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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加坡报章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林任君
关于新加坡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中国内地研究的人不少，尤其是新加坡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政治领导人、政府、执政党、行政体制以及个别公私机构在新加坡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也是中国学者较感兴趣的一些课题。
相形之下，对新加坡媒体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猎的研究，显得比较有限。
作为一名来自新加坡的报人，《联合早报》的总编辑，我今天想以业者的身份跟大家讨论这个课题，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我认为，新加坡独特的新闻模式，可以说是国家整体发展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可以肯定地说，那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强势影响下出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那种一味挑战权威、制造对抗和争端的“敌对新闻学”（Adversarial Journalism），也不是一些国家所遵行的那种漠视新闻的时效性、一味要求口径一致的“指令新闻学”（Command Journalism），而是一种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Responsible Press Freedom）的建设性新闻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在1965年被逼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不但贫穷落后，失业率高，作为一个毫无腹地、完全没有天然资源，却又有多个种族、语言、宗教并存的小岛，更潜伏着各种足以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暗流。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三大种族组成，即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以及一个较小的欧亚裔社群。宗教方面则更加复杂多元，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使新加坡这个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岛国，成为华夏、伊斯兰和基督教这三大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处；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所提到的那些足以引起“文明冲突”的条件，这个弹丸小国可说差不多都具备了。
但是，新加坡却没有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被这种种不利的条件拖垮而失败沉沦，而是在43年后的今天，从第三世界迅速跃升为第一世界国家，不但经济发达、国民安居乐业，而且社会稳定、秩序井然。
这主要当然应归功于国家领导高瞻远瞩、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政府务实高效、励精图治，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全力以赴等因素。然而，假如没有媒体的积极配合，在营造人民共识、促进社会和谐，从而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推动国家发展等方面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新加坡的建国道路肯定不会那么顺利。许多国家的媒体，不但没有协助促成共识，反而通过挑战一切权威、突出歧见、放大争端等耸动性的报道方式，使得社会共识根本无法形成，甚至造成社会各种矛盾的深化和激化，破坏了稳定，更严重的是引发了冲突。
其实，新加坡今日的媒体模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独立之前，各语文报章多以所属族群利益为重，也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成立，而以原籍国为效忠对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两场宗教和种族流血冲突，虽然有其政治、社会和外力的导因，但一些报章的煽情报道或政客利用报章的直接煽动，肯定起了导火索的作用。
即使在脱离马来西亚初期，由于独立来得突然，国家意识一时尚未形成，各种旧影响势力依然存在，一些沿袭过去方针和做法的报纸也不全然是以“新加坡国”为效忠对象。因此，一直到70年代初，还不断发生一些外国势力试图渗透本地报章、影响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的事件。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消除失业、改善民生，确保新加坡的生存之余，也开始整顿报业，加强对媒体的管制，并采取行动对付个别受外国势力资助渗透的报章和一些被认为受外力指使颠覆社会的报业老板和新闻从业人员，使各语文报章以国家而不再是族群或其他内外势力为效忠对象。
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的手段管制报章，1974年订立的《报章与印刷馆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是对报业公司的控制权和报章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最重要法律。
这个法令对新加坡报章的股份结构、业务、出版及发行等作出了种种明确的规定。其中一些主要规定包括：报刊必须有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发出的准证才能出版，准证必须每年更新；总编辑人选虽由报馆管理层决定，但必须获得部长批准；报业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拥有公司超过5%的股份；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两种，管理股占总股份的1%，只能发给那些获得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在有关委任或开除任何董事或报馆职员的投票表决中，每份管理股拥有200票的表决权，等等。
除了这个直接管制报纸的法律之外，其他法律，如《诽谤法》、《煽动法》、《内部安全法》、《官方机密法》等，都对新加坡报章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约束。
自那时起，随着报章出版公司在新法律下纷纷挂牌上市，不再受家族或企业的控制，成为真正的公共公司，报纸跟政府的关系从此步上正常化的、非对抗性的道路。但彼此间关系的改善并不纯然是政府立法管制的结果，而更多是报纸和政府对国家的命运逐渐形成休戚与共的共识使然。危机四伏之中的逆境求存、一无所有之下的艰辛建国，使大家对新加坡处境之危险和立国基础之脆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大体上说，新加坡报章这三十多年来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是政府伙伴的角色。报章帮助政府宣传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情下达，通过引导舆论凝聚人们对这方面的共识，协助动员人民来实现目标；以读者易懂的方式，图文并茂报道并解释政府的政策，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施政效果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报章也如实反映舆情，反馈民意，下情上达，帮助政府了解人民对政策的反应，掌握社会脉搏和民间情绪，以便知所调整，及时在政策或措施方面作出回应，改善对国家的治理。此外，报章也照实报道负面新闻，从不回避或淡化，让真相曝光，将问题暴露，使国家社会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错误中吸取经验，健康成长。
这是一种和政府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报章认真看待本身的桥梁角色，积极促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双向沟通，从而协助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促使社会在和谐中繁荣进步。
新加坡的这种媒体模式，和许多采纳“敌对新闻学”的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是截然不同的。奉行敌对新闻理念的媒体认为必须挑战他人的权威才能建立本身的威信，尤其是必须时时挑战政府的权威或质疑政府的动机。它们喜欢渲染矛盾，制造争端，挑起对抗，甚至对种族、语言、宗教这类容易触动敏感神经的课题也毫无避忌。在这类媒体大行其道的地区，不但社会和谐或稳定难以实现，即使要凝聚最基本的共识、追求有益人民的目标也非常困难。
新加坡的模式可说是介于这种“敌对新闻学”和光谱另一端的“指令新闻学”之间。后者往往因为要求高度的“口径一致”和过度担心负面报道的影响，而通过新闻检查或行政干预手段，阻碍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从而漠视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剥夺了人民的基本知情权。这类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而且往往“慢三拍”，使人民无法及时获取重要的信息。
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加坡报章模式，可用“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来概括形容。它一方面赋予报人根据本身的专业判断进行报道和批评的自由，包括自由报道负面新闻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施政方式，另一方面则要求这种自由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依归，并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服膺于崇高的新闻道德和专业精神。
如前所述，新加坡今天的这种媒体模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报章和政府之间经过一段磨合期渐渐成形的。这个模式行得通，有其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方面，除了直接和间接约束媒体行为的法律之外，主要还有：新加坡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廉洁、贤明、正直、有效率的政府；法律制度、行政系统和司法过程高度公正透明，能有效预防、制止或惩罚贪污滥权行为。这使得新加坡报章无须像一些国家的媒体那样对政府一直抱着怀疑或质疑的态度，甚至自我授权“替天行道”，调查挖掘当权者的滥权枉法行为。此外，国家领导对人民和媒体的开诚布公，政府官员对报章领导人普遍存在的尊重和信任，不时通过吹风之类的途径帮助报人了解政策动机及背景等，显示政府很重视并肯定媒体在社会建设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角色。政府也时常邀请报人同其他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一些政府机构的咨询委员会或法定机构的董事局，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也让他们从中了解政策思路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方面，除了报人对政府的立国理念和发展策略高度认同之外，新加坡新闻从业员的基本价值观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大相径庭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大致上尊重权威，以和为贵，以大局为重，视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们并不具有一些外国同行的那种自以为在替天行道的心态，也没有那种“必须通过挑战权威来建立本身权威”的包袱。此外，主流媒体的从业员一般具有高度的专业和自律精神，中庸厚道，知道适可而止，不会穷追猛打。
新加坡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运行的结果，既维持了报章的公信力，受到读者的充分信赖，也确保了重要信息的高度流通，及时、准确、可靠而且透明，让读者能够最快掌握影响国计民生的消息，获取最新知识。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助提高人民对重大国家社会课题的认识，促进共识。
同时，报章也有意识地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促进种族、宗教和谐以及政治稳定，发挥了社会公器的效用，独立并积极地维护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这样一来，报章协助推动了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助长无休无止又无谓的争论、毫无必要的折腾，在精神耗损中拖慢社会前进的脚步。
新加坡能够在不断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偏差，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弊端，这是使“新加坡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和引起兴趣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邓小平就曾说过：“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中国近年来对新加坡的各方面经验借鉴了不少，但似乎对媒体方面的经验比较忽略。因此我今天与大家分享新加坡报章模式的经验，希望能引起中国朋友的注意和兴趣。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
关于新加坡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中国内地研究的人不少，尤其是新加坡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政治领导人、政府、执政党、行政体制以及个别公私机构在新加坡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也是中国学者较感兴趣的一些课题。
相形之下，对新加坡媒体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猎的研究，显得比较有限。
作为一名来自新加坡的报人，《联合早报》的总编辑，我今天想以业者的身份跟大家讨论这个课题，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我认为，新加坡独特的新闻模式，可以说是国家整体发展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可以肯定地说，那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强势影响下出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那种一味挑战权威、制造对抗和争端的“敌对新闻学”（Adversarial Journalism），也不是一些国家所遵行的那种漠视新闻的时效性、一味要求口径一致的“指令新闻学”（Command Journalism），而是一种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Responsible Press Freedom）的建设性新闻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在1965年被逼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不但贫穷落后，失业率高，作为一个毫无腹地、完全没有天然资源，却又有多个种族、语言、宗教并存的小岛，更潜伏着各种足以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暗流。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三大种族组成，即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以及一个较小的欧亚裔社群。宗教方面则更加复杂多元，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使新加坡这个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岛国，成为华夏、伊斯兰和基督教这三大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处；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所提到的那些足以引起“文明冲突”的条件，这个弹丸小国可说差不多都具备了。
但是，新加坡却没有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被这种种不利的条件拖垮而失败沉沦，而是在43年后的今天，从第三世界迅速跃升为第一世界国家，不但经济发达、国民安居乐业，而且社会稳定、秩序井然。
这主要当然应归功于国家领导高瞻远瞩、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政府务实高效、励精图治，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全力以赴等因素。然而，假如没有媒体的积极配合，在营造人民共识、促进社会和谐，从而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推动国家发展等方面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新加坡的建国道路肯定不会那么顺利。许多国家的媒体，不但没有协助促成共识，反而通过挑战一切权威、突出歧见、放大争端等耸动性的报道方式，使得社会共识根本无法形成，甚至造成社会各种矛盾的深化和激化，破坏了稳定，更严重的是引发了冲突。
其实，新加坡今日的媒体模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独立之前，各语文报章多以所属族群利益为重，也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成立，而以原籍国为效忠对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两场宗教和种族流血冲突，虽然有其政治、社会和外力的导因，但一些报章的煽情报道或政客利用报章的直接煽动，肯定起了导火索的作用。
即使在脱离马来西亚初期，由于独立来得突然，国家意识一时尚未形成，各种旧影响势力依然存在，一些沿袭过去方针和做法的报纸也不全然是以“新加坡国”为效忠对象。因此，一直到70年代初，还不断发生一些外国势力试图渗透本地报章、影响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的事件。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消除失业、改善民生，确保新加坡的生存之余，也开始整顿报业，加强对媒体的管制，并采取行动对付个别受外国势力资助渗透的报章和一些被认为受外力指使颠覆社会的报业老板和新闻从业人员，使各语文报章以国家而不再是族群或其他内外势力为效忠对象。
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的手段管制报章，1974年订立的《报章与印刷馆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是对报业公司的控制权和报章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最重要法律。
这个法令对新加坡报章的股份结构、业务、出版及发行等作出了种种明确的规定。其中一些主要规定包括：报刊必须有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发出的准证才能出版，准证必须每年更新；总编辑人选虽由报馆管理层决定，但必须获得部长批准；报业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拥有公司超过5%的股份；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两种，管理股占总股份的1%，只能发给那些获得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在有关委任或开除任何董事或报馆职员的投票表决中，每份管理股拥有200票的表决权，等等。
除了这个直接管制报纸的法律之外，其他法律，如《诽谤法》、《煽动法》、《内部安全法》、《官方机密法》等，都对新加坡报章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约束。
自那时起，随着报章出版公司在新法律下纷纷挂牌上市，不再受家族或企业的控制，成为真正的公共公司，报纸跟政府的关系从此步上正常化的、非对抗性的道路。但彼此间关系的改善并不纯然是政府立法管制的结果，而更多是报纸和政府对国家的命运逐渐形成休戚与共的共识使然。危机四伏之中的逆境求存、一无所有之下的艰辛建国，使大家对新加坡处境之危险和立国基础之脆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大体上说，新加坡报章这三十多年来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是政府伙伴的角色。报章帮助政府宣传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情下达，通过引导舆论凝聚人们对这方面的共识，协助动员人民来实现目标；以读者易懂的方式，图文并茂报道并解释政府的政策，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施政效果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报章也如实反映舆情，反馈民意，下情上达，帮助政府了解人民对政策的反应，掌握社会脉搏和民间情绪，以便知所调整，及时在政策或措施方面作出回应，改善对国家的治理。此外，报章也照实报道负面新闻，从不回避或淡化，让真相曝光，将问题暴露，使国家社会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错误中吸取经验，健康成长。
这是一种和政府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报章认真看待本身的桥梁角色，积极促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双向沟通，从而协助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促使社会在和谐中繁荣进步。
新加坡的这种媒体模式，和许多采纳“敌对新闻学”的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是截然不同的。奉行敌对新闻理念的媒体认为必须挑战他人的权威才能建立本身的威信，尤其是必须时时挑战政府的权威或质疑政府的动机。它们喜欢渲染矛盾，制造争端，挑起对抗，甚至对种族、语言、宗教这类容易触动敏感神经的课题也毫无避忌。在这类媒体大行其道的地区，不但社会和谐或稳定难以实现，即使要凝聚最基本的共识、追求有益人民的目标也非常困难。
新加坡的模式可说是介于这种“敌对新闻学”和光谱另一端的“指令新闻学”之间。后者往往因为要求高度的“口径一致”和过度担心负面报道的影响，而通过新闻检查或行政干预手段，阻碍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从而漠视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剥夺了人民的基本知情权。这类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而且往往“慢三拍”，使人民无法及时获取重要的信息。
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加坡报章模式，可用“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来概括形容。它一方面赋予报人根据本身的专业判断进行报道和批评的自由，包括自由报道负面新闻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施政方式，另一方面则要求这种自由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依归，并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服膺于崇高的新闻道德和专业精神。
如前所述，新加坡今天的这种媒体模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报章和政府之间经过一段磨合期渐渐成形的。这个模式行得通，有其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方面，除了直接和间接约束媒体行为的法律之外，主要还有：新加坡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廉洁、贤明、正直、有效率的政府；法律制度、行政系统和司法过程高度公正透明，能有效预防、制止或惩罚贪污滥权行为。这使得新加坡报章无须像一些国家的媒体那样对政府一直抱着怀疑或质疑的态度，甚至自我授权“替天行道”，调查挖掘当权者的滥权枉法行为。此外，国家领导对人民和媒体的开诚布公，政府官员对报章领导人普遍存在的尊重和信任，不时通过吹风之类的途径帮助报人了解政策动机及背景等，显示政府很重视并肯定媒体在社会建设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角色。政府也时常邀请报人同其他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一些政府机构的咨询委员会或法定机构的董事局，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也让他们从中了解政策思路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方面，除了报人对政府的立国理念和发展策略高度认同之外，新加坡新闻从业员的基本价值观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大相径庭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大致上尊重权威，以和为贵，以大局为重，视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们并不具有一些外国同行的那种自以为在替天行道的心态，也没有那种“必须通过挑战权威来建立本身权威”的包袱。此外，主流媒体的从业员一般具有高度的专业和自律精神，中庸厚道，知道适可而止，不会穷追猛打。
新加坡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运行的结果，既维持了报章的公信力，受到读者的充分信赖，也确保了重要信息的高度流通，及时、准确、可靠而且透明，让读者能够最快掌握影响国计民生的消息，获取最新知识。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助提高人民对重大国家社会课题的认识，促进共识。
同时，报章也有意识地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促进种族、宗教和谐以及政治稳定，发挥了社会公器的效用，独立并积极地维护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这样一来，报章协助推动了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助长无休无止又无谓的争论、毫无必要的折腾，在精神耗损中拖慢社会前进的脚步。
新加坡能够在不断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偏差，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弊端，这是使“新加坡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和引起兴趣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邓小平就曾说过：“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中国近年来对新加坡的各方面经验借鉴了不少，但似乎对媒体方面的经验比较忽略。因此我今天与大家分享新加坡报章模式的经验，希望能引起中国朋友的注意和兴趣。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