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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从雷曼迷你债案例看新加坡对突发事件的治理
杨沐博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合作项目协调人，资深研究员。
治理（governance）是近十多年来在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的概念。一般认为，管治的主要要素，包括责任性（accountability），参与性（participation），透明度（transparency），形成共识（consensus），有效率（efficiency）和具有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随着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起飞，治理作为东亚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引起世界，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关注。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变革，任何社会组织都有遭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处理突发事件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类组织工作人员的一种重要职能。东亚社会的治理机制，如何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取得效果？本文想通过2008年新加坡政府应付金融危机中的雷曼迷你债事件，来观察新加坡对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希望能引起东亚社会和学者的兴趣。
一、雷曼迷你债事件的起因
雷曼迷你债（Minibond Series）指由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太平洋国际金融公司为发行人（PIF），以汇丰美国（HSBC Bank USA）为受托人，以雷曼等一些金融公司为掉期交易对手，再以雷曼控股公司等为掉期担保人等，面向零售投资者发行的一系列信贷挂钩票据的总称。
具体过程简单地说，是在发行人向投资者筹到足够的资金后，购入担保债务凭证（CDO），由受托人汇丰美国以此发行一个信用违约掉期（CDS），和雷曼等一些著名金融机构的信贷挂钩，如果这些机构出现破产，发行人便以手上的CDO换取破产机构相关的债券，为投资者提高回报。这在设计出这种结构产品的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时期是不错的安排。投资者在有限的风险下能取得高于一般债券的利息率，发行人和受托人并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实际收益。
但产品的设计者没有预期到，世界金融市场会突然转入危机时期。由于产品的回报和赎回不仅和发行人用投资者的资金购入的CDO有关，而且和雷曼等金融公司为掉期交易对手的CDS相联系，如其中任何一家相关公司未能偿还贷款，需要重组债务甚至不幸破产，都会影响到债券的派息和继续运作。而且，一旦公司清盘，迷你债券的索偿权次序较后。风险远大于其他的债券。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突然宣布破产后，使迷你债券的发行人失去了掉期交易的对手，导致此类投资产品的合约终止并需平仓。其直接后果是要变卖债务抵押证券，用以偿还投资者的投资。由于债务抵押证券实际上是高风险的结构产品CDO，它们的价格因金融风暴严重缩水，雷曼迷你债的投资者因此面临巨额损失。中国的《财经》杂志，以迷你债券中的香港的巨鲸迷你债36为例，解剖了迷你债的运作流程《财经》杂志，2008年，第222期。
据新加坡金管局的公告披露，到2009年1月17日为止，10家售卖这类产品的新加坡金融机构共收到5381宗投诉。在已经经过个案评估和作出处理决定的5127宗投诉中，其中4141宗是雷曼迷你债（其中：3606宗是从银行和金融机构购买，535种是从证券公司购买），占81%；835宗是星展银行发行的星展高升短期债券5（DBS High Notes 5），占16%；其余151宗是美林联赢票据3（Merrill Lynch Jubilee Series 3），占3%。在新加坡有1万名散户购买了这三个与雷曼兄弟相关的结构性投资产品，总投资额为6.6亿元左右新币（约3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6万元人民币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7Jan。2009.。
香港市场发售的与雷曼相关的结构性投资产品，共约为25亿港元（约28.4亿元人民币），售卖这类产品的分销商包括3家证券公司和21家银行，实际的投资散户约4万人，平均每人0.7万元人民币。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到2009年1月8日为止，共收到投诉19893宗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1Jan。2009.。此外，迷你债券在澳门也有销售。
在得知雷曼倒闭，迷你债面临亏损后，许多投资者都感到震惊，纷纷抱怨销售这类产品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误导投资者的行为，要求银行退回本金。新加坡有关迷你债券的销售合同，一般都是使用英文为工作语言，一些不懂英文的投资者，尤其是退休老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全部都听从推销员的意见签字，存在误导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即使新加坡的英文合同和香港的中文合同中尽管都有风险自负的字句，但因为销售者和投资者对雷曼兄弟的信任和对CDO，CDS的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被误导的。
如2008年5月香港发行的“巨鲸迷你债券系列36”的新闻摘要：“债券全期3年，美元A组（面值5000美元）与港元B组（面值4万港币）的每年固定息票分别为5.5厘和5厘，每季派息，与7家蓝筹股企业的信贷表现相连，包括中电，中海油，星展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和黄，港铁和渣打银行。”按其字面理解，投资者都很容易会把它当做普通债券的。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像大多数的东亚社会一样，银行的利息率都比较低，甚至很长期间内，实际利息率为负值。老百姓的退休保障主要需依靠自己有限的公积金和存款。没有投资经验，担心股市和房市有投资风险的老百姓，都很容易被这种利息率较高的迷你债所吸引。谁都想不到有100多年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会有一天突然倒闭。当这些投资者感到自己下半辈子的活命钱，突然消失了，愤激之余，首先想到的是要找政府，希望政府能代他们索取赔偿，于是发生了这场由金融海啸，而不是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突发事件。
二、迷你债事件在新加坡的主要发生过程
2008年9月15日，雷曼倒闭后，一群买入雷曼迷你债的投资者，首先开始在网上收集受害者的签名，并准备进行集体抗议。新加坡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的前总裁陈钦亮通过个人博客发起网上请愿书，截至9月24日已有近500人签署。陈钦亮还在博客上教导投资者应如何填写投诉时所需要的宣誓书，并代表投资者与律师接洽。
9月24日晚上7时，上千名迷你债的投资者聚集在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外，签署请愿书。10月11日，有1000个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10月11日，18日，25日，三个星期六，迷你债的投资者都在新加坡的自由演说地芳林公园集会，发表演说，商议办法。每次集会，人数都在500至1000人。这是自10多年前，新加坡政府批准建立自由演说地（Speaker Corner）以来，集会的人数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3次。
新加坡的中英文媒体，每次都对投资者的集会抗议作了比较客观的报道，也及时报道了新加坡政府的态度：理解投资者的激愤情绪，在坚持投资者应自负风险的同时，同情易被误导的弱势群体。报纸分别报道了对受害的投资者，对销售产品银行和金融机构，对金融管理局负责人和总理的采访李显龙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说，政府对迷你债事件的处理一定要公正。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要让人民感到政府的决策是对的，对政府有信心。“如果人民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失去信心，我认为这是对新加坡最大的伤害。”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7and 29Oct。2008.，等等，并随着事件的进展，随时发表能引领大家思考的对一些概念和现象的评论和讨论。如政府，金融界和社会都开始思考要不要对被误导者进行补偿时，报纸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什么是误导？（What is Misleading）”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4Oct。2008.。
在迷你债事件发生后，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迅速地组织了一个小组，了解在新加坡受影响的人数，牵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迷你债的总规模，损失大小和可能的解决方法。以后，不定期地在报纸上多次公布了这些数据和信息。
金融管理局的首次表态，就劝说投资者冷静地以协商方式来解决问题，指出不会采用一刀切的解决办法，而是采用每个案例单独处理的办法。建议银行安排一些专业人员，帮助投资者回顾投资过程，如果是被误导，就要提出证据，如果是有知识和经验的投资者，就要自己承担风险。
金管局同时建议银行要自查，要积极对误导和没有达到金管局的监管标准的个案进行补偿。提醒银行要采取正确的决策，这才会赢得更多的长期客户。到10月25日金融管理局在自己的网上发布了要求售卖跟雷曼迷你债有关产品的金融机构尽快委任由专业人员参与的独立机构，负责认真听取和记录投资者的诉讼，同时保证迅速和公正地审查每一个投诉。
另外，金融管理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投资者，进行投诉的三个具体步骤：一是向银行提出投诉，二是提供有关文件，三是银行约见投资者面谈。如果银行没有这样做，或投资者不满意银行的处理，投资者可以到金融业争议调解中心。如果调解中心还无法和解，再交由法官，律师和专业人士组成的裁定小组裁决（adjudication），每宗索偿只需付50元新币的管理费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5Oct。2008.。
到10月23日已有DBS，Maybank，Hong Leong Finance等3家金融机构表态，愿意接受政府的建议，积极帮助易被误导的弱势投资群体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3Oct。2008.。以后所有10家销售过迷你债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很快地接受了这种以个案评估，对被误导者进行补偿的解决方法。
在10月25日在芳林公园的第三次投资者集会上，出现了和前两次的主要是讲华语的年龄较大的投资者的不同变化，这次的参与者主要成了讲英语的年龄较轻的投资者。这次集会大约有500人参加，集会的组织者陈钦亮发起了第四次签名请愿活动，希望金融管理局还是能接受一刀切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一个对一个的个案的解决方法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6Oct。2008.。
三、新加坡对雷曼迷你债事件处理的初步结果
在经过了两三个月的个案评估工作后，海峡时报1月17日公布，在1万名购买了迷你债的散户的5381宗投诉中，已有5127宗投诉已经经过评估和作出决定。其中，2974宗获得赔偿或部分赔偿，占58%；1282宗获得100%的赔偿，占25%。我们在下表中可以看出，补偿比例最高的是由银行发出的雷曼迷你债券，因为它的购买者大部分是从未投资过的英文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人。而大部分是由有经验的投资者购买的证券公司发的迷你债和美林票据（Jubilee Note）补偿的比例最低，仅有13%和11%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7Jan。2009.。
2009年1月18日的《海峡时报》报道了他们采访的19位投资者，得到了补偿的投资者群体，大部分很满意这一处理结果。投诉被拒绝的一位陈先生，40岁，一家企业的金融主管，抱怨自己受到了教育程度高的惩罚。另一位投诉被拒绝的56岁的女士，是位退休教师，她说DBS银行的代表接待了她，谈了一个半小时，非常专业，也一再道歉，但她还是没能得到补偿。还有一位40岁的家庭妇女，很不高兴只得到了很低的部分赔偿，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陈钦亮先生则在接受采访中说，他没有料到会有20%以上的人得到100%的补偿，结果好于他的预期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8Jan。2009.。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迷你债突发事件已在总体上得到了解决。投资者和社会对目前这种解决方法，总的说是认可的。
三、雷曼迷你债事件中所显示出来的东亚社会的特点
值得思考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欧国家多次发生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倒闭，由此而产生的债务纠纷无论是金额总量还是纠纷次数都肯定会远远高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但至今未见由投资者聚集请愿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的社会事件。这里至少反映出东亚社会和西方社会在两个层次上的不同：
一是东亚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市场规则行事，即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被称为是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市场经济体。在西方，投资者责任自负，如果存在误导，可上法庭告造成误导者。在这场游戏中是没有，也不需要政府的位置的。但在东亚社会，投资者会认为政府是父母官，要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事情一发生，他们首先找政府，认为政府没有保护好他们，形成社会突发事件。
二是政府的意识上也是带着东亚的烙印。迷你债事件出现不久，中国香港政府在10月6日就以银行的债券的销售手法不当为前提，建议16家银行按市价回购迷你债这一建议没有被大多数投资者所接受，银行的反应也很冷淡。新加坡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既不是首先推给法庭，也不是推给银行，而是首先建议受害者冷静，建议通过投资者和银行协商，个案处理，受到误导的没有能力识别风险者应得到补偿，而有经验的投资者应做到风险自负。同时，建议银行要有合作精神，有长远的市场意识，让事件的双方和社会找到共识，通过共识，在和谐中解决问题。而不提倡像美国那样，由律师对堂法庭，各执己见，在辩论中争输赢。
由于这两层的原因，尽管在开始时，东亚社会会出现西方社会所没有的突发事件，但是最后不仅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较低（不需要高昂的律师费和赔偿费），而且让社会各方都更多地认识到自己都是利益相关者，要关怀对方的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共同使社会更和谐，而不是更分裂。这正是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治理，它是在东亚社会的特定环境下才能产生的。
四、新加坡在处理这类社会突发事件的原则
在近几个月的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新加坡政府坚持的几个原则正是和本文开始时说的治理的原则相符的：
一是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新加坡政府在一开始时就强调不只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必须坚持的游戏规则，如投资者风险自负，保护和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和全社会的长期利益。
二是明确社会各个群体的责任边界（Accountability）。企业的事，企业自己负责；公民的事，公民自己负责。政府只能给出边界，如集会抗议只能在芳林公园（香港出现了投资者冲击中国银行总部的激烈事件2008年10月5日《明报》（香港）。）。政府希望投资者冷静，政府劝说有关各方都看到社会每个群体的利益相关性，看清自己的长远利益和信誉风险（Reputationrisk）。但政府也严格地限制自己，不干预企业决策和强迫人民接受自己的看法。
新加坡政府和香港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新加坡的处理原则是在坚持投资者风险自负的市场原则的同时，把投资者区分成两个群体，一群是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老人、容易被误导者，应该补偿；另一群是教育程度高、有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应该风险自负。
三是透明度（Transparency）。社会媒体要对受损害的群体及他们的愤激情绪，银行，银行产品的销售人员，政府主管部门：金融管理局，总理等不同人群的看法和想法，都要作公开，客观，及时的报道。一方面让社会能真正地了解他们；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感到让社会了解他们的渠道是畅通的。
四是形成共识（Consensus）。通过媒体，网络，（和第一次通过）能自由发表任何意见的芳林公园（Speaker Corner），银行和投资者的面谈，专家意见的咨询和帮助，达到社会的共识。和香港比，香港政府对事件的反应也是比较迅速的，媒体的透明度也高，但至今为止，还没有走出僵局。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机构的各个部门表态不一致和少数政党及议员刻意推动事件的政治化，使投资者对一刀切地回收全部本金的期望较高，难以形成社会共识。
有人认为，经过这次雷曼迷你债事件，新加坡正在出现更多的签字请愿活动，正在转变成一个请愿国家（Petition Nation）。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加坡人试图通过签字请愿，使社会重视他们的意见，并最后被社会所接受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9Nov。2008.。
五是有效率（Efficiency）。新加坡政府没有急于追求迅速平息事件，而是先做调查和沟通，找到有利于新加坡的长远利益的原则，通过交流，逐步达到共识。结果还是以较快的时间，使受事件影响的人群中的大部分和整个社会都感到这一解决办法是比较公平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治理（governance）是近十多年来在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的概念。一般认为，管治的主要要素，包括责任性（accountability），参与性（participation），透明度（transparency），形成共识（consensus），有效率（efficiency）和具有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随着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起飞，治理作为东亚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引起世界，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关注。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变革，任何社会组织都有遭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处理突发事件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类组织工作人员的一种重要职能。东亚社会的治理机制，如何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取得效果？本文想通过2008年新加坡政府应付金融危机中的雷曼迷你债事件，来观察新加坡对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希望能引起东亚社会和学者的兴趣。
一、雷曼迷你债事件的起因
雷曼迷你债（Minibond Series）指由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太平洋国际金融公司为发行人（PIF），以汇丰美国（HSBC Bank USA）为受托人，以雷曼等一些金融公司为掉期交易对手，再以雷曼控股公司等为掉期担保人等，面向零售投资者发行的一系列信贷挂钩票据的总称。
具体过程简单地说，是在发行人向投资者筹到足够的资金后，购入担保债务凭证（CDO），由受托人汇丰美国以此发行一个信用违约掉期（CDS），和雷曼等一些著名金融机构的信贷挂钩，如果这些机构出现破产，发行人便以手上的CDO换取破产机构相关的债券，为投资者提高回报。这在设计出这种结构产品的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时期是不错的安排。投资者在有限的风险下能取得高于一般债券的利息率，发行人和受托人并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实际收益。
但产品的设计者没有预期到，世界金融市场会突然转入危机时期。由于产品的回报和赎回不仅和发行人用投资者的资金购入的CDO有关，而且和雷曼等金融公司为掉期交易对手的CDS相联系，如其中任何一家相关公司未能偿还贷款，需要重组债务甚至不幸破产，都会影响到债券的派息和继续运作。而且，一旦公司清盘，迷你债券的索偿权次序较后。风险远大于其他的债券。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突然宣布破产后，使迷你债券的发行人失去了掉期交易的对手，导致此类投资产品的合约终止并需平仓。其直接后果是要变卖债务抵押证券，用以偿还投资者的投资。由于债务抵押证券实际上是高风险的结构产品CDO，它们的价格因金融风暴严重缩水，雷曼迷你债的投资者因此面临巨额损失。中国的《财经》杂志，以迷你债券中的香港的巨鲸迷你债36为例，解剖了迷你债的运作流程《财经》杂志，2008年，第222期。
据新加坡金管局的公告披露，到2009年1月17日为止，10家售卖这类产品的新加坡金融机构共收到5381宗投诉。在已经经过个案评估和作出处理决定的5127宗投诉中，其中4141宗是雷曼迷你债（其中：3606宗是从银行和金融机构购买，535种是从证券公司购买），占81%；835宗是星展银行发行的星展高升短期债券5（DBS High Notes 5），占16%；其余151宗是美林联赢票据3（Merrill Lynch Jubilee Series 3），占3%。在新加坡有1万名散户购买了这三个与雷曼兄弟相关的结构性投资产品，总投资额为6.6亿元左右新币（约3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6万元人民币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7Jan。2009.。
香港市场发售的与雷曼相关的结构性投资产品，共约为25亿港元（约28.4亿元人民币），售卖这类产品的分销商包括3家证券公司和21家银行，实际的投资散户约4万人，平均每人0.7万元人民币。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到2009年1月8日为止，共收到投诉19893宗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1Jan。2009.。此外，迷你债券在澳门也有销售。
在得知雷曼倒闭，迷你债面临亏损后，许多投资者都感到震惊，纷纷抱怨销售这类产品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误导投资者的行为，要求银行退回本金。新加坡有关迷你债券的销售合同，一般都是使用英文为工作语言，一些不懂英文的投资者，尤其是退休老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全部都听从推销员的意见签字，存在误导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即使新加坡的英文合同和香港的中文合同中尽管都有风险自负的字句，但因为销售者和投资者对雷曼兄弟的信任和对CDO，CDS的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被误导的。
如2008年5月香港发行的“巨鲸迷你债券系列36”的新闻摘要：“债券全期3年，美元A组（面值5000美元）与港元B组（面值4万港币）的每年固定息票分别为5.5厘和5厘，每季派息，与7家蓝筹股企业的信贷表现相连，包括中电，中海油，星展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和黄，港铁和渣打银行。”按其字面理解，投资者都很容易会把它当做普通债券的。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像大多数的东亚社会一样，银行的利息率都比较低，甚至很长期间内，实际利息率为负值。老百姓的退休保障主要需依靠自己有限的公积金和存款。没有投资经验，担心股市和房市有投资风险的老百姓，都很容易被这种利息率较高的迷你债所吸引。谁都想不到有100多年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会有一天突然倒闭。当这些投资者感到自己下半辈子的活命钱，突然消失了，愤激之余，首先想到的是要找政府，希望政府能代他们索取赔偿，于是发生了这场由金融海啸，而不是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突发事件。
二、迷你债事件在新加坡的主要发生过程
2008年9月15日，雷曼倒闭后，一群买入雷曼迷你债的投资者，首先开始在网上收集受害者的签名，并准备进行集体抗议。新加坡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的前总裁陈钦亮通过个人博客发起网上请愿书，截至9月24日已有近500人签署。陈钦亮还在博客上教导投资者应如何填写投诉时所需要的宣誓书，并代表投资者与律师接洽。
9月24日晚上7时，上千名迷你债的投资者聚集在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外，签署请愿书。10月11日，有1000个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10月11日，18日，25日，三个星期六，迷你债的投资者都在新加坡的自由演说地芳林公园集会，发表演说，商议办法。每次集会，人数都在500至1000人。这是自10多年前，新加坡政府批准建立自由演说地（Speaker Corner）以来，集会的人数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3次。
新加坡的中英文媒体，每次都对投资者的集会抗议作了比较客观的报道，也及时报道了新加坡政府的态度：理解投资者的激愤情绪，在坚持投资者应自负风险的同时，同情易被误导的弱势群体。报纸分别报道了对受害的投资者，对销售产品银行和金融机构，对金融管理局负责人和总理的采访李显龙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说，政府对迷你债事件的处理一定要公正。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要让人民感到政府的决策是对的，对政府有信心。“如果人民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失去信心，我认为这是对新加坡最大的伤害。”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7and 29Oct。2008.，等等，并随着事件的进展，随时发表能引领大家思考的对一些概念和现象的评论和讨论。如政府，金融界和社会都开始思考要不要对被误导者进行补偿时，报纸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什么是误导？（What is Misleading）”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4Oct。2008.。
在迷你债事件发生后，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迅速地组织了一个小组，了解在新加坡受影响的人数，牵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迷你债的总规模，损失大小和可能的解决方法。以后，不定期地在报纸上多次公布了这些数据和信息。
金融管理局的首次表态，就劝说投资者冷静地以协商方式来解决问题，指出不会采用一刀切的解决办法，而是采用每个案例单独处理的办法。建议银行安排一些专业人员，帮助投资者回顾投资过程，如果是被误导，就要提出证据，如果是有知识和经验的投资者，就要自己承担风险。
金管局同时建议银行要自查，要积极对误导和没有达到金管局的监管标准的个案进行补偿。提醒银行要采取正确的决策，这才会赢得更多的长期客户。到10月25日金融管理局在自己的网上发布了要求售卖跟雷曼迷你债有关产品的金融机构尽快委任由专业人员参与的独立机构，负责认真听取和记录投资者的诉讼，同时保证迅速和公正地审查每一个投诉。
另外，金融管理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投资者，进行投诉的三个具体步骤：一是向银行提出投诉，二是提供有关文件，三是银行约见投资者面谈。如果银行没有这样做，或投资者不满意银行的处理，投资者可以到金融业争议调解中心。如果调解中心还无法和解，再交由法官，律师和专业人士组成的裁定小组裁决（adjudication），每宗索偿只需付50元新币的管理费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5Oct。2008.。
到10月23日已有DBS，Maybank，Hong Leong Finance等3家金融机构表态，愿意接受政府的建议，积极帮助易被误导的弱势投资群体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3Oct。2008.。以后所有10家销售过迷你债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很快地接受了这种以个案评估，对被误导者进行补偿的解决方法。
在10月25日在芳林公园的第三次投资者集会上，出现了和前两次的主要是讲华语的年龄较大的投资者的不同变化，这次的参与者主要成了讲英语的年龄较轻的投资者。这次集会大约有500人参加，集会的组织者陈钦亮发起了第四次签名请愿活动，希望金融管理局还是能接受一刀切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一个对一个的个案的解决方法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6Oct。2008.。
三、新加坡对雷曼迷你债事件处理的初步结果
在经过了两三个月的个案评估工作后，海峡时报1月17日公布，在1万名购买了迷你债的散户的5381宗投诉中，已有5127宗投诉已经经过评估和作出决定。其中，2974宗获得赔偿或部分赔偿，占58%；1282宗获得100%的赔偿，占25%。我们在下表中可以看出，补偿比例最高的是由银行发出的雷曼迷你债券，因为它的购买者大部分是从未投资过的英文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人。而大部分是由有经验的投资者购买的证券公司发的迷你债和美林票据（Jubilee Note）补偿的比例最低，仅有13%和11%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7Jan。2009.。
2009年1月18日的《海峡时报》报道了他们采访的19位投资者，得到了补偿的投资者群体，大部分很满意这一处理结果。投诉被拒绝的一位陈先生，40岁，一家企业的金融主管，抱怨自己受到了教育程度高的惩罚。另一位投诉被拒绝的56岁的女士，是位退休教师，她说DBS银行的代表接待了她，谈了一个半小时，非常专业，也一再道歉，但她还是没能得到补偿。还有一位40岁的家庭妇女，很不高兴只得到了很低的部分赔偿，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陈钦亮先生则在接受采访中说，他没有料到会有20%以上的人得到100%的补偿，结果好于他的预期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8Jan。2009.。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迷你债突发事件已在总体上得到了解决。投资者和社会对目前这种解决方法，总的说是认可的。
三、雷曼迷你债事件中所显示出来的东亚社会的特点
值得思考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欧国家多次发生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倒闭，由此而产生的债务纠纷无论是金额总量还是纠纷次数都肯定会远远高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但至今未见由投资者聚集请愿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的社会事件。这里至少反映出东亚社会和西方社会在两个层次上的不同：
一是东亚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市场规则行事，即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被称为是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市场经济体。在西方，投资者责任自负，如果存在误导，可上法庭告造成误导者。在这场游戏中是没有，也不需要政府的位置的。但在东亚社会，投资者会认为政府是父母官，要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事情一发生，他们首先找政府，认为政府没有保护好他们，形成社会突发事件。
二是政府的意识上也是带着东亚的烙印。迷你债事件出现不久，中国香港政府在10月6日就以银行的债券的销售手法不当为前提，建议16家银行按市价回购迷你债这一建议没有被大多数投资者所接受，银行的反应也很冷淡。新加坡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既不是首先推给法庭，也不是推给银行，而是首先建议受害者冷静，建议通过投资者和银行协商，个案处理，受到误导的没有能力识别风险者应得到补偿，而有经验的投资者应做到风险自负。同时，建议银行要有合作精神，有长远的市场意识，让事件的双方和社会找到共识，通过共识，在和谐中解决问题。而不提倡像美国那样，由律师对堂法庭，各执己见，在辩论中争输赢。
由于这两层的原因，尽管在开始时，东亚社会会出现西方社会所没有的突发事件，但是最后不仅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较低（不需要高昂的律师费和赔偿费），而且让社会各方都更多地认识到自己都是利益相关者，要关怀对方的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共同使社会更和谐，而不是更分裂。这正是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治理，它是在东亚社会的特定环境下才能产生的。
四、新加坡在处理这类社会突发事件的原则
在近几个月的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新加坡政府坚持的几个原则正是和本文开始时说的治理的原则相符的：
一是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新加坡政府在一开始时就强调不只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必须坚持的游戏规则，如投资者风险自负，保护和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和全社会的长期利益。
二是明确社会各个群体的责任边界（Accountability）。企业的事，企业自己负责；公民的事，公民自己负责。政府只能给出边界，如集会抗议只能在芳林公园（香港出现了投资者冲击中国银行总部的激烈事件2008年10月5日《明报》（香港）。）。政府希望投资者冷静，政府劝说有关各方都看到社会每个群体的利益相关性，看清自己的长远利益和信誉风险（Reputationrisk）。但政府也严格地限制自己，不干预企业决策和强迫人民接受自己的看法。
新加坡政府和香港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新加坡的处理原则是在坚持投资者风险自负的市场原则的同时，把投资者区分成两个群体，一群是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老人、容易被误导者，应该补偿；另一群是教育程度高、有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应该风险自负。
三是透明度（Transparency）。社会媒体要对受损害的群体及他们的愤激情绪，银行，银行产品的销售人员，政府主管部门：金融管理局，总理等不同人群的看法和想法，都要作公开，客观，及时的报道。一方面让社会能真正地了解他们；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感到让社会了解他们的渠道是畅通的。
四是形成共识（Consensus）。通过媒体，网络，（和第一次通过）能自由发表任何意见的芳林公园（Speaker Corner），银行和投资者的面谈，专家意见的咨询和帮助，达到社会的共识。和香港比，香港政府对事件的反应也是比较迅速的，媒体的透明度也高，但至今为止，还没有走出僵局。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机构的各个部门表态不一致和少数政党及议员刻意推动事件的政治化，使投资者对一刀切地回收全部本金的期望较高，难以形成社会共识。
有人认为，经过这次雷曼迷你债事件，新加坡正在出现更多的签字请愿活动，正在转变成一个请愿国家（Petition Nation）。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加坡人试图通过签字请愿，使社会重视他们的意见，并最后被社会所接受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9Nov。2008.。
五是有效率（Efficiency）。新加坡政府没有急于追求迅速平息事件，而是先做调查和沟通，找到有利于新加坡的长远利益的原则，通过交流，逐步达到共识。结果还是以较快的时间，使受事件影响的人群中的大部分和整个社会都感到这一解决办法是比较公平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