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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过程、特征与思考：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三十年
朱光磊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大幅减少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日益增多，农民内部已经分化出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乡村管理者等多个阶层，还有一部分转入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使工人阶级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白领工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企业经营者等不断发展扩大，他们与公务员、私营企业主等阶层一起使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与改革之前相比，现在的社会正走向多元、开放和富有弹性，大规模、高速度阶层分化、重组与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变化，已成为近30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容置疑的、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当然，社会分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有关政策的逐步调整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层层推进的；在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在阶层分化与重组的过程中，既有以“从身份到契约”为基本特征的这一进步性社会运动（英）梅恩在其《古代法》中说：“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恩格斯肯定了这一思路：“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也存在一些具有“身份+契约”色彩的阶层分化“副产品”；分化过程中凸显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等问题，更使得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变得愈发复杂。
目前，这一分化还没有结束，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还会有新的甚至是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化现象出现。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整个社会结构也在分化与重组中进一步走向整合。因此，总结30年来中国阶层分化的过程和特征，思考结构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对更为清晰地分析和把握今后社会进步的趋势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的三个阶段
（一）1979―1988年：剧烈分化的开始与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1.个体劳动者的数量高速增长并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
个体劳动者经历了一个从存在到消亡再到复苏的曲折发展过程。新中国建立时大约有1000万人，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有890多万人张鸿文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而1978年个体劳动者只剩下15万人。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后，个体经济开始缓慢复苏，1980年个体工商户达到40万，从业人员81万。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此后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全国个体户为1171万户，从业人员1776万人，是1978年的78倍。
个体劳动者的复苏1980年12月11日，在温州产生了新中国的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快速增长招来了各种非议和争论。长期受“左倾”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对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量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反应是惊愕、疑虑，甚至拒绝，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个体、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以及发展是否应该有“度”的争论。从1981年《人民日报》上关于个体户“雇工算不算剥削”的讨论陈处兮：《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到国务院颁发《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指出“个体户也是劳动者”和“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从1982年的芜湖“傻子瓜子”事件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再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个体劳动者一直如履薄冰，一些个体大户为了摆脱“政治”问题不惜用挂靠等方式带上“红帽子”。1987年中共中央对个体、私营经济确立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后，个体劳动者数量大增，1988年个体户达到1453万户，从业人员超过2300万。
这一时期民间对个体户也持不信任态度，认为“公有至上，个体私营不可靠”，甚至认为“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当时，个体劳动者属于高收入群体，是“万元户”的代表，而且客观上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不良现象，群众意见较大。一些媒体也有意识地贬低其形象。1989年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了360万“现象1980・第三辑（九）致富传奇”，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8月8日。
2.乡镇企业职工形成规模，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左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从80年代起，作为农村副业的“社队企业”在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援助的情况下开始了自我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开始转化。1984年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后，进入“四轮驱动”（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合作企业、个体企业）的发展黄金时代，职工人数也突飞猛进，1988年即已达到9495万人《中国统计年鉴（1989）》：“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及构成”。成功实现了从母体中分化。鉴于乡镇企业职工的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的双重属性，学术界普遍将其称之为“亦工亦农”阶层参见邹农俭：《亦工亦农阶层初论》，《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3期。
乡镇企业职工的迅速壮大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首先，乡镇企业职工的增加和日后相继转化为工人使1亿人左右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相关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从1980年到198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由1981年68.1%下降到1988年的59.3%《中国统计年鉴（2007）》：“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其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不仅缓解了城市的人口压力，更是衍生出了一条新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建设，直接带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浙一带小城镇迅速繁荣，可以说是小城镇建设的典型代表。最后，乡镇企业职工作为农民和市民的“中介”，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方面为缩小乃至填平城乡差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推动城镇经济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促进乡村民间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农民阶级开始分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同时，另一部分涌向城市转化为农民工。农民工闲时在城中打工，忙时回农村帮忙，成为往返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候鸟式“两栖人”。1985年中国农民工大概2000万左右，1988年已达6200万人，成为从农民阶级中孕育出来的另一新生阶层。
政策松动是农民分解的又一动力。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以经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自此，部分农民开始从事个体工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经营活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农村大量出现，1988年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已达到1600万此处数据是根据表1和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一些个体大户已经开始向私营企业转变。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农民的分化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
4.“两栖人”现象出现
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两栖人”现象。“两栖人”现象主要指一些社会成员兼跨两种（或多种）身份和阶层的现象。除了前述的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外，80年代的两栖人还有带薪下海的公务员和“官商”、“官倒”等。受市场经济吸引，一些体制内成员开始走向体制外，但又怕承担风险而选择了“停薪留职”、带薪下海形式，是为“第一波”两栖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政府官员（或提前退休的干部）以各种方式办实体的“官商”。据报道，1988年上海7000多家的“公司”和“咨询中心”中具备了“官商”特征的达122家，共有645名机关干部或离（退）休干部在这些企业中担任职务，有的还身居要职苏江洪等编：《中国“官倒”“私倒”纪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官倒”们则利用“价格双轨制”以计划价格获取计划内物资和以市场价格卖出来牟取暴利。据统计，1987年全社会各种物质、商品、外汇、贷款等的两轨差价总额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而“官倒”活动涉及的人数则在1万和10万之间，人均约积累几十万乃至数百万《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部分人以此为原始资本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有学者研究发现，1987―1988年注册的公司中，有45.5%的投资人注册前或注册期间的职业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李路路：《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5.贫富差距开始出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增加，城乡差距一度缩小；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农村和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有所拉大。在农村，差距主要表现为纯农户与工业户、兼业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万元户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差距意识。城市内部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突出体现是“脑体倒挂”。改革初期由于一次分配和教育、科研、机关等参与二次分配的机关、单位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差异，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相对较慢，而制造业和能源、金融等行业的收入水平提高较快，行业差距由此拉开。一份调查分析指出，1985年的脑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为――14%和――10%朱庆芳：《中国各阶层经济收入差距变化浅析》，《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3期。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就是对“脑体倒挂”的一种形象说法。
应该提出的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及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为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奠定了思想基础；阶层的剧烈分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冲击和解放了思想，尤其是关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几次大争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观念，人们不再笼统地用老观点去看待新事物和新问题。这为后来的经济发展、阶层分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二）1989―1998年：持续快速分化
1.农民阶级分化速度加快
这一时期农民阶级分化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乡镇企业职工或农民工，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达到1.2亿，1997年超过1.3亿；农民工则每年以5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1998年达到8900万。乡镇企业职工已经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农民工虽然和农村、农民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返乡的频率在减少，在外打工的时间越来越长。来自农村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也在大幅增加，1994年农村个体户已达1466万户，从业人员2550万人；私营企业主20万户，从业人员316万人。此外，村组干部和乡村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乡村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等）也逐渐与农业生产分离。
农民阶级加速分化的突出表现是农业人口数量的逐年减少及所占比例的持续降低。1989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为38914万，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为60.1%，1997年减少到34840万，比例为49.9%。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是一个质的突破。此后五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在50%左右徘徊，从2003年起持续下降，再无反弹。
2.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争议中快速成长
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企业主开始快速发展，但却引发了关于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的多次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个体、私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93年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23.8万户。但仍有不少私营企业主出于种种担心而选择了“带红帽子”（假公有，真私营，以村办企业、校办企业的名义或挂靠这些企业等）和“带小帽子”（已达到私营企业的标准却依旧保持个体户身份）。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还不长，采取变通措施有助于缓解私营企业投资人面临的种种社会压力。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之后，个体、私营经济才开始快速发展，1998年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20万户，从业人员1709万，私营企业主阶层开始壮大。
3.贫富差距显性化并扩大到全社会
9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幅开始减缓，1994年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开始下降，城乡差距显著拉大。1995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2.57：1；而消费差距在1994年就扩大到3倍以上。同一时期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也逐渐扩大。1990至1995年西部GDP占全国比重基本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虽然1995年以后平均下降速度有所减缓，但是总趋势依旧此处数据来自《五年大开发西部离东部还有多远？》，中国网，2005年3月9日。东中西部人均GDP也由1989年的1：0.64：0.55扩大到1998年的1：0.55：0.42.90年代末期中部地区开始出现“塌陷”现象――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与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小。
城乡内部各自差距也在拉大。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在1990―1995年间上升迅速，表明这一时期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迅速拉大。1995年以后城镇内部差距虽仍在拉大但速度明显减缓，农村内部差距则有了一定的下降（这和该时期农民工数量增加并往家寄钱有一定关系）。1998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30；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33.至于此时全国性的基尼系数，有研究表明早已达到0.37何娅：《基尼系数：城乡历史政策的解构》，《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4期。
（三）1999―2008年：在分化中走向整合
1.农民阶级进一步分化，工人阶级走向一体化
随着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的下降和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进一步分化。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阶层中去。2003年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亿，随后仍以每年600万―800万的数量增加徐京跃：《让农民工共享温煦的阳光》，2006年3月9日，《人民日报》。目前粗略估计农民工有可能已经达到了1.5亿。乡镇企业职工虽然增幅较20世纪90年代有所减缓，但数量平台已经达到1.5亿。其次，农村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快速增长，带动相关非农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2006年农村个体就业人员达到2147万人，私营就业人员2632万人该处数据来自2005和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一切的结果自然便是农业劳动者大幅减少。从2003年起，第一产业劳动者以每年千万计的速度递减，所占比例也以每年2―3个百分点下降，据统计，目前虽然农村人口还有7.3亿，但专门从事种职业养殖业的劳动者已下降到2.9亿以下由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农村劳动力情况”的统计情况可知，2002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以每年600万的数量减少，2005年农业劳动力为29976万；照此速度计算，2007年农业劳动力应该在28600万左右。
工人阶级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和乡镇企业中的蓝领工人将会与城镇中的蓝领工人不断同质化；整个蓝领工人阶层将会不断地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随着白领工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蓝领工人在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逐渐降低。当然，工人阶级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分流”现象，如部分蓝领在向白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转移；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和竞争的日益激烈，一小部分蓝领工人也可能会成为失业者。
2.白领阶层数量增长，知识分子阶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增加
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多，由企业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部分营销、服务人员等所构成的白领工人数量也逐渐扩大。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企业职工中相当于白领工人的比例在20%左右，由此可以推算出现阶段白领工人有3000多万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职工人数”中数据可知2006年国企、集体企业以及联营、外资控股、股份制企业等职工总数为11161万人，私营企业职工为6586万人，那么白领工人数量=（11161+6586）×0.2=3549万人。而随着计算机技术、市场营销、现代设备控制和现代商业、服务业等新的白领工人职业或岗位的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前后，白领工人占企业职工的比例将增加到40%左右。与此同时，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传媒等事业单位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不断扩大，而教育水平、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将使中国出现一支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来充当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公务员数量也将稳定在1000万略多一点的水平上。
3.“两栖人”现象出现新变化
世纪之交“两栖人”现象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公开鼓励工作人员“停薪留职”下海和“带薪下海”的新高潮如2003年3月吉林省某市承诺，官员“下海”期间，不影响正常的职务晋升和职称评聘；期满后本人要求继续兴办经济实体的，组织予以支持，并继续享受所有相关待遇。华中地区某市鼓励党政干部“下海”，采取除兼职外的形式经商办企业；等，详见“‘官商’去留――透视‘新红顶商人’”，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3年7月31日。其次，“商人红顶”现象越来越多。除一些私营企业主入党或担任地方政协副主席之外。基层还出现了个体大户、私营企业主当村长、村支书的“老板村长”、“老板书记”现象；而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等原因公开招纳一些大公司、企业领导人在政府兼职，给予种种“政治待遇”。再次，“一家两制”。“一家两制”是两栖人延续发展的产物，主要指一方成员为党政领导干部，另一方成员（或其他亲属等）傍依这一方干个体、私营、合营或帮助个体、私营、合营办事的家庭《“衙内现象”需要引起关注》，200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他们直接利用权力滋生腐败，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最后，“官煤”、“红顶煤商”屡禁不止。新世纪伊始发生的多起矿难事故使“官煤”、“红顶煤商”一时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遏制矿产开发中的官商和权钱交易，政府不断加大清理国家干部入股办矿的力度，虽然有一部分官员从各类矿山中撤股，但仍有不少“官煤”不断观望，不愿“撤股”。
与改革初期的两栖人相比，这一时期的两栖人不仅“花样”增多，而且出现了显性化（如政府鼓励）和隐性化（如一家两制和“官煤”等）共同发展的趋势。这给国家的政策和管理带来了不利影响。
4.若干“新阶层”相继出现
随着经济成分的多样化、高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网络的普及，社会成员在世纪末又组合出若干“新阶层”：自由职业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出现并已由原来的文艺界、教育界等领域扩展到整个第三产业领域和高科技知识领域，从业人员也由传统的律师、作家、艺术家等扩展到网页设计员、IT软件程序员、数控编程技术员等自主就业的高科技信息工作者。伴随现代企业制度而生的企业经营者（企业家）也在世纪之交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阶层，目前其数量占社会阶层的比例在0.3%―1.5%之间朱光磊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页。这些阶层的快速发展得到高层的重视。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随着规模的不断壮大，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的社会属性也在悄悄地起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职工不断地转化到工人中去，成为工人阶级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另一方面，农民工也开始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2003年中国工会十四大也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农民工数量已超城镇居民构成的传统产业工人”，中新网（www。chinanews。com），2006年8月4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属性开始发生变化，农民“身份”开始慢慢弱化。
三、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的主要特征
（一）主基调：工业劳动者数量超过农业劳动者数量，第三产业人员快速增长
阶层分化几乎影响到了每个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劳动者，如果把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都计算进来，便达到了3亿人，从而超过农业劳动者成为中国最大的阶层。这是阶层分化的主基调，只是有关数据系为折算所得，还缺少权威统计数据的认定。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态势在21世纪初的中国是一定的！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每年从农村中转移出的人以千万计，今后若干年仍至少有一亿多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构成和阶层分布据1993年3月18日《报刊文摘》转引中新社相关报道。一方面工人阶级有了坚实的后备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劳动者数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的来临，知识分子阶层和白领工人阶层也一直在扩大。比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形式的进一步多样化，包括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张和专业学位（指MBA，MPA等）比例在增加，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招生规模分别达到570万人和42.4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达1738.8万人，研究生1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发展改革委：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居世界第一”，新华社昆明2007年12月20日电。这将会为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的扩大埋下伏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并于1995年超过工业劳动者数量，2006年从业人员已接近2.5亿。
（二）与非公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发展迅速
随着所有制结构不断调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三分天下”的总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持续抬升，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全国GDP中的比重达到49.7%；若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则非公经济比重占到65%左右“民营经济跨入发展新时期”，中国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5年12月24日。非公经济比重的持续抬升带动相关阶层的快速发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由1988年的2469万增加到2006年的将近1.3亿，这其中既包括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扩大，也包含了蓝领工人（包括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企业家、白领工人等阶层的成长和壮大，进而支撑了工人阶层的规模扩张和一体化进程。目前，非公经济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据统计，近几年个体、私营等非公企业年均净增600多万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2006年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到3.49亿人，其中，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从1.5亿人增长到2.07亿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网站，检索日2006年1月5日。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阶层的扩大已成定局。
（三）社会全面流动的态势已经形成
阶层分化也促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主要有三个阶段：[1]1978―1992年，市场机制开始在一些领域发挥作用，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政治变革降低了人们对政府、集体的依赖程度，促进了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社会成员纷纷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剩余劳动力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社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流动，而且向上流动是主流。[2]1992―1997年，改革步伐加快，使社会流动更加频繁。突出表现为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得到迅猛发展，从业人员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几乎都在千万以上；“三产潮”使许多人进入“下海”的行列；下岗人员增加。这个阶段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是向上的，但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脑体倒挂”，工人产生失落感，有些城市限制农民进城等。[3]1997年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获得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大学扩招等，都对社会流动产生了影响，白领工人不断壮大，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阶层”逐步形成，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开始出现。但是这一时期向上流动的成本增加，弱势群体问题开始突出，直接导致在2002年春节出现中央领导带头给农民工“讨工钱”的案例。
改革以来的社会流动是史无前例的。从流动方向看，主要是“孔雀东南飞”；从规模看，流动人口数量是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从结果看，社会流动也引发了诸如农村土地撂荒、老人赡养、儿童教育、农民工的个人生活安排等问题，城市中的人事纠纷、用人成本增加等问题，以及中西部人才流失等问题。
（四）“两栖人”现象的消亡与反复并存
纵观改革开放至今，“两栖人”现象消亡与反复并存：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入，两栖人并没有随着社会结构的整合而转化、加入某个阶层或独立成为一个界限明晰、阶层意识明确的新阶层，相反，则是消亡与反复并存，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令人费解的回潮现象：20世纪80年代除“民工潮”之外，官员带薪下海还只是些个案，90年代初官员带薪下海达到高潮；在农民工数量超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总量的同时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5）》统计计算，2004年全国农民工为11823万人，而200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总人数为7607万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按城乡分就业人员人数”。中国南部某些地方又出现一些“由城返乡”的新型城乡两栖人“新型城乡两栖人”主要指那些在城市拥有住房、工作、经营场所，或者是在所在单位领取工资等福利补贴，同时却在农村或者乡镇通过投资、合股等形式，承包农田或者土地、果园等，从事种植、养殖、垦荒、造林和农产品加工劳动等这些人。20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倒”两栖人随着价格双轨制的终结而消失后，在新世纪之初又出现了“商人红顶”、“一家两制”等新型官商两栖人；2005―2006年的多起矿难事故又暴露出一大批“官煤”、“红顶煤商”。
“两栖人”现象的消亡与反复并存表明，转型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工人→干部的三重“身份圈”以及“身份圈”背后的权力制度安排，使得“身份”在一段时间内与市场经济中以“契约”为标志的职业相结合，共同成为主导、影响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的因素，这是“从身份到契约”进步运动中的曲折。
（五）阶层间经济差距的拉大与深层次矛盾的暴露
改革前，中国社会成员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身份”下的政治差距，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解放，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的差距已逐渐淡化，但阶层间的经济差距却拉大了。这主要体现在：工农两大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个体私营层面与工薪层面的收入差距拉大，白领工人与非技术工种的蓝领工人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新的高收入人员类型，如承包人、经纪人、包工头、大额食利者、文体明星、外企资方代理人等。复杂的是，这些现象，与垄断行业、地区差距引发的高收入等本来不是阶层关系的因素交织在了一起，非专业人员又难以对此做出清晰的判断，从而导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放大”，并滋生了一些情绪性东西。
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出来：首先城乡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城市各阶层与农村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除了前述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外，还体现在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以卫生保障为例，1998―2003年各级财政投入的80%集中在城市刘文海：“‘三医’问题”，《中国改革》，2005年第9期。其次是官员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由于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大搞不法收入和腐败，使一些群众对官员的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比较严重。此外，劳资矛盾呈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中，侵犯员工人身自由、阻碍组织工会、拒绝签定劳动合同等现象屡见不鲜，劳资争议增多，有的还酿成了恶性案件。2003年的一份资料显示：劳动争议案件每年以30%―40%的速度在增长；2002年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是1995年的5.6倍，涉及的劳动者增长了5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03年8月11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了一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即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和发泄。它主要表现为由于广义上的受损害者比较多，进而导致影响到整个社会情绪。这种多少有些间接性的社会冲突化解起来比较困难，难以治标，只能去积极寻求解决治本的方法钟玉明等：“中国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06年10月17日。
四、小结与展望
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改革开放成果在社会结构上的体现。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拉动农民阶级的分化，社会成员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阶层分化的强大动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企业家等阶层的出现丰富了社会阶层结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加速了农民阶级的瓦解，农业劳动者数量大幅减少，在农业劳动者减少到1.5亿人之前，中国的社会分化速度依然会很快。目前，中国传统的“2+1”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本质变化，初步形成了与工业化相适应的阶层结构，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农民阶级的分化扩大了工人和各种“新阶层”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压缩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和中间收入群体的日益扩大，将成为促进民间社会力量壮大和加快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物质保障；“两栖人”等现象虽然很不理想，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需要较长周期的改革工作的渐次展开赢得了得以长期酝酿的空间。
伴随着阶层意识的增强和阶层界限的明显，社会阶层在分化与重组中开始走向整合。目前，中国社会已大体形成了基本阶层、新兴阶层、复新阶层、交叉和过渡阶层等四类基本阶层类型朱光磊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8页。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增多和人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将最终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虽然在分化与重组中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间矛盾逐渐增多等问题，但是中国社会结构整体上是现代化的，整体上没有明显的保守阶层，各阶层都支持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点上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合理的整合将成为今后阶层分化与重组的主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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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光磊著：《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8.朱光磊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大幅减少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日益增多，农民内部已经分化出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乡村管理者等多个阶层，还有一部分转入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使工人阶级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白领工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企业经营者等不断发展扩大，他们与公务员、私营企业主等阶层一起使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与改革之前相比，现在的社会正走向多元、开放和富有弹性，大规模、高速度阶层分化、重组与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变化，已成为近30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容置疑的、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当然，社会分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有关政策的逐步调整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层层推进的；在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在阶层分化与重组的过程中，既有以“从身份到契约”为基本特征的这一进步性社会运动（英）梅恩在其《古代法》中说：“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恩格斯肯定了这一思路：“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也存在一些具有“身份+契约”色彩的阶层分化“副产品”；分化过程中凸显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等问题，更使得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变得愈发复杂。
目前，这一分化还没有结束，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还会有新的甚至是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化现象出现。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整个社会结构也在分化与重组中进一步走向整合。因此，总结30年来中国阶层分化的过程和特征，思考结构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对更为清晰地分析和把握今后社会进步的趋势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的三个阶段
（一）1979―1988年：剧烈分化的开始与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1.个体劳动者的数量高速增长并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
个体劳动者经历了一个从存在到消亡再到复苏的曲折发展过程。新中国建立时大约有1000万人，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有890多万人张鸿文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而1978年个体劳动者只剩下15万人。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后，个体经济开始缓慢复苏，1980年个体工商户达到40万，从业人员81万。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此后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全国个体户为1171万户，从业人员1776万人，是1978年的78倍。
个体劳动者的复苏1980年12月11日，在温州产生了新中国的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快速增长招来了各种非议和争论。长期受“左倾”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对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量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反应是惊愕、疑虑，甚至拒绝，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个体、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以及发展是否应该有“度”的争论。从1981年《人民日报》上关于个体户“雇工算不算剥削”的讨论陈处兮：《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到国务院颁发《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指出“个体户也是劳动者”和“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从1982年的芜湖“傻子瓜子”事件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再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个体劳动者一直如履薄冰，一些个体大户为了摆脱“政治”问题不惜用挂靠等方式带上“红帽子”。1987年中共中央对个体、私营经济确立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后，个体劳动者数量大增，1988年个体户达到1453万户，从业人员超过2300万。
这一时期民间对个体户也持不信任态度，认为“公有至上，个体私营不可靠”，甚至认为“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当时，个体劳动者属于高收入群体，是“万元户”的代表，而且客观上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不良现象，群众意见较大。一些媒体也有意识地贬低其形象。1989年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了360万“现象1980・第三辑（九）致富传奇”，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8月8日。
2.乡镇企业职工形成规模，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左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从80年代起，作为农村副业的“社队企业”在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援助的情况下开始了自我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开始转化。1984年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后，进入“四轮驱动”（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合作企业、个体企业）的发展黄金时代，职工人数也突飞猛进，1988年即已达到9495万人《中国统计年鉴（1989）》：“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及构成”。成功实现了从母体中分化。鉴于乡镇企业职工的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的双重属性，学术界普遍将其称之为“亦工亦农”阶层参见邹农俭：《亦工亦农阶层初论》，《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3期。
乡镇企业职工的迅速壮大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首先，乡镇企业职工的增加和日后相继转化为工人使1亿人左右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相关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从1980年到198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由1981年68.1%下降到1988年的59.3%《中国统计年鉴（2007）》：“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其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不仅缓解了城市的人口压力，更是衍生出了一条新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建设，直接带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浙一带小城镇迅速繁荣，可以说是小城镇建设的典型代表。最后，乡镇企业职工作为农民和市民的“中介”，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方面为缩小乃至填平城乡差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推动城镇经济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促进乡村民间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农民阶级开始分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同时，另一部分涌向城市转化为农民工。农民工闲时在城中打工，忙时回农村帮忙，成为往返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候鸟式“两栖人”。1985年中国农民工大概2000万左右，1988年已达6200万人，成为从农民阶级中孕育出来的另一新生阶层。
政策松动是农民分解的又一动力。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以经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自此，部分农民开始从事个体工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经营活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农村大量出现，1988年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已达到1600万此处数据是根据表1和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一些个体大户已经开始向私营企业转变。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农民的分化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
4.“两栖人”现象出现
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两栖人”现象。“两栖人”现象主要指一些社会成员兼跨两种（或多种）身份和阶层的现象。除了前述的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外，80年代的两栖人还有带薪下海的公务员和“官商”、“官倒”等。受市场经济吸引，一些体制内成员开始走向体制外，但又怕承担风险而选择了“停薪留职”、带薪下海形式，是为“第一波”两栖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政府官员（或提前退休的干部）以各种方式办实体的“官商”。据报道，1988年上海7000多家的“公司”和“咨询中心”中具备了“官商”特征的达122家，共有645名机关干部或离（退）休干部在这些企业中担任职务，有的还身居要职苏江洪等编：《中国“官倒”“私倒”纪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官倒”们则利用“价格双轨制”以计划价格获取计划内物资和以市场价格卖出来牟取暴利。据统计，1987年全社会各种物质、商品、外汇、贷款等的两轨差价总额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而“官倒”活动涉及的人数则在1万和10万之间，人均约积累几十万乃至数百万《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部分人以此为原始资本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有学者研究发现，1987―1988年注册的公司中，有45.5%的投资人注册前或注册期间的职业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李路路：《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5.贫富差距开始出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增加，城乡差距一度缩小；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农村和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有所拉大。在农村，差距主要表现为纯农户与工业户、兼业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万元户的出现，增强了人们的差距意识。城市内部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突出体现是“脑体倒挂”。改革初期由于一次分配和教育、科研、机关等参与二次分配的机关、单位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差异，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相对较慢，而制造业和能源、金融等行业的收入水平提高较快，行业差距由此拉开。一份调查分析指出，1985年的脑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为――14%和――10%朱庆芳：《中国各阶层经济收入差距变化浅析》，《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3期。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就是对“脑体倒挂”的一种形象说法。
应该提出的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及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为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奠定了思想基础；阶层的剧烈分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冲击和解放了思想，尤其是关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几次大争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观念，人们不再笼统地用老观点去看待新事物和新问题。这为后来的经济发展、阶层分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二）1989―1998年：持续快速分化
1.农民阶级分化速度加快
这一时期农民阶级分化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乡镇企业职工或农民工，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达到1.2亿，1997年超过1.3亿；农民工则每年以5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1998年达到8900万。乡镇企业职工已经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农民工虽然和农村、农民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返乡的频率在减少，在外打工的时间越来越长。来自农村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也在大幅增加，1994年农村个体户已达1466万户，从业人员2550万人；私营企业主20万户，从业人员316万人。此外，村组干部和乡村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乡村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等）也逐渐与农业生产分离。
农民阶级加速分化的突出表现是农业人口数量的逐年减少及所占比例的持续降低。1989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为38914万，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为60.1%，1997年减少到34840万，比例为49.9%。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是一个质的突破。此后五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在50%左右徘徊，从2003年起持续下降，再无反弹。
2.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争议中快速成长
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企业主开始快速发展，但却引发了关于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的多次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个体、私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93年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23.8万户。但仍有不少私营企业主出于种种担心而选择了“带红帽子”（假公有，真私营，以村办企业、校办企业的名义或挂靠这些企业等）和“带小帽子”（已达到私营企业的标准却依旧保持个体户身份）。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还不长，采取变通措施有助于缓解私营企业投资人面临的种种社会压力。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之后，个体、私营经济才开始快速发展，1998年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20万户，从业人员1709万，私营企业主阶层开始壮大。
3.贫富差距显性化并扩大到全社会
9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幅开始减缓，1994年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开始下降，城乡差距显著拉大。1995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2.57：1；而消费差距在1994年就扩大到3倍以上。同一时期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也逐渐扩大。1990至1995年西部GDP占全国比重基本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虽然1995年以后平均下降速度有所减缓，但是总趋势依旧此处数据来自《五年大开发西部离东部还有多远？》，中国网，2005年3月9日。东中西部人均GDP也由1989年的1：0.64：0.55扩大到1998年的1：0.55：0.42.90年代末期中部地区开始出现“塌陷”现象――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与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小。
城乡内部各自差距也在拉大。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在1990―1995年间上升迅速，表明这一时期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迅速拉大。1995年以后城镇内部差距虽仍在拉大但速度明显减缓，农村内部差距则有了一定的下降（这和该时期农民工数量增加并往家寄钱有一定关系）。1998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30；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33.至于此时全国性的基尼系数，有研究表明早已达到0.37何娅：《基尼系数：城乡历史政策的解构》，《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4期。
（三）1999―2008年：在分化中走向整合
1.农民阶级进一步分化，工人阶级走向一体化
随着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的下降和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进一步分化。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阶层中去。2003年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亿，随后仍以每年600万―800万的数量增加徐京跃：《让农民工共享温煦的阳光》，2006年3月9日，《人民日报》。目前粗略估计农民工有可能已经达到了1.5亿。乡镇企业职工虽然增幅较20世纪90年代有所减缓，但数量平台已经达到1.5亿。其次，农村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快速增长，带动相关非农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2006年农村个体就业人员达到2147万人，私营就业人员2632万人该处数据来自2005和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一切的结果自然便是农业劳动者大幅减少。从2003年起，第一产业劳动者以每年千万计的速度递减，所占比例也以每年2―3个百分点下降，据统计，目前虽然农村人口还有7.3亿，但专门从事种职业养殖业的劳动者已下降到2.9亿以下由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农村劳动力情况”的统计情况可知，2002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以每年600万的数量减少，2005年农业劳动力为29976万；照此速度计算，2007年农业劳动力应该在28600万左右。
工人阶级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和乡镇企业中的蓝领工人将会与城镇中的蓝领工人不断同质化；整个蓝领工人阶层将会不断地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随着白领工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蓝领工人在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逐渐降低。当然，工人阶级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分流”现象，如部分蓝领在向白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转移；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和竞争的日益激烈，一小部分蓝领工人也可能会成为失业者。
2.白领阶层数量增长，知识分子阶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增加
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多，由企业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部分营销、服务人员等所构成的白领工人数量也逐渐扩大。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企业职工中相当于白领工人的比例在20%左右，由此可以推算出现阶段白领工人有3000多万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职工人数”中数据可知2006年国企、集体企业以及联营、外资控股、股份制企业等职工总数为11161万人，私营企业职工为6586万人，那么白领工人数量=（11161+6586）×0.2=3549万人。而随着计算机技术、市场营销、现代设备控制和现代商业、服务业等新的白领工人职业或岗位的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前后，白领工人占企业职工的比例将增加到40%左右。与此同时，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传媒等事业单位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不断扩大，而教育水平、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将使中国出现一支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来充当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公务员数量也将稳定在1000万略多一点的水平上。
3.“两栖人”现象出现新变化
世纪之交“两栖人”现象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公开鼓励工作人员“停薪留职”下海和“带薪下海”的新高潮如2003年3月吉林省某市承诺，官员“下海”期间，不影响正常的职务晋升和职称评聘；期满后本人要求继续兴办经济实体的，组织予以支持，并继续享受所有相关待遇。华中地区某市鼓励党政干部“下海”，采取除兼职外的形式经商办企业；等，详见“‘官商’去留――透视‘新红顶商人’”，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3年7月31日。其次，“商人红顶”现象越来越多。除一些私营企业主入党或担任地方政协副主席之外。基层还出现了个体大户、私营企业主当村长、村支书的“老板村长”、“老板书记”现象；而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等原因公开招纳一些大公司、企业领导人在政府兼职，给予种种“政治待遇”。再次，“一家两制”。“一家两制”是两栖人延续发展的产物，主要指一方成员为党政领导干部，另一方成员（或其他亲属等）傍依这一方干个体、私营、合营或帮助个体、私营、合营办事的家庭《“衙内现象”需要引起关注》，200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他们直接利用权力滋生腐败，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最后，“官煤”、“红顶煤商”屡禁不止。新世纪伊始发生的多起矿难事故使“官煤”、“红顶煤商”一时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遏制矿产开发中的官商和权钱交易，政府不断加大清理国家干部入股办矿的力度，虽然有一部分官员从各类矿山中撤股，但仍有不少“官煤”不断观望，不愿“撤股”。
与改革初期的两栖人相比，这一时期的两栖人不仅“花样”增多，而且出现了显性化（如政府鼓励）和隐性化（如一家两制和“官煤”等）共同发展的趋势。这给国家的政策和管理带来了不利影响。
4.若干“新阶层”相继出现
随着经济成分的多样化、高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网络的普及，社会成员在世纪末又组合出若干“新阶层”：自由职业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出现并已由原来的文艺界、教育界等领域扩展到整个第三产业领域和高科技知识领域，从业人员也由传统的律师、作家、艺术家等扩展到网页设计员、IT软件程序员、数控编程技术员等自主就业的高科技信息工作者。伴随现代企业制度而生的企业经营者（企业家）也在世纪之交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阶层，目前其数量占社会阶层的比例在0.3%―1.5%之间朱光磊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页。这些阶层的快速发展得到高层的重视。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随着规模的不断壮大，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的社会属性也在悄悄地起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职工不断地转化到工人中去，成为工人阶级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另一方面，农民工也开始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2003年中国工会十四大也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农民工数量已超城镇居民构成的传统产业工人”，中新网（www。chinanews。com），2006年8月4日。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属性开始发生变化，农民“身份”开始慢慢弱化。
三、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的主要特征
（一）主基调：工业劳动者数量超过农业劳动者数量，第三产业人员快速增长
阶层分化几乎影响到了每个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劳动者，如果把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都计算进来，便达到了3亿人，从而超过农业劳动者成为中国最大的阶层。这是阶层分化的主基调，只是有关数据系为折算所得，还缺少权威统计数据的认定。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态势在21世纪初的中国是一定的！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每年从农村中转移出的人以千万计，今后若干年仍至少有一亿多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构成和阶层分布据1993年3月18日《报刊文摘》转引中新社相关报道。一方面工人阶级有了坚实的后备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劳动者数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的来临，知识分子阶层和白领工人阶层也一直在扩大。比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形式的进一步多样化，包括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张和专业学位（指MBA，MPA等）比例在增加，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招生规模分别达到570万人和42.4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达1738.8万人，研究生1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发展改革委：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居世界第一”，新华社昆明2007年12月20日电。这将会为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的扩大埋下伏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并于1995年超过工业劳动者数量，2006年从业人员已接近2.5亿。
（二）与非公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发展迅速
随着所有制结构不断调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三分天下”的总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持续抬升，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全国GDP中的比重达到49.7%；若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则非公经济比重占到65%左右“民营经济跨入发展新时期”，中国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5年12月24日。非公经济比重的持续抬升带动相关阶层的快速发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由1988年的2469万增加到2006年的将近1.3亿，这其中既包括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扩大，也包含了蓝领工人（包括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企业家、白领工人等阶层的成长和壮大，进而支撑了工人阶层的规模扩张和一体化进程。目前，非公经济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据统计，近几年个体、私营等非公企业年均净增600多万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2006年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到3.49亿人，其中，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从1.5亿人增长到2.07亿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网站，检索日2006年1月5日。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阶层的扩大已成定局。
（三）社会全面流动的态势已经形成
阶层分化也促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主要有三个阶段：[1]1978―1992年，市场机制开始在一些领域发挥作用，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政治变革降低了人们对政府、集体的依赖程度，促进了社会开放和个人自由。社会成员纷纷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剩余劳动力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社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流动，而且向上流动是主流。[2]1992―1997年，改革步伐加快，使社会流动更加频繁。突出表现为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得到迅猛发展，从业人员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几乎都在千万以上；“三产潮”使许多人进入“下海”的行列；下岗人员增加。这个阶段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是向上的，但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脑体倒挂”，工人产生失落感，有些城市限制农民进城等。[3]1997年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获得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大学扩招等，都对社会流动产生了影响，白领工人不断壮大，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阶层”逐步形成，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开始出现。但是这一时期向上流动的成本增加，弱势群体问题开始突出，直接导致在2002年春节出现中央领导带头给农民工“讨工钱”的案例。
改革以来的社会流动是史无前例的。从流动方向看，主要是“孔雀东南飞”；从规模看，流动人口数量是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从结果看，社会流动也引发了诸如农村土地撂荒、老人赡养、儿童教育、农民工的个人生活安排等问题，城市中的人事纠纷、用人成本增加等问题，以及中西部人才流失等问题。
（四）“两栖人”现象的消亡与反复并存
纵观改革开放至今，“两栖人”现象消亡与反复并存：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入，两栖人并没有随着社会结构的整合而转化、加入某个阶层或独立成为一个界限明晰、阶层意识明确的新阶层，相反，则是消亡与反复并存，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令人费解的回潮现象：20世纪80年代除“民工潮”之外，官员带薪下海还只是些个案，90年代初官员带薪下海达到高潮；在农民工数量超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总量的同时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5）》统计计算，2004年全国农民工为11823万人，而200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总人数为7607万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按城乡分就业人员人数”。中国南部某些地方又出现一些“由城返乡”的新型城乡两栖人“新型城乡两栖人”主要指那些在城市拥有住房、工作、经营场所，或者是在所在单位领取工资等福利补贴，同时却在农村或者乡镇通过投资、合股等形式，承包农田或者土地、果园等，从事种植、养殖、垦荒、造林和农产品加工劳动等这些人。20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倒”两栖人随着价格双轨制的终结而消失后，在新世纪之初又出现了“商人红顶”、“一家两制”等新型官商两栖人；2005―2006年的多起矿难事故又暴露出一大批“官煤”、“红顶煤商”。
“两栖人”现象的消亡与反复并存表明，转型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工人→干部的三重“身份圈”以及“身份圈”背后的权力制度安排，使得“身份”在一段时间内与市场经济中以“契约”为标志的职业相结合，共同成为主导、影响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的因素，这是“从身份到契约”进步运动中的曲折。
（五）阶层间经济差距的拉大与深层次矛盾的暴露
改革前，中国社会成员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身份”下的政治差距，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解放，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的差距已逐渐淡化，但阶层间的经济差距却拉大了。这主要体现在：工农两大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个体私营层面与工薪层面的收入差距拉大，白领工人与非技术工种的蓝领工人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新的高收入人员类型，如承包人、经纪人、包工头、大额食利者、文体明星、外企资方代理人等。复杂的是，这些现象，与垄断行业、地区差距引发的高收入等本来不是阶层关系的因素交织在了一起，非专业人员又难以对此做出清晰的判断，从而导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放大”，并滋生了一些情绪性东西。
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出来：首先城乡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城市各阶层与农村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除了前述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外，还体现在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以卫生保障为例，1998―2003年各级财政投入的80%集中在城市刘文海：“‘三医’问题”，《中国改革》，2005年第9期。其次是官员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由于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大搞不法收入和腐败，使一些群众对官员的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比较严重。此外，劳资矛盾呈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中，侵犯员工人身自由、阻碍组织工会、拒绝签定劳动合同等现象屡见不鲜，劳资争议增多，有的还酿成了恶性案件。2003年的一份资料显示：劳动争议案件每年以30%―40%的速度在增长；2002年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是1995年的5.6倍，涉及的劳动者增长了5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03年8月11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了一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即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和发泄。它主要表现为由于广义上的受损害者比较多，进而导致影响到整个社会情绪。这种多少有些间接性的社会冲突化解起来比较困难，难以治标，只能去积极寻求解决治本的方法钟玉明等：“中国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06年10月17日。
四、小结与展望
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改革开放成果在社会结构上的体现。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拉动农民阶级的分化，社会成员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阶层分化的强大动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企业家等阶层的出现丰富了社会阶层结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加速了农民阶级的瓦解，农业劳动者数量大幅减少，在农业劳动者减少到1.5亿人之前，中国的社会分化速度依然会很快。目前，中国传统的“2+1”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本质变化，初步形成了与工业化相适应的阶层结构，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农民阶级的分化扩大了工人和各种“新阶层”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压缩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和中间收入群体的日益扩大，将成为促进民间社会力量壮大和加快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物质保障；“两栖人”等现象虽然很不理想，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需要较长周期的改革工作的渐次展开赢得了得以长期酝酿的空间。
伴随着阶层意识的增强和阶层界限的明显，社会阶层在分化与重组中开始走向整合。目前，中国社会已大体形成了基本阶层、新兴阶层、复新阶层、交叉和过渡阶层等四类基本阶层类型朱光磊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8页。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增多和人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将最终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虽然在分化与重组中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间矛盾逐渐增多等问题，但是中国社会结构整体上是现代化的，整体上没有明显的保守阶层，各阶层都支持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点上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合理的整合将成为今后阶层分化与重组的主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强著：《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李培林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5.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6.周文兴著：《中国：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朱光磊著：《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8.朱光磊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