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乌江流域主要民族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接触最频繁而分化、融合最剧烈的阶段。当时，乌江流域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始终不平衡，与汉族直接接触的机会也不尽一致。因而，民族本身的变化情况也就不尽相同。
一、僚族
僚族在乌江流域的主要聚居区是��郡。东晋时期，��郡内比较落后的一部分僚族人口，向北迁移入蜀川，造成僚族分布面的扩大。这是此时间僚族分布情况的大变化。《水经・漾水注》说：“李势之时，僚自��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又《华阳国志・李志》说：“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李）寿卒，李）势立……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郡）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
北上入蜀的这部分僚族，是��郡一带较为落后的部分。��郡内有一部分汉族移民的“大姓”，在东晋以后，与当地僚族中的先进部分融合了。只有落后的部落才易于成群地迁移流动。直到南北朝时期，这些僚族人口仍旧散居在自汉中达于邛�的川硐之间。《魏书》卷101《僚传》说：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硐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
以上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公元4世纪中叶的东晋时期自��北上入蜀的僚族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由于他们进入了汉族的主要聚居区，汉族对他们有更详细的了解，如《魏书》中就作出了反映。可以肯定，他们原来居住在��郡之时即如此。那么，仍然留在��郡内，乃至在西南地区其他地方很大一部分僚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亦即如此。他们是一群处在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群体。奴隶制度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但却带有更多原始社会的痕迹。其经济文化生活的特点是：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死者竖棺而埋之；嗜犬；有铜鼓。这些经济文化生活特征，以后都分别在壮、傣、布依、仡佬等族中保留了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壮、布依、仡佬等族的祖先仍然一概被称之为“僚”，还没有分化为单一民族。
二、苗族
魏、晋以后，苗族人口繁衍分布区域较之汉代有所扩大。即以汉代的武陵郡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南史》卷79《荆、雍州蛮传》载：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宋时因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孝武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来，屡为人患。”
南朝宋、齐时期的荆州和雍州之地，相当于今湖南省慈利县以北，河南省南阳以南，重庆市万州区以东，湖北省枣阳市、荆州以西之地。而武陵郡属郢州，武陵郡的区域范围与汉代大致相当，即今渝、黔、湘、鄂四省紧相连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湘西黔东连接地带。南朝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统治苗族，说明当时荆州和雍州的苗族人口不少。而这一带苗族的大部分，都是三国以后从武陵郡内迁来的。至于仍然居住在武陵郡内的苗氏则又主要集中在五溪流域地带，即今沅江中、上游的五条支流周围，贵州省黄平县以东，湖南省沅陵县以西一带。至南北朝时期，苗族人口较之两汉时期是增多了，居住区域范围是扩大了，但和汉代一样，他们仍然主要是住在山区。就西南地区而言，在此阶段内，他们仍然只散及在乌江中游的贵州东部，尚未曾深入到乌江上游地带。
三、土家族
（一）土家族的演变
三国时，史书将五溪地区的居民统称为“五溪蛮”，其中就包括有土家族先民。晋朝时期，以《华阳国志》为代表，记述了巴人的先民，其中为廪君后裔的有、夷�、白虎复夷、板�蛮等。其后的《宋书》却把巴人后裔纳入了“盘瓠之后”。在《南齐书》中，又出现有“武溪酉阳蛮田思飘冠抄”，“湘川蛮陈双，李答……”等记载，将这一带的土家族先民称为“武陵酉溪蛮”、“湘川蛮”等。《周书》中，沿用了《南齐书》的称谓，称为“酉溪蛮”。《北史》，对土家族先民的记载较为具体。载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称王侯。屯据山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该传还列有田乌渡、田弘等首领人物的活动。《隋书》则载称蛮和“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事实上，这里的族也就是土家族先民的一支。
（二）巴渝舞的演变
最原始的巴渝舞是一种内容不充实而艺术性较差的民间低级歌舞。汪宁生先生曾对巴人随武王伐纣时“歌舞以凌殷人”的巴渝舞解释时认为：巴人“歌舞以凌”的所谓“歌”，就是高唱战歌或大声吼叫；所谓“舞”，不过是临阵时有人在前挥舞武器作出一种惊吓性动作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摹拟学习次数的不断增加，巴渝舞逐渐成为了一种具有战斗特点的民间舞蹈艺术，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一是曲名的演变和歌词。汉乐府中的“巴渝舞”经文人、乐师的篡改、加工和润色，舞曲共有四章，即《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在古代文献中均是有曲名而无辞）
据《晋书・乐志》中记载巴渝舞曲名的演变也可证明巴渝舞为古代的武舞：“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向巴俞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俞新福歌曲》、《弩俞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
魏王粲《俞儿舞歌》四篇，其中《矛俞新福歌》词为：“汉初建国家，匡九州。蛮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备武乐修。宴我宾师，敬用御天，永乐无忧。子孙受百福，常与松乔游。蒸庶德，莫不咸欢柔。”《弩俞新福歌》词为：“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绥我武烈，笃我淳仁。自东自西，莫不来宾。”《安台新福歌》词为：“我功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抚民黎。荷天宠，延寿尸。千载莫我违。”《行辞新福歌》词为：“神武用师士素厉。仁恩广覆，猛节横逝。自古立功，莫我宏大。桓桓征四国，爰及海裔。汉国保长庆，垂祚延万世。”
二是巴渝舞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巴渝舞是一种武舞。古代汉族的传统舞蹈，大体可分为武舞和文舞两种，合称“万舞”。在《诗经》中，经常有“万舞”一词出现，如：《诗・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诗・鲁颂・宫》：“万舞洋洋，孝孙有庆。”《诗・商颂・那》：“庸鼓有�，万舞有奕。”按《集传》的解释：“万者，舞之总名。武用干戚，文用羽�。”《毛诗》也说：“以干、羽为万舞”。一言以蔽之，武舞表演时手执干戚（即戈、盾牌之类的器械）文舞表演时手执羽毛或笙簧类乐器。为何人们将巴渝舞当做武舞呢？这主要是从古代巴人表演时手执道具来确定的。这主要是从曲名中的“矛”、“弩”等词，与兵器有关。魏晋之时改名为“昭武舞”、“宣武舞”，这些名称也与战争、武功等紧密相联，均说明巴渝舞为古代的武舞。
当然，杨铭先生在《巴渝舞曲名和性质新探》一文中认为，巴渝舞是一种祭祀性舞蹈。《安台本歌曲》其原意就应为《安设祭坛之渝本歌曲》。其根据是：土家族所称的“堂”，实际含意是“祭坛”，“安台”即“安设祭坛”。如直接反映渊源关系的土家族《梯玛歌》一书的编者在解释“安正堂”说：“正堂，亦称正月堂。”另外从巴渝舞以“矛舞”、“弩舞”表现征战场面，继之以“安台”告慰祖先和神灵等内容来看，它也带有祭祀的性质。再次，从巴渝舞在表演时须披甲戴盔执盾等装饰看，也具有祭祀性质。
巴渝舞是一种集体性舞蹈。根据古代文献资料记载，巴渝舞多数为集体舞蹈。周武王伐纣之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汉高祖“克平三秦”之时，巴师“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最能说明这一性质的莫过于西汉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参加表演巴渝舞者，多至千人、万人，使山陵震动，河谷荡波，这是何等雄壮、动人的场面；另外从仅“巴俞鼓员，三十六人”中也可佐证表演巴渝舞时是人数极其众多的集体舞蹈。
三是巴渝舞的内容。从《隋书・音乐志》中“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的记载来看，“巴渝舞的曲型动作之一是众舞员手执兵器而舞”。从王粲所制的《矛俞新福歌》、《弩俞新福歌》的题目看，“矛”字是“持矛”之意，“弩”字是“安弩”之意，这显然是与战争场面中的持矛、射弩等内容有关。再从王粲的《弩俞新福歌》歌词“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中也能体会到，它所表现的是征战场面中的安弩、发射等一系列动作。在王粲的《安台新福歌》中有“我功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等句，显然反映的是“王师凯旋、高台宴会”等内容；又从“行辞以述魏德”来看，它又是庆功宴饮时必不可少的“祝辞”，再结合“安台”一词，这明显带有“祭祖”成分。
四是巴渝舞的形式。在穿戴装饰方面，因巴渝舞所表演的内容大多与征战有关，故“一般要披甲执盾”，“且舞者须唱巴歌，其舞姿多为征战中的击杀劈刺动作”，其表演时间“多在战斗之前”；巴渝舞后来成为宫廷礼仪舞蹈之后，它主要“用来在宫廷宴会上表现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功德”，“表演时，舞者身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人古老战歌，乐舞交作，边歌边舞”。在演唱方面，巴渝歌舞在汉代宫廷中得以大盛，可谓倾倒朝野，其舞“抗修袖以翳面”，其曲“展清声而长歌”，左思在《三都赋・魏都赋》中的“明而耀歌”之句，李善注曰：“耀，讴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曰：‘巴人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舞。’”可见，巴渝舞在演唱方面的突出特色是相引牵连手，叫啸歌号。在伴奏乐器方面，巴渝舞的主要伴奏乐器是鼓，辅以铜锣。《汉书・礼乐志》记载“巴俞鼓员，三十六人”；《盐铁论・刺权》中说：贵人之家，“中山索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东汉张衡记载表演巴渝舞时“盘鼓焕以骈罗”，这些均可佐证。巴渝舞伴奏的鼓叫“巴象鼓”，又名“八仙鼓”。歌舞时，均是随鼓锣而起，踊跃呼号。古代巴人就是利用这种歌舞形式，团结部族鼓舞斗志，平时“出入相友，守望相辅”，一旦外敌入侵，便举族执戈以卫社稷。
四、彝族
乌江流域彝族的来源，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始祖名希母遮，也原率领部众居住在“牦牛徼外”的“邛之卤”，即今四川汉源一带。三十一世传至渎母吾，迁至泸阴之山，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秦汉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叟”和“�”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明当时主要分布在东起滇池一带，西至澜沧江流域的广泛地区，其聚居中心为�榆泽，昆明是西南夷中势力强盛人数众多的族体，因而被称为“大种”。它是包括今彝语支诸民族的共同称谓。西汉后，昆明作为族称不再普遍使用，三国后，�在记载中不再出现。作为彝族先民族称，代之而行的是叟。叟与昆明属同一民族群体，为夷人的“小种”。三国魏晋时期，叟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夷系民族的族称，在有的地区，叟与昆明互用。《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计平之。”这里的叟，无疑是昆明的代名词。叟作为彝族先民的族称，在近代彝族中仍保留着，今彝族自称“诺苏”、“苏”即人之意，而“苏”即“叟”的对音。
五、徭族
南北朝时期，徭族从原“盘瓠之后”的集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民族集体，称之为“莫徭”。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张缵为湘州刺史，即在当地了解到了“莫徭”的情况。《南史》卷56《张缵传》说：“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张勒缵州务公平]，因此向化。”则徭族与苗族分开之后，集中分布区是在湘西偏南地带。他们仍然是住在山区，生产生活情况与苗族大致相同。
六、白族
白族与古氐羌族群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羌之别种也”。据考古发掘和史志记载表明，约在二千年前，�人先民已使用金属器，进入文明社会，农牧渔猎业已有一定的发展。秦汉时期，�人皆穿过今之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交界区域，沿线今云南昭通、会泽、东川，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已有�人散居，这说明是时�人活动之范围已扩展到今之黔西北边缘。可见，�人是属这一带白族的先民。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西北部地区的�人分布，北起播州即今之遵义地区，西北至彝族君长乌撒部统治区即今之威宁、赫章，西南抵达播勒、于矢部所辖之地即今之安顺、关岭、罗甸、兴仁、普安和盘县等地，可见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有资料显示，当时白族大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坝、集市和经济文化发达的交通要冲，已发展成为贵州西部地区的先进民族之一。是时，贵州白族的分布面基本定型，但在其居住范围内，仍然进行着自然和人为的纵横交错的迁移。
总之，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今乌江流域境内原来居住的濮人势力日渐衰落，苗族先民从湘鄂渝黔地区逐步迁入今黔东一带；彝族先民逐步从滇东北迁入今黔西一带；于是，濮人就被压缩到今黔中到黔北的狭长地带。这便基本上形成了今天乌江流域境内各族分布的基本状况。
§§第五章 唐宋时期乌江流域主要民族
一、僚族
僚族在乌江流域的主要聚居区是��郡。东晋时期，��郡内比较落后的一部分僚族人口，向北迁移入蜀川，造成僚族分布面的扩大。这是此时间僚族分布情况的大变化。《水经・漾水注》说：“李势之时，僚自��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又《华阳国志・李志》说：“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李）寿卒，李）势立……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郡）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
北上入蜀的这部分僚族，是��郡一带较为落后的部分。��郡内有一部分汉族移民的“大姓”，在东晋以后，与当地僚族中的先进部分融合了。只有落后的部落才易于成群地迁移流动。直到南北朝时期，这些僚族人口仍旧散居在自汉中达于邛�的川硐之间。《魏书》卷101《僚传》说：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硐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
以上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公元4世纪中叶的东晋时期自��北上入蜀的僚族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由于他们进入了汉族的主要聚居区，汉族对他们有更详细的了解，如《魏书》中就作出了反映。可以肯定，他们原来居住在��郡之时即如此。那么，仍然留在��郡内，乃至在西南地区其他地方很大一部分僚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亦即如此。他们是一群处在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群体。奴隶制度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但却带有更多原始社会的痕迹。其经济文化生活的特点是：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死者竖棺而埋之；嗜犬；有铜鼓。这些经济文化生活特征，以后都分别在壮、傣、布依、仡佬等族中保留了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壮、布依、仡佬等族的祖先仍然一概被称之为“僚”，还没有分化为单一民族。
二、苗族
魏、晋以后，苗族人口繁衍分布区域较之汉代有所扩大。即以汉代的武陵郡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南史》卷79《荆、雍州蛮传》载：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宋时因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孝武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来，屡为人患。”
南朝宋、齐时期的荆州和雍州之地，相当于今湖南省慈利县以北，河南省南阳以南，重庆市万州区以东，湖北省枣阳市、荆州以西之地。而武陵郡属郢州，武陵郡的区域范围与汉代大致相当，即今渝、黔、湘、鄂四省紧相连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湘西黔东连接地带。南朝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统治苗族，说明当时荆州和雍州的苗族人口不少。而这一带苗族的大部分，都是三国以后从武陵郡内迁来的。至于仍然居住在武陵郡内的苗氏则又主要集中在五溪流域地带，即今沅江中、上游的五条支流周围，贵州省黄平县以东，湖南省沅陵县以西一带。至南北朝时期，苗族人口较之两汉时期是增多了，居住区域范围是扩大了，但和汉代一样，他们仍然主要是住在山区。就西南地区而言，在此阶段内，他们仍然只散及在乌江中游的贵州东部，尚未曾深入到乌江上游地带。
三、土家族
（一）土家族的演变
三国时，史书将五溪地区的居民统称为“五溪蛮”，其中就包括有土家族先民。晋朝时期，以《华阳国志》为代表，记述了巴人的先民，其中为廪君后裔的有、夷�、白虎复夷、板�蛮等。其后的《宋书》却把巴人后裔纳入了“盘瓠之后”。在《南齐书》中，又出现有“武溪酉阳蛮田思飘冠抄”，“湘川蛮陈双，李答……”等记载，将这一带的土家族先民称为“武陵酉溪蛮”、“湘川蛮”等。《周书》中，沿用了《南齐书》的称谓，称为“酉溪蛮”。《北史》，对土家族先民的记载较为具体。载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称王侯。屯据山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该传还列有田乌渡、田弘等首领人物的活动。《隋书》则载称蛮和“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事实上，这里的族也就是土家族先民的一支。
（二）巴渝舞的演变
最原始的巴渝舞是一种内容不充实而艺术性较差的民间低级歌舞。汪宁生先生曾对巴人随武王伐纣时“歌舞以凌殷人”的巴渝舞解释时认为：巴人“歌舞以凌”的所谓“歌”，就是高唱战歌或大声吼叫；所谓“舞”，不过是临阵时有人在前挥舞武器作出一种惊吓性动作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摹拟学习次数的不断增加，巴渝舞逐渐成为了一种具有战斗特点的民间舞蹈艺术，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一是曲名的演变和歌词。汉乐府中的“巴渝舞”经文人、乐师的篡改、加工和润色，舞曲共有四章，即《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在古代文献中均是有曲名而无辞）
据《晋书・乐志》中记载巴渝舞曲名的演变也可证明巴渝舞为古代的武舞：“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向巴俞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俞新福歌曲》、《弩俞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
魏王粲《俞儿舞歌》四篇，其中《矛俞新福歌》词为：“汉初建国家，匡九州。蛮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备武乐修。宴我宾师，敬用御天，永乐无忧。子孙受百福，常与松乔游。蒸庶德，莫不咸欢柔。”《弩俞新福歌》词为：“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绥我武烈，笃我淳仁。自东自西，莫不来宾。”《安台新福歌》词为：“我功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抚民黎。荷天宠，延寿尸。千载莫我违。”《行辞新福歌》词为：“神武用师士素厉。仁恩广覆，猛节横逝。自古立功，莫我宏大。桓桓征四国，爰及海裔。汉国保长庆，垂祚延万世。”
二是巴渝舞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巴渝舞是一种武舞。古代汉族的传统舞蹈，大体可分为武舞和文舞两种，合称“万舞”。在《诗经》中，经常有“万舞”一词出现，如：《诗・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诗・鲁颂・宫》：“万舞洋洋，孝孙有庆。”《诗・商颂・那》：“庸鼓有�，万舞有奕。”按《集传》的解释：“万者，舞之总名。武用干戚，文用羽�。”《毛诗》也说：“以干、羽为万舞”。一言以蔽之，武舞表演时手执干戚（即戈、盾牌之类的器械）文舞表演时手执羽毛或笙簧类乐器。为何人们将巴渝舞当做武舞呢？这主要是从古代巴人表演时手执道具来确定的。这主要是从曲名中的“矛”、“弩”等词，与兵器有关。魏晋之时改名为“昭武舞”、“宣武舞”，这些名称也与战争、武功等紧密相联，均说明巴渝舞为古代的武舞。
当然，杨铭先生在《巴渝舞曲名和性质新探》一文中认为，巴渝舞是一种祭祀性舞蹈。《安台本歌曲》其原意就应为《安设祭坛之渝本歌曲》。其根据是：土家族所称的“堂”，实际含意是“祭坛”，“安台”即“安设祭坛”。如直接反映渊源关系的土家族《梯玛歌》一书的编者在解释“安正堂”说：“正堂，亦称正月堂。”另外从巴渝舞以“矛舞”、“弩舞”表现征战场面，继之以“安台”告慰祖先和神灵等内容来看，它也带有祭祀的性质。再次，从巴渝舞在表演时须披甲戴盔执盾等装饰看，也具有祭祀性质。
巴渝舞是一种集体性舞蹈。根据古代文献资料记载，巴渝舞多数为集体舞蹈。周武王伐纣之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汉高祖“克平三秦”之时，巴师“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最能说明这一性质的莫过于西汉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参加表演巴渝舞者，多至千人、万人，使山陵震动，河谷荡波，这是何等雄壮、动人的场面；另外从仅“巴俞鼓员，三十六人”中也可佐证表演巴渝舞时是人数极其众多的集体舞蹈。
三是巴渝舞的内容。从《隋书・音乐志》中“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的记载来看，“巴渝舞的曲型动作之一是众舞员手执兵器而舞”。从王粲所制的《矛俞新福歌》、《弩俞新福歌》的题目看，“矛”字是“持矛”之意，“弩”字是“安弩”之意，这显然是与战争场面中的持矛、射弩等内容有关。再从王粲的《弩俞新福歌》歌词“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中也能体会到，它所表现的是征战场面中的安弩、发射等一系列动作。在王粲的《安台新福歌》中有“我功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等句，显然反映的是“王师凯旋、高台宴会”等内容；又从“行辞以述魏德”来看，它又是庆功宴饮时必不可少的“祝辞”，再结合“安台”一词，这明显带有“祭祖”成分。
四是巴渝舞的形式。在穿戴装饰方面，因巴渝舞所表演的内容大多与征战有关，故“一般要披甲执盾”，“且舞者须唱巴歌，其舞姿多为征战中的击杀劈刺动作”，其表演时间“多在战斗之前”；巴渝舞后来成为宫廷礼仪舞蹈之后，它主要“用来在宫廷宴会上表现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功德”，“表演时，舞者身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人古老战歌，乐舞交作，边歌边舞”。在演唱方面，巴渝歌舞在汉代宫廷中得以大盛，可谓倾倒朝野，其舞“抗修袖以翳面”，其曲“展清声而长歌”，左思在《三都赋・魏都赋》中的“明而耀歌”之句，李善注曰：“耀，讴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曰：‘巴人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舞。’”可见，巴渝舞在演唱方面的突出特色是相引牵连手，叫啸歌号。在伴奏乐器方面，巴渝舞的主要伴奏乐器是鼓，辅以铜锣。《汉书・礼乐志》记载“巴俞鼓员，三十六人”；《盐铁论・刺权》中说：贵人之家，“中山索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东汉张衡记载表演巴渝舞时“盘鼓焕以骈罗”，这些均可佐证。巴渝舞伴奏的鼓叫“巴象鼓”，又名“八仙鼓”。歌舞时，均是随鼓锣而起，踊跃呼号。古代巴人就是利用这种歌舞形式，团结部族鼓舞斗志，平时“出入相友，守望相辅”，一旦外敌入侵，便举族执戈以卫社稷。
四、彝族
乌江流域彝族的来源，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始祖名希母遮，也原率领部众居住在“牦牛徼外”的“邛之卤”，即今四川汉源一带。三十一世传至渎母吾，迁至泸阴之山，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秦汉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叟”和“�”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明当时主要分布在东起滇池一带，西至澜沧江流域的广泛地区，其聚居中心为�榆泽，昆明是西南夷中势力强盛人数众多的族体，因而被称为“大种”。它是包括今彝语支诸民族的共同称谓。西汉后，昆明作为族称不再普遍使用，三国后，�在记载中不再出现。作为彝族先民族称，代之而行的是叟。叟与昆明属同一民族群体，为夷人的“小种”。三国魏晋时期，叟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夷系民族的族称，在有的地区，叟与昆明互用。《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计平之。”这里的叟，无疑是昆明的代名词。叟作为彝族先民的族称，在近代彝族中仍保留着，今彝族自称“诺苏”、“苏”即人之意，而“苏”即“叟”的对音。
五、徭族
南北朝时期，徭族从原“盘瓠之后”的集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民族集体，称之为“莫徭”。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张缵为湘州刺史，即在当地了解到了“莫徭”的情况。《南史》卷56《张缵传》说：“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张勒缵州务公平]，因此向化。”则徭族与苗族分开之后，集中分布区是在湘西偏南地带。他们仍然是住在山区，生产生活情况与苗族大致相同。
六、白族
白族与古氐羌族群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羌之别种也”。据考古发掘和史志记载表明，约在二千年前，�人先民已使用金属器，进入文明社会，农牧渔猎业已有一定的发展。秦汉时期，�人皆穿过今之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交界区域，沿线今云南昭通、会泽、东川，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已有�人散居，这说明是时�人活动之范围已扩展到今之黔西北边缘。可见，�人是属这一带白族的先民。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西北部地区的�人分布，北起播州即今之遵义地区，西北至彝族君长乌撒部统治区即今之威宁、赫章，西南抵达播勒、于矢部所辖之地即今之安顺、关岭、罗甸、兴仁、普安和盘县等地，可见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有资料显示，当时白族大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坝、集市和经济文化发达的交通要冲，已发展成为贵州西部地区的先进民族之一。是时，贵州白族的分布面基本定型，但在其居住范围内，仍然进行着自然和人为的纵横交错的迁移。
总之，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今乌江流域境内原来居住的濮人势力日渐衰落，苗族先民从湘鄂渝黔地区逐步迁入今黔东一带；彝族先民逐步从滇东北迁入今黔西一带；于是，濮人就被压缩到今黔中到黔北的狭长地带。这便基本上形成了今天乌江流域境内各族分布的基本状况。
§§第五章 唐宋时期乌江流域主要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