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经济状况
一、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
巴族地区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土地区：“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产“桑蚕、麻蓖、鱼、盐、铜、铁、丹、漆、茶、蜜”。
殷商时期，巴族地区尚处于奴隶制的统治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经济以渔猎畜牧为主，《华阳国志・巴志》说巴人“其畜牧在沮（今涪陵）到春秋时期，巴国在邻国的影响下，经济生产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变，开始了农业生产”。《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
巴族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稻、黍和稷，对此《华阳国志》有明文记载：“有稻田，出御米”，对稷的记载则为一首民歌：“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除了黍和稷外，巴地还产燕麦，《蜀中广记》载：“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由此可见，当时巴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巴族地区农业落后的情况，直到唐代亦没有太大改观。
（二）矿业
巴地历来是我国最主要的产盐区之一，盐对巴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有学者曾提出过巴因盐而盛，而立国，后因失去产盐地而衰的论断任，巴族产盐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巴人早期就生活在“鱼盐所处所出”的清江地区，定居川东地区后，川东地区又是盛产盐的地方，彭水郁山就是一个盛产盐的地方。
除产盐业外，巴族最主要的矿产为丹砂。乌江流域丹砂资源极为丰富，唐代韦建在《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中说：“黔中者……其启土也大，其货殖也殷，有君之土舟，寡妇之丹穴。”而巴地之丹砂主要在涪陵、黔江、彭水等地，其中，涪陵的丹砂开采具有悠久历史，《华阳国志・巴志》曾经记载巴地的物产和特产，其中巴郡土贡有“丹”和“丹漆”；刘琳注引《续汉志》：“涪陵出丹”，引《蜀都赋》刘逵注：“涪陵、丹兴二县出丹砂。”晋人徐广注《史记》“丹穴”云：“涪陵出丹。”《图经》更明确地说：“丹砂出自符（涪）陵山谷中。”黔江的丹砂开采也是历史悠久，不仅丹砂开采盛极一时，而且更是以丹名县。关于黔江产丹，刘琳在对《华阳国志》作注时就引《蜀都赋》刘逵注说：“涪陵、丹兴二县出丹砂。”在东汉，因为黔江对丹砂的开采极为兴盛，并且开采量极大，并深深地影响到都市的行政建制，为此，专门设立了丹兴县，意即以丹而兴旺发达的县，成为黔江独立建县之始。巴人对丹砂的开采，不仅对乌江流域的矿冶开发，就是在中国古代的矿业开采中亦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说文解字》释丹砂曰：“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一象丹形。”越即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巴，即巴地、巴郡，包括有部分乌江流域。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昔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并由衷地赞道：“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也。”巴清不仅进行丹砂的开采，而且“用财自卫”，用钱养了一支军队，借以保护丹砂的开采和运输。可见丹砂的产业已经十分发达。
（三）手工业
巴族手工业情况，只能从现今的考古发掘中加以窥测一二。在金属工艺方面，在巴国时期，就已经达到了较为发达的水准，根据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的铜器测量，巴族在战国时代已经与中原先进地区无太大差异。巴族金属工艺展现最为集中的，当属编钟：编钟有十四件，尺寸大小递减，钟的舞、鼓、篆等部分均有精美的花纹，花纹凸起处，似由蟠畜纹变化而来，衬底为极纤细的旋涡纹、绳索纹，鼻钮的纹饰由三角形及旋涡两种纹饰组成。舞部为云雷纹，篆带有涡纹，篆下及两篆间各有涡纹钟乳凸起，每区三层九枚，其正、背两面四区计36枚，两鼓面作蟠畜纹。其中八个编钟的钲、于、铣部有错金纹饰。每件编钟的钮部均有插销，销面饰兽纹。其工艺与同期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比毫不逊色；陶器工艺也很熟练，已经掌握了轮制技术，陶土掺砂量的多少，可根据用途和器物大小不断变化。生产的陶器产品各式各样，已经能够满足日常需要；编织技术历史悠久，在巴县就曾发现船棺棺底有6棱孔眼的篾垫痕迹；巴县遗址曾有漆盒、漆盘、漆奁、漆梳的发现，有的精品还有铜品加以装饰，说明漆器工艺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纺织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准，在巴县船棺葬中，曾经发现麻布和绢的痕迹。此外，巴人所织之布，发展到秦汉，已经能够代替赋税。对此《文选・魏都赋》引《风俗通》载：“盘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布。廪君之巴氏出�布八尺，�亦也，故统谓之布。”酿酒工艺上，巴族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较高的酿酒技术，后世仍十分有名，《太平御览》引《郡国志》载：“南山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村酒。”《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为落牛滩……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外，由于巴地产优质米，故巴人生产的化妆粉亦有名，巴地之粉，为“堕林粉”，《华阳国志》载：“（江州）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
二、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
苗族群自先秦时期进入武陵山脉和贵州境后，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山地民族生活方式，长期过着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的生活，善于狩猎，并掌握了山地农耕的相关技术。《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说明秦汉时期武陵地区的苗民视以农耕为主，辅之以渔猎，但生产力较为低下，仍然实行的是“火耕水耨”的粗放式生产，对自然地理依赖较高。《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苗民“好入山壑，不乐平旷”，这说明由于拥有川泽山林之利，自然物产较为丰富，苗民已经逐渐适应了山区不断迁徙，“赶山吃饭”的生活。直到唐宋时期，苗瑶民族的这一经济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说：“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瑶，俗亦土著……皆焚山而耕，所钟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鱼蛇啖之。”《岭外代答・志蛮》说：“瑶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以木叶覆屋，种禾、黍、粟、豆、山芋，杂以为粮。截竹筒而饮，暇则猎山兽以续食。”
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中原文明的进入，部分苗瑶地区的生产力也得到了一定提高，1979年，在五溪地区中心地带、沅水中游的溆浦马田坪曾发掘出了大量战国至西汉的墓葬。其中战国墓中出土物品除陶器、铜器外，还有五件铁器，其中锄两件、剑一件、刀一件、铁削一件；在西汉墓中发掘出铁器五件，其中锄三件、斧一件。此外还发现陶井十五件，吊桶十五件。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武陵苗族地区农业生产力状况的发展。
秦汉时期，包括武陵郡、巴郡在内的“蛮夷”，都实行交纳布以作税收，即所谓“盘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布。廪君之巴氏出�布八尺，�亦也，故统谓之布”，这说明苗族地区除了农业生产和狩猎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纺织业。而溆浦马田坪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壶、盘、盆、钵、璧、鼎、灯等制作精美、雕刻精致的铜器和石器足以说明当时部分苗族的金属制作工艺和雕刻工艺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三、夜郎地区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
关于夜郎地区的社会经济，文献中有一定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以皆�结，耕田，有邑聚”，这说明夜郎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农耕社会。夜郎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稻谷，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贵州赫章可乐、云南曲靖珠街乡等与夜郎有关的汉代墓葬遗址中，发现有人工栽培的碳化古稻。在贵州普安铜鼓山的汉代少数民族文化遗址的陶土中，也发现夹有稻草的痕迹，这些都是夜郎种植稻谷的有力物证。除稻谷外，夜郎也还种植其他作物，在贵州赫章可乐汉代少数民族墓葬中，发现有大豆遗迹。《汉书・西南夷》也曾经有夜郎地区句町国曾一次向汉王朝军队“入粟千斛”，这说明豆、粟等作物的种植也已经相当普遍。
《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滇汉、句町、夜郎、叶榆、同师、旧堂侯王国以十计，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御。”这里反映的夜郎为一随畜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这至少说明在当时夜郎地区，生产方式多样，尚未形成统一的生产模式，地区发展也不平衡。对此《后汉书》也说：“��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桑蚕，故其郡最贫。”夜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表现在人口上，据《汉书・地理志》载蜀郡15县，人口120余万；巴郡11县，人口70余万；��郡17县，人口15余万；夜郎9县加犍为郡5县合计14县，人口39万余，平均人口每县只有2万8千。《华阳国志》云：“夜郎郡，夜郎国也，属县二千户。”
至于夜郎地区的耕作方式，大抵也未脱离粗放式农业的樊篱，如《史记・货殖列传》记“火耕而水耨”，《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记为“�山为田”，夜郎地区“�山为田”的耕作方法，云贵高原的一些地方到近现代还在使用。但不管如何，“火耕水耨”亦属锄耕农业，这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青铜农具、铁农具和木石农具也可以证明。
（二）养殖采集业
在近代的大量夜郎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家畜遗迹，如：贵州威宁中水区夜郎墓地出土有牛骨、牛牙；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有牛牙、马牙和猪骨；赫章可乐夜郎墓葬中有猪、牛、羊的遗迹；贵州黔西、清镇汉墓出土有陶制的狗、鸡、马、羊、兔等家畜、家禽的模型，这些都说明秦汉时期夜郎地区养殖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对于夜郎的畜产，文献也能寻得一丝线索，《汉书・西南夷传》曾谓夜郎中句町国在西汉成帝时曾以牛、羊慰劳军士；《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谓句町一带食用“牛酥酪”。在普安铜鼓山遗址发现有铜鱼叉、石弹丸、石网坠，以及大量螺壳，则是夜郎地区人民渔猎的见证。采集野生植物也是夜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补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夜郎�部“有野生薜，可食”，而在句町地区《南中志》载：“有桄榔木可以作面……人民资以为粮。”
（三）手工业
秦汉时代夜郎地区少数民族，基本上处于青铜时代，并已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在夜郎地区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按其用途可分为兵器（青铜剑、青铜钺、青铜矛、青铜戈、青铜斧、青铜削刀、青铜箭、青铜鱼叉、青铜弓、青铜弹丸）生活及丧葬用品（青铜棺、青铜鼓、青铜贮贝器、青铜柄木梳、青铜铃、青铜钟、青铜面具）饰物（青铜手镯、青铜扣饰、青铜发钗、青铜牌、青铜指环）这说明青铜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同时铁器在夜郎地区亦开始使用，据《汉书・地理志》统计，汉时犍为郡江阳、武阳有铁，南安有铁，其都在大夜郎范围内。《史记・货殖列传》云：“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此两条说明在汉时由于外来汉民的迁入，夜郎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奴隶制体制下的铁冶炼。同时，近代的一些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现今发掘的夜郎地区铁器包括铜柄铁剑、铜格铁剑、铁剑、铁斧、铁管、铁刀等。
在夜郎地区发现的陶器品种也十分丰富，有陶豆、陶罐、陶杯、陶瓶、陶斛、陶碗、陶杆、陶罐、陶纺轮、陶干阑、陶锅、陶臼等等数十种；玉石器生产种类和数量也较多，主要有绿松石饰、绿松石珠、玉珠、玉镯、玉管、玉饰、玉环、石珠、石刀、石凿、石斧、石弹丸等各种器物；另外，在赫章可乐还发掘出竹席一件，残长22厘米，宽1.6厘米，说明编制工艺已经比较成熟。
夜郎地区少数民族中有部分来自于百越族系，而百越民族在五六千年以前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故夜郎地区少数民族和越人一样，继承恩厚发展了越先民的纺织工艺，能够织造粗细各样的麻质布料。对此，《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载：“咸以三尺布角割作两。”另外在赫章可乐墓葬中出土有盛殓人骨的麻布残片，纺织用的纺轮，在前述普安铜鼓山、威宁、赫章等地都有发掘，铜鼓山发掘的纺轮数量多至45件，可以想见其时的纺织规模。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夜郎“无桑蚕”，可知，其产品大为麻质。
另外，夜郎地区在秦汉时期较为有名的还有丹砂和�酱，如《汉书・地理志》载：“谈指出丹。”《后汉书・郡国志》载：“夜郎出雌黄。”对�酱的记载则是“叙州府出�酱，史记�酱即此，俱出戎州各属，今无。”汉时�酱还曾远销南越。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江流域主要民族
（一）农业
巴族地区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土地区：“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产“桑蚕、麻蓖、鱼、盐、铜、铁、丹、漆、茶、蜜”。
殷商时期，巴族地区尚处于奴隶制的统治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经济以渔猎畜牧为主，《华阳国志・巴志》说巴人“其畜牧在沮（今涪陵）到春秋时期，巴国在邻国的影响下，经济生产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变，开始了农业生产”。《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
巴族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稻、黍和稷，对此《华阳国志》有明文记载：“有稻田，出御米”，对稷的记载则为一首民歌：“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除了黍和稷外，巴地还产燕麦，《蜀中广记》载：“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由此可见，当时巴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巴族地区农业落后的情况，直到唐代亦没有太大改观。
（二）矿业
巴地历来是我国最主要的产盐区之一，盐对巴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有学者曾提出过巴因盐而盛，而立国，后因失去产盐地而衰的论断任，巴族产盐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巴人早期就生活在“鱼盐所处所出”的清江地区，定居川东地区后，川东地区又是盛产盐的地方，彭水郁山就是一个盛产盐的地方。
除产盐业外，巴族最主要的矿产为丹砂。乌江流域丹砂资源极为丰富，唐代韦建在《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中说：“黔中者……其启土也大，其货殖也殷，有君之土舟，寡妇之丹穴。”而巴地之丹砂主要在涪陵、黔江、彭水等地，其中，涪陵的丹砂开采具有悠久历史，《华阳国志・巴志》曾经记载巴地的物产和特产，其中巴郡土贡有“丹”和“丹漆”；刘琳注引《续汉志》：“涪陵出丹”，引《蜀都赋》刘逵注：“涪陵、丹兴二县出丹砂。”晋人徐广注《史记》“丹穴”云：“涪陵出丹。”《图经》更明确地说：“丹砂出自符（涪）陵山谷中。”黔江的丹砂开采也是历史悠久，不仅丹砂开采盛极一时，而且更是以丹名县。关于黔江产丹，刘琳在对《华阳国志》作注时就引《蜀都赋》刘逵注说：“涪陵、丹兴二县出丹砂。”在东汉，因为黔江对丹砂的开采极为兴盛，并且开采量极大，并深深地影响到都市的行政建制，为此，专门设立了丹兴县，意即以丹而兴旺发达的县，成为黔江独立建县之始。巴人对丹砂的开采，不仅对乌江流域的矿冶开发，就是在中国古代的矿业开采中亦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说文解字》释丹砂曰：“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一象丹形。”越即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巴，即巴地、巴郡，包括有部分乌江流域。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昔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并由衷地赞道：“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也。”巴清不仅进行丹砂的开采，而且“用财自卫”，用钱养了一支军队，借以保护丹砂的开采和运输。可见丹砂的产业已经十分发达。
（三）手工业
巴族手工业情况，只能从现今的考古发掘中加以窥测一二。在金属工艺方面，在巴国时期，就已经达到了较为发达的水准，根据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的铜器测量，巴族在战国时代已经与中原先进地区无太大差异。巴族金属工艺展现最为集中的，当属编钟：编钟有十四件，尺寸大小递减，钟的舞、鼓、篆等部分均有精美的花纹，花纹凸起处，似由蟠畜纹变化而来，衬底为极纤细的旋涡纹、绳索纹，鼻钮的纹饰由三角形及旋涡两种纹饰组成。舞部为云雷纹，篆带有涡纹，篆下及两篆间各有涡纹钟乳凸起，每区三层九枚，其正、背两面四区计36枚，两鼓面作蟠畜纹。其中八个编钟的钲、于、铣部有错金纹饰。每件编钟的钮部均有插销，销面饰兽纹。其工艺与同期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比毫不逊色；陶器工艺也很熟练，已经掌握了轮制技术，陶土掺砂量的多少，可根据用途和器物大小不断变化。生产的陶器产品各式各样，已经能够满足日常需要；编织技术历史悠久，在巴县就曾发现船棺棺底有6棱孔眼的篾垫痕迹；巴县遗址曾有漆盒、漆盘、漆奁、漆梳的发现，有的精品还有铜品加以装饰，说明漆器工艺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纺织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准，在巴县船棺葬中，曾经发现麻布和绢的痕迹。此外，巴人所织之布，发展到秦汉，已经能够代替赋税。对此《文选・魏都赋》引《风俗通》载：“盘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布。廪君之巴氏出�布八尺，�亦也，故统谓之布。”酿酒工艺上，巴族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较高的酿酒技术，后世仍十分有名，《太平御览》引《郡国志》载：“南山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村酒。”《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为落牛滩……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外，由于巴地产优质米，故巴人生产的化妆粉亦有名，巴地之粉，为“堕林粉”，《华阳国志》载：“（江州）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
二、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
苗族群自先秦时期进入武陵山脉和贵州境后，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山地民族生活方式，长期过着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的生活，善于狩猎，并掌握了山地农耕的相关技术。《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说明秦汉时期武陵地区的苗民视以农耕为主，辅之以渔猎，但生产力较为低下，仍然实行的是“火耕水耨”的粗放式生产，对自然地理依赖较高。《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苗民“好入山壑，不乐平旷”，这说明由于拥有川泽山林之利，自然物产较为丰富，苗民已经逐渐适应了山区不断迁徙，“赶山吃饭”的生活。直到唐宋时期，苗瑶民族的这一经济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说：“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瑶，俗亦土著……皆焚山而耕，所钟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鱼蛇啖之。”《岭外代答・志蛮》说：“瑶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以木叶覆屋，种禾、黍、粟、豆、山芋，杂以为粮。截竹筒而饮，暇则猎山兽以续食。”
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中原文明的进入，部分苗瑶地区的生产力也得到了一定提高，1979年，在五溪地区中心地带、沅水中游的溆浦马田坪曾发掘出了大量战国至西汉的墓葬。其中战国墓中出土物品除陶器、铜器外，还有五件铁器，其中锄两件、剑一件、刀一件、铁削一件；在西汉墓中发掘出铁器五件，其中锄三件、斧一件。此外还发现陶井十五件，吊桶十五件。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武陵苗族地区农业生产力状况的发展。
秦汉时期，包括武陵郡、巴郡在内的“蛮夷”，都实行交纳布以作税收，即所谓“盘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布。廪君之巴氏出�布八尺，�亦也，故统谓之布”，这说明苗族地区除了农业生产和狩猎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纺织业。而溆浦马田坪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壶、盘、盆、钵、璧、鼎、灯等制作精美、雕刻精致的铜器和石器足以说明当时部分苗族的金属制作工艺和雕刻工艺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三、夜郎地区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
关于夜郎地区的社会经济，文献中有一定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以皆�结，耕田，有邑聚”，这说明夜郎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农耕社会。夜郎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稻谷，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贵州赫章可乐、云南曲靖珠街乡等与夜郎有关的汉代墓葬遗址中，发现有人工栽培的碳化古稻。在贵州普安铜鼓山的汉代少数民族文化遗址的陶土中，也发现夹有稻草的痕迹，这些都是夜郎种植稻谷的有力物证。除稻谷外，夜郎也还种植其他作物，在贵州赫章可乐汉代少数民族墓葬中，发现有大豆遗迹。《汉书・西南夷》也曾经有夜郎地区句町国曾一次向汉王朝军队“入粟千斛”，这说明豆、粟等作物的种植也已经相当普遍。
《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滇汉、句町、夜郎、叶榆、同师、旧堂侯王国以十计，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御。”这里反映的夜郎为一随畜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这至少说明在当时夜郎地区，生产方式多样，尚未形成统一的生产模式，地区发展也不平衡。对此《后汉书》也说：“��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桑蚕，故其郡最贫。”夜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表现在人口上，据《汉书・地理志》载蜀郡15县，人口120余万；巴郡11县，人口70余万；��郡17县，人口15余万；夜郎9县加犍为郡5县合计14县，人口39万余，平均人口每县只有2万8千。《华阳国志》云：“夜郎郡，夜郎国也，属县二千户。”
至于夜郎地区的耕作方式，大抵也未脱离粗放式农业的樊篱，如《史记・货殖列传》记“火耕而水耨”，《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记为“�山为田”，夜郎地区“�山为田”的耕作方法，云贵高原的一些地方到近现代还在使用。但不管如何，“火耕水耨”亦属锄耕农业，这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青铜农具、铁农具和木石农具也可以证明。
（二）养殖采集业
在近代的大量夜郎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家畜遗迹，如：贵州威宁中水区夜郎墓地出土有牛骨、牛牙；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有牛牙、马牙和猪骨；赫章可乐夜郎墓葬中有猪、牛、羊的遗迹；贵州黔西、清镇汉墓出土有陶制的狗、鸡、马、羊、兔等家畜、家禽的模型，这些都说明秦汉时期夜郎地区养殖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对于夜郎的畜产，文献也能寻得一丝线索，《汉书・西南夷传》曾谓夜郎中句町国在西汉成帝时曾以牛、羊慰劳军士；《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谓句町一带食用“牛酥酪”。在普安铜鼓山遗址发现有铜鱼叉、石弹丸、石网坠，以及大量螺壳，则是夜郎地区人民渔猎的见证。采集野生植物也是夜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补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夜郎�部“有野生薜，可食”，而在句町地区《南中志》载：“有桄榔木可以作面……人民资以为粮。”
（三）手工业
秦汉时代夜郎地区少数民族，基本上处于青铜时代，并已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在夜郎地区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按其用途可分为兵器（青铜剑、青铜钺、青铜矛、青铜戈、青铜斧、青铜削刀、青铜箭、青铜鱼叉、青铜弓、青铜弹丸）生活及丧葬用品（青铜棺、青铜鼓、青铜贮贝器、青铜柄木梳、青铜铃、青铜钟、青铜面具）饰物（青铜手镯、青铜扣饰、青铜发钗、青铜牌、青铜指环）这说明青铜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同时铁器在夜郎地区亦开始使用，据《汉书・地理志》统计，汉时犍为郡江阳、武阳有铁，南安有铁，其都在大夜郎范围内。《史记・货殖列传》云：“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此两条说明在汉时由于外来汉民的迁入，夜郎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奴隶制体制下的铁冶炼。同时，近代的一些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现今发掘的夜郎地区铁器包括铜柄铁剑、铜格铁剑、铁剑、铁斧、铁管、铁刀等。
在夜郎地区发现的陶器品种也十分丰富，有陶豆、陶罐、陶杯、陶瓶、陶斛、陶碗、陶杆、陶罐、陶纺轮、陶干阑、陶锅、陶臼等等数十种；玉石器生产种类和数量也较多，主要有绿松石饰、绿松石珠、玉珠、玉镯、玉管、玉饰、玉环、石珠、石刀、石凿、石斧、石弹丸等各种器物；另外，在赫章可乐还发掘出竹席一件，残长22厘米，宽1.6厘米，说明编制工艺已经比较成熟。
夜郎地区少数民族中有部分来自于百越族系，而百越民族在五六千年以前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故夜郎地区少数民族和越人一样，继承恩厚发展了越先民的纺织工艺，能够织造粗细各样的麻质布料。对此，《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载：“咸以三尺布角割作两。”另外在赫章可乐墓葬中出土有盛殓人骨的麻布残片，纺织用的纺轮，在前述普安铜鼓山、威宁、赫章等地都有发掘，铜鼓山发掘的纺轮数量多至45件，可以想见其时的纺织规模。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夜郎“无桑蚕”，可知，其产品大为麻质。
另外，夜郎地区在秦汉时期较为有名的还有丹砂和�酱，如《汉书・地理志》载：“谈指出丹。”《后汉书・郡国志》载：“夜郎出雌黄。”对�酱的记载则是“叙州府出�酱，史记�酱即此，俱出戎州各属，今无。”汉时�酱还曾远销南越。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江流域主要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