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秦汉时期，随着秦汉王朝政治势力的发展，统治区域的扩大，对我国南方民族的接触和记载比先秦多起来了。
一、南蛮与秦汉的关系
汉对居于荆州各郡和益州巴郡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蛮”，又以郡名、地名或某种社会特征分别称之。如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江夏蛮、巫蛮、巴蛮，都是以郡县名称之。在这众多的族称之中，根据它们的历史和社会特点，大概可分为两个系统，所谓盘瓠蛮和廪君蛮。
（一）盘瓠蛮
盘瓠是古神话中人名。据《后汉书・南蛮传》、晋干宝《搜神记》等书记载，远古帝喾（高辛氏）时，有老妇得耳疾，挑之，得物大如茧。妇人盛于瓠中，覆之以盘，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后盘瓠助帝喾取犬戎吴将军头，帝喾以少女妻之。盘瓠负帝女而入南山，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其后子孙繁衍，遂成盘瓠蛮。现今之苗族、瑶族、畲族，大部分都认为源于盘瓠，如瑶族有在家里悬挂“盘瓠榜”而加以供奉的风俗。苗族地区也有很多关于先祖盘瓠的传说故事，庙宇和地名等也很多。盘瓠蛮最早居住地区在今武陵、长沙（治今湖南省长沙市）零陵（治今湖南省零陵）桂阳（治今湖南省郴县）等所谓武陵郡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武陵郡改置于黔中郡，黔中郡原属“百濮”所居住地方，是故武陵蛮与“百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汉时期的武陵蛮，是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因受压迫，他们时起反抗。西汉时，由于反抗规模小，“不足为郡国患”。直至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他们的反抗才比较明显化，构成了对汉朝的威胁。其中，比较著名的反抗有：
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据险隘，攻郡县”。汉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击之，战败，尚军悉没。二十四年，汉又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又派伏波将军马援、监军宗均将兵四万击之。援初至虽获小胜，但因深入、暑甚、遇疫，“军士疫死者大半”，援亦病卒。宗均乃矫制招降之。冬十月，蛮夷共斩其大帅而降。均入其营，散其众，为置长吏而还。对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曰：“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蛮遂平。”
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入零阳（今湖南慈利）蛮界，破降之。三年冬，�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等县。汉发兵和募充中五里蛮击之。五年，大破覃儿健，斩之，余众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曰：“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营走还�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92年）冬，�中、澧中蛮潭戎等反。五年，武陵郡兵击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冬十二月，澧中蛮以郡县徭役失平，遂结充中诸种攻城杀长吏。州郡又募五里蛮击破降之。三年秋，�中、澧中蛮、零陵蛮反，烧官寺。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其年冬，澧中、�中蛮便以“贡布非旧约”，杀乡吏，举种反叛。武陵太守李进讨破降之。进乃简选良吏，方得其和。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反，拘执县令，屯结深山。
永兴元年（153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降散。
永寿三年（157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屯益阳。
延熹三年（160年）长沙蛮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零陵蛮亦入长沙郡界。武陵蛮6000人寇江陵（荆州刺史治）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逃奔。汉以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蛮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降之。五年夏，武陵、长沙、零陵民蛮又起，应募征讨的汉兵亦因“不得赏直”、“征戍役久，财赏不赡”起而“作乱”。汉遣度尚、冯绲将兵10万讨平之。六年秋七月，武陵蛮复叛，太守除奉破降之。
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在黄巾起义的影响下，武陵蛮复起。以上事件表明，武陵蛮反对汉朝统治的斗争是经常发生的。
武陵等郡蛮，由于处于汉朝郡县的统治之下，而这些郡县又靠近中原地区，所以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深的。例如，建武中，武陵郡辰阳县（今湖南辰溪）“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县令宋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后汉书・宋均传》）再如，永兴年间，应奉为武陵太守，“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后汉书・应奉传》）从上述各郡蛮反抗的首领都采用了汉姓和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的事例，也证明当地“蛮夷”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之深。
（二）廪君蛮
廪君也是传说人物，最早见于《世本》，其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水经注》和《晋书・李特李流载记》都有相关传说的记载。传说有五姓人，即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未有君长，后经过“神选”，共立巴氏子务相为君，是为廪君。他们的后代，皆以廪君为先祖，称为廪君蛮，又称巴蛮。秦汉时期，巴蛮中活动最为活跃的当属板�蛮。
板�蛮是古代巴人的一支。又称“白虎夷”、“白虎复夷”、“人”和“巴人”。板�蛮古代分布于川东，在四川阆中一带。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善弩射，长于狩猎。沿今嘉陵江居住。因使用木板为�，冲锋陷阵，被称为“板�蛮”。板�蛮与秦汉政权关系较为密切，并频繁被秦汉政府征调，其中著名的事件有：
“白虎为害”事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秦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襄王乃募国中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镒：24两）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百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百虎。襄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嘉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金质信物，实为铜）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华阳国志・巴志》之记载略有不同：“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纵群虎，�恚，尽搏杀群虎……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白虎为害”事件反映的是巴蜀部落反抗秦朝统治的一起起义事件，但在秦朝政府的拉拢、离间等手段下，使得巴人部落产生了分裂，并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在这个过程中，白虎复夷充当了秦政权的得力助手。
平定三秦。秦末，反秦风潮汹涌，后刘邦、项羽逐渐成为两大军事集团，而三秦即是项羽分封给秦降将的关中之地。据应劭《风俗通义》、常璩《华阳国志》、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刘邦征发巴人支系罗、朴、督、鄂、度、夕、龚讨伐三秦，并成功平定三秦，为刘邦兼并了汉中之地，并进而争夺天下创造了条件。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曰：“汉高祖为汉王，发巴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钱口四十。巴人呼赋为，又称人，世号为板�蛮。”由此可见，板�蛮在平定三秦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秦政权才做出了不输租赋的优待政策。
平定西羌。东汉中期，西鄙羌人乱塞，汉王朝遂频繁征发巴人参加平定羌乱。公元108年、110年、115年、148年，羌人数次攻入汉中，汉均依靠板�蛮讨平之，《后汉书・西羌传》载：“（板�蛮）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
巴郡蛮是汉朝直接统治下的民族，而且都处于汉之内郡。因此，他们汉化的程度比较大。由于汉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也往往起而反抗。史籍中有记载的有：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蛮反，汉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
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被镇压后又徙置江夏郡。
顺帝建康元年（137年）三月，南郡，江夏盗贼寇略城邑，州郡讨平之。
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光和三年（180年）江夏蛮又反，被讨平之。再如，巴郡板�蛮在桓帝之世也曾数反。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二月，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
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又起反叛。这次反叛的原因是：“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篓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关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之后，巴郡妖巫张�反，寇郡县。
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巴郡板�蛮叛，遣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对于板�蛮的反抗斗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桓帝之世，板�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亦以板�讨而平之。”
二、西南夷与秦汉的关系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指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成分复杂，政治不统一，社会发展不平衡。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西南夷中主要的或有名称的，在黔西和滇东的“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在滇池地区的“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滇以北地区“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在滇西“地方数千里”的洱海地区，名为�、昆明等；自�以东北今四川西南部“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今蜀西部岷江上游地区“君长以什数，冉最大”；自冉以东北今甘肃东南部和与四川交界处“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根据他们的社会习俗和经济状况，夜郎、滇等族群，自黔西至滇池及其以北地区，“皆�结，耕田，有邑聚”，一般认为是农业经济和已进入阶级社会。在《史记》和《汉书》等书中，又常把西南夷分称为南夷和西夷。南夷指居于巴蜀南方的民族，如夜郎、且兰等，西夷指居于蜀西及西南的邛、笮、�、昆明等。滇和靡莫之属也被视为西夷的一部分。从汉所置郡县分，南夷谓居犍为、��郡的民族，西夷谓居越�、益州郡的民族。对西南夷与秦汉中央政府的关系，翁独健翁独健。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叙述得较为完整。
早在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6年灭蜀、巴之后，西南夷就与秦直接发生了关系。秦蜀郡太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太守李冰“又通笮道”。
战国时期的楚，也与西南夷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秦灭巴蜀之后，楚威王也“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传》。
秦统一“诸夏”，北却匈奴，南置三郡，也注意了对西南民族的开发和建置。“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邛、笮、冉……秦时尝通为郡县”《史记・司马相如传》。
汉兴，在西南夷地区秦所置吏虽皆废之，但人民间的交往并未中断。如“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西南夷传》。巴蜀“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货殖传》。”。这表明，巴蜀之民与西南各族的经济交换关系既密切，来往又频繁，致使“巴蜀殷富”。
汉武帝对西南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遣中郎将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至夜郎及旁小邑，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乃以为犍为郡，并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为通西南夷，汉又发蜀、巴、汉中、广汉四郡吏卒数万人治道路。治道数年，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而道不通，又加西南夷数反，乃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史记・西南夷传》。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乃命中郎将郭昌、卫广将兵击且兰，平南夷为��郡（包括贵州省大部和滇东地区）夜郎遂入朝，汉以为夜郎王。
随着汉朝政治的发展和建置，汉族与西南各族的经济文化关系也加强了。大量汉人也以不同的途径移入西南夷地区。他们中不仅有官吏士兵和刑徒，也有一般汉民。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犍为、��、越�、益州四郡共有“编户”27万多户，163万多人；《后汉书・郡国志》云：犍为、��、越�、益州、永昌五郡共有“编户”56万多户，331万多人。这些“编户”应绝大部分是汉民和趋于汉化的少数民族。按照汉朝的政策，对于初郡的少数民族，“以其故俗治，毋赋税”，一般不属“编户”。由于大量汉民的移入，必然对当地民族发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更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他们间的融合；但同时，汉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建置和统治，也引起了与当地各族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反抗。其中较大的事件有：
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益州郡廉头、姑缯、��郡谈指、同并等24邑皆反，杀长吏。汉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击破之。四年，益州姑缯、叶榆复反，杀益州太守。吕辟胡与战，官兵死者4000余人。五年，汉又遣军正王平、大鸿胪田广明将兵击破之，前后首虏50000余级。在这次镇压益州民族的反抗中，��郡句町侯亡波率种人从征有功，被立为句町王。
王莽代汉，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贬句町王邯为侯”。“邯怨恨，��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汉书・西南夷传》。
天风元年（14年）益州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击之，“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汉书・王莽传》。
安帝元初五年（118年）由于“郡县赋敛烦数”，卷夷大牛夷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六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汉书・西南夷传》。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将兵讨之。竦至叶榆，与封离等战，大破之。
西南少数民反抗汉朝的斗争，从上述比较重大的事件也可以看出，大多是由于汉朝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或统治人物为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而反汉。这种反抗对于社会发展，则既有破坏和消极的一面，又有促进的一面，加强着民族间的联系和关系。
一、南蛮与秦汉的关系
汉对居于荆州各郡和益州巴郡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蛮”，又以郡名、地名或某种社会特征分别称之。如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江夏蛮、巫蛮、巴蛮，都是以郡县名称之。在这众多的族称之中，根据它们的历史和社会特点，大概可分为两个系统，所谓盘瓠蛮和廪君蛮。
（一）盘瓠蛮
盘瓠是古神话中人名。据《后汉书・南蛮传》、晋干宝《搜神记》等书记载，远古帝喾（高辛氏）时，有老妇得耳疾，挑之，得物大如茧。妇人盛于瓠中，覆之以盘，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后盘瓠助帝喾取犬戎吴将军头，帝喾以少女妻之。盘瓠负帝女而入南山，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其后子孙繁衍，遂成盘瓠蛮。现今之苗族、瑶族、畲族，大部分都认为源于盘瓠，如瑶族有在家里悬挂“盘瓠榜”而加以供奉的风俗。苗族地区也有很多关于先祖盘瓠的传说故事，庙宇和地名等也很多。盘瓠蛮最早居住地区在今武陵、长沙（治今湖南省长沙市）零陵（治今湖南省零陵）桂阳（治今湖南省郴县）等所谓武陵郡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武陵郡改置于黔中郡，黔中郡原属“百濮”所居住地方，是故武陵蛮与“百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汉时期的武陵蛮，是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因受压迫，他们时起反抗。西汉时，由于反抗规模小，“不足为郡国患”。直至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他们的反抗才比较明显化，构成了对汉朝的威胁。其中，比较著名的反抗有：
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据险隘，攻郡县”。汉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击之，战败，尚军悉没。二十四年，汉又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又派伏波将军马援、监军宗均将兵四万击之。援初至虽获小胜，但因深入、暑甚、遇疫，“军士疫死者大半”，援亦病卒。宗均乃矫制招降之。冬十月，蛮夷共斩其大帅而降。均入其营，散其众，为置长吏而还。对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曰：“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蛮遂平。”
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入零阳（今湖南慈利）蛮界，破降之。三年冬，�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等县。汉发兵和募充中五里蛮击之。五年，大破覃儿健，斩之，余众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曰：“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营走还�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92年）冬，�中、澧中蛮潭戎等反。五年，武陵郡兵击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冬十二月，澧中蛮以郡县徭役失平，遂结充中诸种攻城杀长吏。州郡又募五里蛮击破降之。三年秋，�中、澧中蛮、零陵蛮反，烧官寺。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其年冬，澧中、�中蛮便以“贡布非旧约”，杀乡吏，举种反叛。武陵太守李进讨破降之。进乃简选良吏，方得其和。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反，拘执县令，屯结深山。
永兴元年（153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降散。
永寿三年（157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屯益阳。
延熹三年（160年）长沙蛮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零陵蛮亦入长沙郡界。武陵蛮6000人寇江陵（荆州刺史治）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逃奔。汉以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蛮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降之。五年夏，武陵、长沙、零陵民蛮又起，应募征讨的汉兵亦因“不得赏直”、“征戍役久，财赏不赡”起而“作乱”。汉遣度尚、冯绲将兵10万讨平之。六年秋七月，武陵蛮复叛，太守除奉破降之。
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在黄巾起义的影响下，武陵蛮复起。以上事件表明，武陵蛮反对汉朝统治的斗争是经常发生的。
武陵等郡蛮，由于处于汉朝郡县的统治之下，而这些郡县又靠近中原地区，所以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深的。例如，建武中，武陵郡辰阳县（今湖南辰溪）“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县令宋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后汉书・宋均传》）再如，永兴年间，应奉为武陵太守，“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后汉书・应奉传》）从上述各郡蛮反抗的首领都采用了汉姓和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的事例，也证明当地“蛮夷”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之深。
（二）廪君蛮
廪君也是传说人物，最早见于《世本》，其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水经注》和《晋书・李特李流载记》都有相关传说的记载。传说有五姓人，即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未有君长，后经过“神选”，共立巴氏子务相为君，是为廪君。他们的后代，皆以廪君为先祖，称为廪君蛮，又称巴蛮。秦汉时期，巴蛮中活动最为活跃的当属板�蛮。
板�蛮是古代巴人的一支。又称“白虎夷”、“白虎复夷”、“人”和“巴人”。板�蛮古代分布于川东，在四川阆中一带。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善弩射，长于狩猎。沿今嘉陵江居住。因使用木板为�，冲锋陷阵，被称为“板�蛮”。板�蛮与秦汉政权关系较为密切，并频繁被秦汉政府征调，其中著名的事件有：
“白虎为害”事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秦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襄王乃募国中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镒：24两）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百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百虎。襄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嘉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金质信物，实为铜）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华阳国志・巴志》之记载略有不同：“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纵群虎，�恚，尽搏杀群虎……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白虎为害”事件反映的是巴蜀部落反抗秦朝统治的一起起义事件，但在秦朝政府的拉拢、离间等手段下，使得巴人部落产生了分裂，并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在这个过程中，白虎复夷充当了秦政权的得力助手。
平定三秦。秦末，反秦风潮汹涌，后刘邦、项羽逐渐成为两大军事集团，而三秦即是项羽分封给秦降将的关中之地。据应劭《风俗通义》、常璩《华阳国志》、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刘邦征发巴人支系罗、朴、督、鄂、度、夕、龚讨伐三秦，并成功平定三秦，为刘邦兼并了汉中之地，并进而争夺天下创造了条件。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曰：“汉高祖为汉王，发巴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钱口四十。巴人呼赋为，又称人，世号为板�蛮。”由此可见，板�蛮在平定三秦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秦政权才做出了不输租赋的优待政策。
平定西羌。东汉中期，西鄙羌人乱塞，汉王朝遂频繁征发巴人参加平定羌乱。公元108年、110年、115年、148年，羌人数次攻入汉中，汉均依靠板�蛮讨平之，《后汉书・西羌传》载：“（板�蛮）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
巴郡蛮是汉朝直接统治下的民族，而且都处于汉之内郡。因此，他们汉化的程度比较大。由于汉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也往往起而反抗。史籍中有记载的有：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蛮反，汉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
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被镇压后又徙置江夏郡。
顺帝建康元年（137年）三月，南郡，江夏盗贼寇略城邑，州郡讨平之。
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光和三年（180年）江夏蛮又反，被讨平之。再如，巴郡板�蛮在桓帝之世也曾数反。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二月，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
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又起反叛。这次反叛的原因是：“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篓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关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之后，巴郡妖巫张�反，寇郡县。
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巴郡板�蛮叛，遣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对于板�蛮的反抗斗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桓帝之世，板�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亦以板�讨而平之。”
二、西南夷与秦汉的关系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指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成分复杂，政治不统一，社会发展不平衡。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西南夷中主要的或有名称的，在黔西和滇东的“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在滇池地区的“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滇以北地区“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在滇西“地方数千里”的洱海地区，名为�、昆明等；自�以东北今四川西南部“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今蜀西部岷江上游地区“君长以什数，冉最大”；自冉以东北今甘肃东南部和与四川交界处“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根据他们的社会习俗和经济状况，夜郎、滇等族群，自黔西至滇池及其以北地区，“皆�结，耕田，有邑聚”，一般认为是农业经济和已进入阶级社会。在《史记》和《汉书》等书中，又常把西南夷分称为南夷和西夷。南夷指居于巴蜀南方的民族，如夜郎、且兰等，西夷指居于蜀西及西南的邛、笮、�、昆明等。滇和靡莫之属也被视为西夷的一部分。从汉所置郡县分，南夷谓居犍为、��郡的民族，西夷谓居越�、益州郡的民族。对西南夷与秦汉中央政府的关系，翁独健翁独健。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叙述得较为完整。
早在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6年灭蜀、巴之后，西南夷就与秦直接发生了关系。秦蜀郡太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太守李冰“又通笮道”。
战国时期的楚，也与西南夷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秦灭巴蜀之后，楚威王也“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传》。
秦统一“诸夏”，北却匈奴，南置三郡，也注意了对西南民族的开发和建置。“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邛、笮、冉……秦时尝通为郡县”《史记・司马相如传》。
汉兴，在西南夷地区秦所置吏虽皆废之，但人民间的交往并未中断。如“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西南夷传》。巴蜀“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货殖传》。”。这表明，巴蜀之民与西南各族的经济交换关系既密切，来往又频繁，致使“巴蜀殷富”。
汉武帝对西南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遣中郎将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至夜郎及旁小邑，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乃以为犍为郡，并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为通西南夷，汉又发蜀、巴、汉中、广汉四郡吏卒数万人治道路。治道数年，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而道不通，又加西南夷数反，乃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史记・西南夷传》。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乃命中郎将郭昌、卫广将兵击且兰，平南夷为��郡（包括贵州省大部和滇东地区）夜郎遂入朝，汉以为夜郎王。
随着汉朝政治的发展和建置，汉族与西南各族的经济文化关系也加强了。大量汉人也以不同的途径移入西南夷地区。他们中不仅有官吏士兵和刑徒，也有一般汉民。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犍为、��、越�、益州四郡共有“编户”27万多户，163万多人；《后汉书・郡国志》云：犍为、��、越�、益州、永昌五郡共有“编户”56万多户，331万多人。这些“编户”应绝大部分是汉民和趋于汉化的少数民族。按照汉朝的政策，对于初郡的少数民族，“以其故俗治，毋赋税”，一般不属“编户”。由于大量汉民的移入，必然对当地民族发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更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他们间的融合；但同时，汉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建置和统治，也引起了与当地各族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反抗。其中较大的事件有：
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益州郡廉头、姑缯、��郡谈指、同并等24邑皆反，杀长吏。汉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击破之。四年，益州姑缯、叶榆复反，杀益州太守。吕辟胡与战，官兵死者4000余人。五年，汉又遣军正王平、大鸿胪田广明将兵击破之，前后首虏50000余级。在这次镇压益州民族的反抗中，��郡句町侯亡波率种人从征有功，被立为句町王。
王莽代汉，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贬句町王邯为侯”。“邯怨恨，��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汉书・西南夷传》。
天风元年（14年）益州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击之，“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汉书・王莽传》。
安帝元初五年（118年）由于“郡县赋敛烦数”，卷夷大牛夷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六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汉书・西南夷传》。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将兵讨之。竦至叶榆，与封离等战，大破之。
西南少数民反抗汉朝的斗争，从上述比较重大的事件也可以看出，大多是由于汉朝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或统治人物为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而反汉。这种反抗对于社会发展，则既有破坏和消极的一面，又有促进的一面，加强着民族间的联系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