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乌江流域单一民族的形成
一、民族形成的基本理论
民族的形成，是原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一般来说，民族这种共同体是在原始社会走向崩溃，氏族、部落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产物。
（一）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氏族、部落解体到民族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到原始社会末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发生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私有制、产品交换、阶级分化的出现。这一切加速了氏族制度的瓦解，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人员流动、交错居住，联系加强，亲属性质的联系愈来愈让位于地域性质的联系，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向地缘关系过渡。
随着氏族、部落的共同耕作制消失，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公社的血缘亲属制度不断地受到冲击，血缘联系松散了、脆弱了。
频繁的部落之间的战争促使了部落联盟的结成和发展，促进了不同部落血缘之间的混合，使部落的地方局限性被打破。
开始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区分，使氏族部落内部成员之间出现对抗和利益冲突，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样，旧的血缘亲属团体日益疏远甚至遭到排斥，氏族部落共同体逐渐失去原有的作用，新的人群共同体――民族应运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它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分裂而产生国家，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也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是内在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产品交换的发展，是民族形成的内在条件。二是外在条件：战争、军事冲突等是民族形成的外在条件。三是经济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结果，促进了民族的形成，这就是民族形成的经济条件。
（二）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1.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了传统社会的解体；
2.血缘关系的废弛；
3.部落联盟的建立，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国家的产生，促进了民族的最终形成。怎样理解这个过程呢？
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导致传统社会出现两个重大变化：部落内部的私有制与阶级分化，债务奴隶出现；部落之间战争频繁，战争奴隶出现。为发动战争或应付战争，人们结成部落联盟――国家的出现，强行将国内的全体人结合成一个整体，即民族。
（三）民族形成的多种途径
在民族的形成发展方面。当代的民族都经历了非常曲折、漫长的演变过程。表现在：
（1）当代的每一个民族，虽然形成的历史时期不同，但在民族形成以后的发展中，没有哪一个自起源到现在始终保持着当初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相反，都掺杂有其他民族的成分，先后融合、吸收、同化、渗入了许多其他民族成员。那些被同化或渗入的民族，有的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有的其分支又与他民族融合后形成了另一个新的民族。
（2）多数民族在形成初期都经历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首先是通过民族活动范围的大体确定，使民族共同体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与发展。但不同民族向地缘关系转化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建立独立的民族地方政权来实现的，是在先产生国家政权的基础上，逐步使部族之间在经济活动、生活习惯、语言与意识等方面趋向一致，从而完成民族的转化。如藏族、蒙古族、满族、白族、彝族等。有些民族，从没有独立建立过国家政权，是通过中央政府设置行政机构的方式，使它们的地缘关系得到确定，而后逐步完成民族的转化。这样的民族较多，苗、瑶、侗、壮、土家、黎等民族都属于此种情况。
（3）民族起源的远祖先民出现的时代相差非常悬殊，但完成民族的转化、形成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时间却非常接近。当代民族的远祖先民，有的远在舜禹时就存在了，有的在商周时出现。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形成的时间，绝大多数是在唐代至宋代期间。这是由于到了唐代，封建中央政权更加巩固，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疆域不断扩大，行政区划逐渐稳定。这些对少数民族的转化与形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乌江流域单一民族的形成
唐宋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情况异常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种类繁多，二是民族分化明显，三是民族名称复杂。
黔中地区，当时居住着多种民族，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黔中道“控临种落”有��、昆明、柯蛮、桂州、提光蛮等，这些民族有的可以断定是仡佬、彝、布依、土家、侗、苗、瑶等民族的先民，有的后来被其他民族融合了，有的则不明其族属关系。
西南的四大族系，这一时期都处在分化之中。濮人和“百越”两大族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统称为“僚”，而将以濮人为主体的部分称为“濮僚”，以越人为主体的部分称为“俚僚”。到了唐宋，“濮僚”进一步分化为仡佬、木僚、羿子、�人等人们共同体，“俚僚”分别形成了布依、侗、水、壮、毛南、仡佬等民族。在“南蛮”中，这一时期形成了苗和瑶两个民族。“氐羌”族系形成的民族更多，和乌江流域直接有关的主要是土家族和彝族。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的民族名称特别复杂，在史书上时而以泛称出现，时而以专称出现，有时则是泛称与专称同见于书，而且命名方法多种多样，内涵不易确指，应当仔细分辨。从文献上看，当时族称的命名方法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以古代地名称呼当时的居民，如“��蛮”之类；二是以“僚”相称而冠以当时的地名，如“南平僚”、“琰州僚”、“明州山僚”等；三是以“蛮”相称而冠以地名，加“抚水州蛮”、“诚州蛮”等；四是以“夷”相称而冠以地名，如“泸州夷”、“播州夷”等；五是以统治者的姓氏加方位词命名，如“东谢蛮”、“西赵蛮”、“南谢蛮”等；六是以“蕃”相称而冠以地名或姓氏，如“西南蕃”、“罗蕃”、“石蕃”等；七是沿用古代的民族名称，如称彝族为“昆明”、“乌蛮”之类；八是以其自称命名，如“仡佬”、“苗”、“仡伶”之类；九是纯用泛称而不加区别，如“僚”、“蛮”、“夷”等；十是还有许多含义不明的族称，如“夷子”、“守宫僚”之类。民族名称歧出纷纭，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分合演变的复杂情况，正是这个缘由，民族源流往往不易清晰，族属关系常常造成混乱，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才能确定。
（一）仡佬族
仡佬是乌江流域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民间常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说，故称之为“古族”或“古老户”。仡佬渊源于古代的“濮人”，彝族与之接触甚早，知其底细，称仡佬为“濮”。
1.仡佬族的族源
仡佬族在商周时属于“濮”族群。春秋战国时，广西境内的部分越人，溯水北上西进，移入西南地区。杂居于西南地区的濮人、越人生活习俗互相影响渗透的部分，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族群――“僚”（“僚”原写作“獠”，作为族称当读作“佬”）战国时期即有“僚”人出现。《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汉代的僚人已是夜郎国的主体居民。唐初，僚人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单一民族――“仡佬”。《六祖坛经・行由品》载慧能法师语：“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元和郡县志》卷三十载，洛浦县“甚险固，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土”。宋《溪蛮丛笑》始写作“仡佬”。南朝《水经注・温水》载，“遂雄夷濮”的夜郎承袭者于汉武帝时被杀，引起“夷僚成怨”，明确僚人是由濮人演变而成。
从唐代起，“仡佬”之名即已见诸史籍。“仡僚”名称最早见于隋黄《武陵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江南道》载：锦州洛甫县“东、西有石城一，甚险，因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土”。《新唐书・南平僚传》载：“戎、泸间有葛僚”；《太平寰宇记・黔州》载其种落有“葛僚”。宋人黄庭坚《山谷全集》中提到“葛僚”。陆游《老学庵笔记》著录辰、沅、靖州有“仡僚”，朱辅《溪蛮丛笑》著录“五溪之蛮”有“仡佬”。《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说：“宝元二年，辰州佶僚三千余人款付。”以上记载说明，仡佬族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并屡见于史籍。
仡佬族，从汉文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出她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濮人、僚人、仡佬族三个历史发展时期。濮人是我国古代人口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庞大族群，又称“卜”或“百濮”。据史书载，早在殷商时期，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中南广大地域。其中，仡佬族与生活于以贵州为中心的濮人的渊源关系最为直接。并分别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在今贵州一带建立了��国和夜郎国。东汉时期，濮人在史书上被称为濮、僚或濮僚并称。魏晋以后，濮称消失，以僚专称。隋、唐时期，僚人经过长期发展，居住于黔北地区的僚人逐渐形成为仡佬族的直接先民“仡僚”。据北宋陈彭年等修撰的《广韵》解：“僚”作为部落称谓当读作“佬”，说明仡佬是从“僚人”中演化而来的。14至17世纪（明代）的有关著作中，则明白地指出了仡佬和僚的关系，如《嘉靖图经》载：“仡佬，古称傣。”田汝成著的《行边纪闻》中，也曾提到“仡佬，一曰僚”。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僚人与仡佬族的关系。
2.仡佬族的族称
元《异域志・僚人》谓，“僚……有打牙者，为打牙葛僚”。明嘉靖《贵州通志》谓，“古称僚，一曰倬革佬”，确指仡佬族系从僚人中分化出来的。濮人和僚人相继是仡佬族先民。仡佬族的族称有自称、互称与他称之分。遵义、仁怀、关岭等县仡佬族自称“哈仡”，织金县仡佬族自称“埃审”，大方普底乡、黔西县仡佬族自称“布尔”，大方青山乡仡佬族自称“濮”，普定县仡佬族自称“布告”，平坝、安顺仡佬族自称“褒佬”，六枝特区仡佬族自称“当佬”。仡佬族内各支系间相互称：红仡佬称白仡佬为“布欧奥”，称花仡佬为“布欧挂”，称打铁仡佬为“布那舍”，称雅意仡佬为“布搓外”。披袍仡佬称打牙仡佬为“那”，篾仡佬称打牙仡佬为“夺搂娄布郎”。
彝族称仡佬族为“濮”。苗族大多数称仡佬族为“克”，亦有称为“友”、“直蚩”或“嘎赫”的，布依族称仡佬族为“戎”或“布戎”。汉族称仡佬族为“仡佬”、“阁老”、“古族”、“古老户”。汉文文献里的仡佬族于唐宋时期写作“葛僚”、“仡僚”、“佶僚”。元、明、清三代又皆指仡佬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为仡佬族。
乌江流域各地仡佬族因所处环境及社会生活的不同分为若干支系，此对每一支系又冠以其表象特点以示区别。据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乌江中游地区仡佬族各支系名称如下：
花仡佬：穿“花布者为花仡佬”，在贵州前卫、平伐司、永宁州、施秉、龙泉、黄平等地；
剪头仡佬：“女未嫁，则剪头为记”，在贵定、施秉、黄平、永宁等地；
打牙仡佬：“将嫁必先折其二齿”，在平越、黔西、安平、永宁、平远、黄平、清镇地；
锅圈仡佬：“女人以青布束发如锅圈状”，在平远、安平、大定等地；
打铁仡佬：在平远州；
披袍仡佬：“男女衣服仅尺余，外披以袍，方面阔，洞其中，从头笼下，前短后长，左右无袖”，在平远、安平、大定等地；
水仡佬：“善捕鱼，虽隆冬亦能入渊”，在余庆、镇远、施秉、永宁等地；
土仡佬：“披草衣”，在威宁。
3.仡佬族的分布
唐代僚人散布极广，《新唐书・南蛮传》记有“巴州山僚”、“符阳、白石二县僚”、“眉山僚”、“洪雅二州僚”、“巴、洋、集、壁四州僚”、“雅、邛、眉三州僚”、“罗窦生僚”、“纳州僚”、“南平僚”、“琰州僚”、“明州山僚”等，由此可知僚人遍及川西、川南、川东及贵州，主要聚居区在长江中上游及乌江流域。
从古代僚人和以后仡佬族的分布地区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文献中记述唐、宋以前僚人活动的地区和唐宋以后仡佬族分布的地区，大体一致，或记载着僚人与仡佬在同一时期居住在同一地区内。
《太平寰宇记》关于黔中道各州僚人的记载颇多，例如：涪州“自永嘉之后没于夷僚”，土产有“连头僚布”，所属宾化县“民并是夷僚，露顶跣足，不知州县”；黔州“杂居溪峒，多是蛮僚，其性犷悍，其风谣祀”；夷、播二州“风俗同黔州”等。当时仡佬族的分布很广，在乌江流域的主要有四个聚居区：一是在湘黔边境，与苗、瑶、仡伶等民族错杂而居，民族特征尤其显著；二是在乌江上游，贵州西部，即今黔西北及安顺地区，这一地区最早为仡佬族的先民居住，后来为彝族的先民“昆明”所据；三是在乌江中下游两岸，即黔中和黔东地区；四是今渝黔边境，这里的仡佬族包括“南平僚”和“葛僚”两部分。
（二）苗族
苗族在东汉以前，其先民就已进入湘鄂渝黔边境，并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
1.苗族的族称与迁徙
唐、宋以后，苗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在祖国南方再度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影响，引起唐、宋王朝的注目。唐宋中央王朝与苗族的关系也日渐频繁，对苗族的认识也有所加深，于是“苗”就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唐宋时期，湘鄂渝黔地区仍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另有一部分苗族则杂居武陵五溪以西原夜郎、��境内。“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后期至五代，中央皇权衰微，藩镇军阀割据，迫使苗族又大批背井离乡，在苗族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迁徙浪潮，武陵五溪地区的苗族又有一部分迁入贵州各地；有的并经贵州、川南和桂北即原夜郎、��地区继续向各地迁徙，以至远达云南。苗族迁徙到贵州西南部大致是在六七百年以上，即唐宋时代。唐末和北宋之际的战乱，苗族确已由武陵五溪地区，经黔东、川南迁徙到黔北和滇东北地区了。由于苗族不断迁徙，唐宋数百年间，武陵五溪及其邻近地区，即今湘西、黔东、渝东南、鄂西等地，虽仍为苗族主要聚居区，但其分布范围，已达贵州各地、川南和桂北等地区。“苗”的名称，始见于唐代，《蛮书》卷十中提到的“黔、涪、巴、夔四邑苗众”，主要是指今重庆的彭水、涪陵、奉节和四川的巴中一带。这就是说，原先居住在黔、涪、巴、夔的“苗众”。
2.苗族的分布
到了隋代，苗族逐渐形成了一个单一民族。如前所述，苗族在汉代已进入“武陵”、“五溪”地区，当聚居在湘西、黔东一带。到了唐代，苗族逐渐向西迁移，大体是沿苗岭山脉移动，据苗族学者杨汉先所撰《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大致在唐代已进入乌江上游的威宁、赫章等地，这与《蛮书》所记基本相符。既然唐初苗族已到达黔西北及滇东南，那么，在此以前，黔南和黔中有苗族分布是完全可能的，《元史・地理志・普定路》载：“罗甸国扎哇并龙家、宋家、仡佬、苗人诸种。”足见元以前苗族已深入到乌江中上游地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之一。
唐宋时期，苗族分布很广，遍及川、鄂、湘、黔、滇数省，社会经济发展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均未建立本民族的独立政权，大都处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在湘西及黔东，主要是在大胜彭氏的统治下，“所居处授田亩之数”，向封建领主提供实物和劳役地租，并不断被人略买。在黔西北等地，苗族皆处在彝族贵族的统治之下，是罗施鬼国的属民。当然，在黔东南的“苗疆腹地”，苗族并未受到其他民族的侵扰，仍然过着“各自营生”的生活，社会比较落后，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
（三）土家族
土家族属于氐羌族系。土家族的语言属藏缅语族，与彝语比较接近。唐宋时期，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较细，诸如：“夔州蛮”、“彭水蛮”、“辰州蛮”、“施州蛮”、“峡中蛮”、“清江蛮”等。《太平寰宇记》中，思州条下的风俗部分载：“蛮僚杂居，言语各异。”思州辖的思邛县下又载：“唐开元四年（716年）招集生夷僚以置。”这里把当时思州境内的居民都归为“蛮僚”，而且有着自己不同的语言。到宋代，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有所变化，《宋史》里将田�恭所领军队称“土丁”，出现了“土”字。以后的《续资治通鉴》称田祜恭为“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轻�习山险”。又（嘉靖）《思南府志》载：“大观元年（1107年）蕃部长田�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对以思州为代表的贵州土家族田氏政权称为“思州夷”，称田�恭为蕃部长，把田�恭归于“夷”类。
1.土家族的形成
土家族形成的空间是武陵山区，也就是说，武陵山区是土家族的共同地域。从时间来看，土家族是在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以后，土家先民逐步形成了聚居于湘鄂渝黔边区的分布格局。武陵山区崇山峻岭，溪河纵横，舟车难通，受外界的影响甚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巴人后裔仍保留着巴人的若干习俗。北迁武陵山区的百越后裔与魏晋时期来到这里的僚人，亦将自己的习俗带到了这里。到了五代，中国处于动荡时期，武陵山区的一些有权有势的地方土豪，大的有湘西的彭氏、酉阳的冉氏、鄂西的田氏，他们各据一方，发展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些各自统摄的大姓政权。其他的小土豪虽占一席之地，但势力较小，为了生存，只得仰其鼻息。宋代对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继续实行唐代所建立起来的羁縻州制，“以夷制夷”。“禁越边”（即禁止边界汉民进入土家族地区）“依俗法”（即依照少数民族自身的传统习惯去生活去发展）“置土军”（即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军，以代替“王师”监控土家族地区，保证封建王朝对土家族地区的统治）建寨屯田（即在土家族与汉民交界的地区“以寨统军”，拨地屯田，免交赋税，以协助政府震慑土家族地区）同时，朝廷还对少数民族首领施以小惠，又在其进贡时使其“获利颇丰”。这些措施使土家族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地域和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各大姓政权虽相互争夺，但也相互交往、相互联结、相互利用，这便造成了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极好空间。可以说，土家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所以，在宋代的文献典籍中大量出现了“土丁”、“土兵”、“土军”等专指土家族的各类称呼。
2.土家族的分布
土家族分布于今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三省一市的毗连地区，长期与苗、瑶、仡佬、侗族错杂而居，又与汉族有许多接触，故习俗多有变异。《苗防备览・风俗考》说：“其间若永、保之土蛮，泸溪之仡佬，似苗非苗。”在唐代黔中道有许多民族，其中，“巴人”、“白虎”与土家族有较密切的关系。从史籍上看，土家族的先民在宋代相当强盛，形成了许多大姓，如溪州、龙赐、天赐、忠顺、保静、威化、永顺及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等州的彭氏，叙、峡、中胜、元等州的舒氏，奖、锦、懿、晃、思等州的田氏，富、鹤、保顺、天赐、古等州的向氏，大抵皆是土家族的大姓。在乌江流域，主要是田氏、向氏、冉氏，这些大姓在宋代皆受朝命，《宋史・蛮夷传》说：“田氏则处达、汉琼、汉希、汉能、汉权、保金……皆受朝命。”所以，这一地区的统治者主要是土家族，而被统治者则有苗族、侗族、仡佬族等。
（四）布依族
魏晋之际，史书上把南方的越人和濮人笼统地称为“僚人”。到了隋代，僚人渐有分化，《隋书・南蛮传》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唐宋时期，僚人的分化更为明显，古越人的后裔逐渐形成了一些单一民族。操壮傣语的一部分形成了“夷”、“僮”、“金齿”、“白衣”，操侗水语的一部分形成了“仡伶”、“抚水蛮”、“茅滩”、“姆佬”，而操黎语的部分则形成“生黎”，他们便是后来的布依、壮、傣、侗、水、毛南、黎等民族的先民。
布依族主要分布在乌江南支流及黔西南地区。在唐代，这一地区为谢、赵等大姓所统治，故史书上把他们统治下的居民笼统地称为“东谢蛮”、“西谢蛮”、“南谢蛮”、“西赵蛮”，其实，这里的民族成分很复杂，现有仡佬、苗等民族又有布依。不过，当时尚有一部分布依族并没有被谢、赵大姓所统治，被称为“夷子”和“守宫僚”。《新唐书・南蛮传》说：“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宫僚，西连夷子。夷子渠帅姓季氏，与西赵皆南蛮别种，胜兵各万人，自古未尝通中国，黔南豪帅田康讽之，故贞观中皆遣使入朝。”从上文可知，“守宫僚”在“东谢”之南，“夷子”在“东谢”、“南谢”、“西赵”之间。“守宫僚”、“东谢”、“夷子”、“南谢”、“西赵”连成一片，而且“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夷子”又“与西赵皆南蛮别种”，可见，“东谢”、“南谢”、“西赵”的主要居民及“夷子”、“守宫僚”皆同一民族。
两宋之时，史书上称布依族为“蕃”，《桂海虞衡志》说：“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虽故皆蛮也，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藤、谢诸蕃，地与��接，人皆椎髻、跣足，或著木屐，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因为这一时期，布依族已被纳入羁縻州峒的管辖之下，而且与汉族多有接触，故与“化外真蛮”有别，特称之为“蕃”。如“西南蕃”、“五姓蕃”、“西南七蕃”等。不过，两宋时，统治黔南的谢、赵等大姓已经衰落，继之而起的是龙、方、张、石、罗、韦、程等姓，合称“西南七蕃”，以龙蕃为最大。
（五）彝族
操藏缅语的民族，皆出自古代的氐羌族系，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皆氐类”，主要分布在川西及云南。其后，史书上把氐羌民族称为“夷人”、“昆明”和“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进入乌江上游。魏晋南北朝时期，爨氏统治区域甚广，分为东、西二境，遂有“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之称，樊绰《蛮书》说：“西爨白蛮，东爨乌蛮也。”白蛮为白族的先民，“乌蛮”便是彝族的先民。
乌蛮的民族特征在唐宋时已非常明显，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以畜牧业为生，《蛮书》说，“土多牛羊，无布帛”；《宋史・叙州三路蛮》说：“不喜耕稼，多畜牧。”地多良马，“一匹值黄金数十两”，世称“大理马”、“水西马”、“乌蒙马”。二是尚武，《宋史》说：“其人精悍，善战斗。”《桂海虞衡志》说：“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取马于群，但持跃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刀长三尺，甚利，出自大理者尤奇。”在乌江上游则有所谓“罗鬼，罗鬼，掉头断尾”之说，言其勇敢善战，急如闪电。三是习俗殊异，《新唐书・南蛮传》说：“男子�髻，女子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四是已有文字，即所谓“爨文”或“蝌蚪文”。五是以“家支”为其社会组织，实行父子连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相互结合而成部落，故有“宗派不一”之说，这便是《蛮书》所说的“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六是贵贱分化明显，李京《云南志略》说：“妇女贵者衣锦，贱者被羊皮”，“酋长死后，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酋长死，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而且社会上有黑彝、白彝之分，“乌蛮富而强，白蛮贫而弱”，“黑者为贵，而白者为贱”。七是分立许多政权，自成聚落，各立疆场，互不统率，争长称雄，相互兼并，“无事则互相争斗，有事则互为声援”。
乌蛮南、北、东三部分，其中东部乌蛮，分布在滇东、黔西及州南，是仲牟由（笃慕俄）家族统治区域。乌江流域的乌蛮均属仲牟由家族，分属于阿者、播勒、乌撒、于矢等部，而与东川、芒部、乌蒙、扯勒等连成一片。
民族的形成，是原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一般来说，民族这种共同体是在原始社会走向崩溃，氏族、部落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产物。
（一）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氏族、部落解体到民族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到原始社会末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发生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私有制、产品交换、阶级分化的出现。这一切加速了氏族制度的瓦解，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人员流动、交错居住，联系加强，亲属性质的联系愈来愈让位于地域性质的联系，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向地缘关系过渡。
随着氏族、部落的共同耕作制消失，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公社的血缘亲属制度不断地受到冲击，血缘联系松散了、脆弱了。
频繁的部落之间的战争促使了部落联盟的结成和发展，促进了不同部落血缘之间的混合，使部落的地方局限性被打破。
开始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区分，使氏族部落内部成员之间出现对抗和利益冲突，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样，旧的血缘亲属团体日益疏远甚至遭到排斥，氏族部落共同体逐渐失去原有的作用，新的人群共同体――民族应运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它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分裂而产生国家，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也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是内在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产品交换的发展，是民族形成的内在条件。二是外在条件：战争、军事冲突等是民族形成的外在条件。三是经济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结果，促进了民族的形成，这就是民族形成的经济条件。
（二）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1.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了传统社会的解体；
2.血缘关系的废弛；
3.部落联盟的建立，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国家的产生，促进了民族的最终形成。怎样理解这个过程呢？
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导致传统社会出现两个重大变化：部落内部的私有制与阶级分化，债务奴隶出现；部落之间战争频繁，战争奴隶出现。为发动战争或应付战争，人们结成部落联盟――国家的出现，强行将国内的全体人结合成一个整体，即民族。
（三）民族形成的多种途径
在民族的形成发展方面。当代的民族都经历了非常曲折、漫长的演变过程。表现在：
（1）当代的每一个民族，虽然形成的历史时期不同，但在民族形成以后的发展中，没有哪一个自起源到现在始终保持着当初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相反，都掺杂有其他民族的成分，先后融合、吸收、同化、渗入了许多其他民族成员。那些被同化或渗入的民族，有的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有的其分支又与他民族融合后形成了另一个新的民族。
（2）多数民族在形成初期都经历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首先是通过民族活动范围的大体确定，使民族共同体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与发展。但不同民族向地缘关系转化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建立独立的民族地方政权来实现的，是在先产生国家政权的基础上，逐步使部族之间在经济活动、生活习惯、语言与意识等方面趋向一致，从而完成民族的转化。如藏族、蒙古族、满族、白族、彝族等。有些民族，从没有独立建立过国家政权，是通过中央政府设置行政机构的方式，使它们的地缘关系得到确定，而后逐步完成民族的转化。这样的民族较多，苗、瑶、侗、壮、土家、黎等民族都属于此种情况。
（3）民族起源的远祖先民出现的时代相差非常悬殊，但完成民族的转化、形成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时间却非常接近。当代民族的远祖先民，有的远在舜禹时就存在了，有的在商周时出现。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形成的时间，绝大多数是在唐代至宋代期间。这是由于到了唐代，封建中央政权更加巩固，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疆域不断扩大，行政区划逐渐稳定。这些对少数民族的转化与形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乌江流域单一民族的形成
唐宋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情况异常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种类繁多，二是民族分化明显，三是民族名称复杂。
黔中地区，当时居住着多种民族，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黔中道“控临种落”有��、昆明、柯蛮、桂州、提光蛮等，这些民族有的可以断定是仡佬、彝、布依、土家、侗、苗、瑶等民族的先民，有的后来被其他民族融合了，有的则不明其族属关系。
西南的四大族系，这一时期都处在分化之中。濮人和“百越”两大族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统称为“僚”，而将以濮人为主体的部分称为“濮僚”，以越人为主体的部分称为“俚僚”。到了唐宋，“濮僚”进一步分化为仡佬、木僚、羿子、�人等人们共同体，“俚僚”分别形成了布依、侗、水、壮、毛南、仡佬等民族。在“南蛮”中，这一时期形成了苗和瑶两个民族。“氐羌”族系形成的民族更多，和乌江流域直接有关的主要是土家族和彝族。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的民族名称特别复杂，在史书上时而以泛称出现，时而以专称出现，有时则是泛称与专称同见于书，而且命名方法多种多样，内涵不易确指，应当仔细分辨。从文献上看，当时族称的命名方法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以古代地名称呼当时的居民，如“��蛮”之类；二是以“僚”相称而冠以当时的地名，如“南平僚”、“琰州僚”、“明州山僚”等；三是以“蛮”相称而冠以地名，加“抚水州蛮”、“诚州蛮”等；四是以“夷”相称而冠以地名，如“泸州夷”、“播州夷”等；五是以统治者的姓氏加方位词命名，如“东谢蛮”、“西赵蛮”、“南谢蛮”等；六是以“蕃”相称而冠以地名或姓氏，如“西南蕃”、“罗蕃”、“石蕃”等；七是沿用古代的民族名称，如称彝族为“昆明”、“乌蛮”之类；八是以其自称命名，如“仡佬”、“苗”、“仡伶”之类；九是纯用泛称而不加区别，如“僚”、“蛮”、“夷”等；十是还有许多含义不明的族称，如“夷子”、“守宫僚”之类。民族名称歧出纷纭，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分合演变的复杂情况，正是这个缘由，民族源流往往不易清晰，族属关系常常造成混乱，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才能确定。
（一）仡佬族
仡佬是乌江流域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民间常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说，故称之为“古族”或“古老户”。仡佬渊源于古代的“濮人”，彝族与之接触甚早，知其底细，称仡佬为“濮”。
1.仡佬族的族源
仡佬族在商周时属于“濮”族群。春秋战国时，广西境内的部分越人，溯水北上西进，移入西南地区。杂居于西南地区的濮人、越人生活习俗互相影响渗透的部分，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族群――“僚”（“僚”原写作“獠”，作为族称当读作“佬”）战国时期即有“僚”人出现。《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汉代的僚人已是夜郎国的主体居民。唐初，僚人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单一民族――“仡佬”。《六祖坛经・行由品》载慧能法师语：“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元和郡县志》卷三十载，洛浦县“甚险固，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土”。宋《溪蛮丛笑》始写作“仡佬”。南朝《水经注・温水》载，“遂雄夷濮”的夜郎承袭者于汉武帝时被杀，引起“夷僚成怨”，明确僚人是由濮人演变而成。
从唐代起，“仡佬”之名即已见诸史籍。“仡僚”名称最早见于隋黄《武陵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江南道》载：锦州洛甫县“东、西有石城一，甚险，因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土”。《新唐书・南平僚传》载：“戎、泸间有葛僚”；《太平寰宇记・黔州》载其种落有“葛僚”。宋人黄庭坚《山谷全集》中提到“葛僚”。陆游《老学庵笔记》著录辰、沅、靖州有“仡僚”，朱辅《溪蛮丛笑》著录“五溪之蛮”有“仡佬”。《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说：“宝元二年，辰州佶僚三千余人款付。”以上记载说明，仡佬族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并屡见于史籍。
仡佬族，从汉文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出她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濮人、僚人、仡佬族三个历史发展时期。濮人是我国古代人口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庞大族群，又称“卜”或“百濮”。据史书载，早在殷商时期，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中南广大地域。其中，仡佬族与生活于以贵州为中心的濮人的渊源关系最为直接。并分别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在今贵州一带建立了��国和夜郎国。东汉时期，濮人在史书上被称为濮、僚或濮僚并称。魏晋以后，濮称消失，以僚专称。隋、唐时期，僚人经过长期发展，居住于黔北地区的僚人逐渐形成为仡佬族的直接先民“仡僚”。据北宋陈彭年等修撰的《广韵》解：“僚”作为部落称谓当读作“佬”，说明仡佬是从“僚人”中演化而来的。14至17世纪（明代）的有关著作中，则明白地指出了仡佬和僚的关系，如《嘉靖图经》载：“仡佬，古称傣。”田汝成著的《行边纪闻》中，也曾提到“仡佬，一曰僚”。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僚人与仡佬族的关系。
2.仡佬族的族称
元《异域志・僚人》谓，“僚……有打牙者，为打牙葛僚”。明嘉靖《贵州通志》谓，“古称僚，一曰倬革佬”，确指仡佬族系从僚人中分化出来的。濮人和僚人相继是仡佬族先民。仡佬族的族称有自称、互称与他称之分。遵义、仁怀、关岭等县仡佬族自称“哈仡”，织金县仡佬族自称“埃审”，大方普底乡、黔西县仡佬族自称“布尔”，大方青山乡仡佬族自称“濮”，普定县仡佬族自称“布告”，平坝、安顺仡佬族自称“褒佬”，六枝特区仡佬族自称“当佬”。仡佬族内各支系间相互称：红仡佬称白仡佬为“布欧奥”，称花仡佬为“布欧挂”，称打铁仡佬为“布那舍”，称雅意仡佬为“布搓外”。披袍仡佬称打牙仡佬为“那”，篾仡佬称打牙仡佬为“夺搂娄布郎”。
彝族称仡佬族为“濮”。苗族大多数称仡佬族为“克”，亦有称为“友”、“直蚩”或“嘎赫”的，布依族称仡佬族为“戎”或“布戎”。汉族称仡佬族为“仡佬”、“阁老”、“古族”、“古老户”。汉文文献里的仡佬族于唐宋时期写作“葛僚”、“仡僚”、“佶僚”。元、明、清三代又皆指仡佬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为仡佬族。
乌江流域各地仡佬族因所处环境及社会生活的不同分为若干支系，此对每一支系又冠以其表象特点以示区别。据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乌江中游地区仡佬族各支系名称如下：
花仡佬：穿“花布者为花仡佬”，在贵州前卫、平伐司、永宁州、施秉、龙泉、黄平等地；
剪头仡佬：“女未嫁，则剪头为记”，在贵定、施秉、黄平、永宁等地；
打牙仡佬：“将嫁必先折其二齿”，在平越、黔西、安平、永宁、平远、黄平、清镇地；
锅圈仡佬：“女人以青布束发如锅圈状”，在平远、安平、大定等地；
打铁仡佬：在平远州；
披袍仡佬：“男女衣服仅尺余，外披以袍，方面阔，洞其中，从头笼下，前短后长，左右无袖”，在平远、安平、大定等地；
水仡佬：“善捕鱼，虽隆冬亦能入渊”，在余庆、镇远、施秉、永宁等地；
土仡佬：“披草衣”，在威宁。
3.仡佬族的分布
唐代僚人散布极广，《新唐书・南蛮传》记有“巴州山僚”、“符阳、白石二县僚”、“眉山僚”、“洪雅二州僚”、“巴、洋、集、壁四州僚”、“雅、邛、眉三州僚”、“罗窦生僚”、“纳州僚”、“南平僚”、“琰州僚”、“明州山僚”等，由此可知僚人遍及川西、川南、川东及贵州，主要聚居区在长江中上游及乌江流域。
从古代僚人和以后仡佬族的分布地区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文献中记述唐、宋以前僚人活动的地区和唐宋以后仡佬族分布的地区，大体一致，或记载着僚人与仡佬在同一时期居住在同一地区内。
《太平寰宇记》关于黔中道各州僚人的记载颇多，例如：涪州“自永嘉之后没于夷僚”，土产有“连头僚布”，所属宾化县“民并是夷僚，露顶跣足，不知州县”；黔州“杂居溪峒，多是蛮僚，其性犷悍，其风谣祀”；夷、播二州“风俗同黔州”等。当时仡佬族的分布很广，在乌江流域的主要有四个聚居区：一是在湘黔边境，与苗、瑶、仡伶等民族错杂而居，民族特征尤其显著；二是在乌江上游，贵州西部，即今黔西北及安顺地区，这一地区最早为仡佬族的先民居住，后来为彝族的先民“昆明”所据；三是在乌江中下游两岸，即黔中和黔东地区；四是今渝黔边境，这里的仡佬族包括“南平僚”和“葛僚”两部分。
（二）苗族
苗族在东汉以前，其先民就已进入湘鄂渝黔边境，并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
1.苗族的族称与迁徙
唐、宋以后，苗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在祖国南方再度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影响，引起唐、宋王朝的注目。唐宋中央王朝与苗族的关系也日渐频繁，对苗族的认识也有所加深，于是“苗”就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唐宋时期，湘鄂渝黔地区仍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另有一部分苗族则杂居武陵五溪以西原夜郎、��境内。“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后期至五代，中央皇权衰微，藩镇军阀割据，迫使苗族又大批背井离乡，在苗族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迁徙浪潮，武陵五溪地区的苗族又有一部分迁入贵州各地；有的并经贵州、川南和桂北即原夜郎、��地区继续向各地迁徙，以至远达云南。苗族迁徙到贵州西南部大致是在六七百年以上，即唐宋时代。唐末和北宋之际的战乱，苗族确已由武陵五溪地区，经黔东、川南迁徙到黔北和滇东北地区了。由于苗族不断迁徙，唐宋数百年间，武陵五溪及其邻近地区，即今湘西、黔东、渝东南、鄂西等地，虽仍为苗族主要聚居区，但其分布范围，已达贵州各地、川南和桂北等地区。“苗”的名称，始见于唐代，《蛮书》卷十中提到的“黔、涪、巴、夔四邑苗众”，主要是指今重庆的彭水、涪陵、奉节和四川的巴中一带。这就是说，原先居住在黔、涪、巴、夔的“苗众”。
2.苗族的分布
到了隋代，苗族逐渐形成了一个单一民族。如前所述，苗族在汉代已进入“武陵”、“五溪”地区，当聚居在湘西、黔东一带。到了唐代，苗族逐渐向西迁移，大体是沿苗岭山脉移动，据苗族学者杨汉先所撰《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大致在唐代已进入乌江上游的威宁、赫章等地，这与《蛮书》所记基本相符。既然唐初苗族已到达黔西北及滇东南，那么，在此以前，黔南和黔中有苗族分布是完全可能的，《元史・地理志・普定路》载：“罗甸国扎哇并龙家、宋家、仡佬、苗人诸种。”足见元以前苗族已深入到乌江中上游地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之一。
唐宋时期，苗族分布很广，遍及川、鄂、湘、黔、滇数省，社会经济发展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均未建立本民族的独立政权，大都处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在湘西及黔东，主要是在大胜彭氏的统治下，“所居处授田亩之数”，向封建领主提供实物和劳役地租，并不断被人略买。在黔西北等地，苗族皆处在彝族贵族的统治之下，是罗施鬼国的属民。当然，在黔东南的“苗疆腹地”，苗族并未受到其他民族的侵扰，仍然过着“各自营生”的生活，社会比较落后，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
（三）土家族
土家族属于氐羌族系。土家族的语言属藏缅语族，与彝语比较接近。唐宋时期，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较细，诸如：“夔州蛮”、“彭水蛮”、“辰州蛮”、“施州蛮”、“峡中蛮”、“清江蛮”等。《太平寰宇记》中，思州条下的风俗部分载：“蛮僚杂居，言语各异。”思州辖的思邛县下又载：“唐开元四年（716年）招集生夷僚以置。”这里把当时思州境内的居民都归为“蛮僚”，而且有着自己不同的语言。到宋代，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有所变化，《宋史》里将田�恭所领军队称“土丁”，出现了“土”字。以后的《续资治通鉴》称田祜恭为“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轻�习山险”。又（嘉靖）《思南府志》载：“大观元年（1107年）蕃部长田�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对以思州为代表的贵州土家族田氏政权称为“思州夷”，称田�恭为蕃部长，把田�恭归于“夷”类。
1.土家族的形成
土家族形成的空间是武陵山区，也就是说，武陵山区是土家族的共同地域。从时间来看，土家族是在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以后，土家先民逐步形成了聚居于湘鄂渝黔边区的分布格局。武陵山区崇山峻岭，溪河纵横，舟车难通，受外界的影响甚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巴人后裔仍保留着巴人的若干习俗。北迁武陵山区的百越后裔与魏晋时期来到这里的僚人，亦将自己的习俗带到了这里。到了五代，中国处于动荡时期，武陵山区的一些有权有势的地方土豪，大的有湘西的彭氏、酉阳的冉氏、鄂西的田氏，他们各据一方，发展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些各自统摄的大姓政权。其他的小土豪虽占一席之地，但势力较小，为了生存，只得仰其鼻息。宋代对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继续实行唐代所建立起来的羁縻州制，“以夷制夷”。“禁越边”（即禁止边界汉民进入土家族地区）“依俗法”（即依照少数民族自身的传统习惯去生活去发展）“置土军”（即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军，以代替“王师”监控土家族地区，保证封建王朝对土家族地区的统治）建寨屯田（即在土家族与汉民交界的地区“以寨统军”，拨地屯田，免交赋税，以协助政府震慑土家族地区）同时，朝廷还对少数民族首领施以小惠，又在其进贡时使其“获利颇丰”。这些措施使土家族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地域和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各大姓政权虽相互争夺，但也相互交往、相互联结、相互利用，这便造成了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极好空间。可以说，土家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所以，在宋代的文献典籍中大量出现了“土丁”、“土兵”、“土军”等专指土家族的各类称呼。
2.土家族的分布
土家族分布于今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三省一市的毗连地区，长期与苗、瑶、仡佬、侗族错杂而居，又与汉族有许多接触，故习俗多有变异。《苗防备览・风俗考》说：“其间若永、保之土蛮，泸溪之仡佬，似苗非苗。”在唐代黔中道有许多民族，其中，“巴人”、“白虎”与土家族有较密切的关系。从史籍上看，土家族的先民在宋代相当强盛，形成了许多大姓，如溪州、龙赐、天赐、忠顺、保静、威化、永顺及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等州的彭氏，叙、峡、中胜、元等州的舒氏，奖、锦、懿、晃、思等州的田氏，富、鹤、保顺、天赐、古等州的向氏，大抵皆是土家族的大姓。在乌江流域，主要是田氏、向氏、冉氏，这些大姓在宋代皆受朝命，《宋史・蛮夷传》说：“田氏则处达、汉琼、汉希、汉能、汉权、保金……皆受朝命。”所以，这一地区的统治者主要是土家族，而被统治者则有苗族、侗族、仡佬族等。
（四）布依族
魏晋之际，史书上把南方的越人和濮人笼统地称为“僚人”。到了隋代，僚人渐有分化，《隋书・南蛮传》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唐宋时期，僚人的分化更为明显，古越人的后裔逐渐形成了一些单一民族。操壮傣语的一部分形成了“夷”、“僮”、“金齿”、“白衣”，操侗水语的一部分形成了“仡伶”、“抚水蛮”、“茅滩”、“姆佬”，而操黎语的部分则形成“生黎”，他们便是后来的布依、壮、傣、侗、水、毛南、黎等民族的先民。
布依族主要分布在乌江南支流及黔西南地区。在唐代，这一地区为谢、赵等大姓所统治，故史书上把他们统治下的居民笼统地称为“东谢蛮”、“西谢蛮”、“南谢蛮”、“西赵蛮”，其实，这里的民族成分很复杂，现有仡佬、苗等民族又有布依。不过，当时尚有一部分布依族并没有被谢、赵大姓所统治，被称为“夷子”和“守宫僚”。《新唐书・南蛮传》说：“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宫僚，西连夷子。夷子渠帅姓季氏，与西赵皆南蛮别种，胜兵各万人，自古未尝通中国，黔南豪帅田康讽之，故贞观中皆遣使入朝。”从上文可知，“守宫僚”在“东谢”之南，“夷子”在“东谢”、“南谢”、“西赵”之间。“守宫僚”、“东谢”、“夷子”、“南谢”、“西赵”连成一片，而且“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夷子”又“与西赵皆南蛮别种”，可见，“东谢”、“南谢”、“西赵”的主要居民及“夷子”、“守宫僚”皆同一民族。
两宋之时，史书上称布依族为“蕃”，《桂海虞衡志》说：“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虽故皆蛮也，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藤、谢诸蕃，地与��接，人皆椎髻、跣足，或著木屐，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因为这一时期，布依族已被纳入羁縻州峒的管辖之下，而且与汉族多有接触，故与“化外真蛮”有别，特称之为“蕃”。如“西南蕃”、“五姓蕃”、“西南七蕃”等。不过，两宋时，统治黔南的谢、赵等大姓已经衰落，继之而起的是龙、方、张、石、罗、韦、程等姓，合称“西南七蕃”，以龙蕃为最大。
（五）彝族
操藏缅语的民族，皆出自古代的氐羌族系，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皆氐类”，主要分布在川西及云南。其后，史书上把氐羌民族称为“夷人”、“昆明”和“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进入乌江上游。魏晋南北朝时期，爨氏统治区域甚广，分为东、西二境，遂有“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之称，樊绰《蛮书》说：“西爨白蛮，东爨乌蛮也。”白蛮为白族的先民，“乌蛮”便是彝族的先民。
乌蛮的民族特征在唐宋时已非常明显，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以畜牧业为生，《蛮书》说，“土多牛羊，无布帛”；《宋史・叙州三路蛮》说：“不喜耕稼，多畜牧。”地多良马，“一匹值黄金数十两”，世称“大理马”、“水西马”、“乌蒙马”。二是尚武，《宋史》说：“其人精悍，善战斗。”《桂海虞衡志》说：“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取马于群，但持跃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刀长三尺，甚利，出自大理者尤奇。”在乌江上游则有所谓“罗鬼，罗鬼，掉头断尾”之说，言其勇敢善战，急如闪电。三是习俗殊异，《新唐书・南蛮传》说：“男子�髻，女子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四是已有文字，即所谓“爨文”或“蝌蚪文”。五是以“家支”为其社会组织，实行父子连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相互结合而成部落，故有“宗派不一”之说，这便是《蛮书》所说的“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六是贵贱分化明显，李京《云南志略》说：“妇女贵者衣锦，贱者被羊皮”，“酋长死后，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酋长死，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而且社会上有黑彝、白彝之分，“乌蛮富而强，白蛮贫而弱”，“黑者为贵，而白者为贱”。七是分立许多政权，自成聚落，各立疆场，互不统率，争长称雄，相互兼并，“无事则互相争斗，有事则互为声援”。
乌蛮南、北、东三部分，其中东部乌蛮，分布在滇东、黔西及州南，是仲牟由（笃慕俄）家族统治区域。乌江流域的乌蛮均属仲牟由家族，分属于阿者、播勒、乌撒、于矢等部，而与东川、芒部、乌蒙、扯勒等连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