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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加坡政治发展为中国提供的经验教训
（发言提纲）
蓝平儿
引言
在政治发展方面，中国和新加坡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经验教训，当然，两国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在2008年国庆庆典大会上，李显龙总理说：我们正在前进，在这个新的世界上，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险和不定因素，我们必须一往无前，坚持开放。你们不能裹足不前，诚惶诚恐，也不能因循守旧。你们将大有作为。你们必须继续前进，坚持开放，这条基本路径不能改变。我们并不是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知道所有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正在摸索着前进，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分析起见，我主要讲讲中国从新加坡政治经历中可能学习的经验教训。
提示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大国。
治理中国比治理新加坡明显要复杂和艰难。
新加坡实行选举民主，而中国不是。
龙向蝴蝶学习似乎是荒谬的。
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互相学习，选择别国的经验，以资己用。
邓的黑猫白猫的实用论也可以这样解释：猫大猫小，只要能抓老鼠，就行。
新加坡又称狮城，狮子就是大猫。然而，新加坡只不过是一只小猫。但是，它能捉到比它大的老鼠。
为什么说中国可以学习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成功典范。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
76%的新加坡人口是华裔。新加坡的华人比中国内地的华人在文化方面更显得中国化，因为很多新加坡华人通过家庭和教育保留着中国的文化传统――民风与儒教。“文化大革命”不幸攻击和破坏了儒教和中国的传统，把它们当做封建迷信“连同洗澡水和婴孩一起倒掉了”。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君子”和正直的“儒官”，希冀儒教和亚洲价值观作为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核心。
李光耀资政参考过儒教的“五常”。
新加坡作为中国城市的样板：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项目和天津的生态园项目。
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对中国来说也许也是有用的样板。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改革家曾经考虑过“新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来适用于中国的发展。新加坡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典范。
这个模式部分是由赛缪尔・亨廷顿的模式所激发的。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必须更好地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同时，制度化必须提升。一旦这些前提条件到位，民主化也许能够得到保证。
大量的中国官员、学生和旅游者参访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他们能够辨别新加坡哪里好哪里差。
新加坡虽小，但是是最具都市气息，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它东西合璧，这一点，其他国家也许会发现它的迷人之处。
新加坡给中国提供的治理经验
国家和社会的反腐败：根据多种国际腐败指数，新加坡是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这方面有两个特点：高层政治领导树立了道德榜样，对腐败行为严惩不贷。
避免裙带关系：即使是李光耀和李显龙总理的孩子也无权免除遭到责问、公众审查和批评。下面案例由新加坡媒体公开。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2007年责问了身为中尉的新加坡总理的儿子。
新加坡首席大法官在2008年公开告知李资政的女儿，无人能凌驾法律之上。
坚持法治：例子：反对党领袖詹时中诉达那巴兰部长，因为部长把他叫做“不称职的律师”，部长不得不与他进行庭外调解。
最高政治领导帮助继任者取得成功：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他们维持着互助的关系：现任者尊重前任，前任不给现任者捣乱。
还政治参与的意愿于民众：新闻自由，有权在“演说角落”示威游行，对因特网和政治电影管制相对宽松。
接受少数族群在政治和政府管理中的作用：20个内阁部长有5个来自少数族群。新加坡的总统是一个印度人。新加坡虽小，但是充斥着赛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讲的“文明的断层线”（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然而，这个城市国家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样板，因为它向世人昭示：不同文明，种族和宗教在这里和平相处。中国能做到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正的让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成为最高层的领导吗？
肯定清廉的选举：在2006年的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到了66%的民众选票。因此，它的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的。政治的合法性不是“上天神授”，而是在经济成就本身和民族主义之上的，它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对所有的政权来讲，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市场资本兴衰驱动下的全球化的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把本国的经济隔绝于世界经济的衰退之外。在21世纪，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声音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依靠执政党。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怎样以和平和有意义的方式容纳公民的参与和他们的利益，并且使其制度化。其中有一条道路就是，在下一个十年，把中国的地方选举实验从村级扩展到市级，直辖市和省级。
结论
新加坡和中国都必须适应这个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和正在转变的公民的价值观。
最高层领导的头等重要的作用是树立反腐败的榜样。
国家和领导依靠人民的合作和他们的能动性。摆在两个国家面前的挑战是不仅要获得经济成功，同时满足人民实质性地参与政治的愿望，而在此转变中确保不造成动荡。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唐立新译）
蓝平儿
引言
在政治发展方面，中国和新加坡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经验教训，当然，两国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在2008年国庆庆典大会上，李显龙总理说：我们正在前进，在这个新的世界上，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险和不定因素，我们必须一往无前，坚持开放。你们不能裹足不前，诚惶诚恐，也不能因循守旧。你们将大有作为。你们必须继续前进，坚持开放，这条基本路径不能改变。我们并不是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知道所有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正在摸索着前进，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分析起见，我主要讲讲中国从新加坡政治经历中可能学习的经验教训。
提示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大国。
治理中国比治理新加坡明显要复杂和艰难。
新加坡实行选举民主，而中国不是。
龙向蝴蝶学习似乎是荒谬的。
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互相学习，选择别国的经验，以资己用。
邓的黑猫白猫的实用论也可以这样解释：猫大猫小，只要能抓老鼠，就行。
新加坡又称狮城，狮子就是大猫。然而，新加坡只不过是一只小猫。但是，它能捉到比它大的老鼠。
为什么说中国可以学习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成功典范。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
76%的新加坡人口是华裔。新加坡的华人比中国内地的华人在文化方面更显得中国化，因为很多新加坡华人通过家庭和教育保留着中国的文化传统――民风与儒教。“文化大革命”不幸攻击和破坏了儒教和中国的传统，把它们当做封建迷信“连同洗澡水和婴孩一起倒掉了”。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君子”和正直的“儒官”，希冀儒教和亚洲价值观作为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核心。
李光耀资政参考过儒教的“五常”。
新加坡作为中国城市的样板：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项目和天津的生态园项目。
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对中国来说也许也是有用的样板。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改革家曾经考虑过“新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来适用于中国的发展。新加坡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典范。
这个模式部分是由赛缪尔・亨廷顿的模式所激发的。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必须更好地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同时，制度化必须提升。一旦这些前提条件到位，民主化也许能够得到保证。
大量的中国官员、学生和旅游者参访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他们能够辨别新加坡哪里好哪里差。
新加坡虽小，但是是最具都市气息，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它东西合璧，这一点，其他国家也许会发现它的迷人之处。
新加坡给中国提供的治理经验
国家和社会的反腐败：根据多种国际腐败指数，新加坡是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这方面有两个特点：高层政治领导树立了道德榜样，对腐败行为严惩不贷。
避免裙带关系：即使是李光耀和李显龙总理的孩子也无权免除遭到责问、公众审查和批评。下面案例由新加坡媒体公开。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2007年责问了身为中尉的新加坡总理的儿子。
新加坡首席大法官在2008年公开告知李资政的女儿，无人能凌驾法律之上。
坚持法治：例子：反对党领袖詹时中诉达那巴兰部长，因为部长把他叫做“不称职的律师”，部长不得不与他进行庭外调解。
最高政治领导帮助继任者取得成功：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他们维持着互助的关系：现任者尊重前任，前任不给现任者捣乱。
还政治参与的意愿于民众：新闻自由，有权在“演说角落”示威游行，对因特网和政治电影管制相对宽松。
接受少数族群在政治和政府管理中的作用：20个内阁部长有5个来自少数族群。新加坡的总统是一个印度人。新加坡虽小，但是充斥着赛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讲的“文明的断层线”（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然而，这个城市国家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样板，因为它向世人昭示：不同文明，种族和宗教在这里和平相处。中国能做到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正的让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成为最高层的领导吗？
肯定清廉的选举：在2006年的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到了66%的民众选票。因此，它的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的。政治的合法性不是“上天神授”，而是在经济成就本身和民族主义之上的，它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对所有的政权来讲，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市场资本兴衰驱动下的全球化的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把本国的经济隔绝于世界经济的衰退之外。在21世纪，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声音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依靠执政党。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怎样以和平和有意义的方式容纳公民的参与和他们的利益，并且使其制度化。其中有一条道路就是，在下一个十年，把中国的地方选举实验从村级扩展到市级，直辖市和省级。
结论
新加坡和中国都必须适应这个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和正在转变的公民的价值观。
最高层领导的头等重要的作用是树立反腐败的榜样。
国家和领导依靠人民的合作和他们的能动性。摆在两个国家面前的挑战是不仅要获得经济成功，同时满足人民实质性地参与政治的愿望，而在此转变中确保不造成动荡。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唐立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