支持，这也就使得社会政治生活缺乏可靠的动力以维持和改进国家的日常运作。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在主导典范选择和国家改革的过程中，应逐渐转变为与其他动力相结合的现代化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现代转型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获得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动力，从而既摆脱对于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的依赖，也逐步摆脱对领袖人物偏爱的外来经验的依赖，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毋庸赘言，要实现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不能仅仅依靠像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偏好这样单一的发展动力，而必须借助于领袖人物、政治行政体制与社会愿望等多重动力的相互牵制与共同作用。归结起来，构成多重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在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也应该主要考察：由这个三元结构编织而成的动力网络在新加坡怎样各司其职地发挥了它的功能。因此，我们不能试图复制或模仿典范国家的某种特定发展模式，而是着重学习这些典范国家是如何以特定的发展模式来达到自主发展的目的。首先，市场提供的动力为自主的国家发展模式构建了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第二个基础是形成了一个基于交易关系的活跃的交往空间。这个空间是在摆脱了国家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之后才浮现出来的。前一个基础为自主的发展模式提供了物质资本，后一个基础则激活了在政府权力之外的创造物质资本的多种方式。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使一个追求发展目标的国家完整地具备这两个基础，才能为国家的自主发展注入活力。所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发展并完善市场经济便是中国在现代转型的首要任务。对于尚未腾飞的新加坡来说，开放市场、激活经济是一种绝处求生的必需手段。这基于新加坡一直奉行的一个简单原则：“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因为，“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换言之，尽管新加坡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但却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进行工商营运。中国的地域空间要远大于新加坡，人口数量也格外众多，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都不缺乏。因此，在发展模式上，中国理应比新加坡有着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区优势和特色来确定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需要向新加坡借鉴的东西，除了要有明确的市场发展定位和区域优势分析，以及其生存原则：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使国家更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还必须在国家发展基本模式上闯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道路。
其次，国家为自主发展模式所提供的动力，决定于对政府及其功能的恰当定位。在多元动力牵制的格局中，政府既不能是一个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家长，也不能是一个消极放任、冷漠无比的旁观者。政府必须扮演监督者、仲裁者和机会创造者的角色。针对中国的情况，政府在目前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应该腾出更多的权力空间，从而为市场和社会中各种活跃因素的自由作用创造更广阔的平台。中国人在此前已经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实践全能型政府及其功能的定位，开创了“以国家带动发展”的奇迹，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府定位会严重削弱国家发展的活力。因为它使市场和社会力量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让渡更多的权力空间绝对不意味着政府要全面退出人们的社会生活，反而要求政府必须实现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型，以保障稳定、公平和法治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权力就不应干预人们在市场和社会中构建起来的各种关系网络。若是每一种关系网络都存在政府权力干预的成分，多元的关系网络就会在政府权力的作用下变得单一化，而国家自主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就相应地由多元趋向单一，发展动力就会流失。要避免政府滥权的同时还要避免政府无能，为国家权力确立原则和界限就是必须完成的事情。这就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新加坡宪政建构的重要价值所在。在人们的印象中，新加坡之所以如此迅速地从第三世界一跃进入第二世界，是亚洲价值观赋予了政府强权以合法性，从而为新加坡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对于新加坡的成功来说，并不是一个强权政府简单而强制地引导的结果，即使是呈现强势的国家权力，其效率的高低，以及这个高效政府所创造的稳定政治局势，对于它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新加坡政府的强势是为了达到有效政府的目标而服务的方式。因此，有效政府是目的，而强势政府只是手段。当这种手段被历史证明了对于中国不再具有适用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借鉴有效政府作为目标的前提下更换实现目标的手段――把全能政府、集权政府转化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另外，亚洲价值观是以儒家价值为主体的，而在儒家传统中，并不鼓励以强权逼迫人们遵守秩序，更多地倡导以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说服人们听从权威。所以，亚洲价值观并不是直接赋予政府强权以合法性，而是通过强化人们对社会和传统的认同间接使政府权威的实施收到成效。
最后，三元结构中的“社会”一环能够平衡市场与国家、市场与个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自主空间，这使得社会成员不必完全依赖交易关系和统治关系来维续日常生活。这个自主的、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社会空间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更多地被看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一种结构，市场则是包含在市民社会中的一个要素。然而，市民社会与市场之间也应该存在必要的界限，从而在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时，才能相对独立地发挥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来保障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在新加坡的经验中，李光耀认为，要维持一个高水平和不断向上、向善发展的社会，需要一定的纪律、社会规范和秩序。他甚至认为要不惜使用强硬措施来更改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旧传统参见《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347―348页。经过时间的沉淀而形成的传统、风俗和道德规范是有助于保持市民社会具有自治能力的“制度”，但是，因应于时代变迁的需要，在强硬改变传统的外壳之下，李光耀强调要“说服人们接受好政策”参见《李光耀40年政论选》，第167页。儒家传统中重视教化和秩序的价值观便是最好的说服工具。通过儒家价值观在社会中的渗透，政府的强硬政策转化为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强化了人们对权威的认同感，也通过这些道德规范为社会的自治能力提供了硬件支持。现代转型是一个不断面临曲折和波动的过程，只有建构一个具有自我维续和自我稳定能力的社会结构，才不至于让来自于政府和市场的各种波动威胁到人们的生活环境。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注重以教化方式换取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同，以及注重通过道德规范来营造良序社会的经验固然值得中国人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容许政府可以随意地把道德规范矫饰为揽权和滥权的幌子，大肆吞噬自治的社会空间，大肆吞噬本可以制约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社会力量。
其实，在现代转型中寻求自主的发展模式，包含了两重涵义：一是要结合自身的特色，走出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另一重含义是，要从国家内部自身意识到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性并付诸理性的考量和实践，而不总是要迫于外部的压力被动地走上发展的道路。在近代以来中国转型的曲折命运中，我们已经吸取了不少被动挨打的教训，只有在改革中更多地主动出击，才能对未来的发展模式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这才是自主发展的精髓所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试论新加坡模式的结构、效能和价值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核心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07JJD81015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毛寿龙赵虎吉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赵虎吉：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导言：问题与方法
发展模式，是指影响发展的主要要素之间形成稳定的内在联系，并且这些稳定的联系能够产生积极功能的某种状况或方式。新加坡模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它涉及基本价值观、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具有系统性、结构性特征。新加坡模式以明晰而系统的基本价值观为基础，由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家长式好政府、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结构等内容构成，这与西方的经济生活的自由主义、国家管理的分权主义、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不同，是亚洲式模式。新加坡模式成功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西方媒体称新加坡是“最富有和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是“伟大的小国”。那么，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是怎样构成的，他们之间怎样形成完整的系统？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新加坡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本国资源，成功地应对外部挑战的典范。那么，新加坡模式只是为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追赶发达国家，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而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还是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本土价值与外来价值结合而成的目的性价值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集权体制，还是分权体制？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都有力地证明，强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是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就是说，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强政府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个内在的必然联系究竟是什么？新加坡为什么能够形成强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有效应对外部的挑战而成功地启动和推进了现代化？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西方发展政治学以西方的价值为判断标准揭示政治发展的涵义。在经验层面，政治发展是指：等级型政治结构向平等型政治结构转换，自上而下的单向支配向相互制约和双向互动关系转换；人格化的政治权力向世俗化、制度化、程序化转换；社会成员的无参与或动员型参与向积极、主动型参与转换；国家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增强。在价值层面，政治发展意味着非民主政治价值向平等、自由、主权在民等政治价值转换。价值是我们事先的一种理解、选择和决定。制度是价值的外化，是价值的载体，而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发展的四个转换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价值获得确立的过程。然而，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设计图而展开，而形成了有限竞争与集权结合、家长式精英主义、一党优位等为基本特征的，与西方不同，与同属儒家文化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不同的新加坡式的政治模式。新加坡政治模式是政治发展某一特定阶段的状态，还是建立在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稳定的政治模式？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
关于新加坡模式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其成果甚丰。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特定领域的局部研究，如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廉政建设、教育理念及制度，等等。这些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大量研究为我们进行宏观层面的描述、说明、解释和判断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起点。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结构及其价值。
本文，以历史主义方法，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发展环境与发展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宏观考察新加坡模式的结构、效应及其价值。
一、新加坡模式的结构
西方民主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必要的“恶”。权力意味着命令与服从。命令与服从就是不平等，就是剥夺他人的自由，因此，权力是一种“恶”。然而，人类社会要建立和维持秩序，又离不开权力。因此，权力是必要的“恶”。任何权力必须监督和制约。不然，权力有可能变成绝对的“恶”。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前提是分散权力，把权力分散到不同机构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监督权力。第二，冲突和合作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可供分配的利益永远是有限的，而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则永远是无限的。因此，冲突是必然的。要建立和维持秩序，就必须规约人们的行为，使人们进行合作，使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行为在一定秩序内持续进行。第三，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体，人不可能总是理性。人有可能做出破坏秩序的行为。因此，要建立和维持秩序，就必须规约人的行为。法制、分权、竞争、制约、监督等就是这些理念演绎出来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层面，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以工商经济，特别是商业经济为主的。商业活动的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的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波，使人们形成较重的私有观念，他们重视个人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而没有形成为维护家族利益而形成的尊卑思想和等级关系蔡建、蔡宏：《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经济――兼论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经济价值观的比较》，《常熟高专学报》1999年第1期。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大致按上述逻辑展开。
二战后，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示范效应之下，学习，甚至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并启动了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历史进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获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为数不多。新加坡则不然。新加坡以儒学价值观为核心和基础，借鉴西方的一些价值和智慧，构建了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按自己的价值系统展开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内阁提出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白皮书将新加坡的基本价值系统表述为：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显然，这个基本价值系统与西方价值观显著不同，是以儒家传统为核心，吸收一部分西方价值而形成的。按照这个价值观，新加坡是一个家长制下的大家庭：政府是人民的家长，人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将自己的权利委托给政府；负责任的政府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人民作为家庭的成员服从家长的意志。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同，有效地支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而为建立和维持新加坡式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极其有效的文化支持，并且实现了家庭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和谐、协调，实现了正式制度与实际行为过程，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协调。
竞争是西方民主的核心要素。政治竞争有两种功能。一是利益代表功能。不同政党和不同候选人，各自以各自的方式综合选民的利益，形成选举公约，即对选民的承诺并互相竞争，由选民选择候选人和候选人的承诺。二是纠错功能。选举实际上是对前任执政党和当权者的全面评估和纠错的机制。新加坡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要素并吸收一些西方政治价值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家长式政府。而这个模式同样具备利益代表功能和纠错功能。家长式政府由以下几个基本要素构成。
第一，好政党。人民行动党有效地代表民众的利益并长期执政，而民众信赖执政党。长期执政带来了两个效能：一是战略与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二是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有效任用成为可能。这两个效能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人民行动党的信赖，强化了合法性基础。
第二，好政府。好政府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政府的能力。政府的能力首先是由行政权优位的权力安排来保障。二是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最重要的岗位任职。三是政府的廉洁。新加坡政府以各种手段保障了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四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
第三，有限竞争。在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人民行动党掌握着大部分政治资源，控制着大部分权力，形成了一党优位制。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并没有完全垄断所有权力资源，将一小部分政治资源让给了其他政党，形成了有限竞争机制，并且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以此构建了压力机制和纠错机制。
总之，新加坡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机制，政府有效地代表并不断实现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通过选举和媒体不断地评估和监督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和积极主动的纠错机制。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既保障了权力的集中和效率，同时又保障了纠错机制，这也许是新加坡政治模式最重要的创新。
新加坡构建了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国家主导与自由竞争、“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并存，形成了充满活力且又秩序井然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新加坡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并且出色地管理了宏观经济。
第一，自由经济。自由经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鼓励和扶持个人自由兴办企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对私人资本实行“资本资助计划”和“小型工业自主计划”。二是贸易自由化。除适度的贸易鼓励政策之外，基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三是价格自由。新加坡除少数公共领域，如公共汽车、出租汽车、铁路、通讯、邮政等特殊领域之外，所有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自由调节。四是金融自由。新加坡实行自由汇率和自由利率政策。
第二，政府主导产业方向。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新加坡在政府的主导和扶持之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和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子产业、化学工业、精密工程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以减免税、科技发展计划、政府直接参与大型项目投资等各种手段，有效地引导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三，政府积极推动企业对外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的经济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新加坡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种格局之下，政府适时地推出“区域资助计划”、“海外企业奖励奖”，引导企业向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一方面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
第四，政府积极扶持国内企业。新加坡经济起飞时，主要靠外资企业。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企业获得长足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适时地推出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国内企业向跨国企业发展。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资助的各种计划，如本地企业资助计划、产品开发协助计划、本地企业技术协助计划、全面业务发展战略、商业发展计划、创业发展计划，等等。二是参与投资项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鼓励和援助企业或该局与企业联合投资并促使联营项目成功。三是人力开发与吸纳人才。新加坡教育部专设工业培训局推行人力培训计划。此外，经济发展局也积极参与人力开发和培训以及人才引进。
在社会领域，新加坡构建了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结构。新加坡在共同价值观的引导之下构建了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共同体主义社会。
第一，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普及了共同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聘请国际上著名的儒学专家拟订儒家伦理教育大纲，在中小学开展《儒家伦理教育》，将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吸收西方合理主义价值而形成的新的核心价值观加以传授。1981年和1988年，新加坡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价值观大讨论。在此基础上，1991年国会通过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之后，新加坡以专家参与、学校传授、媒体弘扬、政府推动等方式，全方位地普及共同体价值观并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同。
第二，家长式政府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上文指出：新加坡打造了权力集中、能力高强、廉洁奉公的家长式政府。家长式政府极大地改善了民生，真正做到了造福人民和保护人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了惠及全民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能力不平等有可能导致权利的不平等，而教育也许是让国民的能力尽可能趋于平等的唯一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平等。新加坡政府将国民生产总值约4%投入教育。2006年，教育开支仅次于国防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21%，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和私立学校都能享受政府补贴。此外，新加坡建构了由政府、法定机构、企业、社会团体、政党、军队等组成的多层次、多类别的职业培训网络，为国民提供了良好的职业培训机会并以此推动了充分就业。二是建构了惠及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以政府经营的中央公积金，成功地建构了医疗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目前，中央公积金制度惠及总人口的85%，就业人口的100%，有效解决了民众的后顾之忧。三是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政府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使85%的居民住进了政府的政府住屋，其中，93%的居民拥有住屋的产权，7%的低收入家庭租赁政府的廉价住屋，15%的高收入家庭住的是高档商品房梁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改善民生的措施及启示》，《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7期。
第三，以家庭为基础，构建了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在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中，家庭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根”。首先，家庭给后代提供生存环境。其次，家庭培养和教育后代。再次，家庭负责赡养老年人。
第四，家庭是培养亲情和基本行为规范的基础单位。稳定而和谐的家庭是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的基础。根壮才能固本，而壮根的关键在于孝道。新加坡构建孝道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的教育。新加坡中小学“好公民”德育教材涵盖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三十五个德目，并按个人、家庭、学校、邻居、国家、世界的层次逻辑递进。其中，家庭德目涵盖了“孝顺”的具体要求。二是社会的引导和宣扬。一方面，经常性地开展“礼貌月”、“孝敬周”等活动，大力宣扬“爱老、敬老、助老”的风尚，并表彰先进模范人物。三是政府的政策激励。政府以各种政策措施激励尽孝道并提供基本保障。比如，自1993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推出四个专门的“敬老保健金计划”，每次计划政府拨出5000万新加坡元，受惠人数达17万―18万人。政府推出“三代同堂花红”项目，让三代同堂的家庭享受纳税优惠政策，还可以享受优惠的住房价格和免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四是以立法方式将孝敬老人义务化。比如，于1994年制定了“赡养父母法案”。该法案规定：如被告子女未遵守该法案，法院判处罚款一万新加坡元或一年有期徒刑。1996年，根据该法新加坡设立了赡养父母仲裁法庭，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公民组成，地方法官担任主审江侠：《新加坡孝道教育特点及启示》，《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二、新加坡模式的效应
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现代技术和体制变革是后发展国家发展经济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现代技术方面，以开发国内的人力资源和从国外引进技术为关键，在体制变革方面，以形成竞争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格局为关键。这四个因素的长期良性互动，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经济发展不纯粹是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讲，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的过程”[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印金强等译：《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50―51页。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分析41个发展中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的假设是，在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解释性变量是政治组织和政府的施政能力。关于这一点，作为一名谦虚的经济学家，我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把它交给我的政治学同僚们。”[美]劳埃德・O。雷诺兹：《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扩展：1850―1980》，《经济文献杂志》第21卷第3期，1983年，第941―980页。新加坡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或经济总量的增长过程，而是整个社会的重组过程，政治是影响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进程最为关键的因素。
新加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中启动和推进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历史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发展环境主要是指国际环境。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后发展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可用“先进――落后”二元结构来描述，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水平则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先进――落后”二元结构使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特征及其特定的政治要求。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成功地适应了“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发展环境所导致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政治要求。
第一，现代化的追赶性与政治要求。这一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起点低，但有明确的追赶目标。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一方面为后发展国家带来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又为后发展国家带来发展机遇。其次，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进程主要不是创新过程，而是从发达国家那里采借现代性因素的过程，采借的是最新或较新的现代性因素，因此，有可能避免“黑暗中的探索”，缩短发展进程。再次，经济发展过程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对来自外部挑战的积极回应，是人为的、自觉地追赶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的行为。
追赶性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政治要求，即要由强大的政府自上而下地启动和主导发展进程。追赶性现代化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对来自外部的挑战的积极回应，有明确的追赶目标，要综合使用国力，以求效率最大化。这种过程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能有效地启动和主导。新加坡强有力的好政府成功地适应了这个政治要求。
第二，现代化的外源性与政治要求。外源性是指现代化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在国外。追赶性现代化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资金和技术在国外（特别是初期和中期阶段）。产品的大量出口，即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现代化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靠产品的低价格和经济因素之外的特殊条件。因社会经济组织的能力所限，在现代化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任务只能由政府来承担。资源配置，即如何将资金和技术有效地同生产过程相连接，也要由政府来完成。这就要求政府不仅是强大的政府，同时又必须是高质量的理性的政府。此外，政治稳定是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前提条件。任何外商都不愿在政治混乱的国家投资或转让技术。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以各种有效方式选拔、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并成功地吸引他们到政府任职。此外，人民行动党以各种方式保障了政府的廉正，保持了政府的高度自律，由此，新加坡政府成了强有力而高效率的政府，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满足了现代化的外源性所导致的各种政治要求。
第三，现代化的急剧性与政治要求。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短期内的急剧的变革过程，始终贯穿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解体与整合的矛盾运动。而这个过程并非是“新的来，旧的走”的单纯的和直线的“好事一起来”的过程，而是新旧交织在一起，交错在一起并进行博奕的极为复杂的过程。社会的整合水平、一体化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经常面临整合危机和一体化危机，政治稳定经常受到威胁。短期内的急剧的变革过程又必然导致一系列的不均衡发展，如增长与分配的不均衡、贫富的不均衡、产业间的不均衡、地区间的不均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不均衡，等等，这些不均衡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不满，进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在这个过程中，能否确保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政治稳定经常受到威胁的发展过程中，唯有强大而理性的政府才能确保政治稳定，以保证经济发展进程的有序推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时构建了本土价值与外来价值有机融合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且以学校传授、媒体弘扬、政府引导和鼓励等方式，将核心价值体系普及到全社会，成功地实现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以建立和维持了新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发展与分配的紧张关系，使国民及时享受到了发展成果，从根本上构筑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并有效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第四，现代化的动员性与政治要求。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动员社会、综合使用国力、有计划地推进发展进程的过程。首先，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人为地、自上而下地动员社会的过程。其次，是在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之下，由政府综合使用国力，以求效力最大化的过程。再次，政府直接介入并主导宏观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进程。计划是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手段。这个特征也有特定的政治要求。一是，强大的政府是制定和推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基本的前提条件。二是，政治权力的高度理性化是设计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并制定正确的发展计划的基本条件。三是，决策过程要科学化。
新加坡政府对各种资源的占有和控制、政府的精英化、政府的廉政与高度自律、人民行动党的高度组织化等因素，使新加坡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并使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有效驾驭和主导了整个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政党之间的有限竞争机制和媒体的批评监督机制，经常性地提醒，甚至迫使政府保持理性，由此形成了有效的纠错机制，及时避免了决策的重大失误。
第五，现代化的全面性与政治要求。全面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全方位的示范效应，后发展国家自觉或被迫地将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同时展开；二是，由于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期望与满足的矛盾。一方面，期望为发展提供动力，而另一方面，超前发展的，甚至是畸形发展的期望往往成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的潜在因素和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现代化的诸因素，如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的发展都将牵动其他所有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具有强大的能力，有效地驾驭和控制整个发展进程，使各项事业有序进行。
发达国家全方位的示范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发展任务与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之中。然而，“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的新加坡却有效地克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上述困境，始终有效驾御和控制了整个发展进程，保证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有序化。
如上所述，“先进――落后”二元结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追赶性、外源性、急剧性、全面性、计划性等特征。“弱社会”或“弱政府”无法启动和推进这样的现代化，而只能由“强国家”来承担这一重任。然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西方政治模式的示范效应，与“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发展环境对现代化的政治要求相冲突，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与现代化之间形成两难困境。特别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将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两大历史进程同时展开，使现代化的政治要求与民主化直接发生冲突，甚至二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然而，新加坡国内的“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为适应“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国际环境的政治要求提供了可能，使政府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有效地启动、推进、驾御和控制了现代化进程，使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新加坡成功地建构了自己的基本价值系统，并以基本价值系统成功地建构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效地支撑了其“强国家――弱社会”政治结构。
三、新加坡模式的价值
新加坡构建了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贯穿着独特的逻辑系统：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权利平等，但政治能力不平等；秩序先于自由；生存权、劳动权先于言论权和参与权；家庭、社会、国家先于个人；家长式的仁政德治与严厉的法制并行。新加坡以上述逻辑系统为基础构建了价值体系，并建构了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家长式政府和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完整的新加坡模式，而新加坡模式有效适应了“先进――落后”二元结构国际环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由此，新加坡模式证明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和儒学的生命力，进而有力地证明了传统和发展的基本属性。
传统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具有遗传性、历史性和真理性。首先，传统具有遗传性。传统的传承是无法拒绝的，就像子女无法拒绝父母。其次，传统具有真理性。传承下来的是祖先们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因此，发展并不全是选择的结果，发展首先是继承的结果，是继承与创新结合的产物。发展更不是历史的断绝，而是历史的连续。再次，传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真理性是相对的，其适用范围受时空限制。因此，传统的继承必然是一种扬弃。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传统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地扬弃过时的因素，不断地吸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进而不断强化自身的生命力。这个过程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绝不是模仿。学习是借鉴他文明的先进因素，而模仿则是照抄照搬他文明。总之，发展是事物的内外因素冲突的结果；发展是不可逆向的变化过程；发展是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未来状态”得以不断实现的必然过程；发展是渐进的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连续，是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发展是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的结合。从纵向（历史）上讲，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连续，从横向（空间）上讲，发展是学习（而不是模仿）与创新的连续。
新加坡模式有力地说明了儒学必须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并大量吸收他文明的成果才能有效适应新的环境。当儒学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结合时，其价值倾向是消极的，未曾产生科技革命、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然而，当儒学面临市场经济、工业经济、现代科技和现代管理技术、民主与法制等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时，却产生了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模式。其中，现代市场经济是儒学与他文明相融合的媒介物和平台。市场经济的交换、平等、自由、竞争、规则等基本属性，是连接儒学权威主义传统政治价值与西方政治价值的媒介物。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几种价值倾向。首先，市场经济是交换的经济。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等经济生活中的各方是通过相互交换而连接在一起的利益整体。任何一种商品只有三方都接受，其价值才能得到实现。而商品的价值得到最终实现后，各方的利益方能获得实现。当然，对各方来说，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商品的价值得不到最终实现，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应属于自己的那份利益。因此，任何一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利益，都必须遵守为实现整体利益而签订的相互之间的契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利益交换的经济，也是相互合作的经济。其次，市场经济是自由交换的经济。买卖必须自由进行。如果，交易不是在自由地进行，而是由交易双方的本意之外的某种因素控制或支配，那么，这种交易无法持续维持。再次，市场经济是平等交换的经济。市场经济以等价交换的原则运行，排斥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干扰。再其次，市场经济是竞争地进行交换的经济。能力的大小等因素产生不同的竞争结果。无视能力、努力等因素，只追求同样的竞争结果，将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最后，市场经济是按严格的规则进行交换的经济。竞争越激烈，规则越要详尽而系统。就像交通规则是交通安全的根本前提一样。市场经济是二律背叛。一方面，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地进行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激烈竞争的经济，激烈的竞争极力排斥他人的利益，由此，极力破坏平等、自由、公平的竞争。因此，严密而系统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当市场中的各方自觉、严格遵守规则时，市场才能有效运行，而规则的权威性是各方自觉、严格遵守规则的前提。规则的权威来自规则的封闭性，即市场经济中的各方都必须处于规则的辐射范围之内。
市场经济的上述价值倾向，实际上又是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比如，经济上的交换关系要求政治上的交换，如公民与官员之间通过选举进行交换；公民之间、候选人之间在政治人格上的平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竞争必须以详尽而系统的规则来建立秩序等。
正是市场经济成为新加坡的儒家传统与西方价值的媒介物，使儒家文明得以辩证扬弃，成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进因素，并使儒家文明获得了新生。
新加坡模式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及发展模式，唤醒了亚洲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的觉醒。反映民意、实现民意、及时纠正错误，并把这些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而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则是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核心价值。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价值取决于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等基本要素之间的互动，以及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集团的价值倾向、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等因素。新加坡的实践证明：儒家文化是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