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朝对乌江流域的经营与民族政策
一、蜀汉对乌江流域的经营
蜀汉时期统治乌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基本策略，是重在安抚和笼络。蜀汉先后任命一些大姓和夷帅为南中诸郡的官吏，见于《华阳国志》记载者有如：建伶令爨习，��郡丞朱褒。大姓、夷帅若有反叛，一般也从宽处理，甚至多方迁就，绝不轻易用兵。例如：朱提郡大姓朱褒攻杀益州巡行官吏常房，诸葛亮诛杀常房诸子，徙常房四弟于越锚地区，目的是“欲以安之”。蜀汉的上述做法，是在对南中统治尚未巩固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策，属不得已而为之。诸葛亮率众南征，平定了南中地区大姓和夷帅的反叛，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力量，为蜀汉在南中地区建立稳定的统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南征结束以后，诸葛亮认真听取属下的意见并经过周密的考虑，制定了统治南中比较系统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一）为实现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注意在南中诸族中揽收人心，依法而治，并采取镇抚兼用的统治方法
诸葛亮是一位比较清醒而务实的封建政治家，他把平定南中与北伐中原进而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相联系。安定南中以稳定后方，并从南中汲取北进所需的物资和兵源，是诸葛亮南中治策基本的出发点。为平息反叛并使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做到长治久安，必须使反叛者心服认输，承认蜀汉的力量和权威，否则如马谡所说：“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因此，诸葛亮赞同马谡“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建议，并对反叛大姓和夷帅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务使其彻底心服。平叛之后，诸葛亮又施行了一系列重在安抚和立法施治的措施。在诸葛亮南征以后统治南中的官吏，大都能领会诸葛亮的意图并遵循其制定的政策。例如，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降都督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为人宽济有度量”，“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如果背离诸葛亮既定的政策对南中诸族一味镇压，势必造成南中政局的动荡。可以说，蜀汉对南中诸族镇抚兼用依法治理的做法，是在南征以后蜀汉全面统治南中地区的38年间，南中政局基本上能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从长远目标出发，对南中诸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并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对南中诸族喻之以理与依法治理，同时注意保持这一政策的连续性，制定和施行了这一策略，也正是诸葛亮统治南中超迈前人之处。
当然，蜀汉在南中地区比较成功的统治，仍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南征时诸葛亮对敌人先施以军事打击，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才对孟获进行“七擒七纵”。南征取得胜利以后，镇守南中地区的官吏和军将，对出现的反叛通常也是先诉诸武力，再视情况来决定是否招降。可以说，根据具体情况镇压与抚绥相兼，两者交替使用，是南征以后蜀汉在南中治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二）对南中地区的各派政治势力，蜀汉根据其对自己的态度和力量强弱的程度，而予以区别对待
于对立面和盟友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是诸葛亮一贯的策略思想。南中平定以后，诸葛亮在对南中各派势力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不同的治策。对拥护蜀汉的大姓，诸葛亮总的方针是积极扶植，增强其经济实力，提高其社会地位，吸收他们参加蜀汉政权的统治。对坚决拥蜀的大姓和“夷帅”，诸葛亮委以重任。而对孟获等叛而后降的大姓，诸葛亮亦委之以官，但调离南中至成都任职，与坚决拥蜀大姓和“夷帅”相比，受信任的程度要低得多。诸葛亮在迁南中“劲卒青羌”（叟族）万余家入蜀为军的同时，又分青羌羸弱者配焦、雍、娄、爨、孟、量、毛、李诸大姓为部曲，并设五部都尉对之进行训练，战时随军出征。又“劝令”大姓出金帛聘“恶夷”为家部曲，得部曲多者许其“世袭官”。自此以后，大姓活动地区的夷族“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诸葛亮说服或命令大姓吸收夷人为部曲，对大姓经济实力的壮大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大姓力量的增强，与蜀汉借助大姓来统治南中的设想是合拍的。少数民族充当大姓的部曲，其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奴隶制改变为封建领主制，对郡县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由记载观之，诸葛亮对大姓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南征结束到曹魏并蜀的38年间，南中地区的大姓没有发动过较大的起事。对主要居住在山区的叟和昆明诸族，诸葛亮认为其“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官府很难约束，因此，蜀汉对叟和昆明一类的山地民族，实行重在防范和分化瓦解的政策。对归顺的夷王和叟帅，蜀汉沿用秦汉以来的羁縻之策封其为王、侯、邑侯和邑长。诸葛亮还颁给南中诸夷绘有示意图案的“图谱”，形象地告诉他们官府与天地、日月、君长一样应受崇敬和服从，郡县官吏在巡视夷族居住地区时，夷人有牵牛负酒迎接并进献金宝的义务。对归顺朝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还发给“瑞锦铁券”，令其在蜀汉刺史、校尉巡至其地时呈上，表示自己为恭顺良民。南中诸夷对蜀汉赐予的“图谱”和“瑞锦铁券”，也十分珍视看重。对出现的反叛，蜀汉的做法是迅速镇压，有时把反叛者的首领迁往其他地方安置。《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说：诸葛亮南征归蜀后南夷复叛，李恢平定反叛后“徙其豪帅于成都”。
（三）在南中地区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同时征收赋税和汲取兵力
南征以后，在官府的组织下参加屯田生产，这不仅有利于南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加强边疆与云南腹地各民族居民间的联系，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蜀汉积极的经营下，南中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蜀汉广泛收取赋税以供军需。《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言：南征以后，“蜀汉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诸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从此类记载来看，蜀汉在南中地区收纳的物资，主要有金银、牛马，以及盐、布、丹漆等3大类，收赋的对象既有大姓，也有濮、叟和昆明等少数民族。而且纳赋的性质，已不是封建王朝向边疆民族象征性少量征收的贡赋，实质上是经济剥削，即为增加蜀汉军储和国库收入正式征收的“官赋”。
二、吴国对乌江流域民族的策略
因为三国争战的需要，亦为了稳定后方，吴国统治时期对境内乌江流域少数民采取了以征伐为主，辅以安抚的统治策略。
（一）注重征伐，招降少数民族，以解兵源与生产之需
分布在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带沅水上游的武陵蛮，吴国时期曾多次遭到讨伐，例如《三国志・吴书》载：建安中“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孙权以黄盖为武陵郡太守，“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黄龙三年（231年）吕岱屯军长沙，“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浚共讨定之”。永安六年（263年）武陵太守钟离牧率兵讨伐武陵蛮，“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千余级”。吴国将征伐俘获的少数民族，“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让他们参与军队和种植作物，来弥补军队开销。如，建安中，陆逊征“山寇”后，“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三国志・陆逊传》。《三国志・吴书》卷55载凌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恩威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得精兵万余人”。
（二）分封酋领，进行拉拢
吴国为了拉拢少数民族首领，稳定国内局势，减少少数民族的反抗，集中力量对付外敌。采取了分封、拉拢的政策。如保留“夷王”、“侯”、“君长”的称号。《三国志・吴书》卷55载：建安中，武陵郡“蛮夷反乱，攻守城以邑，乃以盖领太守”，黄盖“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同一年“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
三、两晋南朝对乌江流域民族的治理
（一）西晋时期
西晋王朝除了继承以前朝代实行的羁縻、怀柔政策外，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定政策。
首先是“征收”和“役使”。总体说来，这种征收较之汉族内地还是比较少的，如，《晋书・食货志》说：“及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其内容是：“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这就是说在一个成丁男子（十六岁以上）为户主的家庭里，每年要缴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没有丁男，而以妇女或次丁男（十三至十五或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主的家庭，按丁男之户减半交纳。少数民族每户缴布一匹，边远地区可只缴一丈。而所谓“役使”则是将少数民族征发为兵，以巩固王权、补充兵员，同时满足贵族豪强对奴隶和劳动力的需要。
其次是设置军事机构，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如泰康三年（282年）设置南夷校尉，《华阳国志・大同志》载：罢宁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并且将��、越�、朱提三郡划出，由新建的南夷府统辖。又如设置蛮夷中郎将，管理西南部地区的众多民族事务，设置护蛮夷中郎将，其中郎将者“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泰始九年（273年）王戎为“荆州刺史、杨烈将军，领南蛮校尉”，管制的蛮夷有山越、湘州蛮、武陵蛮夷等。
（二）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南朝时期，今乌江流域在军事上分属南蛮校尉、平蛮校尉、镇蛮校尉和三巴校尉管辖。在行政上，设置了一系列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南朝最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都是一些规模小、人口少的小郡县，它是以各族氏族部落的居住地域来建立的，由于氏族部落经济文化落后，又时常迁徙，故郡县设置很不稳定，变化也比较频繁，是故南朝所设立之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具体地域尚待考证。南朝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是秦汉时期设置的“道”和唐宋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县、洞”的一个过渡阶段，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左郡左县隶属于州，《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等相关志书的记载，涉及到乌江流域的州有荆、湘、雍、郢、司等五州。对此《南齐书》卷58载：“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阳蛮梅虫生为高山侯，田治生为威山侯，梅加羊为�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蛮封应在解例，参议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袭，事炳前叶。今宸历改物，旧册勺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须绳总，恩命升赞，有异常品。谓宜存名以训殊俗。’诏：‘特留。’以治生为辅国将军、虎贲中郎，转建宁郡太守，将军、侯如故。”如对现鄂、渝边区的“夷”人首领，东晋王朝赐以王、侯、将军名号。史载：“晋太兴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以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宗头其后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静之。”
东晋南朝为了巩固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不仅封赐民族酋领的爵位，而且还维护民族酋领的王位传袭。如齐高帝时，武陵酉溪蛮王位被篡夺，豫章文献王嶷，史载：“酉溪蛮王田头疑死，其弟娄侯篡立，头疑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亦归附。嶷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南史・齐高帝诸子列传上》。
东晋、南朝政权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故还大量从少数民族中迁徙人口，迁往较富庶地区，以为营户。如东晋初，益州李氏，由于战乱，人力、物力匮乏，从��郡迁徙了大量僚人，《益州记》载：“晋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寿从��引僚入蜀。李雄时，常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役旁郡户三丁以上以实成都。又徙��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自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旁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税，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又如南朝时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
蜀汉时期统治乌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基本策略，是重在安抚和笼络。蜀汉先后任命一些大姓和夷帅为南中诸郡的官吏，见于《华阳国志》记载者有如：建伶令爨习，��郡丞朱褒。大姓、夷帅若有反叛，一般也从宽处理，甚至多方迁就，绝不轻易用兵。例如：朱提郡大姓朱褒攻杀益州巡行官吏常房，诸葛亮诛杀常房诸子，徙常房四弟于越锚地区，目的是“欲以安之”。蜀汉的上述做法，是在对南中统治尚未巩固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策，属不得已而为之。诸葛亮率众南征，平定了南中地区大姓和夷帅的反叛，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力量，为蜀汉在南中地区建立稳定的统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南征结束以后，诸葛亮认真听取属下的意见并经过周密的考虑，制定了统治南中比较系统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一）为实现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注意在南中诸族中揽收人心，依法而治，并采取镇抚兼用的统治方法
诸葛亮是一位比较清醒而务实的封建政治家，他把平定南中与北伐中原进而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相联系。安定南中以稳定后方，并从南中汲取北进所需的物资和兵源，是诸葛亮南中治策基本的出发点。为平息反叛并使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做到长治久安，必须使反叛者心服认输，承认蜀汉的力量和权威，否则如马谡所说：“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因此，诸葛亮赞同马谡“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建议，并对反叛大姓和夷帅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务使其彻底心服。平叛之后，诸葛亮又施行了一系列重在安抚和立法施治的措施。在诸葛亮南征以后统治南中的官吏，大都能领会诸葛亮的意图并遵循其制定的政策。例如，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降都督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为人宽济有度量”，“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如果背离诸葛亮既定的政策对南中诸族一味镇压，势必造成南中政局的动荡。可以说，蜀汉对南中诸族镇抚兼用依法治理的做法，是在南征以后蜀汉全面统治南中地区的38年间，南中政局基本上能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从长远目标出发，对南中诸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并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对南中诸族喻之以理与依法治理，同时注意保持这一政策的连续性，制定和施行了这一策略，也正是诸葛亮统治南中超迈前人之处。
当然，蜀汉在南中地区比较成功的统治，仍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南征时诸葛亮对敌人先施以军事打击，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才对孟获进行“七擒七纵”。南征取得胜利以后，镇守南中地区的官吏和军将，对出现的反叛通常也是先诉诸武力，再视情况来决定是否招降。可以说，根据具体情况镇压与抚绥相兼，两者交替使用，是南征以后蜀汉在南中治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二）对南中地区的各派政治势力，蜀汉根据其对自己的态度和力量强弱的程度，而予以区别对待
于对立面和盟友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是诸葛亮一贯的策略思想。南中平定以后，诸葛亮在对南中各派势力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不同的治策。对拥护蜀汉的大姓，诸葛亮总的方针是积极扶植，增强其经济实力，提高其社会地位，吸收他们参加蜀汉政权的统治。对坚决拥蜀的大姓和“夷帅”，诸葛亮委以重任。而对孟获等叛而后降的大姓，诸葛亮亦委之以官，但调离南中至成都任职，与坚决拥蜀大姓和“夷帅”相比，受信任的程度要低得多。诸葛亮在迁南中“劲卒青羌”（叟族）万余家入蜀为军的同时，又分青羌羸弱者配焦、雍、娄、爨、孟、量、毛、李诸大姓为部曲，并设五部都尉对之进行训练，战时随军出征。又“劝令”大姓出金帛聘“恶夷”为家部曲，得部曲多者许其“世袭官”。自此以后，大姓活动地区的夷族“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诸葛亮说服或命令大姓吸收夷人为部曲，对大姓经济实力的壮大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大姓力量的增强，与蜀汉借助大姓来统治南中的设想是合拍的。少数民族充当大姓的部曲，其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奴隶制改变为封建领主制，对郡县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由记载观之，诸葛亮对大姓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南征结束到曹魏并蜀的38年间，南中地区的大姓没有发动过较大的起事。对主要居住在山区的叟和昆明诸族，诸葛亮认为其“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官府很难约束，因此，蜀汉对叟和昆明一类的山地民族，实行重在防范和分化瓦解的政策。对归顺的夷王和叟帅，蜀汉沿用秦汉以来的羁縻之策封其为王、侯、邑侯和邑长。诸葛亮还颁给南中诸夷绘有示意图案的“图谱”，形象地告诉他们官府与天地、日月、君长一样应受崇敬和服从，郡县官吏在巡视夷族居住地区时，夷人有牵牛负酒迎接并进献金宝的义务。对归顺朝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还发给“瑞锦铁券”，令其在蜀汉刺史、校尉巡至其地时呈上，表示自己为恭顺良民。南中诸夷对蜀汉赐予的“图谱”和“瑞锦铁券”，也十分珍视看重。对出现的反叛，蜀汉的做法是迅速镇压，有时把反叛者的首领迁往其他地方安置。《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说：诸葛亮南征归蜀后南夷复叛，李恢平定反叛后“徙其豪帅于成都”。
（三）在南中地区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同时征收赋税和汲取兵力
南征以后，在官府的组织下参加屯田生产，这不仅有利于南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加强边疆与云南腹地各民族居民间的联系，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蜀汉积极的经营下，南中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蜀汉广泛收取赋税以供军需。《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言：南征以后，“蜀汉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诸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从此类记载来看，蜀汉在南中地区收纳的物资，主要有金银、牛马，以及盐、布、丹漆等3大类，收赋的对象既有大姓，也有濮、叟和昆明等少数民族。而且纳赋的性质，已不是封建王朝向边疆民族象征性少量征收的贡赋，实质上是经济剥削，即为增加蜀汉军储和国库收入正式征收的“官赋”。
二、吴国对乌江流域民族的策略
因为三国争战的需要，亦为了稳定后方，吴国统治时期对境内乌江流域少数民采取了以征伐为主，辅以安抚的统治策略。
（一）注重征伐，招降少数民族，以解兵源与生产之需
分布在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带沅水上游的武陵蛮，吴国时期曾多次遭到讨伐，例如《三国志・吴书》载：建安中“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孙权以黄盖为武陵郡太守，“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黄龙三年（231年）吕岱屯军长沙，“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浚共讨定之”。永安六年（263年）武陵太守钟离牧率兵讨伐武陵蛮，“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千余级”。吴国将征伐俘获的少数民族，“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让他们参与军队和种植作物，来弥补军队开销。如，建安中，陆逊征“山寇”后，“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三国志・陆逊传》。《三国志・吴书》卷55载凌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恩威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得精兵万余人”。
（二）分封酋领，进行拉拢
吴国为了拉拢少数民族首领，稳定国内局势，减少少数民族的反抗，集中力量对付外敌。采取了分封、拉拢的政策。如保留“夷王”、“侯”、“君长”的称号。《三国志・吴书》卷55载：建安中，武陵郡“蛮夷反乱，攻守城以邑，乃以盖领太守”，黄盖“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同一年“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
三、两晋南朝对乌江流域民族的治理
（一）西晋时期
西晋王朝除了继承以前朝代实行的羁縻、怀柔政策外，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定政策。
首先是“征收”和“役使”。总体说来，这种征收较之汉族内地还是比较少的，如，《晋书・食货志》说：“及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其内容是：“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这就是说在一个成丁男子（十六岁以上）为户主的家庭里，每年要缴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没有丁男，而以妇女或次丁男（十三至十五或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主的家庭，按丁男之户减半交纳。少数民族每户缴布一匹，边远地区可只缴一丈。而所谓“役使”则是将少数民族征发为兵，以巩固王权、补充兵员，同时满足贵族豪强对奴隶和劳动力的需要。
其次是设置军事机构，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如泰康三年（282年）设置南夷校尉，《华阳国志・大同志》载：罢宁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并且将��、越�、朱提三郡划出，由新建的南夷府统辖。又如设置蛮夷中郎将，管理西南部地区的众多民族事务，设置护蛮夷中郎将，其中郎将者“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泰始九年（273年）王戎为“荆州刺史、杨烈将军，领南蛮校尉”，管制的蛮夷有山越、湘州蛮、武陵蛮夷等。
（二）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南朝时期，今乌江流域在军事上分属南蛮校尉、平蛮校尉、镇蛮校尉和三巴校尉管辖。在行政上，设置了一系列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南朝最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都是一些规模小、人口少的小郡县，它是以各族氏族部落的居住地域来建立的，由于氏族部落经济文化落后，又时常迁徙，故郡县设置很不稳定，变化也比较频繁，是故南朝所设立之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具体地域尚待考证。南朝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是秦汉时期设置的“道”和唐宋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县、洞”的一个过渡阶段，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左郡左县隶属于州，《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等相关志书的记载，涉及到乌江流域的州有荆、湘、雍、郢、司等五州。对此《南齐书》卷58载：“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阳蛮梅虫生为高山侯，田治生为威山侯，梅加羊为�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蛮封应在解例，参议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袭，事炳前叶。今宸历改物，旧册勺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须绳总，恩命升赞，有异常品。谓宜存名以训殊俗。’诏：‘特留。’以治生为辅国将军、虎贲中郎，转建宁郡太守，将军、侯如故。”如对现鄂、渝边区的“夷”人首领，东晋王朝赐以王、侯、将军名号。史载：“晋太兴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以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宗头其后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静之。”
东晋南朝为了巩固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不仅封赐民族酋领的爵位，而且还维护民族酋领的王位传袭。如齐高帝时，武陵酉溪蛮王位被篡夺，豫章文献王嶷，史载：“酉溪蛮王田头疑死，其弟娄侯篡立，头疑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亦归附。嶷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南史・齐高帝诸子列传上》。
东晋、南朝政权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故还大量从少数民族中迁徙人口，迁往较富庶地区，以为营户。如东晋初，益州李氏，由于战乱，人力、物力匮乏，从��郡迁徙了大量僚人，《益州记》载：“晋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寿从��引僚入蜀。李雄时，常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役旁郡户三丁以上以实成都。又徙��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自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旁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税，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又如南朝时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