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战争
秦汉时期，乌江流域各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一直是不平衡的。在各民族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引起的民族矛盾，以及由各个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所导致的阶级矛盾，其发展同样是不平衡的。在乌江流域各民族的贵族分子中，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互相攻略，制造矛盾，从而导致该地区各民族中纷繁的战争。这些战争，从性质上讲，既有统治阶级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有民族与民族的战争，还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战争。
一、夜郎对周边郡国间的兼并战争
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为了扩张其统治范围而互相兼并，“更举兵相攻”。“��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而汉朝廷内则主张调停处理，“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前往）和解”。但夜郎王兴等却不愿服从，而且还用木头刻了一个汉朝官吏的形象，放在路旁用箭射击以示威。汉朝廷的调解无效，有的人甚至主张“宜罢郡（��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最后，大将军王凤推荐陈立去作��郡太守，相机处理。陈立到任之后，“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陈立乃率领“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夜郎王兴领地内的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且同）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陈）立。立数责（其罪）因断（兴）头。”随从夜郎王兴入见陈立的“邑君”（小部落酋长）们吓得告饶说：“将军诛无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陈立命令“邑君”们把夜郎王兴的头拿出去示众，随从前来的数千人都放下了武器投降。于是，“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虽然陈立制止了夜郎、句町、漏卧王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但是，夜郎王兴的岳父翁指及其子邪务却收集残部，“迫胁二十二邑反”。战争又继续在��郡内展开。最后，“（陈）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最后杀了翁指才把��郡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对于这件事，《汉书》记载：“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这。及至��，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
二、苗族的反抗
两汉时期的苗族主要散居在武陵郡内（即今渝、黔、湘、鄂连接地带）他们聚族而居，穿插在汉、僚、濮族之中。东部多汉族，西部多僚、濮族，而苗族“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即主要居住在山区，坝区则为汉族或僚、濮族。西汉初年规定苗族“岁今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不再作其他索取。这实际上是保留其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而进行贡纳的征收。这种剥削统治方式是比较缓和的，所以西汉时期苗族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至东汉初年，苗族内部生产发展，人口增多，而东汉王朝则企图进一步深入控制苗族内部，于是便发生了大民族统治阶级对苗族的进攻和苗族的反抗战争。《后汉书・南蛮传》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在今渝、黔、湘、鄂连接地带，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真正深入到该地区。但在东汉中后期，中央王朝企图统治这一地区，从而导致苗族的不断反抗。《后汉书・南蛮传》载：“（东汉建初）三年冬，�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到东汉晚期，苗族的反抗更加频繁。据《后汉书・南蛮传》载：“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并皆降散。军还，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至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从此，中央王朝的势力已经开始深入到今渝、黔、湘、鄂连接地带，这就导致苗族不断向西迁移。
三、巴族内部的矛盾
巴族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指板�巴与廪君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板�蛮更“是中央王朝以夷制夷的重要工具”。据有关史籍记载：“至高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八）汉武帝时，南越反，“上使驰义侯犍为发南夷兵（即板�蛮军）伐南越。”（《汉书・西南夷传》）东汉安帝永初（107-113年）年间，“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马道临《文献通考》）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亦依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县乱，太守李显之亦以板�讨而平之。”（同上）正因为板�蛮在周初至东汉末一千三百余年中屡建战功，雄踞一方，所以历代中央王朝对板�蛮在政治上优待有加。秦惠王时，“以巴代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以嫁女联姻之法以达笼络之目的。汉代时，“秦地既定，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华阳国志・巴志》）以及“阆中慈乡侯”、“渡沔侯”等。汉末建安二十年（215年）九月，“巴人七姓夷王朴胡，邑侯杜�举巴邑、民来附。于是分巴邑，以胡为巴东太守，�为巴西太守。”（《魏书・武帝纪》）同时，板�蛮的罗、朴、督、鄂、度、夕、龚为七姓夷王首领。这是以加官晋爵之策略以达拉拢的目的。各代中央王朝除政治上对板�蛮特别优待外，在赋税上也“采取与汉民区别对待的政策”。
两汉时期，板�蛮对朝廷无数次的反叛。根据史籍记载，自“汉安帝时（107-125年）巴郡太守连失道”以来，巴地“民人思治”，但孝桓帝时（147-166年）“河南李盛仲和为郡守，贪财重赋，”导致“板�数反”，太守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三年（180年）巴郡板�蛮叛，遣益州兵讨之，不克。帝遣诏赦之，即皆降伏。至中平五年（188年）……板�蛮夷因此复叛，遣赵瑾讨平之”。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39.巴郡板�蛮在东汉中期以后，为什么会“反叛”朝廷，无数次与朝廷作对，其诱因有三：一是深受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二是承受严酷的赋税徭役，三是被迫派去镇压各地的“叛乱”。就连当时的地方官（汉中上计）程苞也认为：“板�蛮……本为义民……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楚降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廷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据《后汉书》载：“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苞对曰：“板�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亦以板�讨而平之。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秦国用计导致巴人内部的分裂。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秦国灭掉了巴国。秦国为了强化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为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秦假意“私于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四矢为一）”（《后汉书・南蛮传》）从这种赋税的征收看，对巴地的君长及民户已是十分优待了。但是，秦灭巴后，巴的领地被攻占，财富被掠夺，民众被迫从军，这就势必会引起巴地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再加之秦有“虎狼之心”，统治极为残暴，最终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从而在巴地出现了“白虎为害”事件。“白虎为害”事件“不仅是巴人对秦国统治的一次大起义，也有巴人复国运动的倾向。”曾超：《白虎为害新论》，中国民族学第七届年会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白虎为害”事件出现在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前251年）也就是距秦灭巴国后的十至六十年之间。鉴于“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严重威胁到秦国在秦、蜀、巴、汉广大地域的统治，深深地震撼着秦国统治者。因此，秦国重金悬赏，裂土封疆，结果出现了“夷人射杀白虎”的结局。之后，因为射虎者是“夷人”，秦王食言，不给重赏，秦仅仅给夷人（板�蛮）一纸可以免去赋税和刑罚的“盟约”：“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虽然这种破天荒的赋税政策，表面上是对板�蛮的最大优待，但对白虎射杀一事却导致巴人内部的分裂。正如曾超先生认为，该事件导致了几个结果：一是“白虎为害”被镇压，巴人大起义的失败；二是巴人的分裂曾超：《白虎为害新论》，中国民族学第七届年会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经此事件，白虎夷的廪君巴与白虎复夷的板�巴成为世仇，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情同不共戴天”的情况；三是决定了巴人的未来发展。一句话，秦王这种以免除板�蛮赋税为条件帮助镇压巴人起义的事件最终促使了巴人社会的动荡，内部的分化，达到了秦国统治者以夷制夷的目的李良品。
一、夜郎对周边郡国间的兼并战争
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为了扩张其统治范围而互相兼并，“更举兵相攻”。“��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而汉朝廷内则主张调停处理，“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前往）和解”。但夜郎王兴等却不愿服从，而且还用木头刻了一个汉朝官吏的形象，放在路旁用箭射击以示威。汉朝廷的调解无效，有的人甚至主张“宜罢郡（��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最后，大将军王凤推荐陈立去作��郡太守，相机处理。陈立到任之后，“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陈立乃率领“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夜郎王兴领地内的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且同）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陈）立。立数责（其罪）因断（兴）头。”随从夜郎王兴入见陈立的“邑君”（小部落酋长）们吓得告饶说：“将军诛无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陈立命令“邑君”们把夜郎王兴的头拿出去示众，随从前来的数千人都放下了武器投降。于是，“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虽然陈立制止了夜郎、句町、漏卧王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但是，夜郎王兴的岳父翁指及其子邪务却收集残部，“迫胁二十二邑反”。战争又继续在��郡内展开。最后，“（陈）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最后杀了翁指才把��郡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对于这件事，《汉书》记载：“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这。及至��，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
二、苗族的反抗
两汉时期的苗族主要散居在武陵郡内（即今渝、黔、湘、鄂连接地带）他们聚族而居，穿插在汉、僚、濮族之中。东部多汉族，西部多僚、濮族，而苗族“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即主要居住在山区，坝区则为汉族或僚、濮族。西汉初年规定苗族“岁今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不再作其他索取。这实际上是保留其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而进行贡纳的征收。这种剥削统治方式是比较缓和的，所以西汉时期苗族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至东汉初年，苗族内部生产发展，人口增多，而东汉王朝则企图进一步深入控制苗族内部，于是便发生了大民族统治阶级对苗族的进攻和苗族的反抗战争。《后汉书・南蛮传》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在今渝、黔、湘、鄂连接地带，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真正深入到该地区。但在东汉中后期，中央王朝企图统治这一地区，从而导致苗族的不断反抗。《后汉书・南蛮传》载：“（东汉建初）三年冬，�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到东汉晚期，苗族的反抗更加频繁。据《后汉书・南蛮传》载：“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并皆降散。军还，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至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从此，中央王朝的势力已经开始深入到今渝、黔、湘、鄂连接地带，这就导致苗族不断向西迁移。
三、巴族内部的矛盾
巴族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指板�巴与廪君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板�蛮更“是中央王朝以夷制夷的重要工具”。据有关史籍记载：“至高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八）汉武帝时，南越反，“上使驰义侯犍为发南夷兵（即板�蛮军）伐南越。”（《汉书・西南夷传》）东汉安帝永初（107-113年）年间，“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马道临《文献通考》）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亦依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县乱，太守李显之亦以板�讨而平之。”（同上）正因为板�蛮在周初至东汉末一千三百余年中屡建战功，雄踞一方，所以历代中央王朝对板�蛮在政治上优待有加。秦惠王时，“以巴代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以嫁女联姻之法以达笼络之目的。汉代时，“秦地既定，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华阳国志・巴志》）以及“阆中慈乡侯”、“渡沔侯”等。汉末建安二十年（215年）九月，“巴人七姓夷王朴胡，邑侯杜�举巴邑、民来附。于是分巴邑，以胡为巴东太守，�为巴西太守。”（《魏书・武帝纪》）同时，板�蛮的罗、朴、督、鄂、度、夕、龚为七姓夷王首领。这是以加官晋爵之策略以达拉拢的目的。各代中央王朝除政治上对板�蛮特别优待外，在赋税上也“采取与汉民区别对待的政策”。
两汉时期，板�蛮对朝廷无数次的反叛。根据史籍记载，自“汉安帝时（107-125年）巴郡太守连失道”以来，巴地“民人思治”，但孝桓帝时（147-166年）“河南李盛仲和为郡守，贪财重赋，”导致“板�数反”，太守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三年（180年）巴郡板�蛮叛，遣益州兵讨之，不克。帝遣诏赦之，即皆降伏。至中平五年（188年）……板�蛮夷因此复叛，遣赵瑾讨平之”。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39.巴郡板�蛮在东汉中期以后，为什么会“反叛”朝廷，无数次与朝廷作对，其诱因有三：一是深受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二是承受严酷的赋税徭役，三是被迫派去镇压各地的“叛乱”。就连当时的地方官（汉中上计）程苞也认为：“板�蛮……本为义民……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楚降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廷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据《后汉书》载：“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苞对曰：“板�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亦以板�讨而平之。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秦国用计导致巴人内部的分裂。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秦国灭掉了巴国。秦国为了强化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为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秦假意“私于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四矢为一）”（《后汉书・南蛮传》）从这种赋税的征收看，对巴地的君长及民户已是十分优待了。但是，秦灭巴后，巴的领地被攻占，财富被掠夺，民众被迫从军，这就势必会引起巴地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再加之秦有“虎狼之心”，统治极为残暴，最终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从而在巴地出现了“白虎为害”事件。“白虎为害”事件“不仅是巴人对秦国统治的一次大起义，也有巴人复国运动的倾向。”曾超：《白虎为害新论》，中国民族学第七届年会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白虎为害”事件出现在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前251年）也就是距秦灭巴国后的十至六十年之间。鉴于“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严重威胁到秦国在秦、蜀、巴、汉广大地域的统治，深深地震撼着秦国统治者。因此，秦国重金悬赏，裂土封疆，结果出现了“夷人射杀白虎”的结局。之后，因为射虎者是“夷人”，秦王食言，不给重赏，秦仅仅给夷人（板�蛮）一纸可以免去赋税和刑罚的“盟约”：“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虽然这种破天荒的赋税政策，表面上是对板�蛮的最大优待，但对白虎射杀一事却导致巴人内部的分裂。正如曾超先生认为，该事件导致了几个结果：一是“白虎为害”被镇压，巴人大起义的失败；二是巴人的分裂曾超：《白虎为害新论》，中国民族学第七届年会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经此事件，白虎夷的廪君巴与白虎复夷的板�巴成为世仇，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情同不共戴天”的情况；三是决定了巴人的未来发展。一句话，秦王这种以免除板�蛮赋税为条件帮助镇压巴人起义的事件最终促使了巴人社会的动荡，内部的分化，达到了秦国统治者以夷制夷的目的李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