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的经略
一、道路先兴
秦朝以前，“西南夷”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处在闭关自守、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后期虽然已经和内地发生了交往关系，但在政治上还不曾为内地的王朝所统一。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全中国之后，初步开始了对“西南夷”各民族地区的经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里的“诸此国”指的是夜郎、滇和邛都。夜郎国在今乌江流域。秦朝曾经在夜郎的一些地方设置郡县，派遣官吏进行管理。这是中央王朝首次在西南边缘地区派驻官吏，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为了能深入夜郎国的中心区，秦朝还修通了“五尺道”。同时，在乌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秦国灭掉了巴楚之后，也逐渐加强治理。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次年，刘邦建立了汉朝。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仍然继承了“道路先兴”的传统策略，极为重视道路的修建。虽然西南夷地区古有民间商道的存在，但大规模的官道的开凿和修建则始于秦汉对西南夷的经略。修筑道路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即保障军队的调动和军事物资的转运，更好地为经略西南夷服务。随着军事目的的实现，必然是政治联系的加强和深化，使臣的往来、地方官吏的入朝、西南夷君长的朝贡均借助于官道，它使秦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得以在西南夷地区迅速地推行，使西南夷地方官吏能够迅速上奏本地的实际情况，正是在这种官道开辟、信息互通的基础上，秦汉中央政府与西南夷地区的政治联系得以加强，内地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也空前密切。秦汉统治者正是看到了修筑道路对其经略西南夷地区的重大意义，所以极为重视道路的修建。李冰开�道，常通五尺道，“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食货志》）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交通状况，而且有效地支持和保证了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之时，内地汉族区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于“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贾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与此同时，边疆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生产，也各有不同程度提高。因而，从内地到边疆，“富商大贸，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内地和边疆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给汉武帝的进一步开疆拓土创造了物质基础。在道路已兴的情况下，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对唐蒙的活动，《史记》记载甚详：“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疆，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可见，汉武帝在伐南越的过程中，也就积极展开了对乌江流域各民族地区的开拓。
二、郡县设置
通过派遣使者和平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不是首先炫耀武力，而是派遣使者与各地区的“君长”通过和平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建元六年唐蒙奉使到夜郎及“旁小邑”地区，取得“邑君”们的同意，设置犍为郡。元光五年，司马相如、王然于、壶充国等奉命使“西夷”，邛、笮、冉、斯榆的君长均申请归属，设置了10余个县。元狩元年，汉武帝派使者“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以探求大夏、身毒的道路，其中王然于等到达滇国，得到滇王的帮助和支持。元封元年，司马迁奉命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元封二年，与滇王谈判，同意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些郡县的设置，基本上是以各地原有的民族集团及其所属民族、部落的居住范围，并适当照顾经济区域的原则来划分的。如��郡辖地，基本上是夜郎民族集团的分布区域。另外，在今川滇黔交接地区，当地的主体居民同夜郎等郡虽同属濮人族系，但由于与蜀地相连，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要高一些，而被称为夷中之“最仁”者的�人。西汉时虽被划入犍为郡，仍另设南部都尉治理。西汉在西南夷地区共置7郡，除上已述及的犍为郡以外，还有：��郡。治故且兰（在今贵州黄平西南）辖17县，在乌江流域的有：�，治今贵州遵义西；平夷，治今贵州毕节；夜郎，治今贵州关岭。东汉既立，继承了西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并对西汉所设的县进行了一些调整，增设了犍为属国。东汉对西汉郡县制度的一个发展，是把西汉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属国升级为郡一级的行政机构，规定治民比郡。当时的犍为属国（治今云南昭通）在西南夷地区。犍为属国辖朱提（治今昭通）汉阳（治在今贵州威宁以东）两县。西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诸郡，东汉时所辖县数也略有删减。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诸郡和犍为属国属于边郡。根据边疆地区的特点，汉朝对边郡的统治，在体制和治策方面均有所变通，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封降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君长为王、侯或邑长，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进行羁縻性质的统治方铁等。
三、免赋和薄赋
实行“毋赋税”的政策。秦及汉初对巴、蜀、黔中郡（汉初改为武陵郡）地区的少数民族，均采取薄赋或免赋的办法。如在黔中郡地区，“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布”。在巴郡南郡蛮地区，“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出义赋一千八百文，其民户出�布人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班固。在板�蛮地区，由于他们消除虎患有功，秦昭王给以优待，“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也因为他们从征有功，“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班固。这种免赋或薄赋的办法在安定民族地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整整西汉一代，这些地区秩序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即使在黔中地区，亦是“虽时有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
两汉时期，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虽有赋税，但赋无定额，而各族王侯土长，则仅随土所出解纳土贡，剥削率相比于内地郡县要轻得多。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汉初对“廪君蛮”，依秦时制度；每岁“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对“板�蛮”民众，则“岁入钱口四十”。由此可见，当时乌江流域较内地普通民户的负担相去无几。这并非由于统治者对边郡少数民族特别仁慈，而是因为当时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还很低，人民无力承担沉重的赋税，同时统治者也不可能不顾实际情况，竭泽而渔，以致引起当地人民的普遍反抗。
四、募兵屯垦
“西南夷”地区汉初在北方边疆地区实行“募民徙塞下”的移民屯田政策，招募罪人、奴隶和一般民众到边疆安家落户。对这些屯户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纳入半军事化的组织，平时则习武务农，到作战的时候，“则邑里相助，赴胡不避死”（班固《汉书・西域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晁错传》）这一措施，在巩固北方边疆上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西南夷”地区募民屯垦与北方的“守边备塞”有显著的不同，它更多的具有开荒辟土，发展生产的目的。边郡由太守主兵事，而士卒由内地郡县征调戍守，且兵士多营屯田。西南诸边郡设置之初，地方民族上层每多反抗，边郡战事频繁。各族民众又归土著王侯直接治理，太守于民事方面事简政轻，其职守自然以军事为主。如据《汉书・西南夷传》载，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骄纵不法，汉王朝乃调金城司马陈立为��太守率兵诛兴，并讨平兴岳父翁指挟兴子邪务迫胁旁22邑的公开叛乱。这就是太守主兵事的明证，不过这时尚未形成制度。从《汉书・王莽传》记冯英上疏谏止征伐句町，文中所说“宜罢屯兵，明设购赏”的情况看，西南边郡士卒进行屯垦，当是事实。军士屯田的施行，不但减少了王朝运送给养，稳定戍卒，从而巩固边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对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减轻边境土著人民负担，减少民族隔阂，也有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统治者在西南边郡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既基本仿效于内地，又照顾到民族地区的实际，作了若干变通调整。实施过程中，虽也遭到某些民族上层的反抗，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巩固祖国的统一，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秦朝以前，“西南夷”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处在闭关自守、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后期虽然已经和内地发生了交往关系，但在政治上还不曾为内地的王朝所统一。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全中国之后，初步开始了对“西南夷”各民族地区的经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里的“诸此国”指的是夜郎、滇和邛都。夜郎国在今乌江流域。秦朝曾经在夜郎的一些地方设置郡县，派遣官吏进行管理。这是中央王朝首次在西南边缘地区派驻官吏，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为了能深入夜郎国的中心区，秦朝还修通了“五尺道”。同时，在乌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秦国灭掉了巴楚之后，也逐渐加强治理。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次年，刘邦建立了汉朝。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仍然继承了“道路先兴”的传统策略，极为重视道路的修建。虽然西南夷地区古有民间商道的存在，但大规模的官道的开凿和修建则始于秦汉对西南夷的经略。修筑道路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即保障军队的调动和军事物资的转运，更好地为经略西南夷服务。随着军事目的的实现，必然是政治联系的加强和深化，使臣的往来、地方官吏的入朝、西南夷君长的朝贡均借助于官道，它使秦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得以在西南夷地区迅速地推行，使西南夷地方官吏能够迅速上奏本地的实际情况，正是在这种官道开辟、信息互通的基础上，秦汉中央政府与西南夷地区的政治联系得以加强，内地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也空前密切。秦汉统治者正是看到了修筑道路对其经略西南夷地区的重大意义，所以极为重视道路的修建。李冰开�道，常通五尺道，“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食货志》）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交通状况，而且有效地支持和保证了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之时，内地汉族区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于“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贾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与此同时，边疆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生产，也各有不同程度提高。因而，从内地到边疆，“富商大贸，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内地和边疆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给汉武帝的进一步开疆拓土创造了物质基础。在道路已兴的情况下，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对唐蒙的活动，《史记》记载甚详：“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疆，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可见，汉武帝在伐南越的过程中，也就积极展开了对乌江流域各民族地区的开拓。
二、郡县设置
通过派遣使者和平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不是首先炫耀武力，而是派遣使者与各地区的“君长”通过和平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建元六年唐蒙奉使到夜郎及“旁小邑”地区，取得“邑君”们的同意，设置犍为郡。元光五年，司马相如、王然于、壶充国等奉命使“西夷”，邛、笮、冉、斯榆的君长均申请归属，设置了10余个县。元狩元年，汉武帝派使者“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以探求大夏、身毒的道路，其中王然于等到达滇国，得到滇王的帮助和支持。元封元年，司马迁奉命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元封二年，与滇王谈判，同意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些郡县的设置，基本上是以各地原有的民族集团及其所属民族、部落的居住范围，并适当照顾经济区域的原则来划分的。如��郡辖地，基本上是夜郎民族集团的分布区域。另外，在今川滇黔交接地区，当地的主体居民同夜郎等郡虽同属濮人族系，但由于与蜀地相连，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要高一些，而被称为夷中之“最仁”者的�人。西汉时虽被划入犍为郡，仍另设南部都尉治理。西汉在西南夷地区共置7郡，除上已述及的犍为郡以外，还有：��郡。治故且兰（在今贵州黄平西南）辖17县，在乌江流域的有：�，治今贵州遵义西；平夷，治今贵州毕节；夜郎，治今贵州关岭。东汉既立，继承了西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并对西汉所设的县进行了一些调整，增设了犍为属国。东汉对西汉郡县制度的一个发展，是把西汉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属国升级为郡一级的行政机构，规定治民比郡。当时的犍为属国（治今云南昭通）在西南夷地区。犍为属国辖朱提（治今昭通）汉阳（治在今贵州威宁以东）两县。西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诸郡，东汉时所辖县数也略有删减。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诸郡和犍为属国属于边郡。根据边疆地区的特点，汉朝对边郡的统治，在体制和治策方面均有所变通，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封降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君长为王、侯或邑长，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进行羁縻性质的统治方铁等。
三、免赋和薄赋
实行“毋赋税”的政策。秦及汉初对巴、蜀、黔中郡（汉初改为武陵郡）地区的少数民族，均采取薄赋或免赋的办法。如在黔中郡地区，“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布”。在巴郡南郡蛮地区，“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出义赋一千八百文，其民户出�布人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班固。在板�蛮地区，由于他们消除虎患有功，秦昭王给以优待，“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也因为他们从征有功，“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班固。这种免赋或薄赋的办法在安定民族地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整整西汉一代，这些地区秩序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即使在黔中地区，亦是“虽时有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
两汉时期，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虽有赋税，但赋无定额，而各族王侯土长，则仅随土所出解纳土贡，剥削率相比于内地郡县要轻得多。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汉初对“廪君蛮”，依秦时制度；每岁“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对“板�蛮”民众，则“岁入钱口四十”。由此可见，当时乌江流域较内地普通民户的负担相去无几。这并非由于统治者对边郡少数民族特别仁慈，而是因为当时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还很低，人民无力承担沉重的赋税，同时统治者也不可能不顾实际情况，竭泽而渔，以致引起当地人民的普遍反抗。
四、募兵屯垦
“西南夷”地区汉初在北方边疆地区实行“募民徙塞下”的移民屯田政策，招募罪人、奴隶和一般民众到边疆安家落户。对这些屯户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纳入半军事化的组织，平时则习武务农，到作战的时候，“则邑里相助，赴胡不避死”（班固《汉书・西域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晁错传》）这一措施，在巩固北方边疆上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西南夷”地区募民屯垦与北方的“守边备塞”有显著的不同，它更多的具有开荒辟土，发展生产的目的。边郡由太守主兵事，而士卒由内地郡县征调戍守，且兵士多营屯田。西南诸边郡设置之初，地方民族上层每多反抗，边郡战事频繁。各族民众又归土著王侯直接治理，太守于民事方面事简政轻，其职守自然以军事为主。如据《汉书・西南夷传》载，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骄纵不法，汉王朝乃调金城司马陈立为��太守率兵诛兴，并讨平兴岳父翁指挟兴子邪务迫胁旁22邑的公开叛乱。这就是太守主兵事的明证，不过这时尚未形成制度。从《汉书・王莽传》记冯英上疏谏止征伐句町，文中所说“宜罢屯兵，明设购赏”的情况看，西南边郡士卒进行屯垦，当是事实。军士屯田的施行，不但减少了王朝运送给养，稳定戍卒，从而巩固边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对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减轻边境土著人民负担，减少民族隔阂，也有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统治者在西南边郡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既基本仿效于内地，又照顾到民族地区的实际，作了若干变通调整。实施过程中，虽也遭到某些民族上层的反抗，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巩固祖国的统一，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