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乌江流域主要民族的演变
一、苗族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苗族的分布面积，较之唐宋时期又有进一步的扩大。元、明时期，今湘西至贵州全境都有苗族或聚居或杂居于其他兄弟民族之中。渝东南与湘西北、黔东北连接地带，元、明时期也仍然有苗族。曹学�《蜀中广记》卷三十八边防第八上川东说：“酉阳宣抚司（治今重庆市酉阳县）……其属有九溪十八洞蛮（其中包括苗族在内）唯是九江后溪西南一带……石耶长官司（驻今重庆市秀山县东南之石耶）酉阳属地也……人织斑布以为衣，佩长刀而捕猎，镇蛮峒而带五溪，连黔彭而接荆楚。北至酉阳石闲囤，与镇溪苗（今湖南吉首市苗族）密迩……邑梅长官司（在今重庆市秀山县南部）……其人语异蛮音，衣穿斑布……竞私斗，昧公义，虽有勇敢，徒以偕乱，然不能禁溪苗之蚕食也。”这里所说酉阳、邑梅二司之地，其所以受镇溪苗族势力之支配，即因其地多苗族之故。石耶长官司辖境内“织斑布以为衣，佩长刀而捕猎”者，也显然是苗族。又川南一带的苗族人口也不少。曹学�在《蜀中广记》卷三十六中对此叙述详尽。在今川南与黔西、滇东连接地带，明朝时期已经普遍有苗族和彝族等杂居在一起。
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的种类很多，据（乾隆）《贵州通志》载，清代时在乌江流域贵州部分的苗族有以下几类：
花苗，在贵阳、大定、遵义等地；
白苗，在贵定、龙里、黔西州亦有之；
青苗，修文县、镇宁州、黔西皆亦有之；
红苗，在铜仁府者多；
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等地；
九股苗，在兴隆卫、凯里司等地；
东苗，在贵筑、龙里、清平；
西苗，在平越及清平；
夭苗，在平越、黄平；
平伐苗，在贵定小平伐司；
紫姜苗，在都匀、丹江、清平等地；
二、布依族
元、明、清时期普遍称布依族为“仲家”。布依族除称为“仲家”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不同名称。
《元史・地理志》湖广行省载有“栖求等处仲家蛮”，分布在今黔南和黔东南一带；明代有关“仲家”的记录更多。嘉靖《贵州通志》卷三说：“仲家，贵（州）惟此类最多，习俗大略皆同……家不积余米，如遇飧则取稻把旋舂待客，以杀犬为敬……务农为本，架楼而居……俗尚铜鼓，以声音雄壮为贵，祀鬼、待客击以为乐……”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魏书・僚传》所载僚族文化生活的四点特征，在明朝时期的布依族中仍然保留了三点。显然，布依族是从过去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有“仲家”而在今乌江流域的有：中曹司（今贵阳市南部）清平县（今凯里县西部）龙里卫平伐司（今龙里县南部）平越卫杨义司（今福泉县西南部）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有仲家在今乌江流域的地方是：龙里卫、新添卫（治今贵定）清平卫。清朝时期贵州“仲家”的分布情况，则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说：“仲家，贵阳、都匀、镇宁、普安皆有。”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说：“仲家，贵阳、平越（今福泉县）都匀、安顺、南笼（后改兴义府）各属皆有之。”可见，明、清两代乌江流域贵州境内“仲家”的分布面大致相同。除“仲家”的称呼之外，布依族还有如下的一些名称：一是“龙家”。元、明、清时期，分布在黔中和黔南一带的“龙家”，是“仲家”（布依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二是“八番子”。在今贵阳市周围，“八番”皆是“仲家”的一部分。三是羿子。主要分布在今滇东北、川南、黔西三交接地带。
元朝时期，在布依族主要聚居区以布依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土官；在布依族杂居区则以当地主体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土官。明清时期，由于布依族与汉族直接交往的机会多，且处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内，所以布依族直接使用了汉文。布依族显然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创造出本民族文字的社会条件下，便直接接受了汉字。所以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明朝时，布依族“多有读书识字者”。清朝时期，布依族中使用汉文的面更进一步扩大。
三、仡佬族
《招捕总录》说，“八番顺元诸蛮”中有仡佬，贵州中部和黔南都有仡佬族杂居于布依族和苗族之中；又说思州、播州也有仡佬族，这部分仡佬族是在黔东和遵义地区与侗族、苗族等相杂居。《元史・地理志》说，普定路有仡佬族与彝族、苗族、龙家等互相杂居，说明黔西也有仡佬族。元朝时，乌江流域贵州部分都有仡佬族分别杂居于同区域的其他各兄弟民族之中。明朝时期，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的记载，贵州全省各地都有仡佬族，只是聚居或散居、杂居及人口数量多少不同而已。而曹学�《蜀中广记》卷三十八则说，明代四川东南部与贵州接壤的酉阳一带也有仡佬族。至清朝中期，则仡佬族的分布只在贵州境内，而且并非贵州全省各地都有仡佬族了，分布状况已经是被割裂分散，但黔西一带保留较多的人口。据《黔南识略》记载，黔东只镇远府、黄平州和余庆县还有一部分仡佬族。而正安州（今贵州正安县）的部分仡佬族，则仍然在流动不已。《黔南识略》卷三十二正安州说：“前有仡佬、花苗三百余户，今俱迁移邻封州县间，有零星数名，多依汉民耕作，未编烟户。”仡佬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贵州西部的安顺府属郎岱厅、普定县（今贵州安顺市）永宁州（治今贵州关岭西南）清镇县、安平县（今平坝县）和大定府（治今贵州大方县）及其所属平远州（治今贵州织金县）黔西州、水城厅。有记载表明，宋代湘西仡佬族至元代以后消失的原因：元朝以后，内地汉族移民的浪潮卷裹着湘西的仡佬族自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贵州西部定居下来。到明代的有关著作，更明确地记载了仡佬和僚人之间的承袭关系。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说，“仡佬，一曰僚”，在《行边纪闻》中又说“仡佬，一曰仡僚”；《嘉靖图经》中也说“仡佬，古称僚”。清代，有关仡佬族的记载在《贵州通志》、《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等书和贵州各地方志中，更是“无处无之”。关于仡佬族与古代濮人僚人的这种族属渊源，在今天的民族传说、仡佬族今天分布的地域以及仡佬族的生活习俗都能找到依据。至清朝中期，仡佬族从文化生活的差别上被分为许多不同的部分。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说：“仡佬，其种不一，所在多有。男女以幅布围腰，旁无襞积，谓之桶裙，花布曰花仡佬，红布曰红仡佬，各有族类，不通婚姻。殓以棺而不葬，置岩穴间，或临大河，不施蔽盖，树木主于侧，曰家亲殿。屋宇去地数尺，架以巨木，上覆杉叶如羊栅，谓之羊楼。其人皆悍而善奔，轻命死党，得片卮酒，即捐躯与之。”
另据《滇黔志略》卷二十九载：剪头仡佬在贵定；打牙仡佬，在平越（远）黔西；锅圈仡佬，在平远州，披袍仡佬，亦在平远州；水仡佬，在余庆、镇远、施秉等处。
以上各部分仡佬族，在文化生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反映了历史上各自所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不同，最后虽然聚集在一个乌江流域内，但却又缺乏必要的条件来消除这种差别。因为各部分仡佬族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所处的环境始终是复杂的，不可能使他们消除自身内部的差别。
四、土家族
元代和明代的土司制度使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更加成熟起来。这时，武陵山区的宣慰司、宣抚司，加上长官司，共18土司，他们已经意识到独自力量的单薄，或相互结为姻亲，或通过饮血盟誓的手段结盟，或联合结盟，加强了思想沟通、经济联系与军事联盟。这就有着形成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客观条件。同时，土司时期实行的是“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政策，这便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在明代，土家族已成为发育成熟的一个单一民族，朝廷也以“土兵”的名义调其赴沿海抗倭，赴东北“征辽”以及参加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和黔西的“奢安之乱”。土家族形成以后，还有部分外来居民融入土家族。元、明与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居民中也有一部分入境随俗，融入了土家族。这不仅使土家族的人口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
五、彝族
元朝时期，彝族被普遍概称为“罗罗”，而主要聚居区则集中在川、滇、黔连接地带。李京《云南志赂》说：“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皆此类也。”顺元路驻今贵阳市，曲靖路驻今云南曲靖市，乌蒙即今云南昭通，乌撒即贵州威宁，越�在元代设罗罗斯宣慰司，辖今四川西昌地区和凉山州。李京《云南志略》所说的“罗罗”，实际上指的只是这一片地方的彝族，他们在历史上最近亲，属于一个方言区。当时把这一方言区彝族的名称作为西南地区全部彝族的共同名称。
元军进入乌江流域，在讨平彝族地区的罗施鬼国后，于其地设顺元等路宣慰司，隶于湖广行省。在今鸭池河两岸的水西、水东彝族聚居区，当地首领任元朝贵州宣慰使之职，明初归附被授以贵州宣慰司宣慰使等职，并赐其首领霭翠姓安，赐首领宋蒙古歹名钦。安氏、宋氏土官世代相袭，皆设治于贵州城（今贵阳）内。安氏管水西诸族48部，宋氏管水东、贵竹等10处长官司，成为贵州最大的两家彝族土司。洪武时继任水西土司的女土官奢香，曾感谢明太祖惩治挞辱自己的都督马晔，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的驿路，并立龙场九驿。明朝中后期，水西彝族内部矛盾尖锐，天启、崇祯年间彝族土司安邦彦参与川南永宁土司奢氏的叛乱，遭到明朝的镇压。明代贵州彝族社会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朝在水西、水东附近设有不少卫所，如南部有普定、威清、平坝、安庄、安南和普安等卫，西部、北部有赤水、毕节与乌撒诸卫。卫所地区有大量屯军和移民，与彝族相互杂居，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改土归流后，水西地区改设大定府，贵州彝区的大土司被改流，而各地小土目则保持到清末。彝族有文字“爨文”，今贵州大方县仍保存明代安氏土司所刻彝汉对照的“千岁衢碑”。清代出现不少彝文史书，其中《西南彝志》内容广泛，包括哲学、史学、天文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彝族被称为“罗罗”。“罗罗”即唐宋时期的乌蛮。“罗罗”虽是汉语对彝族的他称，但本意起于彝语的意义。“罗罗”原是彝族先民某些部落的自称，“罗”在彝语中意为“虎”，自称“罗罗”，意为“虎族”，当与彝族崇拜虎图腾有关。《玉溪编事》说：“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有罗藏山。”“罗罗”的他称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乌江流域彝族自称“诺苏”，对彝族内部各支系，又有“哪苏”、“兔苏”、“腊勾”和“果”等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民族意愿采用礼器之“彝”作为本民族的族称。
六、侗族
元、明、清时期侗族的分布状况，与宋代基本相同。即在今湘、黔、桂三省连接地带。但由于不同时期对侗族的了解程度不一样，记录有详略，再加上人口的繁衍、迁徙和民族融合等原因，所以，元、明、清时期，有关侗族分布情况的记录也不完全一致。《元史・地理志》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峒，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听顺元路（治今贵阳市）宣慰司节制。”“九溪十八峒”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区，而“洞”中基本上是洞（侗、峒）族，山区则为苗族。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说：“峒人，一曰峒蛮，散处于��、舞溪之界，在沅者尤多。”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及嘉靖《贵州通志》卷三的记载，明朝时期乌江流域贵州部分的侗族分布的府、州是：思南府朗溪司（治今印江东部之朗溪）蛮夷司（今思南）沿河司（今沿河）石阡府、龙里（今黎平西北）等处。清朝时期，乌江流域贵州部分有侗族分布的地方据爱必达《默南识略》的记录，有石阡府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六石阡府风俗说：“洞人，即佯�……男子戴竹笠，蓬头跣足，妇人绾尖髻，插两股钗，戴大耳环，婚姻论财……有丧则屠羊豕为祭，槌鼓唱歌以相乐。今则渐染中华之教，所变易者多矣。”可见，明代石阡府的佯�是侗族，而且汉化的倾向已经很明显。所以，近代石阡县一带已无侗族。
七、白族
自称“罗苴”、“白尼”、“白人”、“民家”。白族先民自古就与西南各兄弟民族先民杂居共处，同东南亚各国交往密切，为此各兄弟民族对白族的他称多达60多种。汉族称白族为“苟�苴”（实为白语Godmipzi――洱海子、昆明子的汉译音）“民家”、“七姓民”（贵州人呼称）凡藏缅语族人，多数呼白族称谓，其意义为“虎家”或“白虎人”。西双版纳称白族为“河”（洱河之“河”）但无论是大理代表的南部方言，或是剑川代表的中部方言，或是碧江、兰坪代表的北部方言，白语自称极为统一，叫为Baiphox（白伙）Geilho（家）BaipziBaipyvnx（白子白女）
白族究其族源，洱海周边的土著人“昆明”、“叟”、“白蛮”、“乌蛮别种”、“三浪”、“乌蛮”、“河蛮”，以及滇东的“滇�”、滇中的“西爨蛮”等，皆是白族先民的一部分。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征战、拓土、商贸、屯垦、驻边等等历史原因，融合进了氐羌、楚蜀（包括苗瑶、百越）人，大量的南北方汉人和省内的“三十七蛮部”中的一些兄弟民族，从而使白族族源具有多元的特点。
八、仫佬族
仫佬族，又称“木佬”、“木僚”等，主要分布在乌江流域中游。其名始见于元代。据记载：仫佬族“科头跣足，颇通汉语，衣楮皮，制同汉人。妇人服短衣。婚姻以牛为聘礼。与人交易，刻木为契”。仫佬族与仡佬、苗、侗、水和布依等民族杂居，风俗与仡佬族相近但有自己的特色；至清代中期，与汉族交往较多的仫佬族人口，在经济、文化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苗族的分布面积，较之唐宋时期又有进一步的扩大。元、明时期，今湘西至贵州全境都有苗族或聚居或杂居于其他兄弟民族之中。渝东南与湘西北、黔东北连接地带，元、明时期也仍然有苗族。曹学�《蜀中广记》卷三十八边防第八上川东说：“酉阳宣抚司（治今重庆市酉阳县）……其属有九溪十八洞蛮（其中包括苗族在内）唯是九江后溪西南一带……石耶长官司（驻今重庆市秀山县东南之石耶）酉阳属地也……人织斑布以为衣，佩长刀而捕猎，镇蛮峒而带五溪，连黔彭而接荆楚。北至酉阳石闲囤，与镇溪苗（今湖南吉首市苗族）密迩……邑梅长官司（在今重庆市秀山县南部）……其人语异蛮音，衣穿斑布……竞私斗，昧公义，虽有勇敢，徒以偕乱，然不能禁溪苗之蚕食也。”这里所说酉阳、邑梅二司之地，其所以受镇溪苗族势力之支配，即因其地多苗族之故。石耶长官司辖境内“织斑布以为衣，佩长刀而捕猎”者，也显然是苗族。又川南一带的苗族人口也不少。曹学�在《蜀中广记》卷三十六中对此叙述详尽。在今川南与黔西、滇东连接地带，明朝时期已经普遍有苗族和彝族等杂居在一起。
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的种类很多，据（乾隆）《贵州通志》载，清代时在乌江流域贵州部分的苗族有以下几类：
花苗，在贵阳、大定、遵义等地；
白苗，在贵定、龙里、黔西州亦有之；
青苗，修文县、镇宁州、黔西皆亦有之；
红苗，在铜仁府者多；
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等地；
九股苗，在兴隆卫、凯里司等地；
东苗，在贵筑、龙里、清平；
西苗，在平越及清平；
夭苗，在平越、黄平；
平伐苗，在贵定小平伐司；
紫姜苗，在都匀、丹江、清平等地；
二、布依族
元、明、清时期普遍称布依族为“仲家”。布依族除称为“仲家”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不同名称。
《元史・地理志》湖广行省载有“栖求等处仲家蛮”，分布在今黔南和黔东南一带；明代有关“仲家”的记录更多。嘉靖《贵州通志》卷三说：“仲家，贵（州）惟此类最多，习俗大略皆同……家不积余米，如遇飧则取稻把旋舂待客，以杀犬为敬……务农为本，架楼而居……俗尚铜鼓，以声音雄壮为贵，祀鬼、待客击以为乐……”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魏书・僚传》所载僚族文化生活的四点特征，在明朝时期的布依族中仍然保留了三点。显然，布依族是从过去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有“仲家”而在今乌江流域的有：中曹司（今贵阳市南部）清平县（今凯里县西部）龙里卫平伐司（今龙里县南部）平越卫杨义司（今福泉县西南部）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有仲家在今乌江流域的地方是：龙里卫、新添卫（治今贵定）清平卫。清朝时期贵州“仲家”的分布情况，则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说：“仲家，贵阳、都匀、镇宁、普安皆有。”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说：“仲家，贵阳、平越（今福泉县）都匀、安顺、南笼（后改兴义府）各属皆有之。”可见，明、清两代乌江流域贵州境内“仲家”的分布面大致相同。除“仲家”的称呼之外，布依族还有如下的一些名称：一是“龙家”。元、明、清时期，分布在黔中和黔南一带的“龙家”，是“仲家”（布依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二是“八番子”。在今贵阳市周围，“八番”皆是“仲家”的一部分。三是羿子。主要分布在今滇东北、川南、黔西三交接地带。
元朝时期，在布依族主要聚居区以布依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土官；在布依族杂居区则以当地主体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土官。明清时期，由于布依族与汉族直接交往的机会多，且处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内，所以布依族直接使用了汉文。布依族显然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创造出本民族文字的社会条件下，便直接接受了汉字。所以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明朝时，布依族“多有读书识字者”。清朝时期，布依族中使用汉文的面更进一步扩大。
三、仡佬族
《招捕总录》说，“八番顺元诸蛮”中有仡佬，贵州中部和黔南都有仡佬族杂居于布依族和苗族之中；又说思州、播州也有仡佬族，这部分仡佬族是在黔东和遵义地区与侗族、苗族等相杂居。《元史・地理志》说，普定路有仡佬族与彝族、苗族、龙家等互相杂居，说明黔西也有仡佬族。元朝时，乌江流域贵州部分都有仡佬族分别杂居于同区域的其他各兄弟民族之中。明朝时期，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的记载，贵州全省各地都有仡佬族，只是聚居或散居、杂居及人口数量多少不同而已。而曹学�《蜀中广记》卷三十八则说，明代四川东南部与贵州接壤的酉阳一带也有仡佬族。至清朝中期，则仡佬族的分布只在贵州境内，而且并非贵州全省各地都有仡佬族了，分布状况已经是被割裂分散，但黔西一带保留较多的人口。据《黔南识略》记载，黔东只镇远府、黄平州和余庆县还有一部分仡佬族。而正安州（今贵州正安县）的部分仡佬族，则仍然在流动不已。《黔南识略》卷三十二正安州说：“前有仡佬、花苗三百余户，今俱迁移邻封州县间，有零星数名，多依汉民耕作，未编烟户。”仡佬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贵州西部的安顺府属郎岱厅、普定县（今贵州安顺市）永宁州（治今贵州关岭西南）清镇县、安平县（今平坝县）和大定府（治今贵州大方县）及其所属平远州（治今贵州织金县）黔西州、水城厅。有记载表明，宋代湘西仡佬族至元代以后消失的原因：元朝以后，内地汉族移民的浪潮卷裹着湘西的仡佬族自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贵州西部定居下来。到明代的有关著作，更明确地记载了仡佬和僚人之间的承袭关系。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说，“仡佬，一曰僚”，在《行边纪闻》中又说“仡佬，一曰仡僚”；《嘉靖图经》中也说“仡佬，古称僚”。清代，有关仡佬族的记载在《贵州通志》、《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等书和贵州各地方志中，更是“无处无之”。关于仡佬族与古代濮人僚人的这种族属渊源，在今天的民族传说、仡佬族今天分布的地域以及仡佬族的生活习俗都能找到依据。至清朝中期，仡佬族从文化生活的差别上被分为许多不同的部分。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说：“仡佬，其种不一，所在多有。男女以幅布围腰，旁无襞积，谓之桶裙，花布曰花仡佬，红布曰红仡佬，各有族类，不通婚姻。殓以棺而不葬，置岩穴间，或临大河，不施蔽盖，树木主于侧，曰家亲殿。屋宇去地数尺，架以巨木，上覆杉叶如羊栅，谓之羊楼。其人皆悍而善奔，轻命死党，得片卮酒，即捐躯与之。”
另据《滇黔志略》卷二十九载：剪头仡佬在贵定；打牙仡佬，在平越（远）黔西；锅圈仡佬，在平远州，披袍仡佬，亦在平远州；水仡佬，在余庆、镇远、施秉等处。
以上各部分仡佬族，在文化生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反映了历史上各自所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不同，最后虽然聚集在一个乌江流域内，但却又缺乏必要的条件来消除这种差别。因为各部分仡佬族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所处的环境始终是复杂的，不可能使他们消除自身内部的差别。
四、土家族
元代和明代的土司制度使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更加成熟起来。这时，武陵山区的宣慰司、宣抚司，加上长官司，共18土司，他们已经意识到独自力量的单薄，或相互结为姻亲，或通过饮血盟誓的手段结盟，或联合结盟，加强了思想沟通、经济联系与军事联盟。这就有着形成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客观条件。同时，土司时期实行的是“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政策，这便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在明代，土家族已成为发育成熟的一个单一民族，朝廷也以“土兵”的名义调其赴沿海抗倭，赴东北“征辽”以及参加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和黔西的“奢安之乱”。土家族形成以后，还有部分外来居民融入土家族。元、明与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居民中也有一部分入境随俗，融入了土家族。这不仅使土家族的人口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
五、彝族
元朝时期，彝族被普遍概称为“罗罗”，而主要聚居区则集中在川、滇、黔连接地带。李京《云南志赂》说：“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皆此类也。”顺元路驻今贵阳市，曲靖路驻今云南曲靖市，乌蒙即今云南昭通，乌撒即贵州威宁，越�在元代设罗罗斯宣慰司，辖今四川西昌地区和凉山州。李京《云南志略》所说的“罗罗”，实际上指的只是这一片地方的彝族，他们在历史上最近亲，属于一个方言区。当时把这一方言区彝族的名称作为西南地区全部彝族的共同名称。
元军进入乌江流域，在讨平彝族地区的罗施鬼国后，于其地设顺元等路宣慰司，隶于湖广行省。在今鸭池河两岸的水西、水东彝族聚居区，当地首领任元朝贵州宣慰使之职，明初归附被授以贵州宣慰司宣慰使等职，并赐其首领霭翠姓安，赐首领宋蒙古歹名钦。安氏、宋氏土官世代相袭，皆设治于贵州城（今贵阳）内。安氏管水西诸族48部，宋氏管水东、贵竹等10处长官司，成为贵州最大的两家彝族土司。洪武时继任水西土司的女土官奢香，曾感谢明太祖惩治挞辱自己的都督马晔，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的驿路，并立龙场九驿。明朝中后期，水西彝族内部矛盾尖锐，天启、崇祯年间彝族土司安邦彦参与川南永宁土司奢氏的叛乱，遭到明朝的镇压。明代贵州彝族社会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朝在水西、水东附近设有不少卫所，如南部有普定、威清、平坝、安庄、安南和普安等卫，西部、北部有赤水、毕节与乌撒诸卫。卫所地区有大量屯军和移民，与彝族相互杂居，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改土归流后，水西地区改设大定府，贵州彝区的大土司被改流，而各地小土目则保持到清末。彝族有文字“爨文”，今贵州大方县仍保存明代安氏土司所刻彝汉对照的“千岁衢碑”。清代出现不少彝文史书，其中《西南彝志》内容广泛，包括哲学、史学、天文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彝族被称为“罗罗”。“罗罗”即唐宋时期的乌蛮。“罗罗”虽是汉语对彝族的他称，但本意起于彝语的意义。“罗罗”原是彝族先民某些部落的自称，“罗”在彝语中意为“虎”，自称“罗罗”，意为“虎族”，当与彝族崇拜虎图腾有关。《玉溪编事》说：“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有罗藏山。”“罗罗”的他称一直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乌江流域彝族自称“诺苏”，对彝族内部各支系，又有“哪苏”、“兔苏”、“腊勾”和“果”等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民族意愿采用礼器之“彝”作为本民族的族称。
六、侗族
元、明、清时期侗族的分布状况，与宋代基本相同。即在今湘、黔、桂三省连接地带。但由于不同时期对侗族的了解程度不一样，记录有详略，再加上人口的繁衍、迁徙和民族融合等原因，所以，元、明、清时期，有关侗族分布情况的记录也不完全一致。《元史・地理志》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峒，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听顺元路（治今贵阳市）宣慰司节制。”“九溪十八峒”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区，而“洞”中基本上是洞（侗、峒）族，山区则为苗族。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说：“峒人，一曰峒蛮，散处于��、舞溪之界，在沅者尤多。”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及嘉靖《贵州通志》卷三的记载，明朝时期乌江流域贵州部分的侗族分布的府、州是：思南府朗溪司（治今印江东部之朗溪）蛮夷司（今思南）沿河司（今沿河）石阡府、龙里（今黎平西北）等处。清朝时期，乌江流域贵州部分有侗族分布的地方据爱必达《默南识略》的记录，有石阡府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六石阡府风俗说：“洞人，即佯�……男子戴竹笠，蓬头跣足，妇人绾尖髻，插两股钗，戴大耳环，婚姻论财……有丧则屠羊豕为祭，槌鼓唱歌以相乐。今则渐染中华之教，所变易者多矣。”可见，明代石阡府的佯�是侗族，而且汉化的倾向已经很明显。所以，近代石阡县一带已无侗族。
七、白族
自称“罗苴”、“白尼”、“白人”、“民家”。白族先民自古就与西南各兄弟民族先民杂居共处，同东南亚各国交往密切，为此各兄弟民族对白族的他称多达60多种。汉族称白族为“苟�苴”（实为白语Godmipzi――洱海子、昆明子的汉译音）“民家”、“七姓民”（贵州人呼称）凡藏缅语族人，多数呼白族称谓，其意义为“虎家”或“白虎人”。西双版纳称白族为“河”（洱河之“河”）但无论是大理代表的南部方言，或是剑川代表的中部方言，或是碧江、兰坪代表的北部方言，白语自称极为统一，叫为Baiphox（白伙）Geilho（家）BaipziBaipyvnx（白子白女）
白族究其族源，洱海周边的土著人“昆明”、“叟”、“白蛮”、“乌蛮别种”、“三浪”、“乌蛮”、“河蛮”，以及滇东的“滇�”、滇中的“西爨蛮”等，皆是白族先民的一部分。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征战、拓土、商贸、屯垦、驻边等等历史原因，融合进了氐羌、楚蜀（包括苗瑶、百越）人，大量的南北方汉人和省内的“三十七蛮部”中的一些兄弟民族，从而使白族族源具有多元的特点。
八、仫佬族
仫佬族，又称“木佬”、“木僚”等，主要分布在乌江流域中游。其名始见于元代。据记载：仫佬族“科头跣足，颇通汉语，衣楮皮，制同汉人。妇人服短衣。婚姻以牛为聘礼。与人交易，刻木为契”。仫佬族与仡佬、苗、侗、水和布依等民族杂居，风俗与仡佬族相近但有自己的特色；至清代中期，与汉族交往较多的仫佬族人口，在经济、文化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