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发展
秦、汉时期，称今川西南、云南、贵州乃至广西西部的一部分地方的各民族为“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的西南夷部落主要有夜郎、靡莫、滇、邛都、�、昆明、徙、笮都、冉、白马等。西南夷很早就与巴蜀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而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开辟了“西南丝绸之路”，这已经被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所证实。“西南夷”地区的民族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有民族聚居区，也有民族杂居区，目前对具体地区的主体民族还存在着争论。大体说来，“南夷”地区主要是濮、僚等“百越”系统的民族，也不乏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或聚居或互相交错杂居在一起，不同的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不尽平衡秦、汉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西南夷”各民族地区采取了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引起了西南各民族内部不同程度的社会变化。
一、巴族
（一）白虎巴人
秦灭巴国之后，由于巴族的势力还相当强大，秦的力量一时还难以控制该地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秦朝采取分封和郡县并存的双重政策。这里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就是秦朝让巴族贵族自行管理，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在赋税上给予优待。另一方面，秦又按照已有的政权体制，在巴国的故地设置巴郡，并派官吏直接统辖，秦的双重政策，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保证了政令的施行。由于巴郡蛮势力极盛，秦汉王朝为维护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治策。其主要政策有：一是封“巴郡南郡蛮”君长。《后汉书》中的“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之说，可作为秦代保留“蛮夷君长”的称号与地位的佐证。汉代继续奉行此策。从总的来讲，秦汉王朝为了赢得少数民族首领支持，曾以巴氏“蛮夷”为君长，使其按原有的统治方式管理其旧有辖地，这种做法，也就是我国历史上“土官土吏”的发轫。二是租赋加以“优宠”。《后汉书》云：“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由此可见，秦汉时期曾对“巴郡”实行租赋优惠政策。征收物，除交钱外，多输方物。这种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三是实行“有罪得以爵除”的政策。《后汉书・南蛮传》载：秦时，曾规定“其（指廪君蛮）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也就是说，“巴郡蛮”人犯法，虽然要加以惩处，但有罪可用爵位抵消。这说明，秦时巴氏“蛮夷”君长在法律上是比较宽容的。四是采取秦与巴氏“蛮夷”君长通婚的策略。《后汉书・南蛮传》中有巴氏“蛮夷”君长“世尚秦女”的记载。在一定意义上讲，秦国采取嫁女与巴氏“蛮夷”君长的做法，目的是要对其加以笼络与控制。这种做法，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间的往来与融合。其后，汉、唐的“和亲”政策，均源于此。五是采取移民政策。汉王朝为了削弱和破坏“巴郡”的势力，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采取了移民政策。《后汉书》载：“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也就是将原居处在鄂川相交之地的“巴郡蛮”被迫迁入两湖境内。
（二）板�巴
对于板�巴这个民族，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族名及迁徙。板�蛮是三峡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武王伐纣”时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以来，“其势力在秦汉之际，盛极一时。至三国两晋之后则日趋式微”。有关板�蛮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和三国时陈寿的《三国志》。其后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房玄龄的《晋书》、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马道临的《文献通考》等史籍中记载详尽；此外，在《宋书》、《南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志》、《蛮书》、《舆地纪胜》、《宋史》、《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文献中也均有记载。板�蛮这个古老的土著民族，最初活动中心在今四川省渠县、达川及重庆市云阳、梁平一带，它属于巴人的一支。其族名有三：
一是板�蛮。《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一曰‘板�蛮’。”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道：“板�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世号为板�蛮夷。”至于“板�蛮”为何叫此名，童恩正先生以为“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武器具有特点之故”有人说，当时经常使用这种木板�为武器的民族，就叫“板�蛮”。因“板�蛮”属巴人的一支，有的史书及文献上又名“板�巴”，以区别于“廪君巴”。
二是、民、人、巴、族等名称。施正一等主编的《民族词典》解释云：“亦称板�蛮。秦汉时分布于今四川东部渠县一带。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其人勇健好歌舞，善射猎。相传秦昭襄王曾募其族人除虎患有功，与秦订有盟约。秦汉之际，曾助汉王刘邦平定关中，七姓渠帅得以免除租赋，一般人则岁纳‘钱’四十，因而得族名‘’。”在著者所见到的文献中，最早使用“人”一名的是东汉时的应劭，他在《风俗通义》中说：“阆中有渝水，人居左右。”在应劭之后的史籍中词屡见不鲜。《华阳国志・巴志》载：“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又云：“为募发民，要与共定秦。”“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自高祖为汉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晋书》也有“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等句子。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是该民族对朝廷所缴纳的赋税的特称：以布顶赋曰“布”，以钱上税曰“钱”，诚如谯周《巴记》所言：“夷人岁出钱，每）口四十，谓之民。”《晋书・李特传》云：“巴人呼赋为，因谓之人焉。”民古居嘉陵江中游和渠江两岸。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在其“宕渠郡”下云：“长老言，宕渠盖为故国，今有城。”《元和郡县志》云：“古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太平寰宇记》云：“古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国都也。”唐代流江县即今之四川渠县。按今人的看法，“人……主要生活在今四川省渠县、阆中和重庆市云阳、梁平一带”。
三是“白虎复夷”。该名称与“白虎为害”、“夷人射虎”有关。《华阳国志》对这一名称的得来记载最早最详：“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恚，尽搏杀群虎，大�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常璩。此外，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晋书・板�蛮》中均有类似记载。这里的“白虎复夷”，就是古代的“虎贲之士”或“虎士”，他们属于古代士的阶层，可以免除徭役。换言之，凡“专以射白虎为事”的民、虎士，均可复除他们的徭役，故称之为“白虎复夷”。
在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板�蛮民族就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斗。《尚书・牧誓》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据张良皋先生考证，参加讨伐无道商纣的“西土之人”。
板�蛮民族自秦以后，因各种情况而逐渐分流，一是迁徙至北方：“自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隋书・地理志》）“及汉末天下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扬中坝，抄掠行旅，号为扬车巴。魏武克汉中，李特之祖，将五百家归魏武，又迁于略阳北，复号为巴氐。”马道临：《文献通考》。迁至北方的民，或与汉人融合为汉族，或与氐人杂处形成氐羌族。二是迁徙至南方。据《后汉书・吴汉传》记载，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而宕渠杨伟、朐忍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吴）汉入成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羽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南迁的板�蛮后来与湘西土著人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的曹毅先生曾从湘西土家族“射白虎”、“赶白虎”的习俗上对此作过考证。三是部分板�蛮仍滞留在三峡地区。
二、苗族
自上古以来对三苗的不断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不断被削弱，除部分被华夏族同化以外，部分苗族先民被迫不断向南迁徙，并在楚国灭亡后，进入了洞庭湖流域和武陵山脉。进入洞庭湖流域和武陵山脉的苗族先民在秦汉时期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权，而是散杂在武陵蛮、五溪蛮等族群中，并逐渐成为了这些族群的主体。
秦汉时期关于武陵蛮、五溪蛮的文献记载不多，从现今仅存的部分记载亦可以窥见此时期苗族先民的一些基本情况。
关于五溪，史籍中有不同的说法，《水经注》云：“武陵五溪为雄溪、�溪、无溪、酉溪、辰溪。”《文献通考》则认为五溪“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也”，《后汉书・郡国志》曰：“沅水出��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尽管具体说法不一致，但五溪地区指现今湖南省西部的沅水中上游地区，地域大致包括现今重庆酉阳、秀山，黔东南地区和湘西及湘西南地区是大致可以认定的。盘瓠蛮与武陵蛮和五溪蛮在一定程度上应是同一指称，如《水经注》曰：“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南史》卷97也有同样的叙述：“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谓之武陵蛮。”
武陵蛮在秦汉时期应当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母权制时期，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爱好和祭祀，有自己的纺织工艺，并已经产生了部落首领。这从《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可以窥见一二：“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其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从这条记载还可以看出武陵蛮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中央王朝对其也采取了轻赋税甚至免除赋税的优待政策。并且给予武陵蛮首领一定的职衔。武陵蛮内部的商业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
武陵蛮和五溪蛮在秦汉时期曾数次反抗遭中央王朝的多次征伐，是可以肯定的。《后汉书・马援传》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后汉书・宋均传》载：“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后汉书・南蛮传》亦载：“度尚为荆州刺史……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正是由于中央王朝的不断征伐、开拓和驱赶，部分武陵蛮才不得不继续向南迁徙。自秦汉到南北朝时期，部分迁徙的武陵蛮已经到达了今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川南、桂北。这些地区古称“��”地，在秦和汉初主要属于夜郎国管辖地，以至于马长寿先生曾提出夜郎为苗族所建，“夜郎国亦苗种也”的论断。
三、僚人
自汉至隋，在我国的西南和华南地区，分布着一些被泛称为“僚”（大部分史籍文献写为“獠”）的民族，“僚”读音为“老”，系百越的一支，《魏书》称其为古代南蛮的别种。关于“僚”的含义，以前学者多认为即“骆”的较晚译写，但因其从“�”为放火，故作族称或与他们当时的农耕方式“�田”有关。而且，僚又常与其他一些民族混称：在岭南地区，僚常和俚并称；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一带，僚常与濮相混。
四川盆地原只有很少一部分僚人，从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始，原分布于今贵州北部的僚人由于战乱所逼，逐步迁入今四川盆地南缘山区，数年后又进入盆地乃至陕西南部。《华阳国志・李势志》说：“蜀土无僚，至是（李势，344-347年在位）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而梁朝李膺《益州记》记载更详：“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丁）以上实成都；又从��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
僚人入蜀后分布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于是乌江下游地区始有僚人生息。《新唐书・南蛮传》之“南平僚”、《宋史・蛮传》之“渝州蛮”，便记载着乌江下游地区僚人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当时还较有影响。若依今天的行政区划往前追述重庆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僚人，其具体分布如下：
（一）涪陵区、南川市、武隆县
晋巴郡枳县及涪陵郡地，唐属涪州。《唐六典》云：“涪州贡连头僚布。”可见亦多僚人。又《太平寰宇记》卷120涪州宾化县（今南川市）下引《新图经》云：“此县民并是夷僚。”
（二）黔江区、彭水县、酉阳县
晋属涪陵郡，唐属黔州。《太平寰宇记》卷120谓黔州“杂居溪峒，多是夷僚”。又《舆地纪胜》卷176：“摩围山，在彭水县（黔州治所）西，隔江四里，与州城相对。夷僚呼天曰‘围’，言此摩天，号曰‘摩围’。”
四、夷人
乌江流域彝族的先民，源出于“昆明”，两汉时期称为“夷”。《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按照古代族系划分，当属“氐类”，是氐羌族群中的一支侯绍庄。氐羌民族也是我国古代一个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势力强盛的族群。他们最早活动于今甘、青、川、陕交接地带以至滇西的广大地区，并不断向四周发展。早在传说时代，由黄帝领导的部分，就从黄河上游积极向东发展，首先与居于黄河中游一带的炎帝部落结成同盟，共同进入中原。以后又在战胜从江汉一带北上的三苗和从黄河下游往西推进的东夷后，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人。后来夏、周的统治者也都源出于今川陕一带的氐羌，他们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王朝，统治中原均达数百年之久。在此过程中逐步融合了当时我国北方的许多其他民族人口，形成汉族的前身――华夏。经过春秋、战国以来，华夏族又在进一步融合了周边的许多蛮、戎、夷、狄的基础上，到秦汉时期终于正式形成了汉族。当夏、周兴起向东扩展，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逐步形成华夏族时，留住在西北至西南一带的氐羌各部，社会发展则比较迟缓，基本上仍保留着氏族、部落组织，过着游牧生活。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直到战国秦汉时期，他们中的不少部分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状态。他们是今西南各地彝语支各族的先民，乌江中上游的彝族就与这部分古代氐羌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
乌江流域中上游彝族的来源，据彝文典籍《安氏世纪》和《西南彝志・六祖起源》等书记载，其始祖名希母遮（或译作“孟诉”、“初明”）他原率领部众居住在“牦牛徼外”的“邛之卤”，即今四川汉沅一带。三十一传才迁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渎母吾娶妻三人，共生六子，以后子孙繁衍，分为武系、乍系、糯系、恒系、布系、默系六支，散布在滇东北、黔西北及川西南地区。渎母吾的时代，约在东汉后期，其始祖希母遮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东迁入乌江中上游的彝族先民，主要是布、默两支及恒系的一部分。
五、濮人
居住在今云贵高原一带的濮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其中的先进部分，已脱离了原始社会阶段而进入了阶级社会，在今乌江流域中上游等地区，建立了夜郎等地方奴隶制政权。到公元前1世纪后期，由于西汉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及郡县制实施的结果，导致夜郎国灭亡，濮人在西南的势力受到一次重大打击。及至王莽篡汉，又对西南地区的濮人发动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征讨。在这次反对王莽进行民族压迫歧视的斗争中，濮人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濮人本身的损失很大，这是西南地区濮人在发展进程中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经过两汉以来的多次挫折，在西南各地的濮人中，虽然还有像��谢氏雄长当地数百年的大姓势力存在，但也仅局限于今乌江流域中上游一带，濮人再也无力支配整个西南的形势侯绍庄。
一、巴族
（一）白虎巴人
秦灭巴国之后，由于巴族的势力还相当强大，秦的力量一时还难以控制该地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秦朝采取分封和郡县并存的双重政策。这里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就是秦朝让巴族贵族自行管理，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在赋税上给予优待。另一方面，秦又按照已有的政权体制，在巴国的故地设置巴郡，并派官吏直接统辖，秦的双重政策，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保证了政令的施行。由于巴郡蛮势力极盛，秦汉王朝为维护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治策。其主要政策有：一是封“巴郡南郡蛮”君长。《后汉书》中的“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之说，可作为秦代保留“蛮夷君长”的称号与地位的佐证。汉代继续奉行此策。从总的来讲，秦汉王朝为了赢得少数民族首领支持，曾以巴氏“蛮夷”为君长，使其按原有的统治方式管理其旧有辖地，这种做法，也就是我国历史上“土官土吏”的发轫。二是租赋加以“优宠”。《后汉书》云：“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由此可见，秦汉时期曾对“巴郡”实行租赋优惠政策。征收物，除交钱外，多输方物。这种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三是实行“有罪得以爵除”的政策。《后汉书・南蛮传》载：秦时，曾规定“其（指廪君蛮）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也就是说，“巴郡蛮”人犯法，虽然要加以惩处，但有罪可用爵位抵消。这说明，秦时巴氏“蛮夷”君长在法律上是比较宽容的。四是采取秦与巴氏“蛮夷”君长通婚的策略。《后汉书・南蛮传》中有巴氏“蛮夷”君长“世尚秦女”的记载。在一定意义上讲，秦国采取嫁女与巴氏“蛮夷”君长的做法，目的是要对其加以笼络与控制。这种做法，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间的往来与融合。其后，汉、唐的“和亲”政策，均源于此。五是采取移民政策。汉王朝为了削弱和破坏“巴郡”的势力，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采取了移民政策。《后汉书》载：“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也就是将原居处在鄂川相交之地的“巴郡蛮”被迫迁入两湖境内。
（二）板�巴
对于板�巴这个民族，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族名及迁徙。板�蛮是三峡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武王伐纣”时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以来，“其势力在秦汉之际，盛极一时。至三国两晋之后则日趋式微”。有关板�蛮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和三国时陈寿的《三国志》。其后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房玄龄的《晋书》、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马道临的《文献通考》等史籍中记载详尽；此外，在《宋书》、《南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志》、《蛮书》、《舆地纪胜》、《宋史》、《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文献中也均有记载。板�蛮这个古老的土著民族，最初活动中心在今四川省渠县、达川及重庆市云阳、梁平一带，它属于巴人的一支。其族名有三：
一是板�蛮。《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一曰‘板�蛮’。”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道：“板�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世号为板�蛮夷。”至于“板�蛮”为何叫此名，童恩正先生以为“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武器具有特点之故”有人说，当时经常使用这种木板�为武器的民族，就叫“板�蛮”。因“板�蛮”属巴人的一支，有的史书及文献上又名“板�巴”，以区别于“廪君巴”。
二是、民、人、巴、族等名称。施正一等主编的《民族词典》解释云：“亦称板�蛮。秦汉时分布于今四川东部渠县一带。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其人勇健好歌舞，善射猎。相传秦昭襄王曾募其族人除虎患有功，与秦订有盟约。秦汉之际，曾助汉王刘邦平定关中，七姓渠帅得以免除租赋，一般人则岁纳‘钱’四十，因而得族名‘’。”在著者所见到的文献中，最早使用“人”一名的是东汉时的应劭，他在《风俗通义》中说：“阆中有渝水，人居左右。”在应劭之后的史籍中词屡见不鲜。《华阳国志・巴志》载：“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又云：“为募发民，要与共定秦。”“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自高祖为汉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晋书》也有“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等句子。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是该民族对朝廷所缴纳的赋税的特称：以布顶赋曰“布”，以钱上税曰“钱”，诚如谯周《巴记》所言：“夷人岁出钱，每）口四十，谓之民。”《晋书・李特传》云：“巴人呼赋为，因谓之人焉。”民古居嘉陵江中游和渠江两岸。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在其“宕渠郡”下云：“长老言，宕渠盖为故国，今有城。”《元和郡县志》云：“古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太平寰宇记》云：“古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国都也。”唐代流江县即今之四川渠县。按今人的看法，“人……主要生活在今四川省渠县、阆中和重庆市云阳、梁平一带”。
三是“白虎复夷”。该名称与“白虎为害”、“夷人射虎”有关。《华阳国志》对这一名称的得来记载最早最详：“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恚，尽搏杀群虎，大�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常璩。此外，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晋书・板�蛮》中均有类似记载。这里的“白虎复夷”，就是古代的“虎贲之士”或“虎士”，他们属于古代士的阶层，可以免除徭役。换言之，凡“专以射白虎为事”的民、虎士，均可复除他们的徭役，故称之为“白虎复夷”。
在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板�蛮民族就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斗。《尚书・牧誓》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据张良皋先生考证，参加讨伐无道商纣的“西土之人”。
板�蛮民族自秦以后，因各种情况而逐渐分流，一是迁徙至北方：“自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隋书・地理志》）“及汉末天下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扬中坝，抄掠行旅，号为扬车巴。魏武克汉中，李特之祖，将五百家归魏武，又迁于略阳北，复号为巴氐。”马道临：《文献通考》。迁至北方的民，或与汉人融合为汉族，或与氐人杂处形成氐羌族。二是迁徙至南方。据《后汉书・吴汉传》记载，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而宕渠杨伟、朐忍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吴）汉入成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羽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南迁的板�蛮后来与湘西土著人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的曹毅先生曾从湘西土家族“射白虎”、“赶白虎”的习俗上对此作过考证。三是部分板�蛮仍滞留在三峡地区。
二、苗族
自上古以来对三苗的不断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不断被削弱，除部分被华夏族同化以外，部分苗族先民被迫不断向南迁徙，并在楚国灭亡后，进入了洞庭湖流域和武陵山脉。进入洞庭湖流域和武陵山脉的苗族先民在秦汉时期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权，而是散杂在武陵蛮、五溪蛮等族群中，并逐渐成为了这些族群的主体。
秦汉时期关于武陵蛮、五溪蛮的文献记载不多，从现今仅存的部分记载亦可以窥见此时期苗族先民的一些基本情况。
关于五溪，史籍中有不同的说法，《水经注》云：“武陵五溪为雄溪、�溪、无溪、酉溪、辰溪。”《文献通考》则认为五溪“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也”，《后汉书・郡国志》曰：“沅水出��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尽管具体说法不一致，但五溪地区指现今湖南省西部的沅水中上游地区，地域大致包括现今重庆酉阳、秀山，黔东南地区和湘西及湘西南地区是大致可以认定的。盘瓠蛮与武陵蛮和五溪蛮在一定程度上应是同一指称，如《水经注》曰：“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南史》卷97也有同样的叙述：“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谓之武陵蛮。”
武陵蛮在秦汉时期应当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母权制时期，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爱好和祭祀，有自己的纺织工艺，并已经产生了部落首领。这从《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可以窥见一二：“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其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从这条记载还可以看出武陵蛮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中央王朝对其也采取了轻赋税甚至免除赋税的优待政策。并且给予武陵蛮首领一定的职衔。武陵蛮内部的商业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
武陵蛮和五溪蛮在秦汉时期曾数次反抗遭中央王朝的多次征伐，是可以肯定的。《后汉书・马援传》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后汉书・宋均传》载：“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后汉书・南蛮传》亦载：“度尚为荆州刺史……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正是由于中央王朝的不断征伐、开拓和驱赶，部分武陵蛮才不得不继续向南迁徙。自秦汉到南北朝时期，部分迁徙的武陵蛮已经到达了今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川南、桂北。这些地区古称“��”地，在秦和汉初主要属于夜郎国管辖地，以至于马长寿先生曾提出夜郎为苗族所建，“夜郎国亦苗种也”的论断。
三、僚人
自汉至隋，在我国的西南和华南地区，分布着一些被泛称为“僚”（大部分史籍文献写为“獠”）的民族，“僚”读音为“老”，系百越的一支，《魏书》称其为古代南蛮的别种。关于“僚”的含义，以前学者多认为即“骆”的较晚译写，但因其从“�”为放火，故作族称或与他们当时的农耕方式“�田”有关。而且，僚又常与其他一些民族混称：在岭南地区，僚常和俚并称；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一带，僚常与濮相混。
四川盆地原只有很少一部分僚人，从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始，原分布于今贵州北部的僚人由于战乱所逼，逐步迁入今四川盆地南缘山区，数年后又进入盆地乃至陕西南部。《华阳国志・李势志》说：“蜀土无僚，至是（李势，344-347年在位）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而梁朝李膺《益州记》记载更详：“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丁）以上实成都；又从��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
僚人入蜀后分布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于是乌江下游地区始有僚人生息。《新唐书・南蛮传》之“南平僚”、《宋史・蛮传》之“渝州蛮”，便记载着乌江下游地区僚人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当时还较有影响。若依今天的行政区划往前追述重庆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僚人，其具体分布如下：
（一）涪陵区、南川市、武隆县
晋巴郡枳县及涪陵郡地，唐属涪州。《唐六典》云：“涪州贡连头僚布。”可见亦多僚人。又《太平寰宇记》卷120涪州宾化县（今南川市）下引《新图经》云：“此县民并是夷僚。”
（二）黔江区、彭水县、酉阳县
晋属涪陵郡，唐属黔州。《太平寰宇记》卷120谓黔州“杂居溪峒，多是夷僚”。又《舆地纪胜》卷176：“摩围山，在彭水县（黔州治所）西，隔江四里，与州城相对。夷僚呼天曰‘围’，言此摩天，号曰‘摩围’。”
四、夷人
乌江流域彝族的先民，源出于“昆明”，两汉时期称为“夷”。《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按照古代族系划分，当属“氐类”，是氐羌族群中的一支侯绍庄。氐羌民族也是我国古代一个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势力强盛的族群。他们最早活动于今甘、青、川、陕交接地带以至滇西的广大地区，并不断向四周发展。早在传说时代，由黄帝领导的部分，就从黄河上游积极向东发展，首先与居于黄河中游一带的炎帝部落结成同盟，共同进入中原。以后又在战胜从江汉一带北上的三苗和从黄河下游往西推进的东夷后，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人。后来夏、周的统治者也都源出于今川陕一带的氐羌，他们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王朝，统治中原均达数百年之久。在此过程中逐步融合了当时我国北方的许多其他民族人口，形成汉族的前身――华夏。经过春秋、战国以来，华夏族又在进一步融合了周边的许多蛮、戎、夷、狄的基础上，到秦汉时期终于正式形成了汉族。当夏、周兴起向东扩展，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逐步形成华夏族时，留住在西北至西南一带的氐羌各部，社会发展则比较迟缓，基本上仍保留着氏族、部落组织，过着游牧生活。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直到战国秦汉时期，他们中的不少部分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状态。他们是今西南各地彝语支各族的先民，乌江中上游的彝族就与这部分古代氐羌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
乌江流域中上游彝族的来源，据彝文典籍《安氏世纪》和《西南彝志・六祖起源》等书记载，其始祖名希母遮（或译作“孟诉”、“初明”）他原率领部众居住在“牦牛徼外”的“邛之卤”，即今四川汉沅一带。三十一传才迁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渎母吾娶妻三人，共生六子，以后子孙繁衍，分为武系、乍系、糯系、恒系、布系、默系六支，散布在滇东北、黔西北及川西南地区。渎母吾的时代，约在东汉后期，其始祖希母遮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东迁入乌江中上游的彝族先民，主要是布、默两支及恒系的一部分。
五、濮人
居住在今云贵高原一带的濮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其中的先进部分，已脱离了原始社会阶段而进入了阶级社会，在今乌江流域中上游等地区，建立了夜郎等地方奴隶制政权。到公元前1世纪后期，由于西汉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及郡县制实施的结果，导致夜郎国灭亡，濮人在西南的势力受到一次重大打击。及至王莽篡汉，又对西南地区的濮人发动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征讨。在这次反对王莽进行民族压迫歧视的斗争中，濮人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濮人本身的损失很大，这是西南地区濮人在发展进程中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经过两汉以来的多次挫折，在西南各地的濮人中，虽然还有像��谢氏雄长当地数百年的大姓势力存在，但也仅局限于今乌江流域中上游一带，濮人再也无力支配整个西南的形势侯绍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