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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加坡开发苏州工业园的经验
黄朝翰
引言
苏州工业园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1994年破土动工。2004年，工业园10周年庆典如期举行，现正在筹划2009年的15周年庆典。这些周年庆典不仅是新中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苏州工业园在过去的这些年月里日益壮大的标记。苏州工业园从一个历经困厄而有幸存活的项目发展到今天在中国这样卓尔不群，鲜有对手的园区的态势，确实是其路漫漫。通过建设苏州工业园，新中两国领导和商界彼此熟悉，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的网络弥足珍贵。双方如若协力同心，一定会有所建树，于此，苏州工业园的建设乃为典范。同时，它也是新中两国强劲而富有建设性关系的具体表征。
东亚研究所从2002至2003年对苏州工业园进行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以下论文就是根据该研究而对该园区的显著特征的一些重点介绍，以咨各方讨论。
万事开头难
回到1994年。当推土机正在平整2平方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核心基地的土地（整个园区70平方公里规划面积的首期）并将低洼稻田填至5米高的时候，中国的工程师急切地询问他们的新加坡同行，质疑这种严格而耗钱的土地夯填是否必要。除了更加耗时外，每增加一厘米的土地夯填，按照这样的规模，会大大增加土地的成本。按照中国的老办法，如果要梳理这块地基，只要挖渠建坝就行了，这样更划算，而且同样有效。中国工程人员如是说。
新方严守自己的立场。通过研究当时袭击过苏州的1991年的洪水，新方专家得出结论，土地夯填5米，耗钱是多了一些，但是可以抵抗将来可能发生的洪灾。作为资金密集的高新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必须万无一失，确保存有贵重装备的工厂免遭洪水袭击。新加坡专家对此不存丝毫侥幸心理。1999年，也就是工程开工5年后，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园区的工厂幸免于难，而它附近的地带几乎被洪水破坏殆尽。新加坡的观点因此得到了印证。
但是新加坡人并不是在苏州与中国官员靠论争而获胜的。他们在那里只不过是授命做成了一件大事，基于过去在裕朗工业园区的成功而打造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工业园区的坚实的基础建设。这的确不是一个哪一方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同技术标准的问题。中方对新方的高度安全措施深表异议，为什么要为高层建筑奠基25米，这样有必要吗？为什么下水道要埋9米多深，而不是中国常用的6米呢？
现在回头看，所有这些听起来只不过是技术上的细枝末节，对于一个大型的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来说这些东西不值得大做文章，因为人们可以当场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这些技术标准之下，所反映的是中国和新加坡对待发展战略的不同路径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的初创阶段，尚缺乏资金和国际技术标准的知识。中国所选取的是所谓“滚动式”发展战略，即在短期内上项目，一路再做调整，以期达到节约有限资源和快速启动的目的。当然，今天的中国接受任何国际高标准都已经没有问题。这足以说明新加坡的官员严守自己的高标准，绝对不打折扣或接受任何交易来迎合低标准。这就精准地说明了，新加坡在苏州捷足先登建设一个优良的工业园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新加坡的成功的发展经验。
决不平凡的开端
邓小平率先为中新两国在苏州的合作提供了政治背景。1992年初，他在“南方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新加坡经济增长迅速且社会秩序良好，中国可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甚至可以比新加坡“管理得更好”。李光耀资政也曾表示，考虑到与中国相比，新加坡地小人少，邓小平却拿它作为中国发展的样板，对此，新加坡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惊讶。
在邓小平赞同新加坡模式后不久，来自不同层次的几百个中国代表团陆续来到新加坡考察和研究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公共房产，劳动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港口和机场的管理，裕朗工业园的发展，等等。很快，新加坡的领导们就明白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不可能靠一次参访或者进行特别的观察就可以学到手的。这些经验在输出之前，必须系统包装。这种观念造就了新加坡软件计划的出笼，它也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及其背后基本制度结构和运行理念的总结。
然而，软件计划的输出，需要一个合适的机制。适合这样做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参与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来实现。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专业经验主要集中在裕朗工业园的发展上，而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经验主要体现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的建设和管理上。把软件计划与一个工业园项目结合起来，这个想法使得双方年轻的官员为了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一起协力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学习新加坡怎样规划、实施和管理一个工业、商业和居住三位一体的新城的做法和经验。这个想法得到中方领导的热情支持。这就是苏州工业园的缘起。
真的不是什么“不同的梦想”
为什么选择苏州呢？关于工业园的选址问题，此前新加坡政府还考虑过把它放在山东，可见，选址问题还不是那么容易作出决定的。苏州的地缘优势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压倒性的，它的基础建设、人才储备、交通便捷都是得天独厚的，即使是划定的70平方公里的园区面积也有纵深扩展的前景。除了一点之外，苏州作为园区选址的其他因素也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就是苏州此前已经在苏州新区启动建设了一个工业园。首先，这个工业园对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无关痛痒，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该工业园在当地经济中的作用，也不了解当地政府对它的扶持程度。
很快，苏州新区的存在给获得苏州官员对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建设的真心诚意的合作制造了障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苏州当地官员不公开地宣传苏州新区（该区被认为是当地政府所有的）来与苏州工业园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苏州当地官员认为苏州工业园是“外资”或者是“纯新加坡”的产业，虽然它事实上是新加坡和中国分别占65%和35%的合资企业，园区里新中企业并存）。这就造成了园区建设的实施过程中各种不必要的冲突和争议的蜂起，最后发展至李光耀资政直接找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寻求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加坡的观点就是，在苏州，中新双方是一个团队，绝不是两个。正如李资政所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鉴于苏州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发生的冲突，中新双方因此利益背离，目标迥异。园区的早期运作进展缓慢，但是，冲突终于得到解决，2001年，双方修正了此前苏州工业园区的比例，中方占65%，新方占35%。这种利益结构给苏州官员以新的激励，也确保了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从此以后，双方都为苏州工业园的利益而协同工作。
曾经有媒体这样报道苏州和新加坡官员过去在利益上的抵牾，说他们是“同床异梦”。但是，这样的描述过于简化了双方的事态，也忽略实际的复杂性。正如原苏州市委书记杨小堂重申，苏州市政府曾经总是优先考虑苏州工业园，因为这是关涉到中新双方的一个项目，它的成败会影响到双边关系。但是，他还补充说，作为苏州的领导干部，他不能忽视苏州新区，就财政贡献和就业机会来讲，苏州新区已经先行一步，是苏州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杨用“手心手背”来形容他在平等对待苏州工业园和苏州新区问题上的两难。其他苏州的官员也说，即使苏州新区不存在，苏州工业园也会对周边如昆山和无锡的工业园构成竞争。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市场竞争的现实。
软件和硬件问题
就工程设计而言，苏州工业园，既结合了政府之间的软件输出计划，同时把园区本身当做硬件性商业园区来建设，因此，设计从一开始就十分“理智”，也显得十分精巧。一开始，软件输出被认为是工程的主要驱动力，硬件的发展则是软件输出的载体。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分离的，很难协同工作。然而，当这种理想的设计结构移植到国外的时候，就很难良性运转了。他们之间的抵牾马上浮出水面。
在新加坡，很多公共工程和几乎所有的与政府有关的公司都受“硬性预算限制”，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通过市场的赢利检验，来保证他们能够有效运转。这种市场原则对苏州工业园来说尤其重要，苏州工业园从本质上看，是一个工业开发计划。相应地，从一开始，苏州工业园就有私有经济的参入，来加强它的商业化的可行性。
不幸的是，时候不对。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启动它的国有企业改革。所谓“硬性预算限制”的观念对中国官员来说基本上是陌生的。他们认为，大型的公共项目不是靠纯粹的市场力量来推动的。因此，新加坡政府首先很难在苏州兜售其市场原理。事实上，当新加坡官员积极推动早日实现赢利的目标时，结果很多商业争辩出现了，因此在某些苏州官员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即“新加坡是来苏州赚钱的”。
但是今天，随着这些年经验的获得，苏州当地政府在帮助苏州工业园的发展中正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苏州工业园的运作需要坚持严格的市场原则，当地政府的责任就是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比如说，保证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发起更加强劲和专业的市场化运动。苏州此前和现任的领导如梁宝华，陈德民，王民，杨伟泽，王荣，严力，特别是王金华（现任苏州市委副书记，苏州工业园工作委员会书记）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验新加坡官员的时刻
中新双方高层的支持，中方公开表明急于向新加坡学习，加上苏州市市长张新实亲自来到新加坡游说新方把此项目落址苏州，派去苏州工作的新加坡的年轻官员自然愿意有所成就。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处于很多的“文化冲击”之中。
这并不是新加坡官员不会讲普通话，也不是不了解中国社会，更多的问题是由于工作方式，不同的企业文化和不同的官场传统而引起的。比如说，很多新加坡官员所采用的直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常使中方的同仁们惊疑和生气。因而，双方在执行层面上，经常陷入争吵，正如前面提到的例子一样。
这些执行的障碍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复杂的多层的政治结构。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分为五层，新加坡人知道这个。回顾过去，新加坡似乎高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和意愿，也低估了苏州政府巨大的影响力和对苏州工业园的控制力度。
一开始，新加坡很重视“从上而下”的方式，设想如果只要北京和新加坡都一起看好这个工程的重要性，就不会有重大的执行障碍；既然江泽民主席已经同意苏州工业园是“重中之重”，苏州的本地官员怎么可能扯后腿呢？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中国学者早就认识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关系是一整套动态的权力关系，其特点不是简单几句可以说得清的。可以这么说，中央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在介入地方事务时，常常是带有选择性的。特别是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上，北京并没有以中央政府自居而直接干预所有的涉及苏州工业园的摩擦和争端，而这些摩擦和争端最好是由苏州当地官员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
地方政府，经常不得不考虑到地方的特殊性和自身条件来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及其多样性，这种弹性允许他们“有选择地服从”。特别对苏州来说，当地政府一直以来对苏州新区比对苏州工业园区更加重视（直至2001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产权方式发生改变为止）。在某种程度上，苏州工业园区因为新加坡的大量投资而被认为是属于“外方利益”所在。除了提升当地利益之外，苏州地方官员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事业是维系在当地官僚圈子里的，而不是维系在中央体系之中。因此，很多当地官员并没有多少动力来推动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
正当当地政府继续在苏州工业园区的问题上推行不公正竞争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新加坡官员最终寻求李光耀资政的介入。李光耀告知北京，苏州工业园区因为困难重重，进展未能如愿。在李光耀公开表明新加坡对苏州工业园区进展缓慢而深感挫折之后，工程项目终于在数轮谈判之后，进行重组，重新注入活力，为当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功劳首先要记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上，他们对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最终成功持着毫不动摇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即使他们对苏州工业园区的事情采取一种大致“撒手”的政策。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中央领导趋向于“观看大局，高瞻远瞩”。回到1999年，苏州工业园区处于最低潮，账面损失高达1亿新币，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当时负责苏州工业园区的中国最高领导，与李显龙总理共同主持苏州工业园区合作联议会）仍然保持乐观，李向西方媒体表示（当时这些媒体正在传播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些负面消息）：“在草创阶段，导致一些亏损是很自然的。”然后，他很率直告诉他们：“苏州工业园区很快就会赢利，对此，我很有信心。”
奇迹正在出现
不到两年，李岚清的话证明是正确的，苏州工业园区很快就盘活了。2001年，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JV公司开始扭亏为盈，此前他亏损7700万美元。自1994年开始，到2001年，公司才开始微薄赢利760万美元。2003年，JV公司才第一次向股东分红。
由于率先投资高新技术，苏州工业园区为此获得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同时也获得公认。2001年，在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里，苏州已经位列世界九大高新城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也这样描述苏州，说它正从一个丝绸城市向技术中心城市转化。此外，苏州还冠以“暴发都市”（华尔街月刊，2001年11月），甚至被认为是大公司寻找海外制造业基地的“新前线”（远东经济评论，2001年11月）。
毫不为怪，苏州工业园成了一块吸引优质外国直接投资的磁铁。到2008年为止，苏州工业园已经吸引了3331家外资投资公司，包括财富500强的77家企业，累计合同金额达到280亿美元，到2006年年底，已经使用的外资达到120亿美元。2007年，苏州工业园的GDP贡献是840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24%。2008年，苏州工业园被批准为国家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国家级示范区。JV公司正在为2009年的公开排名作准备。
除了工业产业外，商业和住房产业也经历了蓬勃强劲的发展。此外还集中建设环湖公园，中心公园，樟树公园，红枫林，白堂植物园和桃花岛。苏州工业园不仅有利于做生意，而且还提供了理想的人居环境，这是由于新加坡风格的规划和管理以及中新共同在绿化方面作的努力使然。苏州工业园成了到苏州旅游的必经之地，旅客和新婚夫妇到这里体验众多的风景点。
在软件方面，苏州工业园继续以高度商业型而洋洋自居，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为了使投资者满意而“全力以赴”是苏州工业园的宗旨和信条。在满足客户需求上，速度，效益和专业化成为了某种模式。迄今为止，近2000名苏州官员在新加坡接受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了跟中国发展需求一致的一些领域，如环境管理、城市规划和物流。在江苏北部，苏州工业园的成功正在被复制，苏州――苏钱工业园正在建设，这是一个占地面积为1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
在第十届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共同主持的双方合作联委会上，双方都肯定了苏州工业园的成功，并重申了对园区的进一步发展的承诺。苏州工业园进一步扩充，新区功能包括商务流程处理，同时促进了地处苏州的公司的国际化程度。
苏州工业园的成就与其90年代逐渐失去公众关注的错误形象很不相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提到苏州工业园，“新加坡牌”就会出现。人们认识到，苏州工业园今天的成功与新加坡早期在园区建设上所起的作用是紧密相关的。
不平凡的成就
苏州工业园的成功要归功于两国政府的强劲的承诺和不懈的支持。从一开始，两国政府就决心打造一个高质量的工业园，就基础建设，设施以及怎样管理和经营方面，该工业园可以为已有和未来的中国工业园订立标准。
就新加坡的看来，它已经派了最好和最聪明的人到苏州建设园区，他们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国际上“推销”苏州工业园。新加坡的高层领导到海外参访时，也经常向外国政府宣传该项目。中方也不遗余力地给予优惠政策和其他设施来支持苏州工业园的发展。除了李岚清直接监督该项目外，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基和乔石也曾亲临苏州工业园，给予支持。
然而，正如前面讲到，北京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并没有转化成为“携手”政策，中央领导只得亲自出马，直接干预苏州市政府处理好苏州工业园的事情。一开始，新加坡强调应当与市场原则并肩前行。中国中央领导人很快赞同这一基本原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中国中央领导像过去管经济那样，直接下行政命令要苏州市政府如何如何做该项目的话，在执行过程这些障碍就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障碍也是双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继往开来
项目在执行过程当中，充斥着各种争吵，特别是在草创阶段。很多不必要的争吵是由于一个有竞争性的园区，即苏州新区的偶然出现而造成的。苏州新区是苏州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但是，苏州官员和新加坡官员在官场文化，工作风格和期望值方面的差异也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
回顾过去，我们很公正地说，之所以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有如此多的障碍主要来自于项目本身的庞大和复杂。中国在那时，在邓小平的召唤下刚刚打开国门，它的制度框架还是虚弱的，与外商打交道还缺乏经验。即使当时苏州工业园一开始就由纯粹商业集团来经营，它也同样要经历很多这样的障碍。
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时，首先也不得不克服了很多的障碍，最终才在近年开始赢利。通用汽车与北京吉普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从错误中学了很多，然后才发展起来的。
把过去的困难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来看，苏州工业园帮助了双方更好和更快地互相了解，必须记住的是，苏州工业园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项目。在政治层面上，苏州工业园区使中新双方的官员在很多的工作委员会和合作联委会以及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进行互动。在过去这些年里建立起来的私人、官方和商业的网络将继续在深化和扩展中新未来关系上显得弥足珍贵。苏州工业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影响是无形的，也是难以量化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术主任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唐立新译）
引言
苏州工业园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1994年破土动工。2004年，工业园10周年庆典如期举行，现正在筹划2009年的15周年庆典。这些周年庆典不仅是新中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苏州工业园在过去的这些年月里日益壮大的标记。苏州工业园从一个历经困厄而有幸存活的项目发展到今天在中国这样卓尔不群，鲜有对手的园区的态势，确实是其路漫漫。通过建设苏州工业园，新中两国领导和商界彼此熟悉，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的网络弥足珍贵。双方如若协力同心，一定会有所建树，于此，苏州工业园的建设乃为典范。同时，它也是新中两国强劲而富有建设性关系的具体表征。
东亚研究所从2002至2003年对苏州工业园进行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以下论文就是根据该研究而对该园区的显著特征的一些重点介绍，以咨各方讨论。
万事开头难
回到1994年。当推土机正在平整2平方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核心基地的土地（整个园区70平方公里规划面积的首期）并将低洼稻田填至5米高的时候，中国的工程师急切地询问他们的新加坡同行，质疑这种严格而耗钱的土地夯填是否必要。除了更加耗时外，每增加一厘米的土地夯填，按照这样的规模，会大大增加土地的成本。按照中国的老办法，如果要梳理这块地基，只要挖渠建坝就行了，这样更划算，而且同样有效。中国工程人员如是说。
新方严守自己的立场。通过研究当时袭击过苏州的1991年的洪水，新方专家得出结论，土地夯填5米，耗钱是多了一些，但是可以抵抗将来可能发生的洪灾。作为资金密集的高新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必须万无一失，确保存有贵重装备的工厂免遭洪水袭击。新加坡专家对此不存丝毫侥幸心理。1999年，也就是工程开工5年后，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园区的工厂幸免于难，而它附近的地带几乎被洪水破坏殆尽。新加坡的观点因此得到了印证。
但是新加坡人并不是在苏州与中国官员靠论争而获胜的。他们在那里只不过是授命做成了一件大事，基于过去在裕朗工业园区的成功而打造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工业园区的坚实的基础建设。这的确不是一个哪一方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同技术标准的问题。中方对新方的高度安全措施深表异议，为什么要为高层建筑奠基25米，这样有必要吗？为什么下水道要埋9米多深，而不是中国常用的6米呢？
现在回头看，所有这些听起来只不过是技术上的细枝末节，对于一个大型的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来说这些东西不值得大做文章，因为人们可以当场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这些技术标准之下，所反映的是中国和新加坡对待发展战略的不同路径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的初创阶段，尚缺乏资金和国际技术标准的知识。中国所选取的是所谓“滚动式”发展战略，即在短期内上项目，一路再做调整，以期达到节约有限资源和快速启动的目的。当然，今天的中国接受任何国际高标准都已经没有问题。这足以说明新加坡的官员严守自己的高标准，绝对不打折扣或接受任何交易来迎合低标准。这就精准地说明了，新加坡在苏州捷足先登建设一个优良的工业园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新加坡的成功的发展经验。
决不平凡的开端
邓小平率先为中新两国在苏州的合作提供了政治背景。1992年初，他在“南方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新加坡经济增长迅速且社会秩序良好，中国可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甚至可以比新加坡“管理得更好”。李光耀资政也曾表示，考虑到与中国相比，新加坡地小人少，邓小平却拿它作为中国发展的样板，对此，新加坡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惊讶。
在邓小平赞同新加坡模式后不久，来自不同层次的几百个中国代表团陆续来到新加坡考察和研究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公共房产，劳动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港口和机场的管理，裕朗工业园的发展，等等。很快，新加坡的领导们就明白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不可能靠一次参访或者进行特别的观察就可以学到手的。这些经验在输出之前，必须系统包装。这种观念造就了新加坡软件计划的出笼，它也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及其背后基本制度结构和运行理念的总结。
然而，软件计划的输出，需要一个合适的机制。适合这样做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参与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来实现。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专业经验主要集中在裕朗工业园的发展上，而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经验主要体现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的建设和管理上。把软件计划与一个工业园项目结合起来，这个想法使得双方年轻的官员为了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一起协力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学习新加坡怎样规划、实施和管理一个工业、商业和居住三位一体的新城的做法和经验。这个想法得到中方领导的热情支持。这就是苏州工业园的缘起。
真的不是什么“不同的梦想”
为什么选择苏州呢？关于工业园的选址问题，此前新加坡政府还考虑过把它放在山东，可见，选址问题还不是那么容易作出决定的。苏州的地缘优势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压倒性的，它的基础建设、人才储备、交通便捷都是得天独厚的，即使是划定的70平方公里的园区面积也有纵深扩展的前景。除了一点之外，苏州作为园区选址的其他因素也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就是苏州此前已经在苏州新区启动建设了一个工业园。首先，这个工业园对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无关痛痒，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该工业园在当地经济中的作用，也不了解当地政府对它的扶持程度。
很快，苏州新区的存在给获得苏州官员对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建设的真心诚意的合作制造了障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苏州当地官员不公开地宣传苏州新区（该区被认为是当地政府所有的）来与苏州工业园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苏州当地官员认为苏州工业园是“外资”或者是“纯新加坡”的产业，虽然它事实上是新加坡和中国分别占65%和35%的合资企业，园区里新中企业并存）。这就造成了园区建设的实施过程中各种不必要的冲突和争议的蜂起，最后发展至李光耀资政直接找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寻求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加坡的观点就是，在苏州，中新双方是一个团队，绝不是两个。正如李资政所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鉴于苏州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发生的冲突，中新双方因此利益背离，目标迥异。园区的早期运作进展缓慢，但是，冲突终于得到解决，2001年，双方修正了此前苏州工业园区的比例，中方占65%，新方占35%。这种利益结构给苏州官员以新的激励，也确保了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从此以后，双方都为苏州工业园的利益而协同工作。
曾经有媒体这样报道苏州和新加坡官员过去在利益上的抵牾，说他们是“同床异梦”。但是，这样的描述过于简化了双方的事态，也忽略实际的复杂性。正如原苏州市委书记杨小堂重申，苏州市政府曾经总是优先考虑苏州工业园，因为这是关涉到中新双方的一个项目，它的成败会影响到双边关系。但是，他还补充说，作为苏州的领导干部，他不能忽视苏州新区，就财政贡献和就业机会来讲，苏州新区已经先行一步，是苏州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杨用“手心手背”来形容他在平等对待苏州工业园和苏州新区问题上的两难。其他苏州的官员也说，即使苏州新区不存在，苏州工业园也会对周边如昆山和无锡的工业园构成竞争。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市场竞争的现实。
软件和硬件问题
就工程设计而言，苏州工业园，既结合了政府之间的软件输出计划，同时把园区本身当做硬件性商业园区来建设，因此，设计从一开始就十分“理智”，也显得十分精巧。一开始，软件输出被认为是工程的主要驱动力，硬件的发展则是软件输出的载体。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分离的，很难协同工作。然而，当这种理想的设计结构移植到国外的时候，就很难良性运转了。他们之间的抵牾马上浮出水面。
在新加坡，很多公共工程和几乎所有的与政府有关的公司都受“硬性预算限制”，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通过市场的赢利检验，来保证他们能够有效运转。这种市场原则对苏州工业园来说尤其重要，苏州工业园从本质上看，是一个工业开发计划。相应地，从一开始，苏州工业园就有私有经济的参入，来加强它的商业化的可行性。
不幸的是，时候不对。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启动它的国有企业改革。所谓“硬性预算限制”的观念对中国官员来说基本上是陌生的。他们认为，大型的公共项目不是靠纯粹的市场力量来推动的。因此，新加坡政府首先很难在苏州兜售其市场原理。事实上，当新加坡官员积极推动早日实现赢利的目标时，结果很多商业争辩出现了，因此在某些苏州官员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即“新加坡是来苏州赚钱的”。
但是今天，随着这些年经验的获得，苏州当地政府在帮助苏州工业园的发展中正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苏州工业园的运作需要坚持严格的市场原则，当地政府的责任就是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比如说，保证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发起更加强劲和专业的市场化运动。苏州此前和现任的领导如梁宝华，陈德民，王民，杨伟泽，王荣，严力，特别是王金华（现任苏州市委副书记，苏州工业园工作委员会书记）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验新加坡官员的时刻
中新双方高层的支持，中方公开表明急于向新加坡学习，加上苏州市市长张新实亲自来到新加坡游说新方把此项目落址苏州，派去苏州工作的新加坡的年轻官员自然愿意有所成就。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处于很多的“文化冲击”之中。
这并不是新加坡官员不会讲普通话，也不是不了解中国社会，更多的问题是由于工作方式，不同的企业文化和不同的官场传统而引起的。比如说，很多新加坡官员所采用的直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常使中方的同仁们惊疑和生气。因而，双方在执行层面上，经常陷入争吵，正如前面提到的例子一样。
这些执行的障碍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复杂的多层的政治结构。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分为五层，新加坡人知道这个。回顾过去，新加坡似乎高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和意愿，也低估了苏州政府巨大的影响力和对苏州工业园的控制力度。
一开始，新加坡很重视“从上而下”的方式，设想如果只要北京和新加坡都一起看好这个工程的重要性，就不会有重大的执行障碍；既然江泽民主席已经同意苏州工业园是“重中之重”，苏州的本地官员怎么可能扯后腿呢？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中国学者早就认识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关系是一整套动态的权力关系，其特点不是简单几句可以说得清的。可以这么说，中央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在介入地方事务时，常常是带有选择性的。特别是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上，北京并没有以中央政府自居而直接干预所有的涉及苏州工业园的摩擦和争端，而这些摩擦和争端最好是由苏州当地官员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
地方政府，经常不得不考虑到地方的特殊性和自身条件来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及其多样性，这种弹性允许他们“有选择地服从”。特别对苏州来说，当地政府一直以来对苏州新区比对苏州工业园区更加重视（直至2001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产权方式发生改变为止）。在某种程度上，苏州工业园区因为新加坡的大量投资而被认为是属于“外方利益”所在。除了提升当地利益之外，苏州地方官员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事业是维系在当地官僚圈子里的，而不是维系在中央体系之中。因此，很多当地官员并没有多少动力来推动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
正当当地政府继续在苏州工业园区的问题上推行不公正竞争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新加坡官员最终寻求李光耀资政的介入。李光耀告知北京，苏州工业园区因为困难重重，进展未能如愿。在李光耀公开表明新加坡对苏州工业园区进展缓慢而深感挫折之后，工程项目终于在数轮谈判之后，进行重组，重新注入活力，为当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功劳首先要记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上，他们对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最终成功持着毫不动摇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即使他们对苏州工业园区的事情采取一种大致“撒手”的政策。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中央领导趋向于“观看大局，高瞻远瞩”。回到1999年，苏州工业园区处于最低潮，账面损失高达1亿新币，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当时负责苏州工业园区的中国最高领导，与李显龙总理共同主持苏州工业园区合作联议会）仍然保持乐观，李向西方媒体表示（当时这些媒体正在传播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些负面消息）：“在草创阶段，导致一些亏损是很自然的。”然后，他很率直告诉他们：“苏州工业园区很快就会赢利，对此，我很有信心。”
奇迹正在出现
不到两年，李岚清的话证明是正确的，苏州工业园区很快就盘活了。2001年，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JV公司开始扭亏为盈，此前他亏损7700万美元。自1994年开始，到2001年，公司才开始微薄赢利760万美元。2003年，JV公司才第一次向股东分红。
由于率先投资高新技术，苏州工业园区为此获得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同时也获得公认。2001年，在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里，苏州已经位列世界九大高新城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也这样描述苏州，说它正从一个丝绸城市向技术中心城市转化。此外，苏州还冠以“暴发都市”（华尔街月刊，2001年11月），甚至被认为是大公司寻找海外制造业基地的“新前线”（远东经济评论，2001年11月）。
毫不为怪，苏州工业园成了一块吸引优质外国直接投资的磁铁。到2008年为止，苏州工业园已经吸引了3331家外资投资公司，包括财富500强的77家企业，累计合同金额达到280亿美元，到2006年年底，已经使用的外资达到120亿美元。2007年，苏州工业园的GDP贡献是840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24%。2008年，苏州工业园被批准为国家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国家级示范区。JV公司正在为2009年的公开排名作准备。
除了工业产业外，商业和住房产业也经历了蓬勃强劲的发展。此外还集中建设环湖公园，中心公园，樟树公园，红枫林，白堂植物园和桃花岛。苏州工业园不仅有利于做生意，而且还提供了理想的人居环境，这是由于新加坡风格的规划和管理以及中新共同在绿化方面作的努力使然。苏州工业园成了到苏州旅游的必经之地，旅客和新婚夫妇到这里体验众多的风景点。
在软件方面，苏州工业园继续以高度商业型而洋洋自居，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为了使投资者满意而“全力以赴”是苏州工业园的宗旨和信条。在满足客户需求上，速度，效益和专业化成为了某种模式。迄今为止，近2000名苏州官员在新加坡接受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了跟中国发展需求一致的一些领域，如环境管理、城市规划和物流。在江苏北部，苏州工业园的成功正在被复制，苏州――苏钱工业园正在建设，这是一个占地面积为1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
在第十届由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和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共同主持的双方合作联委会上，双方都肯定了苏州工业园的成功，并重申了对园区的进一步发展的承诺。苏州工业园进一步扩充，新区功能包括商务流程处理，同时促进了地处苏州的公司的国际化程度。
苏州工业园的成就与其90年代逐渐失去公众关注的错误形象很不相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提到苏州工业园，“新加坡牌”就会出现。人们认识到，苏州工业园今天的成功与新加坡早期在园区建设上所起的作用是紧密相关的。
不平凡的成就
苏州工业园的成功要归功于两国政府的强劲的承诺和不懈的支持。从一开始，两国政府就决心打造一个高质量的工业园，就基础建设，设施以及怎样管理和经营方面，该工业园可以为已有和未来的中国工业园订立标准。
就新加坡的看来，它已经派了最好和最聪明的人到苏州建设园区，他们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国际上“推销”苏州工业园。新加坡的高层领导到海外参访时，也经常向外国政府宣传该项目。中方也不遗余力地给予优惠政策和其他设施来支持苏州工业园的发展。除了李岚清直接监督该项目外，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基和乔石也曾亲临苏州工业园，给予支持。
然而，正如前面讲到，北京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并没有转化成为“携手”政策，中央领导只得亲自出马，直接干预苏州市政府处理好苏州工业园的事情。一开始，新加坡强调应当与市场原则并肩前行。中国中央领导人很快赞同这一基本原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中国中央领导像过去管经济那样，直接下行政命令要苏州市政府如何如何做该项目的话，在执行过程这些障碍就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障碍也是双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继往开来
项目在执行过程当中，充斥着各种争吵，特别是在草创阶段。很多不必要的争吵是由于一个有竞争性的园区，即苏州新区的偶然出现而造成的。苏州新区是苏州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但是，苏州官员和新加坡官员在官场文化，工作风格和期望值方面的差异也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
回顾过去，我们很公正地说，之所以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有如此多的障碍主要来自于项目本身的庞大和复杂。中国在那时，在邓小平的召唤下刚刚打开国门，它的制度框架还是虚弱的，与外商打交道还缺乏经验。即使当时苏州工业园一开始就由纯粹商业集团来经营，它也同样要经历很多这样的障碍。
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时，首先也不得不克服了很多的障碍，最终才在近年开始赢利。通用汽车与北京吉普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从错误中学了很多，然后才发展起来的。
把过去的困难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来看，苏州工业园帮助了双方更好和更快地互相了解，必须记住的是，苏州工业园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项目。在政治层面上，苏州工业园区使中新双方的官员在很多的工作委员会和合作联委会以及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进行互动。在过去这些年里建立起来的私人、官方和商业的网络将继续在深化和扩展中新未来关系上显得弥足珍贵。苏州工业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影响是无形的，也是难以量化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术主任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唐立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