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反抗与斗争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关系显得更加复杂，这与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各民族统治逐步加强有直接关系。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互相交织导致了一连串的反抗斗争，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从而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元代主要靠武力征服，一开始就激起了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反抗，而以宋隆济、奢节领导的反征派斗争最为激烈。明代统治方法稍有改变，实行“恩威共用”、“兼剿兼抚”的方针，又以卫所进行严密控制，但始终未能使少数民族“臣服”，各地“聚众作乱”之事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入清以后，中央政府一直在乌江流域不断用兵，特别是改土归流期间，对少数民族大肆屠杀，以武力强行改流，用屠刀开辟苗疆，民族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改土归流之后，官府加紧搜刮，肆意侵占田土，无端欺压人民，致使雍、乾、嘉三代民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黔东北石柳邓、石三保领导的苗族起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咸丰、同治年间，起义进入高潮，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与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这次起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合行动，农民起义与民族起义密切结合，互相促进，互相支援，当时，以汉族为主体的起义称为“号军”，有“白号”、“黄号”、“红号”、“青号”数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有杨元保领导的布依族起义，有张秀眉、陶新寿各自领导的苗族起义，有姜映芳领导的侗族起义，有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回民起义，还有曾毓华领导的仡佬族起义，这些起义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并与太平军并肩作战，影响极其深远。
一、元朝时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乌江中上游地区宋隆济、奢节领导的反征派斗争
蒙古贵族建立元王朝后，将全国各族人口分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口及西南各族）地位最为低下。在这种情况下，“贪官污吏，寅缘侵鱼。科敛则务求羡余，输纳则暗加折耗。以致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民不得安于田里”。吏治腐败，战争频繁，人民负担沉重，最低等级的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堪奴役的乌江中上游地区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进行反抗斗争。
至元二年（1265年）张华率领苗族、仡佬族人在播州容山起义，沅州安抚司同知郭昂带军前来镇压，张华战败遇害，“山�土僚诸洞尽降”。但“九溪十八洞蛮僚，叛复不常”，当朝廷派四川行省官兵“讨伐”时，仡佬族人民“伏险以拒”，英勇抵抗，后因敌我悬殊而“多就擒戮”。二十七年（1290年）六月，贵阳地区苗族3000余人攻入顺元城，“杀伤官军，其众遂甚”。之后，贵州各族零星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终于导致宋隆济、奢节领导的仡佬族、苗族、彝族人民联合的大起义。
大德五年（1301年）四月，官军令雍真葛蛮（在今贵州开阳县境）“出丁夫、马百匹”，限期缴纳。土官宋隆济召集所属苗族、仡佬族人民会议，当众揭露官军的暴虐，并与大家共誓：“宁死不往，虽就砦见杀可也。”六月，宋隆济率领500苗族、仡佬族人攻下杨黄寨，雍真葛蛮总督府达鲁花赤也里千败逃，正式举行起义。在紫江、底窝（均在今贵州开阳县境）龙骨（今贵州龙里县境）的苗族、仡佬族人闻风而起，“攻贵州（即贵阳）杀散普定、龙里守令军，烧官粮，杀张知州”。使官军处于挨打受攻的困境。黔中地区“所在皆叛”，各族人民拒不纳粮，致使“军中乏粮，人自相食”，大军溃散，刘深“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弃众奔逃，仅以身免”。朝廷震恐，“再发陕西、河南、江西、两广四省兵”及播州士兵1万，会同四川、云南官兵3万，由“刘二霸（即刘国杰）都督，以图收复叛地”，并命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运粮丁夫达20余万。
大德五年（1301年）八月，水西土官之妻奢节因刘深威逼其“出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大为不满，对所属彝族、苗族、仡佬族人言：“官军征发尔等，将悉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虏”，于是起兵响应宋隆济。次年正月，宋隆济带领义众“九次围攻贵州”，与官军反复争战，“杀伤甚众，掠去行装文卷”。奢节亦统“青衣破军围贵州甚急”。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官军云集墨特川（今贵州赫章县境）起义军战败，奢节出降遇害。不久，宋隆济之侄，曾竹蛮夷长官宋阿重，“以叔父宋隆济结诸蛮为乱，弃家朝京师，陈其事宜”，归来后，“深入乌撒、乌蒙至于水东，招徕木娄苗僚，生获隆济以献”，四月，宋隆济被杀。为时两年的起义失败。
宋隆济、奢节起义，代表了乌江中上游地区各族人民反抗元王朝暴政的决心和意志，当时各族人民对官军的苛勒已“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所恶”。这次联合起义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在政治上、道义上却取得了胜利，不仅使征“八百媳妇”的两万官军只剩十之一二，纵横自恣的统兵官刘深受诛，而且迫使朝廷免除顺元、播州等地一年税粮，并罢征“八百媳妇”。尤为可贵的是，这次起义首开乌江中上游地区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先河，为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树立了光辉榜样。
宋隆济、奢节领导的起义虽遭镇压，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反暴政的斗争并未停息。至大三年（1310年）“八番、乖西苗蛮阿马等作乱”。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八番蛮班光金等合兵攻石头等寨”，八番宣慰司官“失备坐罪”。至顺元年（1330年）五月，“八番乖西蛮作乱”，八番乖西等地苗族、仡佬族、布依族人民更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阿马察伯秩等万人，侵扰边境，元文宗闻讯，特诏枢密臣分兵讨之”。次年正月，“乌撒罗罗所斯蛮复叛”。
（二）乌江下游地区的反元斗争
有元一代，在乌江下游民族地区反抗元王朝的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将杨文安攻克绍庆，执郡守鲜龙斩之，元朝势力正式进入乌江下游地区的渝东南。但是，乌江下游的土著民族势力也曾经多次对元朝的进入作过抵抗，如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爆发了以今重庆市秀山县石堤为中心的“九溪十八峒蛮”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土家族、苗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占领了今湘鄂渝黔边区的大片地区，元王朝急派兵镇压，元军兵分四路，绵亘千里。九溪十八峒义军设伏险隘，木弩弓矢，伺间窃发，英勇抗敌。但终因元军势大而遭致失败。这次战争以四川行省参政曲里吉思为主将，征讨的九溪十八峒之地，主要在今重庆市酉阳、秀山县境。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充分显示了湘鄂渝黔边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
在鄂西，也有过多次反抗斗争。同治《恩施县志・武勋》载：满（一作潘）国珍，为“忠峒寨巡检。泰定三年（1326年）峒蛮叛”，招降其首长。《元史・文宗本纪五》也载：至顺三年（1332年）正月，“夔州忠信寨峒主阿具什用，合峒蛮八百余寇入施州。”
二、明代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朱元璋遣大军征云南，达经乌江中上游地区，令水西、乌撒等土司派人开筑宽为10丈的道路，以保障其驿路畅通云南，又令境内居民每人输粮1石以供军需，乌撒彝、苗人民奋起反抗，袭杀官吏。反抗失败后，被斩杀者3万余人。
明洪武五年（1372年）因今重庆市黔江区的大部分地方被少数民族的土豪所据，明王朝派蓝玉、赵世英率兵3000多人讨平后，实行“就地开垦”、“控制诸夷”时，这里反控制、反征剿的斗争时有发生，史书所载“土苗侵掠”、“溪蛮土豪叛服不常”就是指今乌江下游渝东南土家族苗族人民多次举行的反控制、反征剿的斗争。
明朝在乌江中上游地区实行“军政分管、土流并治”，大肆抢占良田沃土以为屯田，据正统六年（1441年）统计，贵州等20卫所屯田数即达957600余亩。土司除搜刮属民财物作挥霍享乐外，还额外压榨，马匹、毛毡、水银等方物供其入朝进贡之需，洪武十八年（1385年）普定土府者额一次即贡方物及马300余匹。朝廷定额征收赋税，水西岁输粮8万石，乌撒税纳粮2万石，毡衫1500领，古州的十二长官司岁缴秋粮8929石，思南府税收课钞12600余贯。此外，还广立名目役使各族人民。
由于“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致令诸夷苗民困窘怨怒”，乌江中上游地区地方文武官员“欺其愚蠢，占种田地，侵占妻女，遂至民不聊生”。各族人民忍受不了长期沉重的压迫，或逃匿山林，或举行武装反抗。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平驿使者往还兴役，“夷人不堪，其后窜入山林者众”。二十一年（1388年）贵州宣慰司、金筑安抚司“所属租税累岁逋负”，宣德七年（1432年）思南府“夷民贫困，虽鬻子女”亦不能完纳税课，追索急时，“则窜山峒”。永乐六年（1408年）贵州宣慰司属谷劳、王石等寨“蛮民”在宋阿袄领导下，抗缴赋税，失败后800余人被杀害。正统六年（1441年）乌江流域各地各族人民多因不堪官府欺凌压榨，“往往聚啸为盗”。乌江流域各族人民，不胜“供米、供役”之苦，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爆发声势浩大波及乌江中上游地区的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东自新添、清平、平越诸卫，西至毕节诸卫所，北至石阡府及播州，南达都匀等地参加武装反抗的“夷众不下二十余万”，驻守贵阳的官军不及2万。众多卫所府城被围困攻破，“城池、驿站、屯堡俱为烧攻”，湖广至云南的道路梗阻。由于“苗贼蜂起”，造成乌江中上游地区“商贾不通”，“法司不问理”，“有司无催科”，封建统治秩序遭到巨大冲击。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骏为“平蛮将军”，调集南京、北京、云南、四川、贵州官军士兵近8万人东西夹击，历时3年的反抗斗争才被镇压下去。
（一）苗族的反抗斗争
洪武十九年（1386年）六月，平越卫的苗族在杨孟等领导下“聚众作乱”遭到官军镇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康佐长官司苗民抗缴赋税，贵州卫指挥使金真领兵攻杀，千余苗族被俘。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镇远鬼长笛等处苗族与官军激战，击毙卫指挥万继及百户吴彬。次年金牌黄等为首的苗族人民在清水江流域反抗官军失败后，500人被俘，金牌黄逃匿贵州宣慰同知宋诚家得免于难。永乐年间（1403-1424年）乖西、巴香一带苗族在卓巴同率领下，“不服输税”，反抗达80余次。宣德元年（1426年）春，土官刘德秀奉命前往催逼赋税，死于愤怒的苗民之手。一年后，官军前往镇压，卓巴同率众迎敌阵亡。在以后的若干时间里，苗族人民不懈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
明朝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乌江流域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1448-1451年）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20多万大军镇压，历时3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1457-1459年）龙里、贵定、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14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16万之众。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培植新贵族地主势力，倒算农民土地，还有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剥削，导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尤其是明朝的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擅权，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压迫加重。明统治者还不断派兵对西南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征讨清剿，致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苗民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记载，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的200余年间，仅大规模的苗民起义竟达300余起，覆盖湖南西南地区各县和相邻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区。
天顺三年（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4490人被杀，5500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三千”。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筑长城，还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筑长城，实行民族隔离。它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为了持续统治，持续镇压，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毒计。乌江流域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3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军事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军事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
早在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实录》卷255.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由于汉官的勒索和明朝连年征讨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马，使云贵地区米粮艰难，人多死亡。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市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市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至嘉靖年间，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印江县、石阡府等地，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掠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二）仡佬族的反抗斗争
明代朱元璋鉴于“蛮僚叛复不常”，而广设卫所“屯兵镇之”。各地仡佬族人不服其统治，往往遭受残酷镇压。自洪武十五年至正德六年（1382-1511年）的百余年间，仡佬族人的反抗斗争，以西堡最为频繁、激烈。《贵州图经新志》载“西堡长官司部落皆仡佬”。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军经资州征云南，西堡仡佬族15000余人聚攻普定卫所城。指挥使司顾成坚守不出，待围城松弛时，方突击解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阿傍领导西堡仡佬族人与官军激战，战绩辉险击毙官军37000余人，西堡人也付出惨重代价，5300余人牺牲，3700余石稻谷被掠走。天顺四年（1460年）底，西堡仡佬族人复聚众攻焚屯堡，朝廷竟调云贵川三省官军35000及水西土兵2万进行大规模镇压，西堡人民顽强抵抗。战争持续3月之久，首领楚德彪被俘，千余人战死，众多村寨被焚毁。成化十四年（1478年）西堡仡佬族万余人再次举行武装斗争，分道攻击官军，致道路梗塞，朝廷以贵州、湖广兵合军夹击。战争持续半年，首领坚娄、附五遇难。余部由阿毛、果诏带领遁入山洞，另一部由卜著、纪复带领据守白崖。官军堵洞门燃烧毒药，扇烟入洞，将洞内人全数毒死，募敢死士兵于夜半趁浓雾偷袭白崖。战争中，仡佬族人牺牲2200余人，130余人被俘，700余名老幼被掠走，数千件兵器及牛羊遭抢夺，578座村庄遭烧毁。正德六年（1511年）西堡人民拒向官府缴纳常赋。西堡副长官温铠既不敢前往催收，又无法向官府交差，心急如焚，自缢而死。其子温廷玉继任，为避免官逼民反，曾请求免去西堡所欠租赋，但遭拒绝。温廷玉无奈，在官府逼迫下前往催缴租赋，结果为仡佬族人潜纠、乜占等所杀。温廷玉之弟温廷瑞奏诉遭遇，请兵征剿。贵州守臣对西堡仡佬族人心有余悸，恐发生变故。反对擅用兵刃，明武宗也表示同意，温氏父子自杀、被杀一事遂不了了之。
当然，仡佬族人在明代历次战斗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洪武二十八年，水西（今贵州毕节地区）境内仡佬族人因拒不输租，为官军“攻讨”，30000余人惨死，万余人被俘虏。居住在黔西南的仡佬族支系之一的“徕子”，先后于明洪武、永乐、嘉靖年间横遭官军土司兵驱赶，被迫渡过红水河，远避于广西隆州的山箐之中。
（三）彝族的反抗斗争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明朝大军围攻乌撒，“俘获次第，见搜林箐，诸蛮四散逃去”，乌江上游地区彝族人民惨遭屠杀，于当年十月聚众袭击官军。洪武三十年（1397年）水西彝族在居密、必登等的领导下，抗击官军，失败后3300余人被杀，2100余人被俘，2200匹马被掠。次年二月，水西么不领导的彝族人民联合西堡仡佬族人攻屯堡。宣德二年（1427年）水西的阿闭妨宜带领8000余彝族人民“拒不输税”，他们“攻杀官军，占据山峦”。景泰元年（1450年）初，水西彝族以阿推、加纳等为首，焚烧屯堡、粮仓，并造梯攻打城池。嘉靖七年（1528年）春，芒部、乌撒等地彝族、苗族以陇革为首，攻打毕节卫属屯堡，遭到贵州、四川官军的联合镇压。水西地区土司势力强大、统治严密，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受到极大抑制。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廷以贵州宣慰使“安万铨顷年颇效勤劳，所部安静”，决定给予“加恩，以慰土人之心”，笼络土司效忠朝廷。至此，彝族的反抗斗争才稍有停息。
（四）土家族的反抗斗争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所率领的起义队伍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入川后，土家族人民纷纷响应，当明王朝征调土兵镇压起义军时，酉阳大江里、小江里及黔江等地土家族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土司带土兵镇压。
三、清代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清初苗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清朝统治阶级对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尤为歧视，认为“夷性犬羊”，“苗彝野性自古难训”，“是以为人之道，责之豺狼，似难奏效”，主张“必加惩办，不事姑息”，鄂尔泰用人屠杀方式强行“开辟苗疆”，导致汉族地主商人趁机兼并苗地，官府勒索无度，官兵滥杀报功。“自开拓苗疆之计行，于是生苗地界为官兵所驻扎，渐次踞其土地，干戈日寻，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一应劳苦力役之宰，皆出于苗。”官军差役“出入苗寨，擅动苗夫，需索供应”，苗族人民只有“吞声饮恨”。残暴的压迫剥夺，终于激成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族人民大起义。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古州苗民老包以宣传有“苗王出世”相号召，迅速得到众多苗民响应。次年二月，包利、红银用木刻传集苗众2万亲人于八妹、高表等寨举行武装起义，“妇人女子群起若狂”，积压心头的怒火终于迸发而出。数月之内占据黄平、清平、余庆、施秉等各厅、州、县，方园千里，义众数万。乌江中游之平越、瓮安、湄潭、都匀、石阡、思南、印江等州县，“处处盘获奸细，藏有木刻”，乌江上游之威宁、大定、镇宁、清镇等处的“苗倮亦多观望，木刻相通”，安平县的要路上则插有红旗“声言攻城”。声势浩大的苗族人民起义，波及乌江中上游各地，各族人民互通信息、遥相呼应，亦作好揭竿而起的准备。官绅地主四处惊逃奔走，惶惶不安。为扑灭这次起义，雍正于六月调集云南、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兵力共3万人，会同贵州军万余及贵州各府州县团练乡勇2万余，共7万兵力，实行镇压，授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以湖南提督董芳为副将军，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理钱粮兵马事务。官军四面杀来，苗族人民毫无畏色，他们悲壮地“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决一死战，从而“锐不可当”。
数万官军在苗族人民拼死搏斗下，数月无所进展，哈元生与张照遂发生意见分歧。哈元生主张继续镇压，张照主张改剿为抚。二人各自移文入朝争辩，致军队指挥失灵，苗族义众趁势发起广泛攻势，使官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节节失利。消息传至北京，朝野皆惊，许多臣僚“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开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出现“全局几变”的局势。以“开辟苗疆”、“改土归流”而得以位尊权重的鄂尔泰在朝议压力下引咎辞爵削职。雍正无奈，忍痛免去其大学士职，雍正本人亦在忧郁不安中死去。乾隆嗣位，十一月，湖广总督张广泗上奏自责，谓：“若从前不设营汛在内，逆苗必遽行蠢动”，出现了这种严重失控局面，乾隆也认为“开辟苗疆”，“实实非我皇考之本怀”，“今日之宜弃置也，谓开始之不应开也”。
乾隆因官军进剿不力，命将巡抚展元成、副将董芳捉拿回京，交部问罪，又将张照撤回，命张广泗兼理贵州巡抚经略苗疆事务，统率诸军。张广泗首先对参加起义的“熟苗”进行招抚，让他们放下武器，退出战斗行列，使“生苗”势孤。后来，苗族人民被屠杀者“实不下数万”，死于冻饿、疾病者“亦不止万人”，1200余寨子被毁。《贵州通志・宦迹志》谓：“杀戮十之七八”，造成“数十寨无一人”的惨状。
1841年，鄂西苗族子弟雷世兴，率领苗家健儿到广州，与英帝国主义英勇斗争，屡立战功。1842年，他被调往浙江与英军作战，由于战功卓著，钦赐蓝翎而凯旋。
（二）土家族人民的反抗与起义
清嘉庆初年（1796年）反清起义的湖北白莲教首领覃家耀率部来到乌江中游地区，沿途土家族群众闻风响应。义军进兵黔江时，当地少数民族还协助义军击毙知县王垂重。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经湖北进入四川，正月二十二日，太平军攻克石柱厅城，处决了豪绅马勉斋，土家族群众拍手称快，参加义军者数千人。土家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纷纷响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土家族青年、同盟会员温朝钟在黔江、彭水与湖北咸丰一带发动武装起义，庚戌年冬月，温朝钟、黄玉山、王克明等人在凤池山商讨起义计划时，不料事被泄露，黔江县令立即派兵围剿，温朝钟得知被围困的消息，就在清末（1911年11月3日）聚集身边的200余人，剪掉发辫，宣布起义。义军高举“除暴安民，强国保种，扫清灭洋”的旗帜，一举攻下了黔江县城，起义队伍也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闻此消息，清廷惊恐万状，急电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抚调集邻近清军合力围剿，“以免蔓延”。腊月二十八日，官军攻破义军固守的飞龙寺，温朝钟烧掉会员名册，挺身而出，厉声说道：“我是温朝钟，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相干！”温朝钟壮烈牺牲了，死时年仅32岁。温朝钟牺牲以后，他的革命精神在乌江下游民族地区广泛传扬。
（三）咸丰同治时期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大起义
在改土归流、“开辟苗疆”、镇压乾系起义的过程中，乌江流域各族人民遭到封建统治者的直接统治和血腥屠杀，阶级仇恨积压于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满族统治者为主体的腐朽清王朝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丧权辱国，一笔又一笔巨额赔款导致国库空虚。清王朝将此经济重压转嫁于人民，巧立名目向全国人民强行摊派搜刮，以补财政亏空。吏治日趋腐败，文武官吏“苟且恬嬉，玩视民瘼，又复上下争利，层层剥削”，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受害尤其深重。残存土司制的地区，人民仍未摆脱强烈的人身依附，土司通事的“一切食米、丧葬、娶嫁、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民”，或“假任官吏的相凌”，随时进行敲诈。官府对各族人民更是穷凶极恶，仅“采买”一项即弄得民不聊生，“名为官发价买苗民米以养兵，苗民实不得价而求取无制”，名虽曰买，实际是无代价地向少数民族人民无限制地掠夺。频繁的徭役更逼得各族人民走投无路。凡有“委员过境或官吏下乡，则合境应役”。实际出役的仅是一部分，未安排出役者须交钱200-300文。不能出役或交不出钱的就要被捉拿关押，处以数倍罚款。服役者须事前自行准备“数日裹粮”。男子病不能服役，则由其女子代役，稍不如意，即遭官吏打骂，“官吏待之如牛马”。于是，道光末年，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民在“汉民匪徒”“相与勾结下”，“结党横行”，“动辄屯聚数百人”，在黄平、施秉、思州、镇远一带不断袭击官绅富豪，由于人多势众，以致“官司不敢查拿”，其中以凯里保禾、高禾兄弟与九松、计乜等为首的势力最大，道光三十年（1850年）保禾、计乜等带领数千苗众起事，拉开了咸同时期长达20余年的乌江中游地区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后在太平天国革命鼓舞推动之下，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起义烽火席卷整个乌江流域。除贵阳、遵义、毕节等极少数城池外，整个流域城乡无一地不为起义军攻占过。起义大军到处攻打封建政权，擒斩贪官污吏，诛杀土豪劣绅。数十支起义大军驰骋在辽阔的战场上，前赴后继地与封建统治者血战20余年。
（四）号军起义
白莲教是在乌江中游地区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广泛组织发动的群众起义。白莲教以黔北地区汉民为主体，兼有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土家族等群众参加起义。参加白莲教武装起义者，分别以黄巾、白巾、红巾、青巾裹头为号，故有“黄号军”、“白号军”、“红号军”、“青号军”之称。号军皆信奉白莲教，故又别称“教军”。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杨隆喜、舒裁缝组织黄号军于九坝誓师起义，建立政权，改元“江汉”，杨凤为“都督大元帅”，舒裁缝为“王”。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先后攻下贵州仁怀、桐梓、开州、广顺州、长寨厅和定番州，势力达安顺府、安平县，击毙守备王三锡等。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铜仁县举人徐廷杰（土家族）等率众入城抗议官府征粮，争执中将知府葛景莱打死。江口的刘世美、印江的田宗达亦率众呼应，举行武装斗争。这支义军以红巾为号，称红号军。红号军以徐廷杰、梅济鼎为军师，以苗族吴劳苟为元帅，土家族徐兴为将军组成领导集团。红号军势力发展迅速，相继攻占铜仁、松桃、思南、石阡、印江等府厅县城。次年正月，徐廷杰、梅济鼎、吴劳苟、徐兴等牺牲。余部以刘世美、田瑞龙等为元帅，继续战斗，并与松桃苗族起义军配合作战。十一月，刘、田分别于施秉、镇远被俘杀，包茅仙带领残部，先后与白号军和进入贵州的太平军一起抗击清军。同治四年（1865年）包茅仙于镇远甘佃目被官府收买的刺客暗杀，红号军随之瓦解。
咸丰七年（1857年）白莲教首领刘仪顺组织正安、思南教徒准备起义，被团首李春华告密。年底，李春华自领千余地主武装攻进刘仪顺的传教基地汪家寨，被刘仪顺率众击退。刘仪顺见已暴露，聚众于鹦鹉溪宣布起义，以白巾为号，称白号军。白号军攻入思南府城，击毙知府福奎，并向石阡府、龙泉、务川、湄潭等县扩展。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白号军建立政权，以朱明月（原名张保山）为秦王，刘仪顺、覃魁榜（苗族）为左、右丞相，何冠盖为大老板，土家族田宗保为元帅，下设公、侯、乡正、将军等职，沿袭“江汉”年号，改为江汉六年。继而下务川，占湄潭。十一月攻遵义县，知县江炳琳败逃自杀。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白号军转战于黔北及黔东北地区，同治七年（1868年）元月四日，12000余白号军除3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数牺牲。刘仪顺在逃离上大坪的途中被叛徒刘俊民带川军捉住，九月，在成都处死。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青号军千余人攻陷仁怀县城，击毙知县马均。五年（1866）初，青号军东进入遵义境后，首领吴彪投降，并协助官军攻击谭继虞领导的青号军，八月，谭继虞被官军擒杀。
“黄白青红四号，皆刘仪顺党”。白莲教所属各支号军以乌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势力影响及于乌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号军的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兼有苗族、仡佬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各族群众。他们以白莲教为纽带聚集起来，将斗争锋芒指向共同的敌人――封建统治阶级。在咸同乌江流域各民族大起义中，是一支影响最广、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五）仡佬族人民起义
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安顺鸡场仡佬族农民曾毓华（人称曾三浪）带领仡佬族和苗族、布依族、汉族人民举行武装抗粮斗争，苗族的黄晓义、汉族的周老杠是其得力助手。以仡佬族为主的这支起义队伍迅速得到安顺、镇宁、平坝等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响应，投入曾三浪属下。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地主士绅率团练来攻，义军迎战，“甫交锋，三团相继惊溃”，团总杨奠川、团首花访春、左明等战死。地主士绅赴贵州省向督办贵州省团练的丁宝桢和贵州提督孝顺等求援。在官军和团练的联合镇压下，起义军英勇迎战，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曾三浪被押解贵阳就义。其亲属四散逃匿，或改称汉族，或改称苗族以避株连。
元代主要靠武力征服，一开始就激起了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反抗，而以宋隆济、奢节领导的反征派斗争最为激烈。明代统治方法稍有改变，实行“恩威共用”、“兼剿兼抚”的方针，又以卫所进行严密控制，但始终未能使少数民族“臣服”，各地“聚众作乱”之事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入清以后，中央政府一直在乌江流域不断用兵，特别是改土归流期间，对少数民族大肆屠杀，以武力强行改流，用屠刀开辟苗疆，民族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改土归流之后，官府加紧搜刮，肆意侵占田土，无端欺压人民，致使雍、乾、嘉三代民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黔东北石柳邓、石三保领导的苗族起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咸丰、同治年间，起义进入高潮，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与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这次起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合行动，农民起义与民族起义密切结合，互相促进，互相支援，当时，以汉族为主体的起义称为“号军”，有“白号”、“黄号”、“红号”、“青号”数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有杨元保领导的布依族起义，有张秀眉、陶新寿各自领导的苗族起义，有姜映芳领导的侗族起义，有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回民起义，还有曾毓华领导的仡佬族起义，这些起义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并与太平军并肩作战，影响极其深远。
一、元朝时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乌江中上游地区宋隆济、奢节领导的反征派斗争
蒙古贵族建立元王朝后，将全国各族人口分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口及西南各族）地位最为低下。在这种情况下，“贪官污吏，寅缘侵鱼。科敛则务求羡余，输纳则暗加折耗。以致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民不得安于田里”。吏治腐败，战争频繁，人民负担沉重，最低等级的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堪奴役的乌江中上游地区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进行反抗斗争。
至元二年（1265年）张华率领苗族、仡佬族人在播州容山起义，沅州安抚司同知郭昂带军前来镇压，张华战败遇害，“山�土僚诸洞尽降”。但“九溪十八洞蛮僚，叛复不常”，当朝廷派四川行省官兵“讨伐”时，仡佬族人民“伏险以拒”，英勇抵抗，后因敌我悬殊而“多就擒戮”。二十七年（1290年）六月，贵阳地区苗族3000余人攻入顺元城，“杀伤官军，其众遂甚”。之后，贵州各族零星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终于导致宋隆济、奢节领导的仡佬族、苗族、彝族人民联合的大起义。
大德五年（1301年）四月，官军令雍真葛蛮（在今贵州开阳县境）“出丁夫、马百匹”，限期缴纳。土官宋隆济召集所属苗族、仡佬族人民会议，当众揭露官军的暴虐，并与大家共誓：“宁死不往，虽就砦见杀可也。”六月，宋隆济率领500苗族、仡佬族人攻下杨黄寨，雍真葛蛮总督府达鲁花赤也里千败逃，正式举行起义。在紫江、底窝（均在今贵州开阳县境）龙骨（今贵州龙里县境）的苗族、仡佬族人闻风而起，“攻贵州（即贵阳）杀散普定、龙里守令军，烧官粮，杀张知州”。使官军处于挨打受攻的困境。黔中地区“所在皆叛”，各族人民拒不纳粮，致使“军中乏粮，人自相食”，大军溃散，刘深“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弃众奔逃，仅以身免”。朝廷震恐，“再发陕西、河南、江西、两广四省兵”及播州士兵1万，会同四川、云南官兵3万，由“刘二霸（即刘国杰）都督，以图收复叛地”，并命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运粮丁夫达20余万。
大德五年（1301年）八月，水西土官之妻奢节因刘深威逼其“出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大为不满，对所属彝族、苗族、仡佬族人言：“官军征发尔等，将悉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虏”，于是起兵响应宋隆济。次年正月，宋隆济带领义众“九次围攻贵州”，与官军反复争战，“杀伤甚众，掠去行装文卷”。奢节亦统“青衣破军围贵州甚急”。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官军云集墨特川（今贵州赫章县境）起义军战败，奢节出降遇害。不久，宋隆济之侄，曾竹蛮夷长官宋阿重，“以叔父宋隆济结诸蛮为乱，弃家朝京师，陈其事宜”，归来后，“深入乌撒、乌蒙至于水东，招徕木娄苗僚，生获隆济以献”，四月，宋隆济被杀。为时两年的起义失败。
宋隆济、奢节起义，代表了乌江中上游地区各族人民反抗元王朝暴政的决心和意志，当时各族人民对官军的苛勒已“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所恶”。这次联合起义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在政治上、道义上却取得了胜利，不仅使征“八百媳妇”的两万官军只剩十之一二，纵横自恣的统兵官刘深受诛，而且迫使朝廷免除顺元、播州等地一年税粮，并罢征“八百媳妇”。尤为可贵的是，这次起义首开乌江中上游地区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先河，为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树立了光辉榜样。
宋隆济、奢节领导的起义虽遭镇压，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反暴政的斗争并未停息。至大三年（1310年）“八番、乖西苗蛮阿马等作乱”。泰定二年（1325年）十月，“八番蛮班光金等合兵攻石头等寨”，八番宣慰司官“失备坐罪”。至顺元年（1330年）五月，“八番乖西蛮作乱”，八番乖西等地苗族、仡佬族、布依族人民更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阿马察伯秩等万人，侵扰边境，元文宗闻讯，特诏枢密臣分兵讨之”。次年正月，“乌撒罗罗所斯蛮复叛”。
（二）乌江下游地区的反元斗争
有元一代，在乌江下游民族地区反抗元王朝的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将杨文安攻克绍庆，执郡守鲜龙斩之，元朝势力正式进入乌江下游地区的渝东南。但是，乌江下游的土著民族势力也曾经多次对元朝的进入作过抵抗，如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爆发了以今重庆市秀山县石堤为中心的“九溪十八峒蛮”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土家族、苗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占领了今湘鄂渝黔边区的大片地区，元王朝急派兵镇压，元军兵分四路，绵亘千里。九溪十八峒义军设伏险隘，木弩弓矢，伺间窃发，英勇抗敌。但终因元军势大而遭致失败。这次战争以四川行省参政曲里吉思为主将，征讨的九溪十八峒之地，主要在今重庆市酉阳、秀山县境。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充分显示了湘鄂渝黔边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
在鄂西，也有过多次反抗斗争。同治《恩施县志・武勋》载：满（一作潘）国珍，为“忠峒寨巡检。泰定三年（1326年）峒蛮叛”，招降其首长。《元史・文宗本纪五》也载：至顺三年（1332年）正月，“夔州忠信寨峒主阿具什用，合峒蛮八百余寇入施州。”
二、明代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朱元璋遣大军征云南，达经乌江中上游地区，令水西、乌撒等土司派人开筑宽为10丈的道路，以保障其驿路畅通云南，又令境内居民每人输粮1石以供军需，乌撒彝、苗人民奋起反抗，袭杀官吏。反抗失败后，被斩杀者3万余人。
明洪武五年（1372年）因今重庆市黔江区的大部分地方被少数民族的土豪所据，明王朝派蓝玉、赵世英率兵3000多人讨平后，实行“就地开垦”、“控制诸夷”时，这里反控制、反征剿的斗争时有发生，史书所载“土苗侵掠”、“溪蛮土豪叛服不常”就是指今乌江下游渝东南土家族苗族人民多次举行的反控制、反征剿的斗争。
明朝在乌江中上游地区实行“军政分管、土流并治”，大肆抢占良田沃土以为屯田，据正统六年（1441年）统计，贵州等20卫所屯田数即达957600余亩。土司除搜刮属民财物作挥霍享乐外，还额外压榨，马匹、毛毡、水银等方物供其入朝进贡之需，洪武十八年（1385年）普定土府者额一次即贡方物及马300余匹。朝廷定额征收赋税，水西岁输粮8万石，乌撒税纳粮2万石，毡衫1500领，古州的十二长官司岁缴秋粮8929石，思南府税收课钞12600余贯。此外，还广立名目役使各族人民。
由于“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致令诸夷苗民困窘怨怒”，乌江中上游地区地方文武官员“欺其愚蠢，占种田地，侵占妻女，遂至民不聊生”。各族人民忍受不了长期沉重的压迫，或逃匿山林，或举行武装反抗。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平驿使者往还兴役，“夷人不堪，其后窜入山林者众”。二十一年（1388年）贵州宣慰司、金筑安抚司“所属租税累岁逋负”，宣德七年（1432年）思南府“夷民贫困，虽鬻子女”亦不能完纳税课，追索急时，“则窜山峒”。永乐六年（1408年）贵州宣慰司属谷劳、王石等寨“蛮民”在宋阿袄领导下，抗缴赋税，失败后800余人被杀害。正统六年（1441年）乌江流域各地各族人民多因不堪官府欺凌压榨，“往往聚啸为盗”。乌江流域各族人民，不胜“供米、供役”之苦，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爆发声势浩大波及乌江中上游地区的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东自新添、清平、平越诸卫，西至毕节诸卫所，北至石阡府及播州，南达都匀等地参加武装反抗的“夷众不下二十余万”，驻守贵阳的官军不及2万。众多卫所府城被围困攻破，“城池、驿站、屯堡俱为烧攻”，湖广至云南的道路梗阻。由于“苗贼蜂起”，造成乌江中上游地区“商贾不通”，“法司不问理”，“有司无催科”，封建统治秩序遭到巨大冲击。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骏为“平蛮将军”，调集南京、北京、云南、四川、贵州官军士兵近8万人东西夹击，历时3年的反抗斗争才被镇压下去。
（一）苗族的反抗斗争
洪武十九年（1386年）六月，平越卫的苗族在杨孟等领导下“聚众作乱”遭到官军镇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康佐长官司苗民抗缴赋税，贵州卫指挥使金真领兵攻杀，千余苗族被俘。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镇远鬼长笛等处苗族与官军激战，击毙卫指挥万继及百户吴彬。次年金牌黄等为首的苗族人民在清水江流域反抗官军失败后，500人被俘，金牌黄逃匿贵州宣慰同知宋诚家得免于难。永乐年间（1403-1424年）乖西、巴香一带苗族在卓巴同率领下，“不服输税”，反抗达80余次。宣德元年（1426年）春，土官刘德秀奉命前往催逼赋税，死于愤怒的苗民之手。一年后，官军前往镇压，卓巴同率众迎敌阵亡。在以后的若干时间里，苗族人民不懈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
明朝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乌江流域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1448-1451年）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20多万大军镇压，历时3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1457-1459年）龙里、贵定、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14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16万之众。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培植新贵族地主势力，倒算农民土地，还有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剥削，导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尤其是明朝的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擅权，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压迫加重。明统治者还不断派兵对西南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征讨清剿，致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苗民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记载，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的200余年间，仅大规模的苗民起义竟达300余起，覆盖湖南西南地区各县和相邻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区。
天顺三年（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4490人被杀，5500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三千”。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筑长城，还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筑长城，实行民族隔离。它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为了持续统治，持续镇压，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毒计。乌江流域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3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军事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军事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
早在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实录》卷255.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由于汉官的勒索和明朝连年征讨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马，使云贵地区米粮艰难，人多死亡。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市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市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至嘉靖年间，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印江县、石阡府等地，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掠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二）仡佬族的反抗斗争
明代朱元璋鉴于“蛮僚叛复不常”，而广设卫所“屯兵镇之”。各地仡佬族人不服其统治，往往遭受残酷镇压。自洪武十五年至正德六年（1382-1511年）的百余年间，仡佬族人的反抗斗争，以西堡最为频繁、激烈。《贵州图经新志》载“西堡长官司部落皆仡佬”。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军经资州征云南，西堡仡佬族15000余人聚攻普定卫所城。指挥使司顾成坚守不出，待围城松弛时，方突击解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阿傍领导西堡仡佬族人与官军激战，战绩辉险击毙官军37000余人，西堡人也付出惨重代价，5300余人牺牲，3700余石稻谷被掠走。天顺四年（1460年）底，西堡仡佬族人复聚众攻焚屯堡，朝廷竟调云贵川三省官军35000及水西土兵2万进行大规模镇压，西堡人民顽强抵抗。战争持续3月之久，首领楚德彪被俘，千余人战死，众多村寨被焚毁。成化十四年（1478年）西堡仡佬族万余人再次举行武装斗争，分道攻击官军，致道路梗塞，朝廷以贵州、湖广兵合军夹击。战争持续半年，首领坚娄、附五遇难。余部由阿毛、果诏带领遁入山洞，另一部由卜著、纪复带领据守白崖。官军堵洞门燃烧毒药，扇烟入洞，将洞内人全数毒死，募敢死士兵于夜半趁浓雾偷袭白崖。战争中，仡佬族人牺牲2200余人，130余人被俘，700余名老幼被掠走，数千件兵器及牛羊遭抢夺，578座村庄遭烧毁。正德六年（1511年）西堡人民拒向官府缴纳常赋。西堡副长官温铠既不敢前往催收，又无法向官府交差，心急如焚，自缢而死。其子温廷玉继任，为避免官逼民反，曾请求免去西堡所欠租赋，但遭拒绝。温廷玉无奈，在官府逼迫下前往催缴租赋，结果为仡佬族人潜纠、乜占等所杀。温廷玉之弟温廷瑞奏诉遭遇，请兵征剿。贵州守臣对西堡仡佬族人心有余悸，恐发生变故。反对擅用兵刃，明武宗也表示同意，温氏父子自杀、被杀一事遂不了了之。
当然，仡佬族人在明代历次战斗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洪武二十八年，水西（今贵州毕节地区）境内仡佬族人因拒不输租，为官军“攻讨”，30000余人惨死，万余人被俘虏。居住在黔西南的仡佬族支系之一的“徕子”，先后于明洪武、永乐、嘉靖年间横遭官军土司兵驱赶，被迫渡过红水河，远避于广西隆州的山箐之中。
（三）彝族的反抗斗争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明朝大军围攻乌撒，“俘获次第，见搜林箐，诸蛮四散逃去”，乌江上游地区彝族人民惨遭屠杀，于当年十月聚众袭击官军。洪武三十年（1397年）水西彝族在居密、必登等的领导下，抗击官军，失败后3300余人被杀，2100余人被俘，2200匹马被掠。次年二月，水西么不领导的彝族人民联合西堡仡佬族人攻屯堡。宣德二年（1427年）水西的阿闭妨宜带领8000余彝族人民“拒不输税”，他们“攻杀官军，占据山峦”。景泰元年（1450年）初，水西彝族以阿推、加纳等为首，焚烧屯堡、粮仓，并造梯攻打城池。嘉靖七年（1528年）春，芒部、乌撒等地彝族、苗族以陇革为首，攻打毕节卫属屯堡，遭到贵州、四川官军的联合镇压。水西地区土司势力强大、统治严密，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受到极大抑制。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廷以贵州宣慰使“安万铨顷年颇效勤劳，所部安静”，决定给予“加恩，以慰土人之心”，笼络土司效忠朝廷。至此，彝族的反抗斗争才稍有停息。
（四）土家族的反抗斗争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所率领的起义队伍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入川后，土家族人民纷纷响应，当明王朝征调土兵镇压起义军时，酉阳大江里、小江里及黔江等地土家族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土司带土兵镇压。
三、清代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清初苗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清朝统治阶级对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尤为歧视，认为“夷性犬羊”，“苗彝野性自古难训”，“是以为人之道，责之豺狼，似难奏效”，主张“必加惩办，不事姑息”，鄂尔泰用人屠杀方式强行“开辟苗疆”，导致汉族地主商人趁机兼并苗地，官府勒索无度，官兵滥杀报功。“自开拓苗疆之计行，于是生苗地界为官兵所驻扎，渐次踞其土地，干戈日寻，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一应劳苦力役之宰，皆出于苗。”官军差役“出入苗寨，擅动苗夫，需索供应”，苗族人民只有“吞声饮恨”。残暴的压迫剥夺，终于激成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族人民大起义。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古州苗民老包以宣传有“苗王出世”相号召，迅速得到众多苗民响应。次年二月，包利、红银用木刻传集苗众2万亲人于八妹、高表等寨举行武装起义，“妇人女子群起若狂”，积压心头的怒火终于迸发而出。数月之内占据黄平、清平、余庆、施秉等各厅、州、县，方园千里，义众数万。乌江中游之平越、瓮安、湄潭、都匀、石阡、思南、印江等州县，“处处盘获奸细，藏有木刻”，乌江上游之威宁、大定、镇宁、清镇等处的“苗倮亦多观望，木刻相通”，安平县的要路上则插有红旗“声言攻城”。声势浩大的苗族人民起义，波及乌江中上游各地，各族人民互通信息、遥相呼应，亦作好揭竿而起的准备。官绅地主四处惊逃奔走，惶惶不安。为扑灭这次起义，雍正于六月调集云南、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兵力共3万人，会同贵州军万余及贵州各府州县团练乡勇2万余，共7万兵力，实行镇压，授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以湖南提督董芳为副将军，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理钱粮兵马事务。官军四面杀来，苗族人民毫无畏色，他们悲壮地“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决一死战，从而“锐不可当”。
数万官军在苗族人民拼死搏斗下，数月无所进展，哈元生与张照遂发生意见分歧。哈元生主张继续镇压，张照主张改剿为抚。二人各自移文入朝争辩，致军队指挥失灵，苗族义众趁势发起广泛攻势，使官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节节失利。消息传至北京，朝野皆惊，许多臣僚“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开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出现“全局几变”的局势。以“开辟苗疆”、“改土归流”而得以位尊权重的鄂尔泰在朝议压力下引咎辞爵削职。雍正无奈，忍痛免去其大学士职，雍正本人亦在忧郁不安中死去。乾隆嗣位，十一月，湖广总督张广泗上奏自责，谓：“若从前不设营汛在内，逆苗必遽行蠢动”，出现了这种严重失控局面，乾隆也认为“开辟苗疆”，“实实非我皇考之本怀”，“今日之宜弃置也，谓开始之不应开也”。
乾隆因官军进剿不力，命将巡抚展元成、副将董芳捉拿回京，交部问罪，又将张照撤回，命张广泗兼理贵州巡抚经略苗疆事务，统率诸军。张广泗首先对参加起义的“熟苗”进行招抚，让他们放下武器，退出战斗行列，使“生苗”势孤。后来，苗族人民被屠杀者“实不下数万”，死于冻饿、疾病者“亦不止万人”，1200余寨子被毁。《贵州通志・宦迹志》谓：“杀戮十之七八”，造成“数十寨无一人”的惨状。
1841年，鄂西苗族子弟雷世兴，率领苗家健儿到广州，与英帝国主义英勇斗争，屡立战功。1842年，他被调往浙江与英军作战，由于战功卓著，钦赐蓝翎而凯旋。
（二）土家族人民的反抗与起义
清嘉庆初年（1796年）反清起义的湖北白莲教首领覃家耀率部来到乌江中游地区，沿途土家族群众闻风响应。义军进兵黔江时，当地少数民族还协助义军击毙知县王垂重。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经湖北进入四川，正月二十二日，太平军攻克石柱厅城，处决了豪绅马勉斋，土家族群众拍手称快，参加义军者数千人。土家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纷纷响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土家族青年、同盟会员温朝钟在黔江、彭水与湖北咸丰一带发动武装起义，庚戌年冬月，温朝钟、黄玉山、王克明等人在凤池山商讨起义计划时，不料事被泄露，黔江县令立即派兵围剿，温朝钟得知被围困的消息，就在清末（1911年11月3日）聚集身边的200余人，剪掉发辫，宣布起义。义军高举“除暴安民，强国保种，扫清灭洋”的旗帜，一举攻下了黔江县城，起义队伍也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闻此消息，清廷惊恐万状，急电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抚调集邻近清军合力围剿，“以免蔓延”。腊月二十八日，官军攻破义军固守的飞龙寺，温朝钟烧掉会员名册，挺身而出，厉声说道：“我是温朝钟，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相干！”温朝钟壮烈牺牲了，死时年仅32岁。温朝钟牺牲以后，他的革命精神在乌江下游民族地区广泛传扬。
（三）咸丰同治时期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大起义
在改土归流、“开辟苗疆”、镇压乾系起义的过程中，乌江流域各族人民遭到封建统治者的直接统治和血腥屠杀，阶级仇恨积压于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满族统治者为主体的腐朽清王朝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丧权辱国，一笔又一笔巨额赔款导致国库空虚。清王朝将此经济重压转嫁于人民，巧立名目向全国人民强行摊派搜刮，以补财政亏空。吏治日趋腐败，文武官吏“苟且恬嬉，玩视民瘼，又复上下争利，层层剥削”，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受害尤其深重。残存土司制的地区，人民仍未摆脱强烈的人身依附，土司通事的“一切食米、丧葬、娶嫁、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民”，或“假任官吏的相凌”，随时进行敲诈。官府对各族人民更是穷凶极恶，仅“采买”一项即弄得民不聊生，“名为官发价买苗民米以养兵，苗民实不得价而求取无制”，名虽曰买，实际是无代价地向少数民族人民无限制地掠夺。频繁的徭役更逼得各族人民走投无路。凡有“委员过境或官吏下乡，则合境应役”。实际出役的仅是一部分，未安排出役者须交钱200-300文。不能出役或交不出钱的就要被捉拿关押，处以数倍罚款。服役者须事前自行准备“数日裹粮”。男子病不能服役，则由其女子代役，稍不如意，即遭官吏打骂，“官吏待之如牛马”。于是，道光末年，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民在“汉民匪徒”“相与勾结下”，“结党横行”，“动辄屯聚数百人”，在黄平、施秉、思州、镇远一带不断袭击官绅富豪，由于人多势众，以致“官司不敢查拿”，其中以凯里保禾、高禾兄弟与九松、计乜等为首的势力最大，道光三十年（1850年）保禾、计乜等带领数千苗众起事，拉开了咸同时期长达20余年的乌江中游地区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后在太平天国革命鼓舞推动之下，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起义烽火席卷整个乌江流域。除贵阳、遵义、毕节等极少数城池外，整个流域城乡无一地不为起义军攻占过。起义大军到处攻打封建政权，擒斩贪官污吏，诛杀土豪劣绅。数十支起义大军驰骋在辽阔的战场上，前赴后继地与封建统治者血战20余年。
（四）号军起义
白莲教是在乌江中游地区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广泛组织发动的群众起义。白莲教以黔北地区汉民为主体，兼有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土家族等群众参加起义。参加白莲教武装起义者，分别以黄巾、白巾、红巾、青巾裹头为号，故有“黄号军”、“白号军”、“红号军”、“青号军”之称。号军皆信奉白莲教，故又别称“教军”。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杨隆喜、舒裁缝组织黄号军于九坝誓师起义，建立政权，改元“江汉”，杨凤为“都督大元帅”，舒裁缝为“王”。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先后攻下贵州仁怀、桐梓、开州、广顺州、长寨厅和定番州，势力达安顺府、安平县，击毙守备王三锡等。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铜仁县举人徐廷杰（土家族）等率众入城抗议官府征粮，争执中将知府葛景莱打死。江口的刘世美、印江的田宗达亦率众呼应，举行武装斗争。这支义军以红巾为号，称红号军。红号军以徐廷杰、梅济鼎为军师，以苗族吴劳苟为元帅，土家族徐兴为将军组成领导集团。红号军势力发展迅速，相继攻占铜仁、松桃、思南、石阡、印江等府厅县城。次年正月，徐廷杰、梅济鼎、吴劳苟、徐兴等牺牲。余部以刘世美、田瑞龙等为元帅，继续战斗，并与松桃苗族起义军配合作战。十一月，刘、田分别于施秉、镇远被俘杀，包茅仙带领残部，先后与白号军和进入贵州的太平军一起抗击清军。同治四年（1865年）包茅仙于镇远甘佃目被官府收买的刺客暗杀，红号军随之瓦解。
咸丰七年（1857年）白莲教首领刘仪顺组织正安、思南教徒准备起义，被团首李春华告密。年底，李春华自领千余地主武装攻进刘仪顺的传教基地汪家寨，被刘仪顺率众击退。刘仪顺见已暴露，聚众于鹦鹉溪宣布起义，以白巾为号，称白号军。白号军攻入思南府城，击毙知府福奎，并向石阡府、龙泉、务川、湄潭等县扩展。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白号军建立政权，以朱明月（原名张保山）为秦王，刘仪顺、覃魁榜（苗族）为左、右丞相，何冠盖为大老板，土家族田宗保为元帅，下设公、侯、乡正、将军等职，沿袭“江汉”年号，改为江汉六年。继而下务川，占湄潭。十一月攻遵义县，知县江炳琳败逃自杀。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白号军转战于黔北及黔东北地区，同治七年（1868年）元月四日，12000余白号军除3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数牺牲。刘仪顺在逃离上大坪的途中被叛徒刘俊民带川军捉住，九月，在成都处死。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青号军千余人攻陷仁怀县城，击毙知县马均。五年（1866）初，青号军东进入遵义境后，首领吴彪投降，并协助官军攻击谭继虞领导的青号军，八月，谭继虞被官军擒杀。
“黄白青红四号，皆刘仪顺党”。白莲教所属各支号军以乌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势力影响及于乌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号军的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兼有苗族、仡佬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各族群众。他们以白莲教为纽带聚集起来，将斗争锋芒指向共同的敌人――封建统治阶级。在咸同乌江流域各民族大起义中，是一支影响最广、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五）仡佬族人民起义
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安顺鸡场仡佬族农民曾毓华（人称曾三浪）带领仡佬族和苗族、布依族、汉族人民举行武装抗粮斗争，苗族的黄晓义、汉族的周老杠是其得力助手。以仡佬族为主的这支起义队伍迅速得到安顺、镇宁、平坝等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响应，投入曾三浪属下。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地主士绅率团练来攻，义军迎战，“甫交锋，三团相继惊溃”，团总杨奠川、团首花访春、左明等战死。地主士绅赴贵州省向督办贵州省团练的丁宝桢和贵州提督孝顺等求援。在官军和团练的联合镇压下，起义军英勇迎战，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曾三浪被押解贵阳就义。其亲属四散逃匿，或改称汉族，或改称苗族以避株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