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乌江流域各民族经济的发展
一、苗族地区
整体看来，元明清时期苗族经济是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主，土司、庄头、头目、寨长等共同组成苗族的封建领主阶级。广大贫苦苗民是为被剥削者。元明清时期，苗族分布相当广泛，遍布贵州、湘西、鄂西地区，各地区由于中央王朝势力和文化进入程度的不同，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有一定差别。但通过苗族和其他民族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和开发，苗族分布的一些主要土司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经济，仍缓慢地获得了某些发展。
贵州土司地区，苗族农民大多沦为当地土司土官和头目的佃耕者。如明普安安抚司和普安土知州等地的苗族，“昔为土目之佃，亦即土兵也，分地而耕，纳租于主者，是为公田，其余，众苗通力合作，按亩收利者则为私田”清道光《兴义府志》卷8.即苗族佃户佃耕“公田”，向土司纳租粮和服兵役外，还要为土司土目耕作“私田”，服无偿劳役。在一些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苗族农民还要充当汉族的佃户。如：修文县苗民，“零星杂居，依汉民为佃户”爱必达《黔南识略》卷1.
在“熟苗”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乾隆时期湖广总督爱必达所著《黔南识略》曾记载明贵州中曹、白纳等六长官司土地开发情况，“汉苗错处之庄一百七十有奇，苗寨一百一十有奇”，“成熟田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七亩有奇”。土地利用形式也多种多样，“源水浸溢终年不竭者谓之滥田；滨河之区编竹为轮用以戽水者谓之车水田；平原筑堤可资蓄泄者谓之堰田；地居洼下溪涧可以引灌者谓之冷水田；积水成池，旱则开放者谓之塘田；山泉泌涌，井汲以资灌溉者，谓之井田；山高水乏，专恃雨泽者，谓之干田，又称望天田；坡陀层递者，谓之梯子田；斜长诘曲者，谓之腰带田。”而种植的作物更是繁杂，“大约上田宜晚稻，中田宜早稻，下田宜旱稻，山坡硗确之地宜包谷、燕麦、黄豆，而红稗、水稗、春荞、秋荞皆次之；亦有种小米、红麦、绿豆、芝麻者……斗种之地宽约一二亩，丰年上田可收米五石，中田四石，下田三石至二石不等”。在今贵阳原金筑安抚司地区，“土产芷木，多松柏杉梓杨柳，隙地间种桐茶，杂粮之外有玉米、仙米”。但熟苗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明代田汝成记载今贵阳地区有“克孟苗”和“牯羊苗”，“悬崖而居，高者百仞……耕不挽犁，以铁铸发土，稷而不耘”。
在熟苗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和副业也有发展。如乾隆初年记载：“苗民性喜彩衣，能织纫，有苗巾、苗锦之属；又能锻铁为刀剑，揉木为弩，架木为屋，出入佩刀携枪。”乾隆《永顺府志》卷10.《黔南识略》卷三亦记载，今贵州贵定县，“有谷蔺苗，妇人工纺织，其布最精密，名曰谷蔺布”。乾隆版《贵州通志》中关于各地苗族纺织的记载亦有很多，如贵阳府有“苗布”，“定番苗妇所织，为手巾亦佳”；“苗锦”，“亦出定番”；“斜纹布”，“出独山州烂土司，甚密致”；黎平府属有“洞锦”，“出曹滴司，以五色线为之，皆苗妇所织，精者甲于他郡”；还有“皮布”，“出土司地，皆苗人采树皮所织”。另外，茶叶和酒的酿造亦有记载，如，龙里“东苗坡”及贵定产茶；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亦记载：贵州独山有“九名九姓苗”，“其地产茶，多以茶为货用”。都匀府属有“苗酒”，“色红而味醇厚”。
在“生苗”区。封建王朝实行残酷的封杀、征缴、开拓策略，屡次大规模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利用卫所、土司、寨堡、边墙进行封锁、防范和隔离的政策，对“生苗”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贵州雷公山“生苗”区苗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比“熟苗”区域要落后很多。对此，历史文献有一定记载。黔东南雷公山区地面崎岖，岩溶地貌广为分布，可耕面积较少。居住于此的苗族，到清代，农业方面有些地区尚不用犁耕而是采用锄耕或人力拉犁，正如严如煜《苗防备览》卷8所载，“苗耕，男女并作，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燔榛芜，垦山坡，种芝麻、粟米、麦豆、包谷、高粱、荞麦诸杂粮，既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弃之数年，地力既复，则仍垦之。”明弘治《贵州图经志》载：“生苗者自古不知王化……处山箐者，则芟林布种，刀耕火种；处平湿者则驾车引水以艺梗秫。”“居山野者谓之苗民……不惮深渊，不畏猛兽，出入持刀负弩及负签木叉，以渔猎为乐，得兽则祭鬼而后食。”至明末清初和“改土归流”时，以雷公山脉为中心的“生苗”区，社会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雍正年间参与“开辟”黔东南“生苗”区的元展成曾书曰：“某伏查，台拱居九股之中，而九股一带，村寨星罗棋布，人烟辐辏，倡乱之人近则数里，远亦不出数十里。当兹秋成之后，人俱家有余粮。”乾隆初年的《贵州通志》卷7载：“黑苗”，“勤耕樵，女子更劳，日则出作，夜则纺绩，食惟糯稻，舂甚白……”反映了“生苗”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生活状况。
此时期，在生苗区，已经存在贫富阶级分化。明万历《湖广总志》卷3载：“以财力相君长，父子别业，父贫以身质于子，亡忌……铸铜为鼓，有急则鸣之以聚众。有鼓者为都老。鼓始成，悬庭中，置酒召诸酋高会。竟以金银钗扣鼓，扣毕钗遗主人而去，诸部落皆然。”《黔书》卷1亦载：“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众，有获则中分之；遇杀死，出银以偿之。”这些反映了雷公山一带“生苗”已存在贫富阶级分化和对立的事实。同时期，生苗区已经存在土地租佃关系。雍正五年（1727年）湖广总督傅敏奏称：“苗疆奸民，利愚苗之所有，百计哄诱，或典卖田产，或借贷银谷……苗有曲无伸，甚则操刀相向，报复不已。”〔光绪〕《湖南通志》卷84.
改土归流后，苗族地区的租佃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普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剥削方式。如兴义地区苗人“昔为土目之佃，亦即土兵也。分地而耕，纳租于主者是为公田。其余，众苗通力合作，按亩收利者为私田。自改土以来，其公田已入粮册，而私田存于土目，为口食之资，苗民耕种输纳而外，出谷一二斗于土目，是主佃之名犹存也。怀德、永化二里之情形如此。至安仁一里，为屯田，汉民主之，苗民耕之，其完租输纳又与二里稍异”。可见，在土司土目辖区，早已实行租佃制，改土归流后，土司土目与苗族农民仍保持主佃关系。而实行“屯田”地区，一般为汉民占有土地，苗民佃耕，完纳租赋，虽有些区别，但同样都是租佃关系。
二、土家族地区
在元、明、清土司时代里，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生产与发展中，封建农奴制经济占主要地位。至清代时，则逐步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
1.土民对土司的人身依附
元明清时期，农耕生产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元典章》卷五七《峡州路转运判官史择善奏呈》载：“本路管辖民户，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份，一与买卖牲口无异。间有略畏公法者，将些小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佃客。公行立契处，另行私立文约，如柳逢吉、段伯通争佃户黄康义之讼。其事系宋元时分，至今约二十余年……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挡，要求纱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南北王民岂有主户将佃客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一切差役皆出佃客之家。”这种强烈的人身控制与其依附关系，实际是土司时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并一直传承着。
明代《万历野获编》载：永顺土司“彭元锦为政。酷不忍闻。其所统三州六长官，俱夷灭无余。自署其子弟为酋长……且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识字，犯者罪至族”。
据记载，永顺、保靖、桑植等地，“土司时，土司及土知州诸职，皆自有山及田，役佃户种之”。“佃户者皆其所买人，如奴仆。然土民则自耕其土，土司如有横敛，则责之旗头，按户索之，其役使亦无时。”〔同治〕《桑植县志》卷2.“至于成熟之田，土官多择其肥饶者自行种收，余复为舍把头人分占，民间止有零星犄角之地。每年摊派数次，任意轻重。”〔同治〕《保靖县志》卷1.在容美土司地，“其田，任自开垦，官给牛具，不收租税，民皆兵也。战则自持粮糗，无事则轮番赴司听役。每季役止一旬，亦自持粮，不给工食。在役者免出战。”。说明湖广的大小土司及舍把头目，均占有大量田土，并且多是肥田沃土，其耕作方式则是“役佃户种之”，或由垦殖土司土地的“土民”定期服劳役耕种，以每季一旬计，全年要服40天劳役，并且“自持粮，不给工食”，即完全是无偿劳动，这实质上就是劳役地租。史志中提到有的佃户，是“买”来的，“如奴仆”。
土司除对土民役使外，还在经济上对土民进行超强掠夺。清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永顺府志》中土司征纳秋粮中“舍把俱用老戥称收，每老戥一分，竟有汉平三四分不等。且昔年照火坑分派，虽穷无立锥亦勉力上纳，或又劫掠牛马，抢夺家财，甚将夫妻子母折离分卖，惨若难名。土司时，凡畜养蜂蜜之家，每户每年征收蜂蜜、黄蜡若干。无论户婚田土及命盗案，未审之先，不分曲直，只以贿赂为胜负。凡委官舍把到任之始，所属地方头目派送礼物，曰贺礼，虽至贫之家必勉力供应。官舍往乡，所属头人，俱按人户科派吃食。土民建房，不许盖瓦。且外来客户人甚多。土官向例，挖山种地，该管舍把每年勒送盐米，并四时礼节，方许耕种。土民馈送，每年每户派送食米，并鸡鸭肉肘，白土官、家政、总理以及该管舍把四处，断不可缺，虽无力穷民，亦必拮据以供。凡民间烧锅一口，名为火坑一个，每一火坑每年派征银三钱。如有多者，照数加征，倘有别项事故，亦照火坑另派。每用人夫，即令各舍把派拨，并无夫价。土司有存城五营兵丁，每营100名，以备捍卫，以供役使。”有记载云：“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向来三土司每年纳秋粮共银二百八十两。”各土司舍把却借此肆行搜刮盘剥。“虽有秋粮之名，实不从田市征收。永顺则名火坑钱，民间饮每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则叫锄头钱，每一锄人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户钱，与火坑钱相等。所交秋粮银即于此内量行拨解。”〔同治〕《保靖县志》卷1.
2.耕作方式的变迁
土家族土司时代的农业耕种与生产经营较之前代，在山地耕作方式上有了一些进步，但一定程度仍然沿用了刀耕火种的方式。兹举例如下：
张天如《永顺小志》载永顺地方“山农耕杂粮，于二三月间雉草伐木纵火焚之。冒雨锄土撒种，熟时摘穗，而归弃其总藁。种稻则四五月插秧，八九月收获，山寒水冷，气候颇迟，收摘后连穗高挂屋际或树头，食则舂之，无隔宿储”。
明《永顺宣慰司志》载：司属有“福石、宝瓶、纳溪……等三百八十苗蛮峒寨”，所居“有高山峻岭，有平坦窄狭地……皆硗薄，岩多土少，刀耕火种，弃东就西，无拘旧产。旱无荫溉，涝即崩冲，田地虽有，悉系靠天”。
《五溪诸蛮》中载：“其夷多据湖南、古巫、黔中之地，今之辰、常、靖、施、永顺、保靖等处是也。共俗大抵信巫重祀，刀耕火种，短裙椎髻。”
乾隆五十八年《永顺县志》云：“按旧土司家乘，永邑山多田少，刀耕火种，食以小米，煽子为主，稻谷仰给永定卫，大庸所两处。”
清康熙年间的顾彩所撰写的《容美记游》中，记载的容美土司境内的农业生产方式亦是保持了旧有的传统，曰：“所获俘虏，问三声，不降则杀之，称为义士，降则上以镣，令其种田，满一年后，编为客军。其田任其耕种，不收租税，战则自带口粮，不给工食。司中地土瘠薄，三寸以下皆石，耕种只可二熟，则又废而别垦，故民无常业，官不税租。有大麦无小麦。间有之，面色如灰，不可食。种荞与豆则宜。稻米甚香，粒少，一与江淮无异……蕨粉葛粉，荒年尤多，二者相得乃成。”
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遗志》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秽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地招佃安插，据为其业。”
同治《利川县志・风俗》中载：“利邑田分甲屯二籍，里田多客籍，屯田多土著。”
同治《保靖县志・王钦命・雍正八年・洋定赋税》中载称：“保邑地方，山高雾重；水冷土瘠，民皆刀耕火种，其所称田者，俱系夹峡之山涧，积石成脏，锄沟导水，栽莳稻谷，并无渠堰池塘灌溉，方整丘亩之间，间有数处，又皆迫近于河溪，一遇连朝淋雨，河水泛涨，多被淹没冲塌。实无上则、中则田亩。”上述中，可见这刀耕火种仍是其区域里的主要耕种方式，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
从元朝开始，中央政府在土家族地区开始实行军屯。如元时，在靖、辰、澧州的边界实施屯田，给屯户以牛、种子、农具等用以取代落后的刀耕火种。如大德元年（1279年）湖北道廉访问司佥事张经言“叛蛮田万顷等虽已诛，靖、辰、澧等州接粤，率多旷土，宜召民耕种，使蛮疆日渐开拓，异时皆为省地，湖广行省然其言行之。”《元史・刘国杰传》卷162记载：为了加强对溪峒区域的控制曰：“辰、澧地接溪峒，宋尝选民之屯，免其徭役，使御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废。国杰悉复其制，班师，继有经画茶陵、衡、郴、道、桂阳，凡广东、江西盗所人出之地，南北两千里，置戍二十有八，分屯将土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东，西垣黔中，地周湖，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番不能复寇，盗贼遂息。”这就是寓兵于农，且耕且守。
明朝时大力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牛耕。卫所等屯户的“耕牛”必须保证在一定的数字之内。如在洪武二十三年时（1390年）即拨沅州、思州、镇远等处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分给军屯诸军。在军屯的影响下，民间牛耕技术也进一步得到推广。同治《恩施县志・风俗》载恩施“高低田地，皆用牛耕，间有绝壑危坳，牛耕所不至者，则以人力为刀耕”。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地主经济也逐步发展形成。使土家族地区粮食充盈有余。嘉靖《思南府志》载：“敕贵州思南府蛮夷司土官舍人安濂，国家先务，养民为先，尔能出米一百硕，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甚嘉之。”至改土归流时，土家族区域里的成熟田土有了一定的数量，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载永顺府在改土归流后丈量，“永顺府土民屯田地塘一千顷八十三亩九分。”《宜昌府志》载容美土司地方“确查成熟田亩……今鹤峰州成熟土地六百五十四顷……长乐县成熟田地一百八十三顷。容美……彼地山田荦确，土瘠水寒，物产凉薄”。上述田地的数量及其出产，大致代表了土家族区土司时期主要的农业产品以及生产情况。
3.经济物产的丰富
土司时代的经济物产日趋丰富，这里谨以成书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卯峒司志》卷二中，关于清初卯峒地方的经济物产为例来加以说明。《卯峒司志》中记载的粮食类有稻谷、麦、荞、豆、秋谷、小谷、鹅掌、芝麻、高粱、旱谷等。蔬菜瓜果类有苋菜、甜菜、青菜、冬瓜、南瓜、西瓜、北瓜、王瓜、苦瓜、茄子、豇豆、扁豆、笋、木瓜、香菌、细茶、粗茶、柑橘、梨、桃、李、栗、梅、橙、橘、柿、核桃、葡萄、樱桃、枇杷，另外还有药材22种，兽类16种，禽鸟类14种，鱼类9种。
在经济物产方面，土家族区域里，有木本的油料，如乌桕、桐油、油茶，还有生漆等。这些在改土归流之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乌桕子所榨出的油，又称为木油，在鄂西南山区里均有较大的产量。“施南府各属皆出，亦土货之大宗也。”而民国《慈利县志・卷六・实业》载云：在慈利县的淡水流域和澧水南岸，栽植了不少的木子树，年产木油三万～五万石。石门、桑植、龙山等县志中也均有戴己载桐油，四川利用桐油的历史较早。清代，重庆民族地区的桐油仍是其重要的物产，同治《万县志》卷12载曰：“万多山，故民多种桐，取其籽为油，盛行荆、鄂门。”在酉阳地方是“膏桐最多，绝谷穷崖，无不栽植”。秀山尤以盛产优质桐油而著名，光绪《秀山县志》卷十二中记载说“秀山擅油利久矣，故秀油最名，载销湘、汉、淮、涕之间，而汉口其都会也。”。其他类的特产，如硫黄、丹砂、药材、茶叶等，历代史书均有诸多记载。
三、仡佬族地区《仡佬族简史》。
元明清时期，仡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铁器牛耕普遍得到推广。据《南园纪事・地理门》载，当时务川“有田之户清明播种，犁焉，铧焉。”普安州“犁田以一牛三人”〔嘉靖〕《普安州志》卷22.其法以一人牵牛在前，一人赶牛在后，中间一人掌犁把。这种翻犁土地的方法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毕竟已普遍使用畜力代替了人力，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一步。在粮食品种方面，水田多种植水稻，尤其喜种糯谷，以供年节喜庆制作糍粑祭祀之用。山地则多种毛稗、荞麦、小米、包谷等旱地作物。在耕作技术上，水利灌溉也很普遍。明代在“蛮僚杂居”的思州府，即普遍利用水车吸水，或修筑堰塘蓄水以资灌溉。故史籍记载，“地处平隰者，则驾车吸水以艺粳秫”〔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4.“其筑水堰也，引泉源于廛市”。位于贵州普定县抄家马场的西堡长官司，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凿的一条水渠长约4000米，盘旋于群山之间，深、宽均达1米以上，可灌田7000余亩。
仡佬族的农业经营，除大量种植粮食作物外，棉、茶等经济作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明代思南府“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以致不少仡佬族“弃菽粟而艺棉”，一度造成该地粮食产量剧减〔嘉靖〕《思南府志》卷2.茶的种植主要在黔北及黔中的安顺一带，《茶经》说：“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安顺的茶产量也很多，以至稍后在大水桥形成了茶市。仡佬族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宜牧草生长，故畜牧业在仡佬族的社会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洪武二十三年（1290年）明王朝在贵州平溪等地设置了“十二卫屯守”，因“耕牛不及”，就曾向仡佬族地区的沅州、思州、镇远、平越等地征调耕牛6000余头，以供屯军使用。天顺四年（1460年）西堡长官司人民反抗失败后，明王朝就在当地收缴“牛羊数千”，可见畜牧之兴盛。当然，仡佬族地区农业生产发展也很不平衡，河谷平坝地区虽比过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坡度较陡的山地或边远山区仍是“刀耕火种”耕作粗放的落后方式。直到明代，五溪地区的部分仡佬族还过着“食不足则猎兽”的生活，新添卫的“仡僚以耕猎为生”，清平县的仡佬族“种山射肉为生”。花仡佬“好猎逐罗雀为事”，这些说明在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仡佬族地区渔猎还占有相当的比重。
这时期的手工业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手工业来看，纺织、采矿、冶铸、酿酒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以纺织来说，技术就有所改进。据有关资料记载，明代清平卫的仡佬族用“楮皮布”缝制衣裳。有些地区的仡佬族，还能用羊毛织成斜纹、斗纹、狼鸡叶纹等厚如铜钱的毛布。据《安平县志》记载，红仡佬妇女的桶裙“以羊毛缀线为之，起花染红色，甚佳”。朱砂的开采，是仡佬族地区的传统工艺。产量比过去有了明显的增加。仅沅州一地每年即向王朝缴纳朱砂一千五百两、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明代规定思南府亦有“岁额水银六百六十斤入贡”的记载。当时思南府不少仡佬族均以“采矿为业”，矿井“其深十五六里，土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坑采矿，经宿方出”；砂矿“碎小者末之，以烧水银为银珠。土人依为生计，而民间贸易皆用之如钱钞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34.仡佬族中已出现了世代以打制铁器为生的专业劳动者，被称为“打铁仡佬”。仡佬族的传统酿酒工艺，此时已能用各类米麦杂粮，分别酿制成甜酒、烧酒和咂酒（又谓竿儿酒）等品种，均系各户自行酿制，以供节日喜庆之用。
四、布依族地区
元代在布依族地区建立的土司制度，表明封建领主制在这地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化，即领主与王朝的依附关系更加密切，王朝对布依族的控制更为严格，农奴们受剥削与压迫更为严重。元朝统治阶级在布依族地区以亭甲为单位进行驻守，强占当地的土地和人民，建立这种类似军事屯守性质的统治。他们所率领的土兵和当地人民开荒垦地，辟成良田，把好的作为“膳养田”和“印田”，属于领主所有，由附近村子的居民轮流服役，耕种得的粮食全归领主所有；又划一些田称兵田和夫田，专供应征战和当夫的应用；其他少许田地给当地居民作为份地耕种，收获养家糊口。除此之外，领主特殊事情如丧葬、嫁女之类，农奴们还要去做无偿的劳役。可知农奴受到的剥剥和压迫是非常严重的。军户的设置是元代的特点。
明朝平定杨应龙、安邦彦之乱后，对贵州的统治更为深入，更为巩固。因而汉人移入的很多，另又设立屯田制度，更使汉族商人、贫民纷纷进入贵州，谋求发展，对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这些人中，有的与布依族联姻，融入了布依族中。明对贵州的加强控制，客观上推动了包括布依族在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屯田制度除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外，还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布政司建立以来，有数十条四通八达的驿道，有不少驿道是通过布依族地区的，有数十万落籍的汉族军民，改变原来“贵州军民鲜少”而成为“多系江西川湖流民侨居”之地。这些屯田军民，将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入贵州，“凡屯种去处，合用犁、铧、耙齿等器，有司拨给铁炭，铸运发用”。“凡屯田合用牛只，设或不敷即移文索取。”又“除地为田，凿地为沟，水可灌溉，沙可堆山”《明实录・嘉靖实录》卷471.随着农业的发展，养殖业、手工业、冶铁业和种植水果蔬菜也有较大的发展。布依族纺织的土布、蜡染布，渊源甚久，这时更加兴盛。八番马、开阳朱砂、水城铅矿、安龙修文水银都有一定的产量。
清代前期，农业生产耕地面积不断地扩大。如徐玉章《清厘安平田赋禀》中提到：“窃查本邑新垦之田，倍于屯田。”这说明耕地逐年在增加。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庭副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菜子、桐子、茶、养蜂等。菜子是普遍种植作为家庭食用油的原料；桐子在布依族地区很有名，独山、荔波、贞丰等地都有高产区，而镇宁的六马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子产区；家庭养蜂也是布依族副业之一，养蜂取蜂蜜外，还炼黄蜡出售；“纺花织布”是布依族妇女的特有技巧。红水河和南北盘江沿岸，布依族普遍种植棉花，而“种花织布”的年代相当悠久，前面已经叙述，只汉文史籍少有记载而已。望谟、册亨、罗甸、荔波一带出产的土织花布，是比较有名的。有斜纹布、花椒布、蚊子布、花格子布等，美观、经久耐用，定番州的谷蔺布较有名：“洁白如雪，拭水不濡，用弥年不垢腻”，有“欲作汁衫裤，须得谷蔺布”等说法；种桑养蚕，布依族地区也有，“惟安顺、兴义、黎平三府，及贵阳市府属之定番州，间或有之”。清镇也开设蚕局，“导以养蚕种桑之法，布散四乡，并于城厢隙地种桑数万，以察土宜”〔光绪〕《贵定县志稿》卷2.冶炼业方面，布依族地区的修文、新贵、普安州、永宁州、郎岱厅等地的铁矿都有人开采冶炼；水城等地区，铅矿开采逐渐兴起，平远的达磨山，普安的连发山，都匀的东冲等地都开采出黑白铅矿。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统计威宁、水城运出的铅已达700万斤。普安的炉口开硝10多口，设炉13座，每日出铅1700斤左右。水银产地有开阳的白马洞，定番的金熬山，普安的回龙湾和滥木桥，修文的红岩和白岩，安龙历代都有出产。康熙初年，修文县的水银厂，三七抽收，每年收水银333斤，变价银166两5钱，安龙已有“商民自采、自炼、自售”的水银矿场。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普安、修文二县的水银厂，每年出水银二万八九千斤，约得余息银三千两。乾嘉时期，开阳白马洞一带矿工，常在万人左右，矿主每年都要派人到思南一带募工。开阳平均每日产汞50担（每担80斤）合日产1280两。该县的朝天马、朝盆坡、杉木冲等地都开有银厂。造纸方面，开阳、兴义等地都是重要产地，有皮纸、草纸、竹纸、棉纸四种。开阳有草纸（火纸）皮纸（白纸）两种。草纸最多，占全县产量的95%，兴仁的花坝寨，有以雇佣劳工的手工造纸作坊，规模不小，出产的纸张质量高。归化厅的板当出产棉纸，平塘四寨产皮纸，安平县的西堡也设有纸厂。在酿酒业方面，由于布依族节日喜庆和迎宾敬友，都喜欢饮酒，酿酒的历史也很悠久，古歌中专有酿酒过程的叙述。到明清时代，饮酒更为普遍，过大年时几乎家家酿酒。其中以大米酿的白酒为多，糯酒则较少。酿酒的原料有大米、包谷、高粱、小米、刺梨、红薯、糖渣等。
整体看来，元明清时期苗族经济是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主，土司、庄头、头目、寨长等共同组成苗族的封建领主阶级。广大贫苦苗民是为被剥削者。元明清时期，苗族分布相当广泛，遍布贵州、湘西、鄂西地区，各地区由于中央王朝势力和文化进入程度的不同，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有一定差别。但通过苗族和其他民族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和开发，苗族分布的一些主要土司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经济，仍缓慢地获得了某些发展。
贵州土司地区，苗族农民大多沦为当地土司土官和头目的佃耕者。如明普安安抚司和普安土知州等地的苗族，“昔为土目之佃，亦即土兵也，分地而耕，纳租于主者，是为公田，其余，众苗通力合作，按亩收利者则为私田”清道光《兴义府志》卷8.即苗族佃户佃耕“公田”，向土司纳租粮和服兵役外，还要为土司土目耕作“私田”，服无偿劳役。在一些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苗族农民还要充当汉族的佃户。如：修文县苗民，“零星杂居，依汉民为佃户”爱必达《黔南识略》卷1.
在“熟苗”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乾隆时期湖广总督爱必达所著《黔南识略》曾记载明贵州中曹、白纳等六长官司土地开发情况，“汉苗错处之庄一百七十有奇，苗寨一百一十有奇”，“成熟田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七亩有奇”。土地利用形式也多种多样，“源水浸溢终年不竭者谓之滥田；滨河之区编竹为轮用以戽水者谓之车水田；平原筑堤可资蓄泄者谓之堰田；地居洼下溪涧可以引灌者谓之冷水田；积水成池，旱则开放者谓之塘田；山泉泌涌，井汲以资灌溉者，谓之井田；山高水乏，专恃雨泽者，谓之干田，又称望天田；坡陀层递者，谓之梯子田；斜长诘曲者，谓之腰带田。”而种植的作物更是繁杂，“大约上田宜晚稻，中田宜早稻，下田宜旱稻，山坡硗确之地宜包谷、燕麦、黄豆，而红稗、水稗、春荞、秋荞皆次之；亦有种小米、红麦、绿豆、芝麻者……斗种之地宽约一二亩，丰年上田可收米五石，中田四石，下田三石至二石不等”。在今贵阳原金筑安抚司地区，“土产芷木，多松柏杉梓杨柳，隙地间种桐茶，杂粮之外有玉米、仙米”。但熟苗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明代田汝成记载今贵阳地区有“克孟苗”和“牯羊苗”，“悬崖而居，高者百仞……耕不挽犁，以铁铸发土，稷而不耘”。
在熟苗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和副业也有发展。如乾隆初年记载：“苗民性喜彩衣，能织纫，有苗巾、苗锦之属；又能锻铁为刀剑，揉木为弩，架木为屋，出入佩刀携枪。”乾隆《永顺府志》卷10.《黔南识略》卷三亦记载，今贵州贵定县，“有谷蔺苗，妇人工纺织，其布最精密，名曰谷蔺布”。乾隆版《贵州通志》中关于各地苗族纺织的记载亦有很多，如贵阳府有“苗布”，“定番苗妇所织，为手巾亦佳”；“苗锦”，“亦出定番”；“斜纹布”，“出独山州烂土司，甚密致”；黎平府属有“洞锦”，“出曹滴司，以五色线为之，皆苗妇所织，精者甲于他郡”；还有“皮布”，“出土司地，皆苗人采树皮所织”。另外，茶叶和酒的酿造亦有记载，如，龙里“东苗坡”及贵定产茶；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亦记载：贵州独山有“九名九姓苗”，“其地产茶，多以茶为货用”。都匀府属有“苗酒”，“色红而味醇厚”。
在“生苗”区。封建王朝实行残酷的封杀、征缴、开拓策略，屡次大规模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利用卫所、土司、寨堡、边墙进行封锁、防范和隔离的政策，对“生苗”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贵州雷公山“生苗”区苗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比“熟苗”区域要落后很多。对此，历史文献有一定记载。黔东南雷公山区地面崎岖，岩溶地貌广为分布，可耕面积较少。居住于此的苗族，到清代，农业方面有些地区尚不用犁耕而是采用锄耕或人力拉犁，正如严如煜《苗防备览》卷8所载，“苗耕，男女并作，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燔榛芜，垦山坡，种芝麻、粟米、麦豆、包谷、高粱、荞麦诸杂粮，既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弃之数年，地力既复，则仍垦之。”明弘治《贵州图经志》载：“生苗者自古不知王化……处山箐者，则芟林布种，刀耕火种；处平湿者则驾车引水以艺梗秫。”“居山野者谓之苗民……不惮深渊，不畏猛兽，出入持刀负弩及负签木叉，以渔猎为乐，得兽则祭鬼而后食。”至明末清初和“改土归流”时，以雷公山脉为中心的“生苗”区，社会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雍正年间参与“开辟”黔东南“生苗”区的元展成曾书曰：“某伏查，台拱居九股之中，而九股一带，村寨星罗棋布，人烟辐辏，倡乱之人近则数里，远亦不出数十里。当兹秋成之后，人俱家有余粮。”乾隆初年的《贵州通志》卷7载：“黑苗”，“勤耕樵，女子更劳，日则出作，夜则纺绩，食惟糯稻，舂甚白……”反映了“生苗”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生活状况。
此时期，在生苗区，已经存在贫富阶级分化。明万历《湖广总志》卷3载：“以财力相君长，父子别业，父贫以身质于子，亡忌……铸铜为鼓，有急则鸣之以聚众。有鼓者为都老。鼓始成，悬庭中，置酒召诸酋高会。竟以金银钗扣鼓，扣毕钗遗主人而去，诸部落皆然。”《黔书》卷1亦载：“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众，有获则中分之；遇杀死，出银以偿之。”这些反映了雷公山一带“生苗”已存在贫富阶级分化和对立的事实。同时期，生苗区已经存在土地租佃关系。雍正五年（1727年）湖广总督傅敏奏称：“苗疆奸民，利愚苗之所有，百计哄诱，或典卖田产，或借贷银谷……苗有曲无伸，甚则操刀相向，报复不已。”〔光绪〕《湖南通志》卷84.
改土归流后，苗族地区的租佃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普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剥削方式。如兴义地区苗人“昔为土目之佃，亦即土兵也。分地而耕，纳租于主者是为公田。其余，众苗通力合作，按亩收利者为私田。自改土以来，其公田已入粮册，而私田存于土目，为口食之资，苗民耕种输纳而外，出谷一二斗于土目，是主佃之名犹存也。怀德、永化二里之情形如此。至安仁一里，为屯田，汉民主之，苗民耕之，其完租输纳又与二里稍异”。可见，在土司土目辖区，早已实行租佃制，改土归流后，土司土目与苗族农民仍保持主佃关系。而实行“屯田”地区，一般为汉民占有土地，苗民佃耕，完纳租赋，虽有些区别，但同样都是租佃关系。
二、土家族地区
在元、明、清土司时代里，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生产与发展中，封建农奴制经济占主要地位。至清代时，则逐步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
1.土民对土司的人身依附
元明清时期，农耕生产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元典章》卷五七《峡州路转运判官史择善奏呈》载：“本路管辖民户，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份，一与买卖牲口无异。间有略畏公法者，将些小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佃客。公行立契处，另行私立文约，如柳逢吉、段伯通争佃户黄康义之讼。其事系宋元时分，至今约二十余年……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挡，要求纱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南北王民岂有主户将佃客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一切差役皆出佃客之家。”这种强烈的人身控制与其依附关系，实际是土司时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并一直传承着。
明代《万历野获编》载：永顺土司“彭元锦为政。酷不忍闻。其所统三州六长官，俱夷灭无余。自署其子弟为酋长……且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识字，犯者罪至族”。
据记载，永顺、保靖、桑植等地，“土司时，土司及土知州诸职，皆自有山及田，役佃户种之”。“佃户者皆其所买人，如奴仆。然土民则自耕其土，土司如有横敛，则责之旗头，按户索之，其役使亦无时。”〔同治〕《桑植县志》卷2.“至于成熟之田，土官多择其肥饶者自行种收，余复为舍把头人分占，民间止有零星犄角之地。每年摊派数次，任意轻重。”〔同治〕《保靖县志》卷1.在容美土司地，“其田，任自开垦，官给牛具，不收租税，民皆兵也。战则自持粮糗，无事则轮番赴司听役。每季役止一旬，亦自持粮，不给工食。在役者免出战。”。说明湖广的大小土司及舍把头目，均占有大量田土，并且多是肥田沃土，其耕作方式则是“役佃户种之”，或由垦殖土司土地的“土民”定期服劳役耕种，以每季一旬计，全年要服40天劳役，并且“自持粮，不给工食”，即完全是无偿劳动，这实质上就是劳役地租。史志中提到有的佃户，是“买”来的，“如奴仆”。
土司除对土民役使外，还在经济上对土民进行超强掠夺。清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永顺府志》中土司征纳秋粮中“舍把俱用老戥称收，每老戥一分，竟有汉平三四分不等。且昔年照火坑分派，虽穷无立锥亦勉力上纳，或又劫掠牛马，抢夺家财，甚将夫妻子母折离分卖，惨若难名。土司时，凡畜养蜂蜜之家，每户每年征收蜂蜜、黄蜡若干。无论户婚田土及命盗案，未审之先，不分曲直，只以贿赂为胜负。凡委官舍把到任之始，所属地方头目派送礼物，曰贺礼，虽至贫之家必勉力供应。官舍往乡，所属头人，俱按人户科派吃食。土民建房，不许盖瓦。且外来客户人甚多。土官向例，挖山种地，该管舍把每年勒送盐米，并四时礼节，方许耕种。土民馈送，每年每户派送食米，并鸡鸭肉肘，白土官、家政、总理以及该管舍把四处，断不可缺，虽无力穷民，亦必拮据以供。凡民间烧锅一口，名为火坑一个，每一火坑每年派征银三钱。如有多者，照数加征，倘有别项事故，亦照火坑另派。每用人夫，即令各舍把派拨，并无夫价。土司有存城五营兵丁，每营100名，以备捍卫，以供役使。”有记载云：“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向来三土司每年纳秋粮共银二百八十两。”各土司舍把却借此肆行搜刮盘剥。“虽有秋粮之名，实不从田市征收。永顺则名火坑钱，民间饮每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则叫锄头钱，每一锄人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户钱，与火坑钱相等。所交秋粮银即于此内量行拨解。”〔同治〕《保靖县志》卷1.
2.耕作方式的变迁
土家族土司时代的农业耕种与生产经营较之前代，在山地耕作方式上有了一些进步，但一定程度仍然沿用了刀耕火种的方式。兹举例如下：
张天如《永顺小志》载永顺地方“山农耕杂粮，于二三月间雉草伐木纵火焚之。冒雨锄土撒种，熟时摘穗，而归弃其总藁。种稻则四五月插秧，八九月收获，山寒水冷，气候颇迟，收摘后连穗高挂屋际或树头，食则舂之，无隔宿储”。
明《永顺宣慰司志》载：司属有“福石、宝瓶、纳溪……等三百八十苗蛮峒寨”，所居“有高山峻岭，有平坦窄狭地……皆硗薄，岩多土少，刀耕火种，弃东就西，无拘旧产。旱无荫溉，涝即崩冲，田地虽有，悉系靠天”。
《五溪诸蛮》中载：“其夷多据湖南、古巫、黔中之地，今之辰、常、靖、施、永顺、保靖等处是也。共俗大抵信巫重祀，刀耕火种，短裙椎髻。”
乾隆五十八年《永顺县志》云：“按旧土司家乘，永邑山多田少，刀耕火种，食以小米，煽子为主，稻谷仰给永定卫，大庸所两处。”
清康熙年间的顾彩所撰写的《容美记游》中，记载的容美土司境内的农业生产方式亦是保持了旧有的传统，曰：“所获俘虏，问三声，不降则杀之，称为义士，降则上以镣，令其种田，满一年后，编为客军。其田任其耕种，不收租税，战则自带口粮，不给工食。司中地土瘠薄，三寸以下皆石，耕种只可二熟，则又废而别垦，故民无常业，官不税租。有大麦无小麦。间有之，面色如灰，不可食。种荞与豆则宜。稻米甚香，粒少，一与江淮无异……蕨粉葛粉，荒年尤多，二者相得乃成。”
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遗志》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秽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地招佃安插，据为其业。”
同治《利川县志・风俗》中载：“利邑田分甲屯二籍，里田多客籍，屯田多土著。”
同治《保靖县志・王钦命・雍正八年・洋定赋税》中载称：“保邑地方，山高雾重；水冷土瘠，民皆刀耕火种，其所称田者，俱系夹峡之山涧，积石成脏，锄沟导水，栽莳稻谷，并无渠堰池塘灌溉，方整丘亩之间，间有数处，又皆迫近于河溪，一遇连朝淋雨，河水泛涨，多被淹没冲塌。实无上则、中则田亩。”上述中，可见这刀耕火种仍是其区域里的主要耕种方式，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
从元朝开始，中央政府在土家族地区开始实行军屯。如元时，在靖、辰、澧州的边界实施屯田，给屯户以牛、种子、农具等用以取代落后的刀耕火种。如大德元年（1279年）湖北道廉访问司佥事张经言“叛蛮田万顷等虽已诛，靖、辰、澧等州接粤，率多旷土，宜召民耕种，使蛮疆日渐开拓，异时皆为省地，湖广行省然其言行之。”《元史・刘国杰传》卷162记载：为了加强对溪峒区域的控制曰：“辰、澧地接溪峒，宋尝选民之屯，免其徭役，使御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废。国杰悉复其制，班师，继有经画茶陵、衡、郴、道、桂阳，凡广东、江西盗所人出之地，南北两千里，置戍二十有八，分屯将土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东，西垣黔中，地周湖，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番不能复寇，盗贼遂息。”这就是寓兵于农，且耕且守。
明朝时大力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牛耕。卫所等屯户的“耕牛”必须保证在一定的数字之内。如在洪武二十三年时（1390年）即拨沅州、思州、镇远等处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分给军屯诸军。在军屯的影响下，民间牛耕技术也进一步得到推广。同治《恩施县志・风俗》载恩施“高低田地，皆用牛耕，间有绝壑危坳，牛耕所不至者，则以人力为刀耕”。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地主经济也逐步发展形成。使土家族地区粮食充盈有余。嘉靖《思南府志》载：“敕贵州思南府蛮夷司土官舍人安濂，国家先务，养民为先，尔能出米一百硕，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甚嘉之。”至改土归流时，土家族区域里的成熟田土有了一定的数量，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载永顺府在改土归流后丈量，“永顺府土民屯田地塘一千顷八十三亩九分。”《宜昌府志》载容美土司地方“确查成熟田亩……今鹤峰州成熟土地六百五十四顷……长乐县成熟田地一百八十三顷。容美……彼地山田荦确，土瘠水寒，物产凉薄”。上述田地的数量及其出产，大致代表了土家族区土司时期主要的农业产品以及生产情况。
3.经济物产的丰富
土司时代的经济物产日趋丰富，这里谨以成书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卯峒司志》卷二中，关于清初卯峒地方的经济物产为例来加以说明。《卯峒司志》中记载的粮食类有稻谷、麦、荞、豆、秋谷、小谷、鹅掌、芝麻、高粱、旱谷等。蔬菜瓜果类有苋菜、甜菜、青菜、冬瓜、南瓜、西瓜、北瓜、王瓜、苦瓜、茄子、豇豆、扁豆、笋、木瓜、香菌、细茶、粗茶、柑橘、梨、桃、李、栗、梅、橙、橘、柿、核桃、葡萄、樱桃、枇杷，另外还有药材22种，兽类16种，禽鸟类14种，鱼类9种。
在经济物产方面，土家族区域里，有木本的油料，如乌桕、桐油、油茶，还有生漆等。这些在改土归流之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乌桕子所榨出的油，又称为木油，在鄂西南山区里均有较大的产量。“施南府各属皆出，亦土货之大宗也。”而民国《慈利县志・卷六・实业》载云：在慈利县的淡水流域和澧水南岸，栽植了不少的木子树，年产木油三万～五万石。石门、桑植、龙山等县志中也均有戴己载桐油，四川利用桐油的历史较早。清代，重庆民族地区的桐油仍是其重要的物产，同治《万县志》卷12载曰：“万多山，故民多种桐，取其籽为油，盛行荆、鄂门。”在酉阳地方是“膏桐最多，绝谷穷崖，无不栽植”。秀山尤以盛产优质桐油而著名，光绪《秀山县志》卷十二中记载说“秀山擅油利久矣，故秀油最名，载销湘、汉、淮、涕之间，而汉口其都会也。”。其他类的特产，如硫黄、丹砂、药材、茶叶等，历代史书均有诸多记载。
三、仡佬族地区《仡佬族简史》。
元明清时期，仡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铁器牛耕普遍得到推广。据《南园纪事・地理门》载，当时务川“有田之户清明播种，犁焉，铧焉。”普安州“犁田以一牛三人”〔嘉靖〕《普安州志》卷22.其法以一人牵牛在前，一人赶牛在后，中间一人掌犁把。这种翻犁土地的方法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毕竟已普遍使用畜力代替了人力，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一步。在粮食品种方面，水田多种植水稻，尤其喜种糯谷，以供年节喜庆制作糍粑祭祀之用。山地则多种毛稗、荞麦、小米、包谷等旱地作物。在耕作技术上，水利灌溉也很普遍。明代在“蛮僚杂居”的思州府，即普遍利用水车吸水，或修筑堰塘蓄水以资灌溉。故史籍记载，“地处平隰者，则驾车吸水以艺粳秫”〔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4.“其筑水堰也，引泉源于廛市”。位于贵州普定县抄家马场的西堡长官司，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凿的一条水渠长约4000米，盘旋于群山之间，深、宽均达1米以上，可灌田7000余亩。
仡佬族的农业经营，除大量种植粮食作物外，棉、茶等经济作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明代思南府“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以致不少仡佬族“弃菽粟而艺棉”，一度造成该地粮食产量剧减〔嘉靖〕《思南府志》卷2.茶的种植主要在黔北及黔中的安顺一带，《茶经》说：“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安顺的茶产量也很多，以至稍后在大水桥形成了茶市。仡佬族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宜牧草生长，故畜牧业在仡佬族的社会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洪武二十三年（1290年）明王朝在贵州平溪等地设置了“十二卫屯守”，因“耕牛不及”，就曾向仡佬族地区的沅州、思州、镇远、平越等地征调耕牛6000余头，以供屯军使用。天顺四年（1460年）西堡长官司人民反抗失败后，明王朝就在当地收缴“牛羊数千”，可见畜牧之兴盛。当然，仡佬族地区农业生产发展也很不平衡，河谷平坝地区虽比过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坡度较陡的山地或边远山区仍是“刀耕火种”耕作粗放的落后方式。直到明代，五溪地区的部分仡佬族还过着“食不足则猎兽”的生活，新添卫的“仡僚以耕猎为生”，清平县的仡佬族“种山射肉为生”。花仡佬“好猎逐罗雀为事”，这些说明在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仡佬族地区渔猎还占有相当的比重。
这时期的手工业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手工业来看，纺织、采矿、冶铸、酿酒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以纺织来说，技术就有所改进。据有关资料记载，明代清平卫的仡佬族用“楮皮布”缝制衣裳。有些地区的仡佬族，还能用羊毛织成斜纹、斗纹、狼鸡叶纹等厚如铜钱的毛布。据《安平县志》记载，红仡佬妇女的桶裙“以羊毛缀线为之，起花染红色，甚佳”。朱砂的开采，是仡佬族地区的传统工艺。产量比过去有了明显的增加。仅沅州一地每年即向王朝缴纳朱砂一千五百两、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明代规定思南府亦有“岁额水银六百六十斤入贡”的记载。当时思南府不少仡佬族均以“采矿为业”，矿井“其深十五六里，土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坑采矿，经宿方出”；砂矿“碎小者末之，以烧水银为银珠。土人依为生计，而民间贸易皆用之如钱钞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34.仡佬族中已出现了世代以打制铁器为生的专业劳动者，被称为“打铁仡佬”。仡佬族的传统酿酒工艺，此时已能用各类米麦杂粮，分别酿制成甜酒、烧酒和咂酒（又谓竿儿酒）等品种，均系各户自行酿制，以供节日喜庆之用。
四、布依族地区
元代在布依族地区建立的土司制度，表明封建领主制在这地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化，即领主与王朝的依附关系更加密切，王朝对布依族的控制更为严格，农奴们受剥削与压迫更为严重。元朝统治阶级在布依族地区以亭甲为单位进行驻守，强占当地的土地和人民，建立这种类似军事屯守性质的统治。他们所率领的土兵和当地人民开荒垦地，辟成良田，把好的作为“膳养田”和“印田”，属于领主所有，由附近村子的居民轮流服役，耕种得的粮食全归领主所有；又划一些田称兵田和夫田，专供应征战和当夫的应用；其他少许田地给当地居民作为份地耕种，收获养家糊口。除此之外，领主特殊事情如丧葬、嫁女之类，农奴们还要去做无偿的劳役。可知农奴受到的剥剥和压迫是非常严重的。军户的设置是元代的特点。
明朝平定杨应龙、安邦彦之乱后，对贵州的统治更为深入，更为巩固。因而汉人移入的很多，另又设立屯田制度，更使汉族商人、贫民纷纷进入贵州，谋求发展，对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这些人中，有的与布依族联姻，融入了布依族中。明对贵州的加强控制，客观上推动了包括布依族在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屯田制度除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外，还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布政司建立以来，有数十条四通八达的驿道，有不少驿道是通过布依族地区的，有数十万落籍的汉族军民，改变原来“贵州军民鲜少”而成为“多系江西川湖流民侨居”之地。这些屯田军民，将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入贵州，“凡屯种去处，合用犁、铧、耙齿等器，有司拨给铁炭，铸运发用”。“凡屯田合用牛只，设或不敷即移文索取。”又“除地为田，凿地为沟，水可灌溉，沙可堆山”《明实录・嘉靖实录》卷471.随着农业的发展，养殖业、手工业、冶铁业和种植水果蔬菜也有较大的发展。布依族纺织的土布、蜡染布，渊源甚久，这时更加兴盛。八番马、开阳朱砂、水城铅矿、安龙修文水银都有一定的产量。
清代前期，农业生产耕地面积不断地扩大。如徐玉章《清厘安平田赋禀》中提到：“窃查本邑新垦之田，倍于屯田。”这说明耕地逐年在增加。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庭副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菜子、桐子、茶、养蜂等。菜子是普遍种植作为家庭食用油的原料；桐子在布依族地区很有名，独山、荔波、贞丰等地都有高产区，而镇宁的六马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子产区；家庭养蜂也是布依族副业之一，养蜂取蜂蜜外，还炼黄蜡出售；“纺花织布”是布依族妇女的特有技巧。红水河和南北盘江沿岸，布依族普遍种植棉花，而“种花织布”的年代相当悠久，前面已经叙述，只汉文史籍少有记载而已。望谟、册亨、罗甸、荔波一带出产的土织花布，是比较有名的。有斜纹布、花椒布、蚊子布、花格子布等，美观、经久耐用，定番州的谷蔺布较有名：“洁白如雪，拭水不濡，用弥年不垢腻”，有“欲作汁衫裤，须得谷蔺布”等说法；种桑养蚕，布依族地区也有，“惟安顺、兴义、黎平三府，及贵阳市府属之定番州，间或有之”。清镇也开设蚕局，“导以养蚕种桑之法，布散四乡，并于城厢隙地种桑数万，以察土宜”〔光绪〕《贵定县志稿》卷2.冶炼业方面，布依族地区的修文、新贵、普安州、永宁州、郎岱厅等地的铁矿都有人开采冶炼；水城等地区，铅矿开采逐渐兴起，平远的达磨山，普安的连发山，都匀的东冲等地都开采出黑白铅矿。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统计威宁、水城运出的铅已达700万斤。普安的炉口开硝10多口，设炉13座，每日出铅1700斤左右。水银产地有开阳的白马洞，定番的金熬山，普安的回龙湾和滥木桥，修文的红岩和白岩，安龙历代都有出产。康熙初年，修文县的水银厂，三七抽收，每年收水银333斤，变价银166两5钱，安龙已有“商民自采、自炼、自售”的水银矿场。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普安、修文二县的水银厂，每年出水银二万八九千斤，约得余息银三千两。乾嘉时期，开阳白马洞一带矿工，常在万人左右，矿主每年都要派人到思南一带募工。开阳平均每日产汞50担（每担80斤）合日产1280两。该县的朝天马、朝盆坡、杉木冲等地都开有银厂。造纸方面，开阳、兴义等地都是重要产地，有皮纸、草纸、竹纸、棉纸四种。开阳有草纸（火纸）皮纸（白纸）两种。草纸最多，占全县产量的95%，兴仁的花坝寨，有以雇佣劳工的手工造纸作坊，规模不小，出产的纸张质量高。归化厅的板当出产棉纸，平塘四寨产皮纸，安平县的西堡也设有纸厂。在酿酒业方面，由于布依族节日喜庆和迎宾敬友，都喜欢饮酒，酿酒的历史也很悠久，古歌中专有酿酒过程的叙述。到明清时代，饮酒更为普遍，过大年时几乎家家酿酒。其中以大米酿的白酒为多，糯酒则较少。酿酒的原料有大米、包谷、高粱、小米、刺梨、红薯、糖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