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研究（第1卷）

序言

　　这篇前言，是要介绍本书之梗概，交代各篇之背景。为此，笔者分门别类，提要钩玄，回顾整理，叙述如下。

　　本书第一篇，是“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与论文。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与新加坡经验有着不解之缘，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为例：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1978年。当年，邓小平11月访问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改革开放。李光耀指出（大意），当邓小平看到被传统中国视为南蛮之地的南洋诸国，竟然发展得比中国还好，很自然会得出结论，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所以要改革。而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成功做法，更坚定了中国实行开放的决心。邓小平后来告诉中国官员：“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92年。邓小平在当年年初的“南方讲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从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学习新加坡热潮。针对有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回应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上述观点仍然是新加坡经验的发展引申。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在2007年以来。当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与之相呼应，中国的许多省市进一步出现学习赶超新加坡的热潮。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跟新加坡“叫板”，云南的昆明也发动了大规模的“问计新加坡，谋计新昆明”等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对新加坡的借鉴，从刚开始的经济层面逐步走向文化、政治，并在最近几年触及到执政党建设的深层。

　　有鉴于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和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于2008年11月1―2日在深圳联合举办“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时也，恰值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其地也，又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实验场和排头兵的深圳特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唇枪舌剑，共话发展。于是，将会议开幕式上主持人、与会嘉宾致辞和论文编为本书第一篇。

　　本书第二篇，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长期执政，即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重要成就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即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作“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上述政党政治特征下所取得的上述成就，特别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从而使得该党执政方式较为便于借鉴；另一方面，相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的腐败、衰落以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政权的局势，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却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其骄人成绩又使得该党执政方式十分值得借鉴。

　　有鉴于此，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访问新加坡并得到李显龙总理接见之后，带着访问归来的收获和需要研讨的问题，于2007年9月22―23日在深圳蛇口举办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学术研讨会”。结合会议发言的速记与提交的发言提纲，整理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收录本书。

　　本书第三篇，是“第七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和谐社区与基层党建”学术研讨会部分演讲稿与论文。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区与基层党建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曾获中国政府创新奖。南山区开展上述工作和获得上述奖项的当头，也是深圳市大规模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时候。于是，南山区的上述成就，在一定意义也可视为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成果。

　　为了探讨“南山模式”及启示，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于2009年3月28―29日在深圳南山举办了此次研讨会。会议也十分荣幸地邀请到新加坡国会议员陈振泉先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介绍了新加坡相关经验。本书第三篇收录的，正是会议中与新加坡相关的发言。

　　本书第四篇，是“纪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论坛”部分演讲稿。2009年1月17日，新加坡中国商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举办了“纪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论坛”。论坛进行了整整一天，上午由新加坡中国商会会长潘国驹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分别以“中国模式与新加坡”、“中国为什么注重借鉴新加坡”为题进行了演讲；下午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分别以“中国向新加坡学习些什么”、“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的政治发展”为题进行了演讲。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于2009年4月出版的《龙狮共舞――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论坛纪实》一书收录了上述演讲及其与听众的互动。黄卫平教授、吕元礼教授根据自己的上述演讲，在进一步修改整理后收入此书。

　　新加坡方面之所以纪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是有感于这次访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灵感。作为这次论坛的发起者、主持人的潘国驹教授，曾在《龙狮共舞》一书的序中回忆说：

　　29年前中国科学院邀请了世界各国约50名有代表性的华裔物理学家前往广东从化参加粒子物理研讨会，我也有幸成行。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前往北京，邓小平设宴招待海外科学家，我有机会见到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他跟我谈起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情况。他不但对花园城市的清洁美丽及整个社会的整体面貌印象深刻，而且对新加坡城市建设、政府组屋计划十分推崇。他认为新加坡的制度有许多地方中国可以借鉴。他也强调中国国家大，人口太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因而十分羡慕新加坡的条件，对新加坡政府及领导人的效率与眼光大加称赞。

　　撰写本文之时，《联合早报》连日刊登来自新加坡的政治改革消息。李显龙总理近日在国会宣布将修改宪法，把非选区议员人数顶限从现有的6名增至9名，同时把单议席选区数目增加到至少12个，并且有意识地让集选区的规模缩小。非选区议员是由在大选时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落选候选人出任。根据上述改革，若以新加坡2006年大选的结果来比照，由后港区议员刘程强所领导的工人党将有6名候选人进入国会，再加上另9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官委议员，国会里的非执政党议员比例将占约20%。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这样描述新加坡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三大原则：第一，改革后的制度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也就是说任何改变绝不可偏袒任何一个政党，让它在日后参加选举时，突然享有其他政党所缺乏的某种优势。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必须确保新加坡经过大选之后，能够选出一个强而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新加坡的选举制度，不应造成选举之后，出现一个无法作出决定的软弱国会，各政党被迫组织联合政府。因为这将使到新加坡的政治不稳定，失去一个长期以来被跨国企业认定为重要的优势。第三，政治改革必须使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能代表反对党的观点。这表明，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正在放柔身段，适时而变；新加坡政治也在审时度势中不断开放，稳步前行。

　　新加坡的政治改革声音，让我想起吴作栋先生在1999年所说的一段话：“一个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这与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下述话语遥相呼应，发人深思：“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本书为《新加坡研究》第1卷。随着研究的日益广泛和深入，本书期待会有第2卷、第3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是古人之警语――《新加坡研究》的编撰，当恪尽职守，善始善终。“光芒四射，前途无量”，是友人之祝福参见本书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的致辞。――新加坡研究的事业，将与时并进，源远流长。

　　吕元礼

　　写于2009年9月30日

　　§§一、“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