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乌江流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一、夜郎集团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夜郎的直辖领地，虽仅今乌江流域西部一带，但加上受其影响控制的诸“旁小邑”一起，则东控制且兰，抵今乌江流域福泉、黄平以东；南影响句町，势力达于广西百色、陵云；西影响洞卧，势力迄今于滇东，北起曲靖经师宗、罗平南达河口一线；北控制�势力接于今川南的犍为、宜宾一带。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上，夜郎濮人很早以来就与邻近地区有了经济、文化联系侯绍庄等。
从目前考古的情况看，在今黔西北一带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则与古代百越各部的关系比较密切。自夜郎北部，经�国（今四川宜宾）沿泯江北上，直溯成都，这是自古以来从蜀入黔的通道。战国初，蜀王杜宇称帝，“以南中为园苑”，大约夜郎濮人活动的部分地区为今黔西北一带，被纳入蜀国势力范围。及至战国晚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将军司马错灭蜀及巴，接着又命蜀郡守张若取蜀江南地，可能将上述原被蜀控制的夜郎濮人活动的北部地区纳入秦国版图。在蜀、秦先后统治下，今黔西北的夜郎濮人地区，遂成为沟通今川黔以至两广的通道。
夜郎濮人与东面的楚国，早就通过今渝鄂湘黔交界一带有了联系。张星槎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就有“支那”一词。特别是公元前280年以后，秦从巴蜀准备沿江伐楚，双方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一带展开反复争夺，战争延长达六七年。楚因为配合今渝东正面一线的战争，顷襄王时派将军庄�率领一支军队，“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后又进至滇国。及至庄�留王滇池，并对夜郎等地“分侯支党”时，为了缓和当地濮人的隔阂，遂“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便使随庄�西进的楚军逐步与当地濮人融合，形成夜郎和滇一带的“�结”之民。
二、��与周围地带部落的关系
��作为地名首见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小匡》。其中有“��”之名。��之地近越、巴、荆夷之国。接近��的越地在今广西一带，而“荆夷之国”即楚国。按现在的地域关系看，��之地应该在今贵州省及其邻境的一些地方。��的东部与“荆夷之国”相连，其北是巴族的主要聚居区，其东南是百越部落的集中居住区。
在春秋时期，��地带百越系统的部落，绝大部分仍然处在原始社会的不同阶段当中。战国以后，��地带的百越部落中，有一部分的生产向前发展了，出现了多余的产品，开始与外面发生了交往关系，与东部的楚国之间有了往来，并沟通了楚、滇之间的交通。于是，一部分楚国人进入了��地区活动。《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周之季世，楚威王（公元前339至前329年）遣将军庄�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的记载。《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的记载是：“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至前263年）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船于岸而步战……”由此可见，至战国后期，��地带已经出现了一些大部落如且兰等，其内部生产的发展使它能打开与楚国乃至滇国之间的交通。但周围众多的其他百越部落还处在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中尤。
三、巴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巴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毗邻国家和中原王均发生过各种关系。最主要的是巴国与楚国、巴国与秦国的关系周勇。
（一）巴楚关系
巴国和楚国最初均位于汉水流域，在西周时均为周之南国，当时两国间分布有大批的百濮群落。东周初年，随着百濮的衰落和大批迁徙，两国开始有所接触。
春秋初年，巴国正处在汉水中游与大巴山之间。随着大国争霸时代的到来，巴国也积极向外拓展，扩张势力，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但因其北限秦岭，南隔巴山，西阻蜀、秦，只有东面百濮势正衰落，因而巴国以东进作为扩张的主要方向。但楚国正处在江汉间，巴国东进必须同楚国交好，才能渡过汉水。公元前703年春天，巴国曾联合楚国与邓国（位于今河南省南部）及其附庸�国（位于今湖北省襄樊市）发生过一次战争，这是在春秋时期巴国事迹第一次见诸史迹。《左传》桓公九年对此事的前后由来记载如下：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邓养甥、聃甥帅师救�。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人宵溃。”
由此可见，巴楚联军的构成中，以楚将为统帅，巴师则分为两队，将楚师之精锐横陈其间，表明巴军处于从属的地位。后来巴楚结盟后，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水流域诸小国，并有北上的意图。《左传》记载：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巴楚联军伐申。申为周宣王分封的南方军事重镇，扼守着南方诸国进入中原的咽喉。巴楚伐申，表明两国的政治意图有进一步获得发展空间以至最后问鼎中原。
巴楚联盟是两国共同谋求区域霸权的产物，联盟的目的在于利用对方的力量作为本国扩张的工具，以造就本国的区域霸权。两国追求目标是不一致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联盟的脆弱和各种关系的松懈。秦、巴因利益驱动，都出兵助楚，迫使群蛮叛庸从楚，这才转败为胜，从而灭掉庸国。三国瓜分了庸国，巴国得到了广义巴地的腹心地区――巫巴山地的相当部分，为其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也使得巴楚联盟的崩溃成为必然。
楚国自武、文王以后，发展迅速，灭国数十，雄踞江汉，要进一步吞并汝淮，北上中原，势必要荡平地处汉水中游的巫巴山地、时刻准备东进的巴国。巴国原欲借与楚结盟而实现其东出江汉、建立区域霸权的目的，但日益强大的楚国却成为对巴国的生死存亡构成最大威胁的敌国。公元前6世纪巴楚政治上、军事上的联合日少。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楚联盟彻底破裂，巴师伐楚，围�。楚大军迎战，大败巴军于�。巴以倾国之师伐楚而遭惨败，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楚国步步紧逼的攻势已经无法抗衡，赖以立国的故土――汉水巴山已经无法立足，巴国最终从汉水流域弃土南迁，进行战略转移。“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
战国时期，巴楚“数相攻伐”。巴为拒楚，在长江上先后设置了三道防线，即弱关（今湖北省秭归县境）江关（今重庆市奉节县境）阳关（今重庆市长寿县东南）但屡战屡败，其势一蹶不振，在与气势蒸蒸日上的楚国的抗衡中，长江天险、夔门险要均不能阻挡楚军西上的步伐。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从北向南先后攻占了巴国的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巴国的国势从根本上被削弱了。
战国时期的巴楚关系，本质上取决于各自的根本利益。虽两国王室之间的婚姻关系尚存，楚师也应巴蔓子之邀而驰援，但其间的婚姻已经远非春秋时期的政治联姻，楚之援巴是以巴献城池为代价。两国间虽时有往来，但丝毫没有削减弥漫在两国间的战争硝烟。
巴楚的长期交往，使相互间都受到深刻影响。楚都郢的“下里”是战国时期的巴人聚居区。下里巴人唱的歌，在郢都的很多楚人都能听懂，并能和而颂之者达数千人。巴人之歌在楚都能引起数千人的共鸣，说明楚文化受到了巴文化的深刻影响。战国时期巴地则多楚风，“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说明巴文化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
从某种意义上讲，春秋以来的巴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巴楚关系史。
（二）巴、蜀、秦关系
巴、蜀初期并不接壤，其间中隔若干方国、部落。但据史籍记载，建立蜀鱼凫、杜宇、开明王朝的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都有浓厚的巴濮色彩，而且鱼凫、开明均和巴有关。开明氏（鳖灵）就是巴人，鱼凫也应该属于巴族的一支。开明、鱼凫都是从巫巴山地西迁到川东地区，再沿长江和岷江水系迁到川西平原而做了蜀王的。目前从鄂西、渝东南的考古文化上看，也能找到巴人西迁的线索，其时代大致应在夏商之际。川西地区的“巴蜀文化”，应该是由蜀人和包括一部分巴人在内的其他川西地区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复合性很强的文化。同时，渝东南地区的“巴蜀文化”也明显地受到了来自川西地区的文化渗透。
春秋战国之际，巴国的统治中心由汉水中游南下，转而西迁，逐渐与主要在四川盆地西部称雄称长的蜀国毗邻，开始争夺川中地区的控制权。史籍所述“巴与蜀仇”，“巴蜀世战争”，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关于“巴蜀世战争”的详情，史籍记载绝少，因而无法述其概略。巴秦两国间在春秋以前交往很少。战国时期，巴秦关系有所发展。巴在楚、蜀夹击下而远交于秦，“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均采用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巴交好于秦，明显带有借助秦势以制约东楚和西蜀的意图。秦与巴交好，则是看中巴有劲卒，又有长江天险，可以从侧翼打击楚国，并足以因之“浮大舶船以东向（伐）楚”，取之即可以作为伐楚的战略基地。对巴国而言，与秦这样的“虎狼之国”交往，最终导致灭亡。巴灭于秦是巴秦关系的必然结局。
夜郎的直辖领地，虽仅今乌江流域西部一带，但加上受其影响控制的诸“旁小邑”一起，则东控制且兰，抵今乌江流域福泉、黄平以东；南影响句町，势力达于广西百色、陵云；西影响洞卧，势力迄今于滇东，北起曲靖经师宗、罗平南达河口一线；北控制�势力接于今川南的犍为、宜宾一带。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上，夜郎濮人很早以来就与邻近地区有了经济、文化联系侯绍庄等。
从目前考古的情况看，在今黔西北一带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则与古代百越各部的关系比较密切。自夜郎北部，经�国（今四川宜宾）沿泯江北上，直溯成都，这是自古以来从蜀入黔的通道。战国初，蜀王杜宇称帝，“以南中为园苑”，大约夜郎濮人活动的部分地区为今黔西北一带，被纳入蜀国势力范围。及至战国晚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将军司马错灭蜀及巴，接着又命蜀郡守张若取蜀江南地，可能将上述原被蜀控制的夜郎濮人活动的北部地区纳入秦国版图。在蜀、秦先后统治下，今黔西北的夜郎濮人地区，遂成为沟通今川黔以至两广的通道。
夜郎濮人与东面的楚国，早就通过今渝鄂湘黔交界一带有了联系。张星槎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就有“支那”一词。特别是公元前280年以后，秦从巴蜀准备沿江伐楚，双方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一带展开反复争夺，战争延长达六七年。楚因为配合今渝东正面一线的战争，顷襄王时派将军庄�率领一支军队，“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后又进至滇国。及至庄�留王滇池，并对夜郎等地“分侯支党”时，为了缓和当地濮人的隔阂，遂“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便使随庄�西进的楚军逐步与当地濮人融合，形成夜郎和滇一带的“�结”之民。
二、��与周围地带部落的关系
��作为地名首见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小匡》。其中有“��”之名。��之地近越、巴、荆夷之国。接近��的越地在今广西一带，而“荆夷之国”即楚国。按现在的地域关系看，��之地应该在今贵州省及其邻境的一些地方。��的东部与“荆夷之国”相连，其北是巴族的主要聚居区，其东南是百越部落的集中居住区。
在春秋时期，��地带百越系统的部落，绝大部分仍然处在原始社会的不同阶段当中。战国以后，��地带的百越部落中，有一部分的生产向前发展了，出现了多余的产品，开始与外面发生了交往关系，与东部的楚国之间有了往来，并沟通了楚、滇之间的交通。于是，一部分楚国人进入了��地区活动。《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周之季世，楚威王（公元前339至前329年）遣将军庄�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的记载。《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的记载是：“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至前263年）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船于岸而步战……”由此可见，至战国后期，��地带已经出现了一些大部落如且兰等，其内部生产的发展使它能打开与楚国乃至滇国之间的交通。但周围众多的其他百越部落还处在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中尤。
三、巴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巴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毗邻国家和中原王均发生过各种关系。最主要的是巴国与楚国、巴国与秦国的关系周勇。
（一）巴楚关系
巴国和楚国最初均位于汉水流域，在西周时均为周之南国，当时两国间分布有大批的百濮群落。东周初年，随着百濮的衰落和大批迁徙，两国开始有所接触。
春秋初年，巴国正处在汉水中游与大巴山之间。随着大国争霸时代的到来，巴国也积极向外拓展，扩张势力，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但因其北限秦岭，南隔巴山，西阻蜀、秦，只有东面百濮势正衰落，因而巴国以东进作为扩张的主要方向。但楚国正处在江汉间，巴国东进必须同楚国交好，才能渡过汉水。公元前703年春天，巴国曾联合楚国与邓国（位于今河南省南部）及其附庸�国（位于今湖北省襄樊市）发生过一次战争，这是在春秋时期巴国事迹第一次见诸史迹。《左传》桓公九年对此事的前后由来记载如下：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邓养甥、聃甥帅师救�。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人宵溃。”
由此可见，巴楚联军的构成中，以楚将为统帅，巴师则分为两队，将楚师之精锐横陈其间，表明巴军处于从属的地位。后来巴楚结盟后，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水流域诸小国，并有北上的意图。《左传》记载：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巴楚联军伐申。申为周宣王分封的南方军事重镇，扼守着南方诸国进入中原的咽喉。巴楚伐申，表明两国的政治意图有进一步获得发展空间以至最后问鼎中原。
巴楚联盟是两国共同谋求区域霸权的产物，联盟的目的在于利用对方的力量作为本国扩张的工具，以造就本国的区域霸权。两国追求目标是不一致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联盟的脆弱和各种关系的松懈。秦、巴因利益驱动，都出兵助楚，迫使群蛮叛庸从楚，这才转败为胜，从而灭掉庸国。三国瓜分了庸国，巴国得到了广义巴地的腹心地区――巫巴山地的相当部分，为其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也使得巴楚联盟的崩溃成为必然。
楚国自武、文王以后，发展迅速，灭国数十，雄踞江汉，要进一步吞并汝淮，北上中原，势必要荡平地处汉水中游的巫巴山地、时刻准备东进的巴国。巴国原欲借与楚结盟而实现其东出江汉、建立区域霸权的目的，但日益强大的楚国却成为对巴国的生死存亡构成最大威胁的敌国。公元前6世纪巴楚政治上、军事上的联合日少。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楚联盟彻底破裂，巴师伐楚，围�。楚大军迎战，大败巴军于�。巴以倾国之师伐楚而遭惨败，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楚国步步紧逼的攻势已经无法抗衡，赖以立国的故土――汉水巴山已经无法立足，巴国最终从汉水流域弃土南迁，进行战略转移。“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
战国时期，巴楚“数相攻伐”。巴为拒楚，在长江上先后设置了三道防线，即弱关（今湖北省秭归县境）江关（今重庆市奉节县境）阳关（今重庆市长寿县东南）但屡战屡败，其势一蹶不振，在与气势蒸蒸日上的楚国的抗衡中，长江天险、夔门险要均不能阻挡楚军西上的步伐。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从北向南先后攻占了巴国的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巴国的国势从根本上被削弱了。
战国时期的巴楚关系，本质上取决于各自的根本利益。虽两国王室之间的婚姻关系尚存，楚师也应巴蔓子之邀而驰援，但其间的婚姻已经远非春秋时期的政治联姻，楚之援巴是以巴献城池为代价。两国间虽时有往来，但丝毫没有削减弥漫在两国间的战争硝烟。
巴楚的长期交往，使相互间都受到深刻影响。楚都郢的“下里”是战国时期的巴人聚居区。下里巴人唱的歌，在郢都的很多楚人都能听懂，并能和而颂之者达数千人。巴人之歌在楚都能引起数千人的共鸣，说明楚文化受到了巴文化的深刻影响。战国时期巴地则多楚风，“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说明巴文化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
从某种意义上讲，春秋以来的巴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巴楚关系史。
（二）巴、蜀、秦关系
巴、蜀初期并不接壤，其间中隔若干方国、部落。但据史籍记载，建立蜀鱼凫、杜宇、开明王朝的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都有浓厚的巴濮色彩，而且鱼凫、开明均和巴有关。开明氏（鳖灵）就是巴人，鱼凫也应该属于巴族的一支。开明、鱼凫都是从巫巴山地西迁到川东地区，再沿长江和岷江水系迁到川西平原而做了蜀王的。目前从鄂西、渝东南的考古文化上看，也能找到巴人西迁的线索，其时代大致应在夏商之际。川西地区的“巴蜀文化”，应该是由蜀人和包括一部分巴人在内的其他川西地区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复合性很强的文化。同时，渝东南地区的“巴蜀文化”也明显地受到了来自川西地区的文化渗透。
春秋战国之际，巴国的统治中心由汉水中游南下，转而西迁，逐渐与主要在四川盆地西部称雄称长的蜀国毗邻，开始争夺川中地区的控制权。史籍所述“巴与蜀仇”，“巴蜀世战争”，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关于“巴蜀世战争”的详情，史籍记载绝少，因而无法述其概略。巴秦两国间在春秋以前交往很少。战国时期，巴秦关系有所发展。巴在楚、蜀夹击下而远交于秦，“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均采用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巴交好于秦，明显带有借助秦势以制约东楚和西蜀的意图。秦与巴交好，则是看中巴有劲卒，又有长江天险，可以从侧翼打击楚国，并足以因之“浮大舶船以东向（伐）楚”，取之即可以作为伐楚的战略基地。对巴国而言，与秦这样的“虎狼之国”交往，最终导致灭亡。巴灭于秦是巴秦关系的必然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