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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新加坡在中国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黄朝翰 黎良福
引言
在中国三十多年前发起的经济改革中，新加坡一直以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在持续。这种作用得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11月对新加坡的访问。此次访问中，新加坡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经济发达、环境干净、社会稳定。此时的新加坡与他1920年所见到的情形已有天壤之别。当时新加坡还只是英国管治下的一个“昏睡的小渔村”。
1978年的这次访问加强了邓小平推动国内改革的决心。在东亚经济发展格局中，日本率先崛起，之后又出现了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即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四个新兴经济体当中，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社会特征。如果它们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行？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就是成功的先例，它们的成功实在令人鼓舞。
但是与这三个经济体相比，新加坡表现出其独特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邓小平可以访问新加坡，可以亲睹新加坡1978年较之1920年所取得的成绩。而香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台湾也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虽然中国认为香港、台湾都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但中国不能向它们学习，这在政治上不可能。
邓小平的新加坡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92年发表的旨在力推中国当时受挫的改革进程的讲话中提到了新加坡。从此以后，新加坡开始与中国分享从国家治理、经济房工程、退休金计划、法律制度到廉政建设多领域的经验。时至今日，中国还在继续研究新加坡的经验，并在多个领域中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加以仿效。
除了学习访问，两国同时还看到在具体项目上合作的前景。1994年两国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启动，2008年又开始了新的合作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这两个旗舰工程为新加坡分享其发展经验提供了额外的平台。苏州工业园的动工时间是1994年5月，而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的动工时间是2008年9月。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03年专门成立了双边合作联合理事会。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制度化。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回顾。其中包括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的政治环境介绍，新加坡之行的印象以及1992年的南方讲话。第二部分探讨中新两国曾经一度且至今仍感兴趣的重要发展经验。第三部分考察中新两国合作的两个旗舰工程，即苏州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市，重点探讨两大工程背后的理论依据及其对双边关系的贡献，同时对两大工程背后的制度化机制以及双边合作中的其他重大领域也有所提及。第四部分扼要介绍20世纪90年代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投资贸易领域的重大发展，同时，对两国经济关系性质的转变也有所提及。
一、背景介绍――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影响
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影响要追溯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11月的新加坡之行。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4年以后的“南方讲话”中曾特别提及。
其实，早在1920年，邓小平在前往法国马塞工作学习的途中就曾到过新加坡。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新加坡还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78年的一次会晤中，邓小平清楚地告诉李光耀：“58年之后再次来到新加坡我非常高兴。”他说新加坡已经发生了“巨变”，并向李光耀表示祝贺。他甚至说：“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发生同样快的变化。可是中国太大了！”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667-668页。
访问结束，邓小平登上飞机之后李光耀对他的同事说，邓手下的人要遭狠批，因为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是“他听到的汇报中没有提及的”。邓小平访新之后，中国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在政治人倾向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新加坡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已不再只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的形象，而是描述成“在绿化、经济房工程以及旅游方面值得学习的花园城市”同上，第668页。倾向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邓小平1979年10月的讲话。讲话中邓小平提到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资来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工人工资以及如何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同上，第669页。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参照点。
就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之前，邓小平还访问了日本、泰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之旅之前，邓小平与当时许多中国领导人一样，似乎形成了一种印象：东南亚是个落后地区。但是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坚定了他要加速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心。他看到新加坡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所取得的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与专制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党执政并不是不相容的。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旨在打破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1991年俄罗斯解体以来国内形成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南方讲话”。讲话中他再一次提及新加坡。“南方讲话”不仅仅使中国坚定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同时也为中新两国之间的合作打开了政治大门。
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还说道，“20年之后，广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方面都应该追上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在这些方面中国应该比这些地区做得更好”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714页。他还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深圳宣传部编，《邓小平与深圳：1992春》，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邓小平的讲话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学习新加坡热”，许多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进行考察学习。仅在1992年，就有四百多个代表团来到新加坡。他们想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黄朝翰，《中国对新加坡发展成就的惊羡》，《亚太评论》，第5卷，1998年第3期，第51―63页。
第三选择适合一个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其领导人愿意学习新加坡经验的省或国家。通过这种途径新加坡可以与省级领导建立广泛和深层次的关系，而当地领导反过来又可以帮助新加坡的企业家寻求发展项目。总理同时还强调，与省市的合作必须得到该中央政府的支持。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中国确定进行市场改革并选择新加坡作为参照，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中新开始建立其经济的合作。
在新加坡方面，他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重新回到经济改革之路所带来的机会。新加坡领导人开始鼓励新加坡人进行海外投资，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打造外翼《新加坡起飞在即的经济二翼》，1993年1月31日海峡时报（新加坡）；《李资政：新加坡如果不向海外拓展，其新兴经济体地位将不保》，1993年1月3日《海峡时报》（新加坡）。在1992年一次与行动党的讲话中，李光耀援引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韩国在海外成功发展经济的例子。他指出，这些新兴工业地区和国家都有“一双翅膀，而新加坡只有一支翅膀，所以无法起飞”《资政：新加坡当前必须打造经济外翼》，1992年11月16日海峡时报（新加坡）。另参时任总理李显龙《两条腿走路》一文，2008年11月9日《海峡时报》（新加坡）。
在1993年5月一次由新加坡政府组织的区域论坛上，总理吴作栋重申走区域化发展之路是新加坡保持领先优势的一项“长期策略”见总理吴作栋在东方豪城区域化论坛上题为“借区域化之力保持竞争优势”的讲话，1993年5月21日。他还粗略地谈了新加坡企业海外发展的三种可能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新加坡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他们认为成功几率最高的领域进行投资。第二种模式，政府或财团可以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的某些城市帮助物色一些大型的工程。物色的工程应该与新加坡的经济实体有着广泛的联系。第三种模式，选择一个有潜力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同时当地领导人认同新加坡经验的省份或州市。通过这种方式，新加坡可以与省级领导建立广泛而深厚的关系，而他们反过来也可以帮助新加坡企业进行发展项目的选择。吴总理还强调，与省或州的合作必须得到该国中央政府的支持同上。
正当中国欲重新致力于市场改革并选择学习新加坡经验时，新加坡也正想打造其经济的外翼。正是在这样的大框架下，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才得以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二、新加坡――中国改革的参照
这一节将对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曾感兴趣而且至今仍热衷学习的那部分进行考察。这些经验大体上可以归入两个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社会领域。
1.经济改革先行
在政治领域，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的访问使他坚信经济发展应该先于政治民主化“民主”这里是指西方国家建立在公开竞选基础上的民主形式。在新加坡，邓小平亲眼看到了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尽管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在1970年到1980年间，新加坡的实际经济增长平均约为8.5%参见黄朝翰，《中国对新加坡发展成就的惊羡》，第53页。新加坡政府在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保持执政党的地位）的领导下致力于发展经济、拓宽就业。新加坡经验清楚地表明，增加国民收入是政府提高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新加坡公民入住经济房的比率由1970年的34.6%上升到1978年的64%，脱盲率由1970年的72.2%上升到1978年的77.4%，同期失业率由6%下降为3.6%，婴儿死亡率由20.5‰点五下降到12.6‰新加坡统计年鉴（1979/1980），第14―18页。这些数据表明，新加坡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路子是对的。此外，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实行选举制度，但是由于坚持一党执政，许多的西方观察家对其民主制度不予认可。
多年之后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该“政治风波”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其追求目标包括政治公开和经济结构重组），进一步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表明：邓小平所走的优先发展经济的路子是对的。邓小平的政治敏感告诉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搞激进的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只会使中国更加混乱。
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家早已提出这样的主张：虽然政治民主化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并不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几乎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施行民主政治还是非民主政治，都出现过经济的高度繁荣。除了基本的政治、社会稳定之外，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凝聚民心、有效调动资源、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的英明、高效的政治领导。从本质上看，高效的管理和正确的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更加重要，而假民主或半民主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
因此，任何政治和社会制度，只要能通过促进生产、消费、投资和出口增加GDP，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改革实验最终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的早期。这并不令人奇怪，过多的政治因素有时会损害投资环境。选举运动中过多的论辩会影响生产，工人权力运动的呼声会吓跑外国投资者，收入平等分配的主张又会减慢资本积累。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快速进入完全自由、民主、竞争社会，总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归因于其所采取的渐进的方式。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处在逐步推进的实验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一生未竟的事业经济增长在带来普遍工资收入提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就会形成要求政治公开化和经济社会政策话语权的声音。在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就撒下了民主的种子。因此，这只是个时间和顺序问题。政治改革的难度在于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合适的速度推进。
中国领导层近些年来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借鉴了许多方法，其政治体制也开放了一些。当然，与许多西方观察家所希望的民主还是有很大差距，其中包括党内民主、地方选举、公民权力的法律保护、官员的任命及职责，等等。
在保证政治改革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继续参考新加坡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特别急切地想弄清楚，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保持其强大政权的。为此，曾多次派遣代表团到新加坡进行专门调查研究。这些代表团考察了人民行动党的组织结构以及党、政、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尤其想了解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如何反应民众的需求。中国代表团观摩了每周举行一次的由当选国会议员倾听民众声音的“民心民声会”。虽然老百姓所关心的东西可能最终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机制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因为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懑，同时执政党也可以借此倾听到人民的呼声。如果确实是重大问题，则会采取另外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2.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中国改革的参照
上文已经提到，继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到新加坡之后，中国开始大力地学习研究新加坡成功的经验。第一个中国高层代表团于1992年7月由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带队前往新加坡考察。该代表团特别想了解的是新加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保持良好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约束的经验。此时，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地寻求针对特区中广泛流行的诸如腐败、嫖娼、吸毒、黄色、赌博以及犯罪等问题的解决办法。
新加坡安排代表团参观了社会秩序部门，如警察局、出版审查署、新闻办公室以及电台、电视台，让其了解这些部门在民众教育与信息服务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还安排他们参观了职总英康和人民协会，让其了解工人与民众喜欢的管理方式。新加坡领导人和官员向代表团解释说，社会控制不能单靠压制，而是要采用综合治理的办法，其中包括让民众享有合理价格的住房，让民众学会社交礼仪，教育民众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观，比如诚信与正义，还要让民众接受新加坡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不纵容腐败、遵纪守法、主动履行公民职责协助警方预防和调查犯罪参见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715―716页。
徐惟诚认识到，并非新加坡所有的经验都可以在中国复制，因为中国的国情与其不同，但是却可以把新加坡的经验作为重要的参考。回国之后，该代表团发表了题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议”的报导。据说，徐惟诚在报导中援引了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要管理好一个国家、要改变人们落后的习惯需要长期的努力。刚开始时，一定程度的行政压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参见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718页。
徐惟诚访新之后的1992至1994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几百个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机构先后派遣代表团和观察团前往新加坡。中国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新加坡的法律制度。由于当时中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政府认识到用法律来管理商业行为、吸引外资的重要性。经济改革开始之前，中国由共产党的意志来管理，党的意志最终变成法律。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长期稳定需要一个健康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高效地管理国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时任全国人大主席的乔石于1993年7月访问了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
此外，中国政府感兴趣的领域还有政府经济房工程、养老金计划、教育和医保制度、社区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朱�基担任上海市长时对此进行过深入的考察，然后经过一些修订，于1991年5月开始在上海推行，借此给市民提供购房所需的金融手段。这个计划在上海获得巨大成功，很快在其他城市诸如北京、天津、南京和武汉进行推广。1994年，中国政府批准该计划向全国其他城市推广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现状与发展，中国网。
在经济领域，中国代表团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具体的说，新加坡政府在推动早期工业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后又是怎样经济的转型并使其获得高速的发展？代表团还对基础建设、公有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表示强烈的兴趣。公有经济由无数的与政府有某种关联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虽然属于政府所有或者是政府拥有股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依靠政府施舍才能生存。相反，它们的经营管理完全遵照优胜劣汰、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原则。
时至今日，新加坡与中国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领域还在继续合作。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不限于来自沿海城市的代表团，还包括西部和东北较不发达地区的代表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负责公务员培训的公共服务学院还给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提供从公共政策与改革、政治结构与管理、城市规划、社区发展到经济管理和人力资本发展等方面的定期培训。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培训项目有中共党校的学习观光（从2002年至今）、中国高级官员学习观光（每年三次，其中包括来自香港、澳门的代表团）以及公共政策学习观光（始于2005年，专门针对来自西部和东北的高级官员）。
2008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访问了新加坡。汪洋的此行是想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广东的经济进行重组。此前汪洋曾动员地方领导解放思想，思考新的改革路子。除了学习新加坡在政府经济房、港口、股票交易以2008年4月为期，新加坡证券交易所143家上市公司中有1/6的企业是中国广东的企业。参见“广东150个项目对新加坡招商”，2008年9月19日，《商业时报》。以及工业产权等领域的管理经验，他还参加了一个就新加坡的工业升级、高等教育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举行的简报2008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访问新加坡时新外交部的新闻发言稿。
新加坡的产业制度也让中国官员拓宽了视野。南洋理工大学1998年设立了管理经济学学士学位，以满足中国领导层急于了解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政府在市场环境中的角色变换方面的要求。由于深受中国领导层的欢迎，该培训项目被称做“市长班”。继该培训项目成功之后，南洋理工大学又在2005年设立了公共管理学学士学位南洋理工大学新闻发布会。除了这些学位项目之外，南洋理工大学还给5000多名中国官员开设了短期的管理培训班《南洋理工大学建立培训团队，为更多的中国官员提供培训》，2007年10月5日，《海峡时报》（新加坡）。
三、双边合作旗舰工程
除了向中方介绍自己的经验，新加坡还与中国进行具体项目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就是双边合作的两个旗舰工程。这两个工程不仅仅为双边合作增加了实质性的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双边的政治联系。在这两个工程中，两国政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两个工程的构思都是由两国政府发起的，另外，两国政府还为两个工程的起飞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对私有经济领域介入，以保证两个工程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项工程与其他两国之间的纯商业合作有所不同。
1.苏州工业园
苏州工业园的建设方案是两国在1994年2月达成的。上文已经提到，当时正是中国决心大力推进改革的时候，而邓小平又选择了新加坡作为学习和赶超的对象；当时也正是新加坡正在着力地打造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支柱――经济二翼的时候。
虽然许多中国代表团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来到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但是在短期的学习中他们能够学到多少，能带回去多少经验尚不确定。因此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联手合作一个项目（即后来的苏州工业园），这样可以让新加坡更好地与中国分享在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新加坡“软件”，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以及工作程序和制度方面，而最重要的则是新加坡熟练高管的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态度经常用来说明新加坡软件建设的典型例子就是樟宜机场。这个世界一流的飞机场，并不是因为机场大楼外观漂亮，而是因为在管理理念、领导机制和运作效率这些方面一流的软件建设而出名。
今天，苏州工业园已经成为中国几个大型工业园之一。苏州工业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新加坡在一站服务、投资需求反馈、效益和透明度、城市管理与规划、养老金规划、政府经济房工程、环境保护以及绿化建设等领域的经验。2001年，苏州工业园大部分股权被一个中国财团收购。由于此时已经有了新加坡方面奠定的基础，苏州工业园在园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截至2008年9月，苏州工业园已吸引3374家外资企业，其中包括77家财富500强跨国企业，累计外商投资协议金额达44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51亿美元。2007年，苏州工业园GDP达4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2008年前6个月中，GDP保持连续增长，达502亿人民币。“苏州工业园联合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新闻发布会。虽然苏州工业园只占苏州及总人口的4%，却贡献了14%的工业附加值，占全部外资注册总额的25%，占2006年进出口总额的29%2007年苏州工业园投资指南（苏州工业园行政委员会发行）。
这些年来，苏州工业园一直致力于业务流程外包、物流、苏州企业国际化这些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数字显示，苏州工业园在研究与发展领域的投资占2007年GDP的3.4%。另外，苏州工业园还注重环境保护，强力推进湖畔公园、中央公园、樟树公园、枫林公园等项目的建设。最近白塘植物园以及梨花岛两个工程也已动工。苏州工业园不仅仅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苏州工业园不只是一个商业工程，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往往被忽略。建设苏州工业园的本意是给双方的领导人、官员和生意人搭建一个合作的平台。通过这个合作平台，年轻的一代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彼此更好地相处，从而促进双方长期关系的发展。
基于苏州工业园所奠定的基础，双方合作的制度性平台得以形成该框架体现在新中双方1994年2月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中。这个平台包含三个层面，顶层是联合管理委员会，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担任主席今天，联合管理委员会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与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联合管理委员会中国方面，其成员包括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海关总署、江苏省政府、苏州市政府。新加坡方面，其成员包括贸易与工业部、外交部、国家发展部、环保部以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参见2007年苏州工业园投资指南。的职能是对在学习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监管，同时协调双方中央部门和机构，包括江苏省政府及苏州市政府官员之间的工作。
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下面是联合工作委员会，负责操作层面的问题。联合工作委员会由裕廊镇公司的高级代表和苏州市政府的高级官员牵头，在商业层面则由新加坡方财团和中方财团负责项目的硬件建设。
近年来，联合管理委员会已召开多次会议。2008年9月4日，大会第十次会议在天津召开，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大会总结了苏州工业园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对其未来发展作出了规划。双方都明确表示愿意共同致力于苏州工业园的建设，使其保持国内大型工业园的地位，同时继续提高其经济效益，改善工业结构，发展基础设备，建设生态环境。经过讨论，双方计划在2009年举办苏州工业园成立15周年庆典，在苏州和新加坡举办各种庆典活动“苏州工业园联合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新闻发布会。
2.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
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是温家宝总理与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在2007年4月北京会谈中由吴作栋提出、温家宝原则上通过的《新加坡、中国联合打造生态城》，2007年4月26日，《海峡时报》（新加坡）。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采点工作，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新加坡时双方签署了一个框架性协议。协议决定在天津滨海新区着手建设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生态城市天津滨海新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人口140万。
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背后的主要意图与苏州工业园类似。从战略层面上看，新加坡方面愿意继续努力与中方保持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意愿又由于后者经济的迅猛增长而得到加强。就中方而言，该项目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实验平台，探索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和谐的平衡发展。这也符合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科学发展观战略，因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等因素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该项目也有利于中国区域发展策略的推进“新―中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联合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大会”新加坡国家发展部2008年1月31日新闻发布会。总之，天津生态城市工程的建设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从政治层面上说，天津生态城市工程与苏州工业园一样，为双方政治领导人、官员和生意人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未来政治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新加坡方面说，尤其愿意与中方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以克服时常出现的磕磕碰碰。
与苏州工业园一样，天津生态城市工程也有一套制度化的机制来监管工程的实施。这套机制主要包含三个层面，顶层是合作管理委员会，由相关部委和政府机构以及天津市政府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下面，新加坡方相关部委和机构包括国家发展部、环境与水资源部、外交部、贸易与工业部、建设部、新加坡国际企业集团、裕廊镇公司、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公用事业部、城市发展局。的主要负责人构成，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共同监管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王岐山的前任是吴仪，吴仪于2008年3月担任副总理。
在2008年9月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仪式上，双方对天津生态城市工程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认可。双方还达成进一步的共识：该项目涉及的主要领域不应仅仅包括城市的外在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应按照生态城市的远景和“三个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经济活动的和谐）原则制定一套政策和措施，以完成和支持该项工程的硬件建设“中―新天津生态城市联合管理委员会就职典礼”。
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下面是联合工作委员会，负责项目实施中的操作性问题，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姜伟新联合担任主席姜伟新的前任是汪光焘。自2007年9月框架性协议签订以来已经举行了三次会议，形成了一套全面的关键绩效指标，来监管该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关键绩效指标包含广泛的内容，其中涉及空气和水质量、交通、能源使用、公共绿化、废物处理以及天津生态城市中的经济房建设。联合工作委员会也认可了该项目的总体建设规划，详细规划正在最后审议之中。在商业层面则由新加坡方财团和中方财团负责项目的硬件建设。
为了更好地促进双边合作，制度性框架隶属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3年9月联合发起，这是两国促进和加快双边合作的最高政府机构，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双边合作联合管理委员会两位前任联合主席是副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吴仪。两位领导人还同时担任苏州工业园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这种共同领导机制有助于保证双边合作的顺利进行，共同推进两个旗舰工程的建设。
至此，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已召开五届大会（最近的一次于2008年9月召开），讨论合作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探讨新的合作领域。讨论的问题涉及两国之间的双倍税收协定、双边免税协议、对第三方国家的技术援助、中国西部和东北的联合开发以及生态城市建设。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双方还签订了其他一些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协约。
双边合作机制基本框架
来源：作者自己整理。
联合管理委员会下面是其他重要的双方经济合作机构，包括新加坡与山东（1993）、四川（1996）、辽宁（2003）、浙江（2003）、天津（2007）以及江苏（2007）之间的6个双边合作委员会。2007年还成立了另一个机构，联合投资发展促进会，由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林勋强和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联合担任主席，其目的是为中新企业提供一个合作和海外共同投资的平台大会就职典礼于2007年1月举行，其时，薄熙来任商务部长。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双边合作机构不仅仅加强了各会主席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加强了其下属官员之间的交流。除了有助于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工作，这种交流还旨在促进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因为这些官员中有些在今后可能会担任重要的职位，而这些铺垫工作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双边关系也时常出现磕磕碰碰。2004年7月，新加坡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在就任总理之前访问了中国台湾，中方对此反应强烈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2005年7月发表声明：“此次访问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新中政治关系的基础，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新加坡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负全部责任。”（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双方部长级互访暂时取消周小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取消了原定于2004年7月举行的中央银行行长大会。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预定的2004年7月的成都之行，由于中国外交部官方邀请的推迟而未能如期进行。新加坡企业也面临着增长的困难。有报道称，2004年7月一家新加坡企业欲在浦东新区举行新加坡式狂欢会，但遭到有关部门的禁止上海取消新加坡公司组织的聚会。更重要的是，原计划于2004年末启动的新中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被无限延期“中方发出信号：自由关税协定面临困境”。
此后，这些不愉快的记忆也被慢慢地淡忘。2008年10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签订了一项自由关税协定。这是中国政府与亚洲国家签订的第一项自由关税协定。这项协定的签订清楚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中新两国都愿加大相互开放的尺度并推进自由贸易。在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传染全球、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的时刻，这项协定的签订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该项协定可望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自由关税协定包括实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服务贸易、自然人之移动、投资、海关手续、贸易技术壁垒、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和经济合作。
四、新中多层面、迅猛发展的经济关系
1990年新中建交之前，新加坡已与中国形成较低水平的贸易投资关系新加坡在与中国正式建交的问题上曾经有所迟疑，是为了减轻邻国的担忧（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由于新加坡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华人，这些邻国担心新加坡会成为中国的帮手。但是没有正式建交似乎没有影响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双边贸易额一直徘徊在7亿到8亿新元之间，中方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
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中关系逐渐改善。这是因为，一方面中方疏远了与东南亚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后来结束了对他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邓小平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区域战略环境的变化，包括越南1978年入侵柬埔寨，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都迫使中国改善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双重外交的失败》，《亚洲观察》，第22卷，1982年8月，第8期，第779―800页。尤其在柬埔寨的问题上，更需要进行全面的战略思考。新加坡认为，只有中国能够给越南有效施压，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东盟国家应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密切合作参见赫伯特・叶，艾恩・斯托里：《中国威胁：直觉、神话与现实》；参见迈克尔・勒佛：《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应对脆弱》，伦敦，洛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版；N・加尼森：《新加坡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伦敦，洛特里奇出版社2005年版。
20世纪80年代期间，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从1975年到1990年的15年间，双边贸易从7.8亿新元增长到52亿新元，增长了近7倍，年增长率达13.5%。新加坡在中国的累计直接投资曾处于很低水平，但上升速度很快，从1985年的6000万到1989年的1.1亿。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早期，大多数的海外投资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
新中正式建交之后，它们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拓宽，更加紧密。特别是在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之后，双边贸易额分别从1990年的55亿新元增长到2000年的216亿新元，在10年中增长近4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4.7%。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双边贸易总额取得了较快增长，从2001年的224亿新元到2007年的916亿新元，平均年增长率达26%。
2006年，排在马来西亚、欧盟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新加坡第四大贸易伙伴。同年，新加坡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新中签订中小企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2007年11月30日新闻发布会。2007年，中国上升了一位，成为新加坡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和电子产品，虽然也涉及石油产品、化工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新加坡则从中国进口轻工业产品，比如纺织与纤维产品、食品和饮料。双边贸易额相较于2006年的853亿新元增长了7.4%。
在服务行业，两国在旅游、建筑业和教育领域的交往都取得了强劲的增长。2007年，在旅游领域，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二大客源，旅游观光者达到110万，仅排在印度尼西亚之后（190万人）。1996年，中国甚至还没进入新加坡旅游客源的前10位。到1998年，中国逐渐上升到第七位，2002年上升到第三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分居第一和第二），2003年上升到第二位（日本居第一）。吸引中国游客的因素有普遍降低的车船费、清新的空气、便宜的物品、美丽的风景、新元的强劲以及强大的市场运作“2007年1月至12月旅游业状况”，新加坡旅游管理局情况说明书（2008年1月23日）。
然而，在2006年游客人均消费的统计中，中国仅位列第六，平均消费807新元（位于印度，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后）新加坡统计年鉴（2008）。即使这样，中国游客人均消费增长率仍排在第一位，约从2002年的467新元达到了2006年的807新元。
在两国的双向服务贸易中，建筑业是另一个增长领域。新加坡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建筑服务和劳动力输出市场之一。2007年，中国与新加坡达成的海外承包工程所涉金额达12.4亿新元（约计8.744亿美元），相较于2006年增长了5%中国商贸部年鉴（2007），根据年鉴，海外协议工程是指中国承包商通过招标程序承接的项目，包括：1.由外国资本投资的海外土木工程建设项目；2.中国政府海外援助工程；3.中国外交使节馆、贸易办事处和其他机构的建设项目；4.国外投资的本土建设项目；5.中国承包商与国外承包商共同承接的转包项目；6.地产开发项目。新加坡居亚洲第六，排在中国香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之后。同年，新加坡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劳务输出市场，所涉金额达6.4亿新元（约计4.507亿美元），仅位于日本之后同上。
教育方面，新加坡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去处。2006年，中国共有134000名学生留学海外，其中32000名中国学生前往新加坡留学，占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的24%。2007年，中国赴新加坡留学的学生人数达36000人，较上年上升了12.5%2008年9月28日《海峡时报》（新加坡）。
在投资领域，自1997年以来，新加坡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积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水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方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新―中工商联盟成立第三十五周年的晚宴讲话，时间为2005年11月下午7点30分，2007年，新加坡在中国的累计投资达到471亿新元，相较于2006年的307亿新元上升了53%。这些投资分布于16615项工程《海外出现机遇》，2008年7月24日《商业时报》（新加坡）。中，投资的主体集中在制造业（占64.1%）和房地产，地租和租契服务（占12.7%）《2006年新加坡国外投资》，新加坡统计局，2008年7月第3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继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韩国和日本之后，新加坡成为中国的第五大投资国，投资总额达45亿新元（约计31.8亿美元），相较于上年32.1亿新元（约计22.6亿美元）增长了41%中国商务部2008年年鉴。
相较而言，中国在新加坡的累积直接投资要低得多。2006年投资额为15.4亿新元。随着中国寻求海外投资格局的多样性，较多的资金可能从中国流向新加坡。中国的公司在政府“走出去”政策的刺激和中国经济强大的支持下，开始将它们的业务向区域和国际市场拓展。
许多中国企业选择新加坡作为进军东南亚的跳板，并且选择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的平台。除了提供全球资本评估服务，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还提供上市公司排名信息，帮助这些企业培养海外品牌意识，吸纳股民。从1997年以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为中国企业服务融资参见林勋强部长在新加坡证�北京代表办事处成立仪式上的讲话，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目前共有143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3%，资本市场总数的1/5《新加坡证�交易中心在北京开设代表办事处》，2008年4月19日，《海峡时报》（新加坡）。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上市公司，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于2008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代理办事处。
新加坡国际企业联合会在中国增设了许多代理机构，这是新中经贸投资正在扩大的一个信号。新加坡国际企业联合会的使命就是帮助驻新企业发展，并融入国际化的潮流。今天不仅已在一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立了代理机构，还在一些二级城市如西安（2005）、大连（2004）、成都（2002）、重庆和青岛（1996）也设立了代理机构“新加坡在与中国的早期经济交往中受益”亚洲新闻频道，2008年6月27日。更重要的是，从在二级城市设立代理机构这一点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企业正在向中国东北部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进军。这些区域正在提升其经济价值链，因而需要更多的相关服务，而新加坡企业能够给其所需另外，新加坡外交部除在北京（1990）设立大使馆外，还在上海、厦门、香港和广州四个城市设立总领事馆，在成都也设立了领事馆（2006）。这些表明，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
根据新加坡国际企业联合会提供的信息，许多新加坡中小型企业在中国的四川、重庆、陕西成为了排名前五的国外投资企业新加坡很多公司在食品、零售和教育服务当中制造自己的影响。新加坡的银行也在成都开立支行。“大东方生活”公司也在重庆出现。2006年，新加坡在这三个区域的累积的协议投资额上升了29%，达到21.4亿新元（约计15.1亿美元），四川占了这些投资额的一半以上。从2002年到2006年的五年间，新加坡投资者在四川、重庆、陕西总投资11亿新元（约计7.863亿美元），增长109%“新加坡企业向中国西部进军”，2007年8月6日《商业时报》。
五、结语
新加坡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这可以追溯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加坡之旅。新加坡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加深了邓小平的信念，即经济发展应该先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再次推动当时中国受阻的改革进程时，曾提到新加坡，从而为中国打开了政治大门，使之能够以一种更加合作的方式去学习新加坡相关方面的经验。
有了邓小平的政治许可，许多中国代表团纷纷前赴新加坡考察其成功的原因。他们对经济房工程、养老金计划、法律制度、教育和医保制度、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政府宏观调控、GLC管理以及反腐等领域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新加坡也一直在与中国分享着这些方面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经验分享的领域也延伸到了废物治理、水处理、绿色大楼和科技等新领域。
除了经验分享之外，两国还共同打造了苏州工业园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工程。两项工程的合作表明，两国将致力于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从合作中谋求共同利益。从政治层面来看，两项工程的合作也使双方现任的和将来的领导人、官员以及生意人得以相互合作，加深了解，从而建设更加稳固的双边关系。
新加坡与中国的经贸投资联系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宽。随着时间的推进，已经从传统的商贸和投资领域发展到旅游、教育和建筑业等服务行业的合作。中国在新加坡的累计直接投资也取得了增长，中国公司也开始看好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景。
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更加制度化的框架，在原来仅仅依靠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联系的基础上走出了一大步。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下面是苏州工业园和中新生态城市的联合管理委员会、联合工作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双边贸易与合作机构。这样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在双方高层领导――新加坡副总理和中国副总理的推动下，为双方持续探索各种能够拓宽及加深双边合作的方法提供着动力。这样，两国不仅可望为彼此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可以在寻求各自的发展道路的同时相互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引言
在中国三十多年前发起的经济改革中，新加坡一直以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在持续。这种作用得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11月对新加坡的访问。此次访问中，新加坡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经济发达、环境干净、社会稳定。此时的新加坡与他1920年所见到的情形已有天壤之别。当时新加坡还只是英国管治下的一个“昏睡的小渔村”。
1978年的这次访问加强了邓小平推动国内改革的决心。在东亚经济发展格局中，日本率先崛起，之后又出现了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即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四个新兴经济体当中，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社会特征。如果它们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行？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就是成功的先例，它们的成功实在令人鼓舞。
但是与这三个经济体相比，新加坡表现出其独特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邓小平可以访问新加坡，可以亲睹新加坡1978年较之1920年所取得的成绩。而香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台湾也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虽然中国认为香港、台湾都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但中国不能向它们学习，这在政治上不可能。
邓小平的新加坡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92年发表的旨在力推中国当时受挫的改革进程的讲话中提到了新加坡。从此以后，新加坡开始与中国分享从国家治理、经济房工程、退休金计划、法律制度到廉政建设多领域的经验。时至今日，中国还在继续研究新加坡的经验，并在多个领域中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加以仿效。
除了学习访问，两国同时还看到在具体项目上合作的前景。1994年两国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启动，2008年又开始了新的合作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这两个旗舰工程为新加坡分享其发展经验提供了额外的平台。苏州工业园的动工时间是1994年5月，而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的动工时间是2008年9月。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03年专门成立了双边合作联合理事会。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制度化。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回顾。其中包括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的政治环境介绍，新加坡之行的印象以及1992年的南方讲话。第二部分探讨中新两国曾经一度且至今仍感兴趣的重要发展经验。第三部分考察中新两国合作的两个旗舰工程，即苏州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市，重点探讨两大工程背后的理论依据及其对双边关系的贡献，同时对两大工程背后的制度化机制以及双边合作中的其他重大领域也有所提及。第四部分扼要介绍20世纪90年代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投资贸易领域的重大发展，同时，对两国经济关系性质的转变也有所提及。
一、背景介绍――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影响
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影响要追溯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11月的新加坡之行。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4年以后的“南方讲话”中曾特别提及。
其实，早在1920年，邓小平在前往法国马塞工作学习的途中就曾到过新加坡。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新加坡还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78年的一次会晤中，邓小平清楚地告诉李光耀：“58年之后再次来到新加坡我非常高兴。”他说新加坡已经发生了“巨变”，并向李光耀表示祝贺。他甚至说：“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发生同样快的变化。可是中国太大了！”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667-668页。
访问结束，邓小平登上飞机之后李光耀对他的同事说，邓手下的人要遭狠批，因为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是“他听到的汇报中没有提及的”。邓小平访新之后，中国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在政治人倾向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新加坡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已不再只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的形象，而是描述成“在绿化、经济房工程以及旅游方面值得学习的花园城市”同上，第668页。倾向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邓小平1979年10月的讲话。讲话中邓小平提到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资来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工人工资以及如何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同上，第669页。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参照点。
就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之前，邓小平还访问了日本、泰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之旅之前，邓小平与当时许多中国领导人一样，似乎形成了一种印象：东南亚是个落后地区。但是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一切坚定了他要加速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心。他看到新加坡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所取得的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与专制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党执政并不是不相容的。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旨在打破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1991年俄罗斯解体以来国内形成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南方讲话”。讲话中他再一次提及新加坡。“南方讲话”不仅仅使中国坚定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同时也为中新两国之间的合作打开了政治大门。
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还说道，“20年之后，广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方面都应该追上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在这些方面中国应该比这些地区做得更好”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714页。他还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深圳宣传部编，《邓小平与深圳：1992春》，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邓小平的讲话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学习新加坡热”，许多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进行考察学习。仅在1992年，就有四百多个代表团来到新加坡。他们想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黄朝翰，《中国对新加坡发展成就的惊羡》，《亚太评论》，第5卷，1998年第3期，第51―63页。
第三选择适合一个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其领导人愿意学习新加坡经验的省或国家。通过这种途径新加坡可以与省级领导建立广泛和深层次的关系，而当地领导反过来又可以帮助新加坡的企业家寻求发展项目。总理同时还强调，与省市的合作必须得到该中央政府的支持。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中国确定进行市场改革并选择新加坡作为参照，也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中新开始建立其经济的合作。
在新加坡方面，他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重新回到经济改革之路所带来的机会。新加坡领导人开始鼓励新加坡人进行海外投资，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打造外翼《新加坡起飞在即的经济二翼》，1993年1月31日海峡时报（新加坡）；《李资政：新加坡如果不向海外拓展，其新兴经济体地位将不保》，1993年1月3日《海峡时报》（新加坡）。在1992年一次与行动党的讲话中，李光耀援引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韩国在海外成功发展经济的例子。他指出，这些新兴工业地区和国家都有“一双翅膀，而新加坡只有一支翅膀，所以无法起飞”《资政：新加坡当前必须打造经济外翼》，1992年11月16日海峡时报（新加坡）。另参时任总理李显龙《两条腿走路》一文，2008年11月9日《海峡时报》（新加坡）。
在1993年5月一次由新加坡政府组织的区域论坛上，总理吴作栋重申走区域化发展之路是新加坡保持领先优势的一项“长期策略”见总理吴作栋在东方豪城区域化论坛上题为“借区域化之力保持竞争优势”的讲话，1993年5月21日。他还粗略地谈了新加坡企业海外发展的三种可能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新加坡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他们认为成功几率最高的领域进行投资。第二种模式，政府或财团可以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的某些城市帮助物色一些大型的工程。物色的工程应该与新加坡的经济实体有着广泛的联系。第三种模式，选择一个有潜力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同时当地领导人认同新加坡经验的省份或州市。通过这种方式，新加坡可以与省级领导建立广泛而深厚的关系，而他们反过来也可以帮助新加坡企业进行发展项目的选择。吴总理还强调，与省或州的合作必须得到该国中央政府的支持同上。
正当中国欲重新致力于市场改革并选择学习新加坡经验时，新加坡也正想打造其经济的外翼。正是在这样的大框架下，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才得以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二、新加坡――中国改革的参照
这一节将对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曾感兴趣而且至今仍热衷学习的那部分进行考察。这些经验大体上可以归入两个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社会领域。
1.经济改革先行
在政治领域，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的访问使他坚信经济发展应该先于政治民主化“民主”这里是指西方国家建立在公开竞选基础上的民主形式。在新加坡，邓小平亲眼看到了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尽管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在1970年到1980年间，新加坡的实际经济增长平均约为8.5%参见黄朝翰，《中国对新加坡发展成就的惊羡》，第53页。新加坡政府在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保持执政党的地位）的领导下致力于发展经济、拓宽就业。新加坡经验清楚地表明，增加国民收入是政府提高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新加坡公民入住经济房的比率由1970年的34.6%上升到1978年的64%，脱盲率由1970年的72.2%上升到1978年的77.4%，同期失业率由6%下降为3.6%，婴儿死亡率由20.5‰点五下降到12.6‰新加坡统计年鉴（1979/1980），第14―18页。这些数据表明，新加坡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路子是对的。此外，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实行选举制度，但是由于坚持一党执政，许多的西方观察家对其民主制度不予认可。
多年之后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该“政治风波”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其追求目标包括政治公开和经济结构重组），进一步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表明：邓小平所走的优先发展经济的路子是对的。邓小平的政治敏感告诉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搞激进的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只会使中国更加混乱。
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家早已提出这样的主张：虽然政治民主化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并不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几乎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施行民主政治还是非民主政治，都出现过经济的高度繁荣。除了基本的政治、社会稳定之外，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凝聚民心、有效调动资源、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的英明、高效的政治领导。从本质上看，高效的管理和正确的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更加重要，而假民主或半民主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
因此，任何政治和社会制度，只要能通过促进生产、消费、投资和出口增加GDP，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改革实验最终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的早期。这并不令人奇怪，过多的政治因素有时会损害投资环境。选举运动中过多的论辩会影响生产，工人权力运动的呼声会吓跑外国投资者，收入平等分配的主张又会减慢资本积累。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快速进入完全自由、民主、竞争社会，总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归因于其所采取的渐进的方式。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还处在逐步推进的实验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一生未竟的事业经济增长在带来普遍工资收入提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就会形成要求政治公开化和经济社会政策话语权的声音。在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就撒下了民主的种子。因此，这只是个时间和顺序问题。政治改革的难度在于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合适的速度推进。
中国领导层近些年来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借鉴了许多方法，其政治体制也开放了一些。当然，与许多西方观察家所希望的民主还是有很大差距，其中包括党内民主、地方选举、公民权力的法律保护、官员的任命及职责，等等。
在保证政治改革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继续参考新加坡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特别急切地想弄清楚，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保持其强大政权的。为此，曾多次派遣代表团到新加坡进行专门调查研究。这些代表团考察了人民行动党的组织结构以及党、政、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尤其想了解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如何反应民众的需求。中国代表团观摩了每周举行一次的由当选国会议员倾听民众声音的“民心民声会”。虽然老百姓所关心的东西可能最终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机制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因为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懑，同时执政党也可以借此倾听到人民的呼声。如果确实是重大问题，则会采取另外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2.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中国改革的参照
上文已经提到，继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到新加坡之后，中国开始大力地学习研究新加坡成功的经验。第一个中国高层代表团于1992年7月由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带队前往新加坡考察。该代表团特别想了解的是新加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保持良好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约束的经验。此时，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地寻求针对特区中广泛流行的诸如腐败、嫖娼、吸毒、黄色、赌博以及犯罪等问题的解决办法。
新加坡安排代表团参观了社会秩序部门，如警察局、出版审查署、新闻办公室以及电台、电视台，让其了解这些部门在民众教育与信息服务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还安排他们参观了职总英康和人民协会，让其了解工人与民众喜欢的管理方式。新加坡领导人和官员向代表团解释说，社会控制不能单靠压制，而是要采用综合治理的办法，其中包括让民众享有合理价格的住房，让民众学会社交礼仪，教育民众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观，比如诚信与正义，还要让民众接受新加坡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不纵容腐败、遵纪守法、主动履行公民职责协助警方预防和调查犯罪参见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715―716页。
徐惟诚认识到，并非新加坡所有的经验都可以在中国复制，因为中国的国情与其不同，但是却可以把新加坡的经验作为重要的参考。回国之后，该代表团发表了题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议”的报导。据说，徐惟诚在报导中援引了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要管理好一个国家、要改变人们落后的习惯需要长期的努力。刚开始时，一定程度的行政压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参见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00年版，第718页。
徐惟诚访新之后的1992至1994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几百个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机构先后派遣代表团和观察团前往新加坡。中国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新加坡的法律制度。由于当时中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政府认识到用法律来管理商业行为、吸引外资的重要性。经济改革开始之前，中国由共产党的意志来管理，党的意志最终变成法律。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长期稳定需要一个健康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高效地管理国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时任全国人大主席的乔石于1993年7月访问了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
此外，中国政府感兴趣的领域还有政府经济房工程、养老金计划、教育和医保制度、社区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朱�基担任上海市长时对此进行过深入的考察，然后经过一些修订，于1991年5月开始在上海推行，借此给市民提供购房所需的金融手段。这个计划在上海获得巨大成功，很快在其他城市诸如北京、天津、南京和武汉进行推广。1994年，中国政府批准该计划向全国其他城市推广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现状与发展，中国网。
在经济领域，中国代表团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具体的说，新加坡政府在推动早期工业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后又是怎样经济的转型并使其获得高速的发展？代表团还对基础建设、公有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表示强烈的兴趣。公有经济由无数的与政府有某种关联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虽然属于政府所有或者是政府拥有股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依靠政府施舍才能生存。相反，它们的经营管理完全遵照优胜劣汰、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原则。
时至今日，新加坡与中国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领域还在继续合作。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不限于来自沿海城市的代表团，还包括西部和东北较不发达地区的代表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负责公务员培训的公共服务学院还给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提供从公共政策与改革、政治结构与管理、城市规划、社区发展到经济管理和人力资本发展等方面的定期培训。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培训项目有中共党校的学习观光（从2002年至今）、中国高级官员学习观光（每年三次，其中包括来自香港、澳门的代表团）以及公共政策学习观光（始于2005年，专门针对来自西部和东北的高级官员）。
2008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访问了新加坡。汪洋的此行是想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广东的经济进行重组。此前汪洋曾动员地方领导解放思想，思考新的改革路子。除了学习新加坡在政府经济房、港口、股票交易以2008年4月为期，新加坡证券交易所143家上市公司中有1/6的企业是中国广东的企业。参见“广东150个项目对新加坡招商”，2008年9月19日，《商业时报》。以及工业产权等领域的管理经验，他还参加了一个就新加坡的工业升级、高等教育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举行的简报2008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访问新加坡时新外交部的新闻发言稿。
新加坡的产业制度也让中国官员拓宽了视野。南洋理工大学1998年设立了管理经济学学士学位，以满足中国领导层急于了解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政府在市场环境中的角色变换方面的要求。由于深受中国领导层的欢迎，该培训项目被称做“市长班”。继该培训项目成功之后，南洋理工大学又在2005年设立了公共管理学学士学位南洋理工大学新闻发布会。除了这些学位项目之外，南洋理工大学还给5000多名中国官员开设了短期的管理培训班《南洋理工大学建立培训团队，为更多的中国官员提供培训》，2007年10月5日，《海峡时报》（新加坡）。
三、双边合作旗舰工程
除了向中方介绍自己的经验，新加坡还与中国进行具体项目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就是双边合作的两个旗舰工程。这两个工程不仅仅为双边合作增加了实质性的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双边的政治联系。在这两个工程中，两国政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两个工程的构思都是由两国政府发起的，另外，两国政府还为两个工程的起飞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对私有经济领域介入，以保证两个工程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项工程与其他两国之间的纯商业合作有所不同。
1.苏州工业园
苏州工业园的建设方案是两国在1994年2月达成的。上文已经提到，当时正是中国决心大力推进改革的时候，而邓小平又选择了新加坡作为学习和赶超的对象；当时也正是新加坡正在着力地打造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支柱――经济二翼的时候。
虽然许多中国代表团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来到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但是在短期的学习中他们能够学到多少，能带回去多少经验尚不确定。因此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联手合作一个项目（即后来的苏州工业园），这样可以让新加坡更好地与中国分享在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新加坡“软件”，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以及工作程序和制度方面，而最重要的则是新加坡熟练高管的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态度经常用来说明新加坡软件建设的典型例子就是樟宜机场。这个世界一流的飞机场，并不是因为机场大楼外观漂亮，而是因为在管理理念、领导机制和运作效率这些方面一流的软件建设而出名。
今天，苏州工业园已经成为中国几个大型工业园之一。苏州工业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新加坡在一站服务、投资需求反馈、效益和透明度、城市管理与规划、养老金规划、政府经济房工程、环境保护以及绿化建设等领域的经验。2001年，苏州工业园大部分股权被一个中国财团收购。由于此时已经有了新加坡方面奠定的基础，苏州工业园在园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截至2008年9月，苏州工业园已吸引3374家外资企业，其中包括77家财富500强跨国企业，累计外商投资协议金额达44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51亿美元。2007年，苏州工业园GDP达4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2008年前6个月中，GDP保持连续增长，达502亿人民币。“苏州工业园联合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新闻发布会。虽然苏州工业园只占苏州及总人口的4%，却贡献了14%的工业附加值，占全部外资注册总额的25%，占2006年进出口总额的29%2007年苏州工业园投资指南（苏州工业园行政委员会发行）。
这些年来，苏州工业园一直致力于业务流程外包、物流、苏州企业国际化这些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数字显示，苏州工业园在研究与发展领域的投资占2007年GDP的3.4%。另外，苏州工业园还注重环境保护，强力推进湖畔公园、中央公园、樟树公园、枫林公园等项目的建设。最近白塘植物园以及梨花岛两个工程也已动工。苏州工业园不仅仅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苏州工业园不只是一个商业工程，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往往被忽略。建设苏州工业园的本意是给双方的领导人、官员和生意人搭建一个合作的平台。通过这个合作平台，年轻的一代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彼此更好地相处，从而促进双方长期关系的发展。
基于苏州工业园所奠定的基础，双方合作的制度性平台得以形成该框架体现在新中双方1994年2月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中。这个平台包含三个层面，顶层是联合管理委员会，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担任主席今天，联合管理委员会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与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联合管理委员会中国方面，其成员包括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海关总署、江苏省政府、苏州市政府。新加坡方面，其成员包括贸易与工业部、外交部、国家发展部、环保部以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参见2007年苏州工业园投资指南。的职能是对在学习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监管，同时协调双方中央部门和机构，包括江苏省政府及苏州市政府官员之间的工作。
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下面是联合工作委员会，负责操作层面的问题。联合工作委员会由裕廊镇公司的高级代表和苏州市政府的高级官员牵头，在商业层面则由新加坡方财团和中方财团负责项目的硬件建设。
近年来，联合管理委员会已召开多次会议。2008年9月4日，大会第十次会议在天津召开，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大会总结了苏州工业园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对其未来发展作出了规划。双方都明确表示愿意共同致力于苏州工业园的建设，使其保持国内大型工业园的地位，同时继续提高其经济效益，改善工业结构，发展基础设备，建设生态环境。经过讨论，双方计划在2009年举办苏州工业园成立15周年庆典，在苏州和新加坡举办各种庆典活动“苏州工业园联合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08年9月4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新闻发布会。
2.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
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是温家宝总理与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在2007年4月北京会谈中由吴作栋提出、温家宝原则上通过的《新加坡、中国联合打造生态城》，2007年4月26日，《海峡时报》（新加坡）。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采点工作，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新加坡时双方签署了一个框架性协议。协议决定在天津滨海新区着手建设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生态城市天津滨海新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人口140万。
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背后的主要意图与苏州工业园类似。从战略层面上看，新加坡方面愿意继续努力与中方保持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意愿又由于后者经济的迅猛增长而得到加强。就中方而言，该项目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实验平台，探索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和谐的平衡发展。这也符合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科学发展观战略，因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等因素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该项目也有利于中国区域发展策略的推进“新―中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联合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大会”新加坡国家发展部2008年1月31日新闻发布会。总之，天津生态城市工程的建设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从政治层面上说，天津生态城市工程与苏州工业园一样，为双方政治领导人、官员和生意人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未来政治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新加坡方面说，尤其愿意与中方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以克服时常出现的磕磕碰碰。
与苏州工业园一样，天津生态城市工程也有一套制度化的机制来监管工程的实施。这套机制主要包含三个层面，顶层是合作管理委员会，由相关部委和政府机构以及天津市政府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下面，新加坡方相关部委和机构包括国家发展部、环境与水资源部、外交部、贸易与工业部、建设部、新加坡国际企业集团、裕廊镇公司、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公用事业部、城市发展局。的主要负责人构成，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共同监管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王岐山的前任是吴仪，吴仪于2008年3月担任副总理。
在2008年9月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仪式上，双方对天津生态城市工程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认可。双方还达成进一步的共识：该项目涉及的主要领域不应仅仅包括城市的外在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应按照生态城市的远景和“三个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经济活动的和谐）原则制定一套政策和措施，以完成和支持该项工程的硬件建设“中―新天津生态城市联合管理委员会就职典礼”。
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下面是联合工作委员会，负责项目实施中的操作性问题，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姜伟新联合担任主席姜伟新的前任是汪光焘。自2007年9月框架性协议签订以来已经举行了三次会议，形成了一套全面的关键绩效指标，来监管该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关键绩效指标包含广泛的内容，其中涉及空气和水质量、交通、能源使用、公共绿化、废物处理以及天津生态城市中的经济房建设。联合工作委员会也认可了该项目的总体建设规划，详细规划正在最后审议之中。在商业层面则由新加坡方财团和中方财团负责项目的硬件建设。
为了更好地促进双边合作，制度性框架隶属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3年9月联合发起，这是两国促进和加快双边合作的最高政府机构，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联合担任主席双边合作联合管理委员会两位前任联合主席是副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吴仪。两位领导人还同时担任苏州工业园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市工程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这种共同领导机制有助于保证双边合作的顺利进行，共同推进两个旗舰工程的建设。
至此，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已召开五届大会（最近的一次于2008年9月召开），讨论合作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探讨新的合作领域。讨论的问题涉及两国之间的双倍税收协定、双边免税协议、对第三方国家的技术援助、中国西部和东北的联合开发以及生态城市建设。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双方还签订了其他一些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协约。
双边合作机制基本框架
来源：作者自己整理。
联合管理委员会下面是其他重要的双方经济合作机构，包括新加坡与山东（1993）、四川（1996）、辽宁（2003）、浙江（2003）、天津（2007）以及江苏（2007）之间的6个双边合作委员会。2007年还成立了另一个机构，联合投资发展促进会，由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林勋强和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联合担任主席，其目的是为中新企业提供一个合作和海外共同投资的平台大会就职典礼于2007年1月举行，其时，薄熙来任商务部长。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双边合作机构不仅仅加强了各会主席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加强了其下属官员之间的交流。除了有助于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工作，这种交流还旨在促进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因为这些官员中有些在今后可能会担任重要的职位，而这些铺垫工作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双边关系也时常出现磕磕碰碰。2004年7月，新加坡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在就任总理之前访问了中国台湾，中方对此反应强烈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2005年7月发表声明：“此次访问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新中政治关系的基础，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新加坡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负全部责任。”（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双方部长级互访暂时取消周小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取消了原定于2004年7月举行的中央银行行长大会。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预定的2004年7月的成都之行，由于中国外交部官方邀请的推迟而未能如期进行。新加坡企业也面临着增长的困难。有报道称，2004年7月一家新加坡企业欲在浦东新区举行新加坡式狂欢会，但遭到有关部门的禁止上海取消新加坡公司组织的聚会。更重要的是，原计划于2004年末启动的新中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被无限延期“中方发出信号：自由关税协定面临困境”。
此后，这些不愉快的记忆也被慢慢地淡忘。2008年10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签订了一项自由关税协定。这是中国政府与亚洲国家签订的第一项自由关税协定。这项协定的签订清楚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中新两国都愿加大相互开放的尺度并推进自由贸易。在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传染全球、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的时刻，这项协定的签订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该项协定可望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自由关税协定包括实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服务贸易、自然人之移动、投资、海关手续、贸易技术壁垒、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和经济合作。
四、新中多层面、迅猛发展的经济关系
1990年新中建交之前，新加坡已与中国形成较低水平的贸易投资关系新加坡在与中国正式建交的问题上曾经有所迟疑，是为了减轻邻国的担忧（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由于新加坡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华人，这些邻国担心新加坡会成为中国的帮手。但是没有正式建交似乎没有影响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双边贸易额一直徘徊在7亿到8亿新元之间，中方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
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中关系逐渐改善。这是因为，一方面中方疏远了与东南亚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后来结束了对他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邓小平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区域战略环境的变化，包括越南1978年入侵柬埔寨，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都迫使中国改善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双重外交的失败》，《亚洲观察》，第22卷，1982年8月，第8期，第779―800页。尤其在柬埔寨的问题上，更需要进行全面的战略思考。新加坡认为，只有中国能够给越南有效施压，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东盟国家应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密切合作参见赫伯特・叶，艾恩・斯托里：《中国威胁：直觉、神话与现实》；参见迈克尔・勒佛：《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应对脆弱》，伦敦，洛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版；N・加尼森：《新加坡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伦敦，洛特里奇出版社2005年版。
20世纪80年代期间，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从1975年到1990年的15年间，双边贸易从7.8亿新元增长到52亿新元，增长了近7倍，年增长率达13.5%。新加坡在中国的累计直接投资曾处于很低水平，但上升速度很快，从1985年的6000万到1989年的1.1亿。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早期，大多数的海外投资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
新中正式建交之后，它们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拓宽，更加紧密。特别是在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之后，双边贸易额分别从1990年的55亿新元增长到2000年的216亿新元，在10年中增长近4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4.7%。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双边贸易总额取得了较快增长，从2001年的224亿新元到2007年的916亿新元，平均年增长率达26%。
2006年，排在马来西亚、欧盟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新加坡第四大贸易伙伴。同年，新加坡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新中签订中小企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2007年11月30日新闻发布会。2007年，中国上升了一位，成为新加坡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和电子产品，虽然也涉及石油产品、化工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新加坡则从中国进口轻工业产品，比如纺织与纤维产品、食品和饮料。双边贸易额相较于2006年的853亿新元增长了7.4%。
在服务行业，两国在旅游、建筑业和教育领域的交往都取得了强劲的增长。2007年，在旅游领域，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二大客源，旅游观光者达到110万，仅排在印度尼西亚之后（190万人）。1996年，中国甚至还没进入新加坡旅游客源的前10位。到1998年，中国逐渐上升到第七位，2002年上升到第三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分居第一和第二），2003年上升到第二位（日本居第一）。吸引中国游客的因素有普遍降低的车船费、清新的空气、便宜的物品、美丽的风景、新元的强劲以及强大的市场运作“2007年1月至12月旅游业状况”，新加坡旅游管理局情况说明书（2008年1月23日）。
然而，在2006年游客人均消费的统计中，中国仅位列第六，平均消费807新元（位于印度，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后）新加坡统计年鉴（2008）。即使这样，中国游客人均消费增长率仍排在第一位，约从2002年的467新元达到了2006年的807新元。
在两国的双向服务贸易中，建筑业是另一个增长领域。新加坡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建筑服务和劳动力输出市场之一。2007年，中国与新加坡达成的海外承包工程所涉金额达12.4亿新元（约计8.744亿美元），相较于2006年增长了5%中国商贸部年鉴（2007），根据年鉴，海外协议工程是指中国承包商通过招标程序承接的项目，包括：1.由外国资本投资的海外土木工程建设项目；2.中国政府海外援助工程；3.中国外交使节馆、贸易办事处和其他机构的建设项目；4.国外投资的本土建设项目；5.中国承包商与国外承包商共同承接的转包项目；6.地产开发项目。新加坡居亚洲第六，排在中国香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之后。同年，新加坡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劳务输出市场，所涉金额达6.4亿新元（约计4.507亿美元），仅位于日本之后同上。
教育方面，新加坡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去处。2006年，中国共有134000名学生留学海外，其中32000名中国学生前往新加坡留学，占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的24%。2007年，中国赴新加坡留学的学生人数达36000人，较上年上升了12.5%2008年9月28日《海峡时报》（新加坡）。
在投资领域，自1997年以来，新加坡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积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水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方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新―中工商联盟成立第三十五周年的晚宴讲话，时间为2005年11月下午7点30分，2007年，新加坡在中国的累计投资达到471亿新元，相较于2006年的307亿新元上升了53%。这些投资分布于16615项工程《海外出现机遇》，2008年7月24日《商业时报》（新加坡）。中，投资的主体集中在制造业（占64.1%）和房地产，地租和租契服务（占12.7%）《2006年新加坡国外投资》，新加坡统计局，2008年7月第3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继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韩国和日本之后，新加坡成为中国的第五大投资国，投资总额达45亿新元（约计31.8亿美元），相较于上年32.1亿新元（约计22.6亿美元）增长了41%中国商务部2008年年鉴。
相较而言，中国在新加坡的累积直接投资要低得多。2006年投资额为15.4亿新元。随着中国寻求海外投资格局的多样性，较多的资金可能从中国流向新加坡。中国的公司在政府“走出去”政策的刺激和中国经济强大的支持下，开始将它们的业务向区域和国际市场拓展。
许多中国企业选择新加坡作为进军东南亚的跳板，并且选择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的平台。除了提供全球资本评估服务，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还提供上市公司排名信息，帮助这些企业培养海外品牌意识，吸纳股民。从1997年以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为中国企业服务融资参见林勋强部长在新加坡证�北京代表办事处成立仪式上的讲话，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目前共有143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3%，资本市场总数的1/5《新加坡证�交易中心在北京开设代表办事处》，2008年4月19日，《海峡时报》（新加坡）。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上市公司，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于2008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代理办事处。
新加坡国际企业联合会在中国增设了许多代理机构，这是新中经贸投资正在扩大的一个信号。新加坡国际企业联合会的使命就是帮助驻新企业发展，并融入国际化的潮流。今天不仅已在一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立了代理机构，还在一些二级城市如西安（2005）、大连（2004）、成都（2002）、重庆和青岛（1996）也设立了代理机构“新加坡在与中国的早期经济交往中受益”亚洲新闻频道，2008年6月27日。更重要的是，从在二级城市设立代理机构这一点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企业正在向中国东北部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进军。这些区域正在提升其经济价值链，因而需要更多的相关服务，而新加坡企业能够给其所需另外，新加坡外交部除在北京（1990）设立大使馆外，还在上海、厦门、香港和广州四个城市设立总领事馆，在成都也设立了领事馆（2006）。这些表明，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
根据新加坡国际企业联合会提供的信息，许多新加坡中小型企业在中国的四川、重庆、陕西成为了排名前五的国外投资企业新加坡很多公司在食品、零售和教育服务当中制造自己的影响。新加坡的银行也在成都开立支行。“大东方生活”公司也在重庆出现。2006年，新加坡在这三个区域的累积的协议投资额上升了29%，达到21.4亿新元（约计15.1亿美元），四川占了这些投资额的一半以上。从2002年到2006年的五年间，新加坡投资者在四川、重庆、陕西总投资11亿新元（约计7.863亿美元），增长109%“新加坡企业向中国西部进军”，2007年8月6日《商业时报》。
五、结语
新加坡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这可以追溯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加坡之旅。新加坡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加深了邓小平的信念，即经济发展应该先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再次推动当时中国受阻的改革进程时，曾提到新加坡，从而为中国打开了政治大门，使之能够以一种更加合作的方式去学习新加坡相关方面的经验。
有了邓小平的政治许可，许多中国代表团纷纷前赴新加坡考察其成功的原因。他们对经济房工程、养老金计划、法律制度、教育和医保制度、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政府宏观调控、GLC管理以及反腐等领域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新加坡也一直在与中国分享着这些方面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经验分享的领域也延伸到了废物治理、水处理、绿色大楼和科技等新领域。
除了经验分享之外，两国还共同打造了苏州工业园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工程。两项工程的合作表明，两国将致力于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从合作中谋求共同利益。从政治层面来看，两项工程的合作也使双方现任的和将来的领导人、官员以及生意人得以相互合作，加深了解，从而建设更加稳固的双边关系。
新加坡与中国的经贸投资联系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宽。随着时间的推进，已经从传统的商贸和投资领域发展到旅游、教育和建筑业等服务行业的合作。中国在新加坡的累计直接投资也取得了增长，中国公司也开始看好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景。
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更加制度化的框架，在原来仅仅依靠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联系的基础上走出了一大步。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下面是苏州工业园和中新生态城市的联合管理委员会、联合工作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双边贸易与合作机构。这样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在双方高层领导――新加坡副总理和中国副总理的推动下，为双方持续探索各种能够拓宽及加深双边合作的方法提供着动力。这样，两国不仅可望为彼此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可以在寻求各自的发展道路的同时相互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