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乌江流域“大姓”、“夷帅”的发展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各民族地区，魏晋时期称为“南中”。当时的南中的范围，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川西南在内。也就是说，乌江中上游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南中。
蜀汉、魏、晋封建中央主要是通过“大姓”、“夷帅”们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大姓”、“夷帅”们的势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他们是某种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大姓”、“夷帅”势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的分化、组合与形成的过程。
一、“大姓”势力的发展
“大姓”开始作为一种地方势力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出现，是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间。《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载：“公孙述时（25-26年）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并加褒赏。”当时，“大姓”龙、傅、尹、董氏已经能够操纵��郡内的政治局面，可见其势力之大。整个东汉时期，是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大姓”势力逐渐发展的阶段。三国、两晋时期乃进一步上升和巩固。自蜀汉至东晋前期（221-344年前后）乌江流域的“大姓”的分布区域，主要是在朱提郡（今贵州省威宁、水城等地）��郡（今贵州省黄平县以东之地）等地均有数量不等的“大姓”。这些“大姓”中有的是落籍的汉人，有的是从“夷”族中的贵族分子转化而来。而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相互关系，却往往是“夷”、汉难分。
“大姓”与“部曲”间的关系，显然是一种封建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是“大姓”势力的基础，是“大姓”能够独霸一方的力量源泉。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扶持“大姓”，帮助他们进一步获得更多的“部曲”。其办法是：一是通过政治上的强制，把一些尚未曾依附于“大姓”的村社农民划归“大姓”们作“部曲”。二是通过经济上的引诱，使一些村社农民成为“大姓”们的“部曲”。《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以夷多刚狠不宾，诸葛亮）乃功今大姓富豪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亦世其官。于是，夷人分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这样，“大姓”们又把原来还不曾投靠他们的一些“夷”族村社农民沦为“部曲”。这些“部曲”都被世世代代地束缚在土地上，为“大姓”们所占有。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姓得世有部曲。”
自从诸葛亮平定南中，在南中的一些地方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乌江流域一些地方的封建“大姓”势力，便更为迅速地发展了起来，直到东晋前期，许多“大姓”分别支配着朱提（今云南昭通地区与贵州西部连接地带）的大部分地方，��郡（今贵州黄平以西至安顺、普定一带）平夷（今贵州遵义至毕节一带）等郡的一部分地方，形成奴隶制社会以前的各少数民族海洋中的封建性岛屿，而对整个乌江流域上游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却起着突出的影响作用。
二、“夷帅”势力的发展
“大姓”势力支配的范围，只是“夷”、汉杂居的一部分平坝区。而其他平坝区和山区，则全部是“夷”族的聚居区。这些地方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少，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各自保持着古老的民族传统。这些地方的社会发展状况不仅与“大姓”们统治的地区不同，而且不同区域之间的情况也不尽一致，这里有“夷帅”势力发展。
在朱提、平夷等郡以及��郡内的部分僚、濮族中，一方面是生产在不同程度上较之过去有一定的发展，也受到“大姓”统治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原始的部落界线尚未最终地被突破。本地区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就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势力发展了起来，稳定了下来，闭关自守，自成一个小集体。在这些小集体中，作为军事首长的“夷帅”，仍然是天然生长起来的贵族分子。他们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已能从本地区本民族人民中获得较多的牛、马、金、毡等，因而“力图渐渐地扩张他们的权势”，且已经有了自己牢固的统治基础。“夷帅”们已经拥有一部分奴隶人口，在某些地方甚至拥有较多的奴隶人口而有使奴隶制度发展健全起来的趋势，但最终这个奴隶主的势力还是趋于破灭，奴隶制度没有得到发展。“夷帅”们的统治区，多数都还不曾最终地跨入奴隶社会，这些地区带有不同程度的原始社会余痕，徘徊在奴隶社会的门限上。诸葛亮平定南中之时，对于这些“夷帅”的势力，是首先加以承认，颁发给他们“瑞锦铁券”，使其仍然统治原来的区域，按照原来的剥削方式向本民族人民征收金、银、牲畜等贡纳品上交给蜀汉官吏。由此，“夷帅”们便从其内部和外部（蜀汉封建中央）都取得了牢固的统治地位。直到西晋末年，这种“夷帅”的统治区域，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较为普遍。这是奴隶制度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必然现象。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当然就不可能出现统一的民族。
三、“蛮”姓民族的发展
《北史・蛮传》说：蛮“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中与今天的乌江下游民族关系较为密切的则有冉氏、向氏和田氏，其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潜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以下分别论之。
（一）向氏
向氏早年居住在清江流域。早在南北朝时已有清江之名，《水经・夷水注》就有“清江”一词。魏晋南北朝时期“蛮”系民族中的向氏，应该就是早期巴人中的相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先秦时的相氏，秦汉以后仍活动于巴人分布的区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明年，“单程等饥困乞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精夫”即军事首领之意，其率众所攻之“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市西。进入魏晋以后，这一地区频频出现向氏的活动而不见相氏，应该就是因为一些复杂的因素使后者转化成了前者。
据史籍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向氏，主要活动在长江三峡地区及其以南的渝、鄂、湘三省交界处，如酉阳蛮王向蚕，建平夷王向弘，建平蛮向光侯，巴建蛮向宗头，以及北周时信州蛮中的“蛮”帅向五子王等等。其中，南朝宋永明年间（483-493年）“建平夷王”向弘后裔向宗头聚众，与“黔阳蛮”首领田豆渠等联合反抗齐的控制。后来，廪君族后裔的向姓等向西迁移，进入今乌江下游地区，不仅在六朝后期进至信州（今奉节）且在宋以前已迁至涪州（治今涪陵，领有今涪陵、长寿、武隆一带）《舆地纪胜》卷174涪州风俗引《涪州图经》说：“其俗有夏、巴、蛮、夷；夏则中夏之人，巴则廪君之后，蛮则盘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这就是两汉之后，以向氏等为首的巴人后裔与汉人等各民族杂居互处的具体写照。
（二）田氏
从有关的历史记载看，自汉以来，田氏即为武陵蛮中大姓。有关田氏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就是巴子五姓中的�，此字的另一读音为潭，与《说文》谓“�，南方夷”中的“�”音近，实际上潭氏即是�族，习于水居，后以田为姓。王莽时，有五溪首领田强，强有子10人，勇猛超人。田强曾以其三子将5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应。东汉安帝时有武陵澧中蛮田山，刘宋时有武陵蛮王田僮，萧齐时有武陵酉溪蛮田思甄、酉溪蛮王田头拟。
南朝萧齐时，今乌江下游的武隆、彭水一带就有田姓蛮族活动。《南齐书・祥瑞志》记载：“建元元年（479年）十月，涪陵郡�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有声响澈若龙吟，求之积岁，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数里夜忽有双光，至明往，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于，�人以为神物奉祠之。”这里的古钟，也就是后来考古中屡屡发现的编钟，编钟与于的搭配，是古代巴人和后来的土家族分布区域内战国迄至汉代小型窖藏的一种定式，窖藏的主人应当属于巴人的范畴。
《南齐书・蛮传》载：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五千人为寇，巴东太守王图南遣府司马刘憎寿开道攻其寨，向宗头连夜烧寨撤退。乌江下游史有“黔水”之称，黔阳即今酉阳、彭水、黔江一带，此处所谓黔阳蛮，即今乌江下游的彭水、酉阳、秀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周书・李迁哲传》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迁哲随机出讨，杀获甚多，由是诸蛮畏威。”李迁哲其时镇守白帝城（今重庆奉节）由此可见，黔阳蛮的活动范围还包括长江三峡地区。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574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607年）又改为黔安郡，黔州范围包括今彭水、黔江、酉阳、秀山一带。这是田氏首次归顺中央王朝，因此，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说：“彭水之入周隋，实自田思鹤归化而始，其前后如田豆渠、田乌度、田都蛮（唐）田祖周、田罗驹等，并皆梁驾之才，《北史》所谓爱开间首领以冉氏、田氏、向氏世为主长是也。今此三姓唐以后半萃于思黔施酉等州，而佑恭者实黔阳田氏之裔。”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冉氏
冉氏是渝黔湘鄂四省边区的大姓之一，清代改土归流前，这一地区的冉姓土司除酉阳宣慰司外，还有大小土司10余名，皆出自酉阳冉氏。
乌江下游冉氏见于记载是南北朝时，《周书・蛮传》所载，冉氏与向氏、田氏在南北朝后进入乌江下游，屯据三峡。又据该传记载：北周武成至天和（559-566年）年间后冉令贤屯据水逻城。天和元年，随冉令贤在峡江地区起事的冉氏首领还有冉龙真父子、冉西黎、冉南王、冉承公、冉安西、冉三公、冉祖其、冉龙骧等人。他们“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在峡江地区坚持斗争，相继20年，最后才为北周所败。这一失败必然导致冉氏族人的流徙到今渝东南以及黔西北更大的范围。
唐武德三年（620年）开州（今重庆市开县、云阳）蛮，在冉肇则的统领下，攻陷通州（今四川达州）信州，为李孝恭等所击败。《酉阳州志》引《太平寰宇记》说，在今渝东南酉阳一带，“黄巢之乱，酉阳蛮叛，驸马冉人才征之有功，留守其地，五代时中国无主，冉氏遂据之”。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夔州蛮酋冉守忠在平息酉阳蛮响应王辟起义的战役中，除了从夔州带去以冉姓为主组成的士兵外，尚有部分唐末及五代时迁居在这一带的冉姓人氏参加。《酉阳州志・武功志》：“建炎三年（1129年）叛贼金头和尚流劫思南及涪渝等州县，门宣赞舍人冉守忠率酉阳诸寨僚夷助剿有功，授御前兵马使，仍命镇守酉阳，改寨为州，子孙世袭。”
四、乌江流域“大姓”和“夷帅”的反蜀活动
东汉末年，在今乌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汉族移民中的封建“大姓”和“夷”族中的贵族分子（“夷帅”）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之间或互相勾结，或互相对立排斥，造成了各地区地方势力的崛起。当时，内地汉族区为军阀们的势力分别割据，刘备据蜀后，继承了两汉时期以蜀郡为中心的益州对整个西南地区各郡县的统治权，其中包括原“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在内。刘备为了应付其他军阀势力对自己的进攻，并致力于巩固自己所得的主要根据地（今四川）对原“西南夷”地区的南中往往鞭长莫及。虽然对南中各郡县也照例派遣官吏前往统治，但派来的官吏却不可能有更大的实际支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南中的“大姓”、“夷帅”们，便配合当时全国范围内军阀割据的形势，公开地展开了据地自雄的活动。
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大姓”朱褒，则以��太守的身份把持了��郡。公元223年，刘备死，南中绝大部分的“大姓”和“夷帅”便以为蜀汉有内忧，无力南顾，公开分裂割据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郡的朱褒杀死了蜀汉派来巡视的常颀为乱，公开地进行反对蜀汉的叛乱活动。
乌江流域的“大姓”、“夷帅”造成了反对蜀汉的形势。他们像内地的军阀们那样，想达到独霸一方并扩大自己统治势力范围的目的。所不同者，只是内地的军阀们是在以汉族为主的地方互相争夺，而“大姓”、“夷帅”则是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方进行割据。
乌江流域“大姓”、“夷帅”的反蜀，涉及到了蜀汉的统治地位能否稳定的问题。作为替刘备筹谋划策以取巴蜀为根据地的诸葛亮，早在刘备尚未取得巴蜀为根据地之前，便在与刘备的“隆中对策”中，提出了据荆、益，连东吴，“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北伐曹魏以固中原的政策。而“南抚夷越”即稳定当时南中各民族地区，它是能够北伐曹魏以图中原的重要环节。
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春天，诸葛亮出动军队南征。关于南征的进军路线，《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别遣马忠伐��，李恢向益州。”在诸葛亮南征的“三路”之中，有两路与乌江流域有关，一路是马忠率领的队伍为东路，入��郡讨朱褒；一路是由驶平夷县（今贵州毕节县）的�降都督李恢（南中“大姓”，刘备入川时投蜀汉）率其部下入益州郡伐雍�。
大概是由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雍�被他的部曲所杀。孟获起代雍�为主帅之后，诸葛亮对孟获采取了“七擒七纵”的策略。诸葛亮对待孟获的办法，是一种既打又拉的手段，基本上是从既定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固巴蜀以北伐中原的战略出发。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是一种以争取团结南中地方“大姓”、“夷帅”的策略，是从解决当时蜀汉的主要矛盾（北伐中原）出发，同时也是解决南中地区的民族问题的政策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把南中地方的民族上层都争取了过来，成为蜀汉在南中地区进行统治的支持者，使蜀汉在南中的统治稳定了下来。
蜀汉、魏、晋封建中央主要是通过“大姓”、“夷帅”们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大姓”、“夷帅”们的势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他们是某种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大姓”、“夷帅”势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的分化、组合与形成的过程。
一、“大姓”势力的发展
“大姓”开始作为一种地方势力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出现，是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间。《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载：“公孙述时（25-26年）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并加褒赏。”当时，“大姓”龙、傅、尹、董氏已经能够操纵��郡内的政治局面，可见其势力之大。整个东汉时期，是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大姓”势力逐渐发展的阶段。三国、两晋时期乃进一步上升和巩固。自蜀汉至东晋前期（221-344年前后）乌江流域的“大姓”的分布区域，主要是在朱提郡（今贵州省威宁、水城等地）��郡（今贵州省黄平县以东之地）等地均有数量不等的“大姓”。这些“大姓”中有的是落籍的汉人，有的是从“夷”族中的贵族分子转化而来。而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相互关系，却往往是“夷”、汉难分。
“大姓”与“部曲”间的关系，显然是一种封建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是“大姓”势力的基础，是“大姓”能够独霸一方的力量源泉。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扶持“大姓”，帮助他们进一步获得更多的“部曲”。其办法是：一是通过政治上的强制，把一些尚未曾依附于“大姓”的村社农民划归“大姓”们作“部曲”。二是通过经济上的引诱，使一些村社农民成为“大姓”们的“部曲”。《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以夷多刚狠不宾，诸葛亮）乃功今大姓富豪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亦世其官。于是，夷人分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这样，“大姓”们又把原来还不曾投靠他们的一些“夷”族村社农民沦为“部曲”。这些“部曲”都被世世代代地束缚在土地上，为“大姓”们所占有。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姓得世有部曲。”
自从诸葛亮平定南中，在南中的一些地方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乌江流域一些地方的封建“大姓”势力，便更为迅速地发展了起来，直到东晋前期，许多“大姓”分别支配着朱提（今云南昭通地区与贵州西部连接地带）的大部分地方，��郡（今贵州黄平以西至安顺、普定一带）平夷（今贵州遵义至毕节一带）等郡的一部分地方，形成奴隶制社会以前的各少数民族海洋中的封建性岛屿，而对整个乌江流域上游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却起着突出的影响作用。
二、“夷帅”势力的发展
“大姓”势力支配的范围，只是“夷”、汉杂居的一部分平坝区。而其他平坝区和山区，则全部是“夷”族的聚居区。这些地方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少，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各自保持着古老的民族传统。这些地方的社会发展状况不仅与“大姓”们统治的地区不同，而且不同区域之间的情况也不尽一致，这里有“夷帅”势力发展。
在朱提、平夷等郡以及��郡内的部分僚、濮族中，一方面是生产在不同程度上较之过去有一定的发展，也受到“大姓”统治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原始的部落界线尚未最终地被突破。本地区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就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势力发展了起来，稳定了下来，闭关自守，自成一个小集体。在这些小集体中，作为军事首长的“夷帅”，仍然是天然生长起来的贵族分子。他们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已能从本地区本民族人民中获得较多的牛、马、金、毡等，因而“力图渐渐地扩张他们的权势”，且已经有了自己牢固的统治基础。“夷帅”们已经拥有一部分奴隶人口，在某些地方甚至拥有较多的奴隶人口而有使奴隶制度发展健全起来的趋势，但最终这个奴隶主的势力还是趋于破灭，奴隶制度没有得到发展。“夷帅”们的统治区，多数都还不曾最终地跨入奴隶社会，这些地区带有不同程度的原始社会余痕，徘徊在奴隶社会的门限上。诸葛亮平定南中之时，对于这些“夷帅”的势力，是首先加以承认，颁发给他们“瑞锦铁券”，使其仍然统治原来的区域，按照原来的剥削方式向本民族人民征收金、银、牲畜等贡纳品上交给蜀汉官吏。由此，“夷帅”们便从其内部和外部（蜀汉封建中央）都取得了牢固的统治地位。直到西晋末年，这种“夷帅”的统治区域，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较为普遍。这是奴隶制度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必然现象。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当然就不可能出现统一的民族。
三、“蛮”姓民族的发展
《北史・蛮传》说：蛮“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中与今天的乌江下游民族关系较为密切的则有冉氏、向氏和田氏，其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潜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以下分别论之。
（一）向氏
向氏早年居住在清江流域。早在南北朝时已有清江之名，《水经・夷水注》就有“清江”一词。魏晋南北朝时期“蛮”系民族中的向氏，应该就是早期巴人中的相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先秦时的相氏，秦汉以后仍活动于巴人分布的区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明年，“单程等饥困乞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精夫”即军事首领之意，其率众所攻之“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市西。进入魏晋以后，这一地区频频出现向氏的活动而不见相氏，应该就是因为一些复杂的因素使后者转化成了前者。
据史籍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向氏，主要活动在长江三峡地区及其以南的渝、鄂、湘三省交界处，如酉阳蛮王向蚕，建平夷王向弘，建平蛮向光侯，巴建蛮向宗头，以及北周时信州蛮中的“蛮”帅向五子王等等。其中，南朝宋永明年间（483-493年）“建平夷王”向弘后裔向宗头聚众，与“黔阳蛮”首领田豆渠等联合反抗齐的控制。后来，廪君族后裔的向姓等向西迁移，进入今乌江下游地区，不仅在六朝后期进至信州（今奉节）且在宋以前已迁至涪州（治今涪陵，领有今涪陵、长寿、武隆一带）《舆地纪胜》卷174涪州风俗引《涪州图经》说：“其俗有夏、巴、蛮、夷；夏则中夏之人，巴则廪君之后，蛮则盘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这就是两汉之后，以向氏等为首的巴人后裔与汉人等各民族杂居互处的具体写照。
（二）田氏
从有关的历史记载看，自汉以来，田氏即为武陵蛮中大姓。有关田氏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就是巴子五姓中的�，此字的另一读音为潭，与《说文》谓“�，南方夷”中的“�”音近，实际上潭氏即是�族，习于水居，后以田为姓。王莽时，有五溪首领田强，强有子10人，勇猛超人。田强曾以其三子将5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应。东汉安帝时有武陵澧中蛮田山，刘宋时有武陵蛮王田僮，萧齐时有武陵酉溪蛮田思甄、酉溪蛮王田头拟。
南朝萧齐时，今乌江下游的武隆、彭水一带就有田姓蛮族活动。《南齐书・祥瑞志》记载：“建元元年（479年）十月，涪陵郡�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有声响澈若龙吟，求之积岁，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数里夜忽有双光，至明往，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于，�人以为神物奉祠之。”这里的古钟，也就是后来考古中屡屡发现的编钟，编钟与于的搭配，是古代巴人和后来的土家族分布区域内战国迄至汉代小型窖藏的一种定式，窖藏的主人应当属于巴人的范畴。
《南齐书・蛮传》载：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五千人为寇，巴东太守王图南遣府司马刘憎寿开道攻其寨，向宗头连夜烧寨撤退。乌江下游史有“黔水”之称，黔阳即今酉阳、彭水、黔江一带，此处所谓黔阳蛮，即今乌江下游的彭水、酉阳、秀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周书・李迁哲传》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迁哲随机出讨，杀获甚多，由是诸蛮畏威。”李迁哲其时镇守白帝城（今重庆奉节）由此可见，黔阳蛮的活动范围还包括长江三峡地区。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574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607年）又改为黔安郡，黔州范围包括今彭水、黔江、酉阳、秀山一带。这是田氏首次归顺中央王朝，因此，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说：“彭水之入周隋，实自田思鹤归化而始，其前后如田豆渠、田乌度、田都蛮（唐）田祖周、田罗驹等，并皆梁驾之才，《北史》所谓爱开间首领以冉氏、田氏、向氏世为主长是也。今此三姓唐以后半萃于思黔施酉等州，而佑恭者实黔阳田氏之裔。”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冉氏
冉氏是渝黔湘鄂四省边区的大姓之一，清代改土归流前，这一地区的冉姓土司除酉阳宣慰司外，还有大小土司10余名，皆出自酉阳冉氏。
乌江下游冉氏见于记载是南北朝时，《周书・蛮传》所载，冉氏与向氏、田氏在南北朝后进入乌江下游，屯据三峡。又据该传记载：北周武成至天和（559-566年）年间后冉令贤屯据水逻城。天和元年，随冉令贤在峡江地区起事的冉氏首领还有冉龙真父子、冉西黎、冉南王、冉承公、冉安西、冉三公、冉祖其、冉龙骧等人。他们“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在峡江地区坚持斗争，相继20年，最后才为北周所败。这一失败必然导致冉氏族人的流徙到今渝东南以及黔西北更大的范围。
唐武德三年（620年）开州（今重庆市开县、云阳）蛮，在冉肇则的统领下，攻陷通州（今四川达州）信州，为李孝恭等所击败。《酉阳州志》引《太平寰宇记》说，在今渝东南酉阳一带，“黄巢之乱，酉阳蛮叛，驸马冉人才征之有功，留守其地，五代时中国无主，冉氏遂据之”。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夔州蛮酋冉守忠在平息酉阳蛮响应王辟起义的战役中，除了从夔州带去以冉姓为主组成的士兵外，尚有部分唐末及五代时迁居在这一带的冉姓人氏参加。《酉阳州志・武功志》：“建炎三年（1129年）叛贼金头和尚流劫思南及涪渝等州县，门宣赞舍人冉守忠率酉阳诸寨僚夷助剿有功，授御前兵马使，仍命镇守酉阳，改寨为州，子孙世袭。”
四、乌江流域“大姓”和“夷帅”的反蜀活动
东汉末年，在今乌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汉族移民中的封建“大姓”和“夷”族中的贵族分子（“夷帅”）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之间或互相勾结，或互相对立排斥，造成了各地区地方势力的崛起。当时，内地汉族区为军阀们的势力分别割据，刘备据蜀后，继承了两汉时期以蜀郡为中心的益州对整个西南地区各郡县的统治权，其中包括原“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在内。刘备为了应付其他军阀势力对自己的进攻，并致力于巩固自己所得的主要根据地（今四川）对原“西南夷”地区的南中往往鞭长莫及。虽然对南中各郡县也照例派遣官吏前往统治，但派来的官吏却不可能有更大的实际支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南中的“大姓”、“夷帅”们，便配合当时全国范围内军阀割据的形势，公开地展开了据地自雄的活动。
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大姓”朱褒，则以��太守的身份把持了��郡。公元223年，刘备死，南中绝大部分的“大姓”和“夷帅”便以为蜀汉有内忧，无力南顾，公开分裂割据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郡的朱褒杀死了蜀汉派来巡视的常颀为乱，公开地进行反对蜀汉的叛乱活动。
乌江流域的“大姓”、“夷帅”造成了反对蜀汉的形势。他们像内地的军阀们那样，想达到独霸一方并扩大自己统治势力范围的目的。所不同者，只是内地的军阀们是在以汉族为主的地方互相争夺，而“大姓”、“夷帅”则是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方进行割据。
乌江流域“大姓”、“夷帅”的反蜀，涉及到了蜀汉的统治地位能否稳定的问题。作为替刘备筹谋划策以取巴蜀为根据地的诸葛亮，早在刘备尚未取得巴蜀为根据地之前，便在与刘备的“隆中对策”中，提出了据荆、益，连东吴，“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北伐曹魏以固中原的政策。而“南抚夷越”即稳定当时南中各民族地区，它是能够北伐曹魏以图中原的重要环节。
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春天，诸葛亮出动军队南征。关于南征的进军路线，《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别遣马忠伐��，李恢向益州。”在诸葛亮南征的“三路”之中，有两路与乌江流域有关，一路是马忠率领的队伍为东路，入��郡讨朱褒；一路是由驶平夷县（今贵州毕节县）的�降都督李恢（南中“大姓”，刘备入川时投蜀汉）率其部下入益州郡伐雍�。
大概是由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雍�被他的部曲所杀。孟获起代雍�为主帅之后，诸葛亮对孟获采取了“七擒七纵”的策略。诸葛亮对待孟获的办法，是一种既打又拉的手段，基本上是从既定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固巴蜀以北伐中原的战略出发。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是一种以争取团结南中地方“大姓”、“夷帅”的策略，是从解决当时蜀汉的主要矛盾（北伐中原）出发，同时也是解决南中地区的民族问题的政策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把南中地方的民族上层都争取了过来，成为蜀汉在南中地区进行统治的支持者，使蜀汉在南中的统治稳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