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研究（第1卷）

7、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浦劬教授的致辞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深圳大学校领导，各位领导和嘉宾：

　　大家上午好！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出席这次学术会议，谨此代表中国政治学会，热烈祝贺深圳大学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召开，祝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成立！

　　会议的召开和新加坡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为深圳大学增设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平台，强化了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的优势和学术制高地位，而且为我国政治学研究和新加坡研究增添了新的力量和新的阵地，对我国的治国理政、科学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加坡研究，不仅是国别研究，而且是特定治理模式和政治发展价值、制度、途径和方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对于中国的学者和政治领导者来讲，新加坡研究更加具有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不仅因为我国领导人和治国者对新加坡模式和经验的高度重视，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治国理政模式的深层思考，而且也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新加坡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根同源，这种文化的同根性形成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构性，由此成为新加坡与中国在社会、政治和管理等方面及其发展的文化层次和内容方面的最大可比性，同时，这种文化的同根性也为中国学者和新加坡学者围绕国家治理和发展问题，包括治国理政的方略、目标、价值、体制、方针和政策，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模式和路径，提供了文化深层次对话与沟通的平台和基础。

　　第二，新加坡具有独特的经验和独特的发展模式，按照学界既有研究，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独特的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不仅在政策层面具有治政理政的借鉴作用，在政府管理的方法途径层面具有借鉴作用，而且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政治发展和治国理政的目标模式和途径选择具有借鉴意义。几十年来，新加坡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发达、社会文明、治理有方、法治严明的国家，由此积累的经验和发展途径，值得深入发掘。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从传统文化属性上，新加坡传统文化属性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特色，因此，可以认为，新加坡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圈中的独特模式。这样一种独特的模式，并没有按照西方近现代政治逻辑，必然把西方式民主与效能、廉洁等价值联系在一起，而是把东方特有的威权、法制与效能、廉洁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治国方略中有若干要素值得人们去思考、分析、回味、体味和借鉴。同时，这也使得新加坡模式和经验不仅具有新加坡本国治理的经验意义，具有在中国传统文化圈背景下加以诠释的独特意义，而且也具有现代化、政治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形成的世界意义。

　　第三，新加坡毕竟有自己的特定的国情政情，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中国，因此，新加坡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中国，或者说，两国之间存在不可比较性。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政情，有自己的历史发展及其路径规定，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同时，从发展取向来讲，我们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加坡与中国的这些不同之处，同样需要准确认识和正确把握，一方面，需要准确分析两国的差异性，不仅在当前意义上明确哪些是新加坡独有的国情政情，而且需要从历史纵深和发展逻辑意义上明确哪些是新加坡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历史逻辑。另一方面，需要深入思考怎样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些差异性，既从差异性中看到两国的特殊性，又从差异性中看到治国理政和推进发展的着力点和借鉴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认真深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看，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可以进行若干特定发展模式的总结和研究：

　　第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模式。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地区进行的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的发展模式。中国三十年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一过程是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实现政治改革，以多种方式综合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过程，是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扩展和提升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如同黄卫平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整个改革进程，事实上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互交叉、相互推进的互动过程。因此，总结中国三十年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模式，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第二，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三十年前，从安徽、深圳等地启航，经过三十年的历史进程，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无疑，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发展及其成就，与中国社会的成功治理是紧密相关的。或者换言之，中国以什么样方式治国理政，促进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这些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原则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比如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战略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些治理方略、方针政策是如何制定实施的？在中国治理经验基础上，是否形成了东方大国特有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治理模式？如果说中国的治理经验已经上升为治理模式，那么，这一模式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治理模式又有哪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第三，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就分析意义上讲，治理模式是政治学的分析工具，是指社会政治权力主体，特别是执政党对社会的政治管理。而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则更多讲的是中国的行政管理模式。从中国国家管理的政治实践来看，行政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具有强势功能，这种行政强势的政治，当然不能像有的学者概括香港政治那样，将其概括为行政吸纳政治，但是，中国的行政系统，尤其在政府政治层面，执政党领导下的中国行政系统的确发挥着独特的强力作用。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与这样的行政强势系统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行政民主的重要特色。那么，中国政府管理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发展趋势如何？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说，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已经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内容，需要深入发掘和提升。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在深圳探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并且把中国发展经验与新加坡发展经验进行相互对比和分析，既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深圳大学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和新加坡研究多年坚持不懈，产生了不少重要优质成果，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在国内学界，尤其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广泛瞩目。这些研究是深圳大学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科的学术制高点，也是其学术优势和亮点。相信通过这次会议，会进一步推进新加坡研究，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国治理发展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为国家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共同和谐的社会，做出更多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