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乌江流域的原始族群
族群就是相信共享相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们共同体。一个特定的人们共同体区别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通常包括语言、宗教、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区域的地方化、专门化的职业及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等。可以说，族群的外延不仅是指具有共同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们共同体本身，而且也包括着族群性、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相关变数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在乌江流域历史上，一些原始居民，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原始人群，构成了乌江流域的原始族群。
一、濮僚族群
濮族是自殷商自秦汉时期的一个古族群，氏族部落众多，分散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尚书・周书・牧誓》载：“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商末，濮人参加了周武王发起的联合西南方一些小国、部族进行的伐纣战争，在决战前举行誓师大会。《逸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闽。”周初，卜（濮）人派代表参加了“成周之会”。从濮人参与战争和重大社会活动看，这时濮人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但这是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先进的部分濮人，而散居在中西南地域的各部分濮人，则是相对落后。
至西周中期，卜又称服，此时江汉地区的卜人已经进入父系氏族部落发展期，而黔西部、中部的卜人也已相继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这从相关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得到明证。东周前后，卜写作“�”。《说文解字》曰：“�，给事者，从人从�。�亦声。古文从臣。”《诗・正月》云：“并其臣�。”《公羊传》宣公二十七年：“臣�，庶孳之事也。”这些都说明�人沦为了奴隶。西周中叶后，一些民族先于卜人发展了，成为了强大民族。他们向卜人争地，一些卜人土地被占去，一些卜人被俘虏成为奴隶。如《韩非子・有度》说：“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即是楚族征服了26个卜人部落，占其地，得其民。庄王（前613―前519年）后的楚国，实际就是在掠夺卜人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与此同时，巴人受楚所逼，也进入川东地区强占了卜人的土地，等等。
《春秋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这对濮人的情况说得很清楚，即濮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及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与国君；是一些居住分散，互不统属，各自独立发展的群体；因濮人氏族部落众多，散居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故人们称之为“百濮”。濮人的这些情况，便注定了濮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龚荫先生依据各个不同部分�人的差异，将濮人分为江汉支濮人、沅水支濮人、邛都支濮人、川南支濮人、滇池支濮人、滇东南支濮人、洱海支濮人、夜郎支濮人。其中，夜郎支濮人是贵州地区最为古老的居民之一。贵州古彝文典籍《宇宙人文论》的《太阳和月亮的根源》一节说：宇宙初先时，没有日月，后来产生了日月，从此“日月濮国灿”。译者注释为“西南地区（按：当为黔、滇、川连接地带）的古老居民为濮族，亦称濮彝（夷）濮国指这些地区”罗国义：《宇宙人文论》第六节《太阳和月亮的根源》。又《说文（宇宙源流）》说：上古之世，上帝建筑三座圣台，以治天国，掌地国，从此人类繁盛，万世相继。而建筑圣台的大树，“枝长四方蔽，濮邑遮四城（遮盖了四个濮人城邑）”。这两个古老的传说，说明了今贵州的西部与川、滇连接地带，最早的居民是濮人。西汉初叶，该地濮人情况，《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武帝“拜唐蒙为都尉，开��……因斩竹王，置��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吴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即濮人因其首领被斩，冒着风险，去围阻郡城，要求为其立祠，封其子继承侯位，这说明��地区的濮人势力是很大的。据唐蒙上疏武帝说，开拓斯地，“精兵可得十万”。按三丁出一计，该地濮人至少有30万之众。据记载，这一支濮人分布颇广，《贵州通志・前事志》转引《大定府志》记载：“夜郎，盖东有今遵义，中自大定，西连曲靖，而西北包东川、昭通，南跨安顺、兴义，而止乎泗城，故曰夜郎最大。”这是夜郎国的势力范围，也是夜郎濮人分布的辽阔地域。
夜郎地区濮人，是濮人的最大聚居区。夜郎濮人得到了长时间的独立发展，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曾建立起强盛的部族国家夜郎，直到西汉武帝时才归王统。两汉时期，夜郎濮人的一些地方融入了汉移民。自汉后，夜郎濮人不称为“濮”而称为“僚”，如西晋陈寿《益部耆旧传》载：“平南事讫，��、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本纪》载：“武帝太康四年六月，��僚二千余落内属。”唐段式撰《酉阳杂俎》和元周致中撰《异域志》载：“僚在��。”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条》载：“李寿之时，僚自��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又《元和郡县志・夷南道》玉津县条记：“李雄时，夷僚自��入居焉。”据记载，自晋至唐朝初年，昆明人先后进入僚人地区，征服了僚人，大部分僚人被融入今彝族先民中。如《西南夷志》卷六《恒的另一家的起源》说：“恒造了兵革利器，计算要征服濮为恒所用……取了濮的九个城。”又说：“……各木节住的濮之后裔，久为彝所平。”这反映了彝族先民和濮人的斗争融合过程。至宋代后，仅有一部分僚人仍保留其文化习俗，改称为“仡佬”。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志》载：“青山司（今贵州修文县境）苗民司（今贵州石阡县境）清平县（今贵州凯里境）八舟司（今贵州黎平县境）平伐司（今贵州贵定县境）把平司（今贵州贵定县境）等处，俱有仡佬。”清康熙《贵州通志》卷29《蛮僚附》载：“在平伐、平远（今贵州织金县）者为打牙仡佬……翦头仡佬在新添（今贵州贵定县）……又有猪豕仡佬在清平……石阡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司，古州之曹滴司皆有之。”又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载：“贵定县、安顺县、普定县、镇宁州、永宁州、清镇县、安平县、余庆县、镇远府、黄平州、大定府、水城通判、平远州、桐梓县、仁怀县等地，都有仡佬。”
二、百越族群
“越”又作“粤”，因其部族众多，互不统属，所以又称作“百越”。“百越”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南方最大的族群。《吕氏春秋・恃君览篇》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长。”《汉书・地理志》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罗香林著《古代越族分布考》一文中指出：“古代越族之分布状况，依今日地理情况言之，殆环踞中国西南各省，如川、滇、黔、桂等。”今贵州境正是古越人的分布区域。
百越作为一个族群，虽然部落甚多，“各有种姓”，并互不统属，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逐步形成了共同的民族特征，其表现有三：一是有共同的语言体系。其突出表现在语法、词汇、语音上。据《越绝书》记载，越人谓人为铩，谓船为须虑，谓海为夷，谓盐为馀，谓官为朱，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二是形成了民族习俗。“文身断发”是越人的一大特征，凡是古越人都有此习俗，《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断发文身。”《汉书・地理志》亦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三是越人铜鼓文化。越人普遍重铜鼓，《广州记》载：“俚僚铸铜为鼓……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越人还有一种普遍的建筑样式，为“干阑”，《桂海虞衡志》说：“民居檐茅为两重棚，谓之麻栏。”而且各地出土的不同时代的铜鼓上，都普遍铸有此种“干阑”住宅的图案。
古代越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也各不相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参差不齐，因而形成了各种名称不同的部族：“大越”、“於越”，分布在今浙江境内的越人。《吴越春秋》卷二说：“阖闾欲东并大越”，《史记・越世家》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由此可见，“大越”故地当在今浙江一带；“东瓯越”，分布在瓯江流域，又称为“瓯骆”或“瓯越”。《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东越列传》说：“肖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东瓯王。”又《汉书・朱买臣传》：“买臣曰：故东瓯越王居保泉山。”即今温州之大罗山，故东瓯越指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瓯江流域越人；“闽越”，即生活在今福建闽江流域之越人，《汉书・两粤传》说：“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于是天子曰：‘东越多阻，闽粤悍，数公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即元封以后，大部分闽越被迁往江淮之间；“杨越”，原生活在今湖北境内，但自熊渠兼并以后，部分杨越溶入熊渠部，部分南迁至两广一带，《史记・南越慰佗列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西瓯越”，即瓯江流域的越人西迁至广西境内，被称为“西瓯越”，《元和郡县制》载：“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可见，“西瓯越”的范围，大概在今广西柳江以东，湖南长沙以南，直至黔、桂边境；“山越”，为原先楚国境内的濮人部落与从东面迁往之“於越”、“闽越”等融合而成的部族，其散布在江、浙、皖、赣等各地，据《三国志・吴志》所述，山越遍及吴国丹阳、会稽、吴兴、藩阳、东阳、新都、豫章、东安等郡，具有很强的势力贵州社会科学历史。
古夜郎范围内居民部分属于“百越”民族，这已为相关专家所考证江应梁、史继忠：《夜郎是“百越”族属》，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条：一是秦时，夜郎属象郡，而象郡为越地的一部分。即时贵州以南北盘江流域属象郡管辖，换言之，夜郎土地上的居民应为“百越”民族的一部分。二是��江流域是秦汉时期“百越”民族最大的聚居区，而夜郎正处在这个区域之内。古人之所以称“��江”是因为��二字来源于壮傣语族，其意为“壮牯佬”，意为自称为“壮牯佬”的越人聚居区。是故夜郎的民族当是“壮牯佬”的一部分，即古越人的一支。三是秦汉之际，夜郎与南越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亦为夜郎属于“百越”民族的证据。四是夜郎与其旁小邑建立的部落联盟是在同一族属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五是��郡的设置也能反映夜郎地区的部族关系，因为设郡、县而立当地土长为王、侯进行统治，就不能不以原先的部族关系为基础，而建立“��郡”，显然是因为郡内主要居民是“��僚”，而��与越人是有莫大关系的。
三、三苗族群
当今乌江流域的苗族，与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三苗的居地和族源的形成
1.三苗的居地
最早记载三苗居地的是《战国策》。《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又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诗外传》卷三也载，有苗氏不服者，“衡山在南，歧（当为‘汶’之误）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三苗聚居于洞庭、彭蠡之间。关于洞庭、彭蠡所在何处，则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
三苗之族居我国南方，也不乏一些佐证。《吕氏春氏・召类》：“尧战于丹水（高诱注：丹水在南阳）之浦，以服南蛮。”按此“南蛮”又作“有苗”，《六韬》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三苗“其国近南岳”。可见，三苗不仅活动于江汉平原一带甚至南及南岳、丹水、苍梧、南海之地。
2.三苗部落联盟
三苗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呢？还是多民族联合起来的总称呢？吴永章先生以为，三苗是由南方众多的民族所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理由有二：一是“三苗”一词本身就意味着非单一民族之谓。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三苗“可能是三个部落”。“三”作专指，理解似过于机械。“三”在中国古籍中通作多数解，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均约之以三。“三”为阳数，与“九”一样，常泛指多数。《墨子・兼爱》引《禹誓》曰：“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即华夏族之“尔群”，对三苗之“诸群”。这说明，华夏族已融合成一个整体，而有苗尚是“诸群”，可证其非单一而是由多民族所组成；二是南方地处崇山和溪涧之中，在当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条件下，南方诸族要形成单一的民族整体是不可想象的。这从后世的“蛮”、“苗”（此指广义之苗）的民族成分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说：“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南、数千里溪洞山箐之中，有曰仡、曰伶、曰僚、曰瑶、曰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清人龚柴《苗民考》：“中国湖南、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境内皆有苗民杂处……其名称不一：曰夷、曰罗罗、曰蛮、曰苗、曰瑶、曰侵、曰僚、曰仲家、曰仡佬”等。几千年后，南方“蛮”、“苗”内部尚且种类不一，部族林立，在三苗时要统一为单一的民族，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三苗是一个由南方众多的民族所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的总称。
3.苗族的族源
在距今五千多年长江中下游及黄河下游一带，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九黎”。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开拓发展成为雄踞我国东方的强大部落。在黄河上游姬水以黄帝为首的另一部落，不断向黄河下游发展，与“九黎”发生冲突，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大战之后九黎败北，蚩尤被杀，势力大衰，九黎部落的大部分战败后向南迁徙。
尧、舜、禹时期，九黎部落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当时，聚居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经过禹的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被彻底削弱，部落联盟被分化瓦解，使大部分族人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或“荆楚”。“南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到西周中叶，“荆蛮”已成为周朝南方的劲敌。故从昭王开始，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荆蛮”的势力受到削弱。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贵州省地方志。
（二）尧、舜、禹时期对三苗的政策
三苗对华夏族尧、舜、禹部落联盟，或“臣”或“叛”。就是说，三苗除了军事对抗外，也曾臣服。所谓“臣”就是加入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并承认其盟主地位。但三苗对华夏族却是时臣时叛。正如“昭元年《左传》说，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三凶皆是王臣，则三苗应是诸侯之国入仕王朝者也”（见《尚书・舜典・孔疏》）针对三苗时臣时叛、若即若离的状况，尧、舜、禹除采用军事镇压外，也辅之以其他制裁的或抚纳的手段。吴永章先生认为尧、舜、禹时期对三苗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六种。一是放逐迁徙。据《尚书》载，舜曾流放三苗于三危（今甘肃敦煌）《尚书・皋陶谟》载：禹曰，帝舜时“何迁乎有苗”？这表明舜曾对三苗取放逐、迁徙之策。有人认为，舜采取放逐手段的目的在于：使三苗之君与三苗之民分隔开来，以达到限制和削弱三苗势力的目的。这与清代流徙土司的做法，极其相似。但对流徙者，也要为其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不再构成威胁。据《尚书・禹贡》载，“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注曰：“西裔之山已可活，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从此，这支三苗族人“安定”下来。二是区别对待。据《尚书・舜典》载，经考绩，“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也就是根据三苗“君臣”对以舜为首的华夏族部落联盟的顺逆态度加以甄别，提升其善从者，罢退其恶逆者，“善留恶去，使分背也”，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三是另择首领。据《尚书・吕刑》载，三苗杀戮无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在父权制的原始社会末期，由子女继承父亲的财产与权力，本是正常现象。但尧对叛逆的三苗之君加以诛杀，不准其后世继位，即所谓“无世在下”，而另择对尧恭顺者为君，以便于尧对三苗的操纵控制。这一做法，为后世中央王朝干预少数民族酋长的承袭问题提供了先例。四是不得就官。禹曾对四方“蛮夷”，均立为“长”，唯独对凶顽不恭的三苗，“不得就官”。所谓“不得就官”，也并非禹剥夺了三苗的酋长地位，只不过不承认其酋长名号或不给予封号罢了。这样，三苗之君就不能利用禹的封号以重其威权，以易于统摄其部属。由此可见，禹对三苗“不得就官”的规定，是作为削弱或动摇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五是强制同化。据《吕氏春秋・召教》载，“舜却有苗以更其俗。”其目的在于消除三苗族类的民族意识，便于其驱使和奴役，并防范反抗活动。这种做法客观上有利于三苗族接受较高的华夏文化。当时，由于三苗与华夏的交往日益频繁，大批的三苗族人加入到华夏族的行列中去。这一更俗措施，实际上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进程的作用。六是怀柔招抚。尧、舜、禹对三苗除采取军事震慑和强制措施外，并施文德，即“恩威并重”。《战国策・赵策二》、《史记・赵世家》载：“昔舜舞有苗。”也就是说，舜时，用武力未能征服三苗，而施以“文德”、“文教”，则三苗“自来”。《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进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诗外传》卷三也载：有苗氏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请服”。
以上各种做法，与军事镇压并施，达到了削弱并始终战胜三苗的目的。尧、舜、禹的这些政策与举措，为历代封建中央王朝经略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三苗的迁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原因，苗族曾经历过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从总的来讲，迁徙的方向主要是由东向西，后则由北向南。在先秦时期，“三苗”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三苗”被迫迁往西北甘陕一带，有的也往南迁徙，大部分则被迫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并开始向西南山区迁徙。战国时，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采用严厉的手段进行整顿以振国势，决定将“荆蛮”中发展较缓慢的一部分“南蛮”纳入楚国的范围，并以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被迫扶老携幼大量西迁，逃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今黔东、鄂西、湘西、渝东南许多苗族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跋山涉水沿着河流而来到武陵山区的。战国末年，秦、楚两雄战争连绵，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武陵山区的苗人又开始遭到冲击、分散贵州省地方志。
四、巴族群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最早记载巴人起源问题的文献资料。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巴族是太�（即伏羲）之后。继《山海经・海内经》之后，《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从这段文字可考证在夏启时期，一名叫孟涂的巫师成为巴人的首领，即夏启以前，巴部族就已经存在。《华阳国志・巴志》则说：“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这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巴族的祖先部落与中原地区汉族的祖先部落已经有较多的联系。巴族的种族来源与中原地区华夏族相同，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之间应该是在旧石器时代人口繁衍之后迁离，到原始社会末期之时，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又逐步加强了联系。由于巴人迁徙的方向不同，到达的地方不同，逐渐形成了一些分支，并逐渐有了自己单独的图腾信仰。
其一为龙蛇之巴。龙蛇之巴是从巫巴山地走出的一支巴人，他们来到洞庭湖滨，并成为了苗蛮集团的重要成员。蛇作为苗蛮集团的共同的图腾，《山海经》里有记载，《海内经》曰：“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据古地理书《浔阳记》载，“羿斩巴蛇于洞庭，委其骨成丘。”即巴蛇部落活动于洞庭湖一带。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经常发生战争，而后者很多时候都失利了。《淮南子・本经训》载曰：“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在《路史・后记》卷十“屠长蛇于洞庭”，罗苹注曰：“长蛇即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侧。《江源记》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羿斩巴蛇，说明巴蛇部落在抗击羿为首的华夏集团讨伐的斗争中彻底失败了，从此便从洞庭湖滨消失了。
其二为鱼凫之巴。即巴族鱼凫部。鱼凫部最早居住于鱼邑或鱼复（今重庆奉节）由于鱼复地处长江三峡夔门，农耕条件很差，故这支巴人只能靠捕鱼为生，并且驯养了能捕鱼的鱼凫。由于鱼凫在巴人捕鱼中的作用，此支巴人就将鱼凫奉为自己的图腾。鱼凫巴人最早居住于三峡地区，最后却向川西不断迁徙，并在川西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关于鱼凫巴人西迁，从现今遗留在各地的地名有所体现，如鱼复县（奉节）鱼复浦（奉节）巴涪水（乌江）巴符关（合江县）鱼凫关（南津县）鱼符津（宜宾）鱼涪津（乐山）鱼凫山（彭山）鱼凫城（温江）等。鱼凫巴人建立的政权都城遗址即为广汉南兴镇三星村发掘的三星堆遗址。西周中期，鱼凫蜀国逐渐衰落，杜宇部落趁机兴旺，并逐渐强大，他们一举击败鱼凫蜀国，并取而代之，建立了杜宇蜀国，鱼凫巴人随之归附杜宇蜀国，并逐渐被同化。
其三为鳖灵巴人。即巴族鳖灵部。鳖灵巴人的西迁，沿乌江而上，在抵达芙蓉江流域后，溯芙蓉江而上，到达今贵州遵义地区。抵达遵义地区后，鳖灵巴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名“�”，其范围大致为背面至重庆綦江流域，南北至今遵义地区大部分。鳖灵部巴人在建立政权后，率部继续向西发展，并沿着赤水河，取道长江岷江，到达了今四川乐山一带，对此，《水经注・江水上》载：“江水又东经南安县（今乐山）西……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开明即为鳖灵。继而鳖灵部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成都平原边缘的四川芦山县一带，并将其政治中心亦迁至此处，故《太平寰宇记》载：故严道县“治有开明王城故址”。鳖灵部在芦山站稳脚跟后继续向成都平原推进，并最终取代杜宇族，称为成都平原的主人，建立了蜀开明王朝。
其四为白虎巴人。白虎巴人最早居住地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一般认为在今长阳县境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血祠焉。”在廪君的率领下，共同沿着夷水（今湖北长阳至恩施一带的清江）向西迁徙，使其部落人口散及后来的巴郡（今重庆主城区）南郡（今湖北荆州）之间。这个“廪君种”的部落成为巴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中：管维良先生在《巴族史》中认为，巴人是沿着清江河水上行，再转入郁江，顺着郁江下行至今彭水县城，即进入乌江水道，再顺着乌江下行，到达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枳（今重庆市涪陵区）建立了进入川东后的第一个政治中心管维良。所以“枳”在巴人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将巴国已故首脑安葬在枳，故《华阳国志・巴志》曰：“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1972年起，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先后在涪陵东南面的小田溪进行了四次发掘清理和一次中日联合物探工作，共发掘清理墓葬九座，出土有一套十四件错金编钟、“廿六年”铭文戈等大批战国时期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一套象征王权的编钟。文物专家认为小田溪很可能是战国晚期巴国的王陵区。2002年9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又对涪陵小田溪墓群进行大规模科学勘探和发掘，清理战国中晚期竖穴土坑墓11座，西汉时期土坑墓两座，共出土铜、玉、陶、石等文物350余件。这些战国墓葬多属战国晚期，规模较大，随葬品等级较高，属巴国贵族所有。2005年11月26日至2006年1月9日，重庆市文物考古队再次对小田溪进行发掘，又发掘5枚国内无人能识的巴蜀图语青铜印章。“廪君种”部落西迁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今重庆地区之后，先后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江州（今重庆市主城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阆中（今四川阆中市）等五处建都，部分与当地土著相融合，并与中原华夏族加强联系。所以周武王伐纣时，巴族的队伍也参加了战斗。
一、濮僚族群
濮族是自殷商自秦汉时期的一个古族群，氏族部落众多，分散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尚书・周书・牧誓》载：“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商末，濮人参加了周武王发起的联合西南方一些小国、部族进行的伐纣战争，在决战前举行誓师大会。《逸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闽。”周初，卜（濮）人派代表参加了“成周之会”。从濮人参与战争和重大社会活动看，这时濮人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但这是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先进的部分濮人，而散居在中西南地域的各部分濮人，则是相对落后。
至西周中期，卜又称服，此时江汉地区的卜人已经进入父系氏族部落发展期，而黔西部、中部的卜人也已相继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这从相关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得到明证。东周前后，卜写作“�”。《说文解字》曰：“�，给事者，从人从�。�亦声。古文从臣。”《诗・正月》云：“并其臣�。”《公羊传》宣公二十七年：“臣�，庶孳之事也。”这些都说明�人沦为了奴隶。西周中叶后，一些民族先于卜人发展了，成为了强大民族。他们向卜人争地，一些卜人土地被占去，一些卜人被俘虏成为奴隶。如《韩非子・有度》说：“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即是楚族征服了26个卜人部落，占其地，得其民。庄王（前613―前519年）后的楚国，实际就是在掠夺卜人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与此同时，巴人受楚所逼，也进入川东地区强占了卜人的土地，等等。
《春秋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这对濮人的情况说得很清楚，即濮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及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与国君；是一些居住分散，互不统属，各自独立发展的群体；因濮人氏族部落众多，散居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故人们称之为“百濮”。濮人的这些情况，便注定了濮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龚荫先生依据各个不同部分�人的差异，将濮人分为江汉支濮人、沅水支濮人、邛都支濮人、川南支濮人、滇池支濮人、滇东南支濮人、洱海支濮人、夜郎支濮人。其中，夜郎支濮人是贵州地区最为古老的居民之一。贵州古彝文典籍《宇宙人文论》的《太阳和月亮的根源》一节说：宇宙初先时，没有日月，后来产生了日月，从此“日月濮国灿”。译者注释为“西南地区（按：当为黔、滇、川连接地带）的古老居民为濮族，亦称濮彝（夷）濮国指这些地区”罗国义：《宇宙人文论》第六节《太阳和月亮的根源》。又《说文（宇宙源流）》说：上古之世，上帝建筑三座圣台，以治天国，掌地国，从此人类繁盛，万世相继。而建筑圣台的大树，“枝长四方蔽，濮邑遮四城（遮盖了四个濮人城邑）”。这两个古老的传说，说明了今贵州的西部与川、滇连接地带，最早的居民是濮人。西汉初叶，该地濮人情况，《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武帝“拜唐蒙为都尉，开��……因斩竹王，置��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吴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即濮人因其首领被斩，冒着风险，去围阻郡城，要求为其立祠，封其子继承侯位，这说明��地区的濮人势力是很大的。据唐蒙上疏武帝说，开拓斯地，“精兵可得十万”。按三丁出一计，该地濮人至少有30万之众。据记载，这一支濮人分布颇广，《贵州通志・前事志》转引《大定府志》记载：“夜郎，盖东有今遵义，中自大定，西连曲靖，而西北包东川、昭通，南跨安顺、兴义，而止乎泗城，故曰夜郎最大。”这是夜郎国的势力范围，也是夜郎濮人分布的辽阔地域。
夜郎地区濮人，是濮人的最大聚居区。夜郎濮人得到了长时间的独立发展，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曾建立起强盛的部族国家夜郎，直到西汉武帝时才归王统。两汉时期，夜郎濮人的一些地方融入了汉移民。自汉后，夜郎濮人不称为“濮”而称为“僚”，如西晋陈寿《益部耆旧传》载：“平南事讫，��、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本纪》载：“武帝太康四年六月，��僚二千余落内属。”唐段式撰《酉阳杂俎》和元周致中撰《异域志》载：“僚在��。”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条》载：“李寿之时，僚自��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又《元和郡县志・夷南道》玉津县条记：“李雄时，夷僚自��入居焉。”据记载，自晋至唐朝初年，昆明人先后进入僚人地区，征服了僚人，大部分僚人被融入今彝族先民中。如《西南夷志》卷六《恒的另一家的起源》说：“恒造了兵革利器，计算要征服濮为恒所用……取了濮的九个城。”又说：“……各木节住的濮之后裔，久为彝所平。”这反映了彝族先民和濮人的斗争融合过程。至宋代后，仅有一部分僚人仍保留其文化习俗，改称为“仡佬”。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志》载：“青山司（今贵州修文县境）苗民司（今贵州石阡县境）清平县（今贵州凯里境）八舟司（今贵州黎平县境）平伐司（今贵州贵定县境）把平司（今贵州贵定县境）等处，俱有仡佬。”清康熙《贵州通志》卷29《蛮僚附》载：“在平伐、平远（今贵州织金县）者为打牙仡佬……翦头仡佬在新添（今贵州贵定县）……又有猪豕仡佬在清平……石阡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司，古州之曹滴司皆有之。”又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载：“贵定县、安顺县、普定县、镇宁州、永宁州、清镇县、安平县、余庆县、镇远府、黄平州、大定府、水城通判、平远州、桐梓县、仁怀县等地，都有仡佬。”
二、百越族群
“越”又作“粤”，因其部族众多，互不统属，所以又称作“百越”。“百越”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南方最大的族群。《吕氏春秋・恃君览篇》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长。”《汉书・地理志》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罗香林著《古代越族分布考》一文中指出：“古代越族之分布状况，依今日地理情况言之，殆环踞中国西南各省，如川、滇、黔、桂等。”今贵州境正是古越人的分布区域。
百越作为一个族群，虽然部落甚多，“各有种姓”，并互不统属，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逐步形成了共同的民族特征，其表现有三：一是有共同的语言体系。其突出表现在语法、词汇、语音上。据《越绝书》记载，越人谓人为铩，谓船为须虑，谓海为夷，谓盐为馀，谓官为朱，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二是形成了民族习俗。“文身断发”是越人的一大特征，凡是古越人都有此习俗，《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断发文身。”《汉书・地理志》亦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三是越人铜鼓文化。越人普遍重铜鼓，《广州记》载：“俚僚铸铜为鼓……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越人还有一种普遍的建筑样式，为“干阑”，《桂海虞衡志》说：“民居檐茅为两重棚，谓之麻栏。”而且各地出土的不同时代的铜鼓上，都普遍铸有此种“干阑”住宅的图案。
古代越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也各不相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参差不齐，因而形成了各种名称不同的部族：“大越”、“於越”，分布在今浙江境内的越人。《吴越春秋》卷二说：“阖闾欲东并大越”，《史记・越世家》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由此可见，“大越”故地当在今浙江一带；“东瓯越”，分布在瓯江流域，又称为“瓯骆”或“瓯越”。《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东越列传》说：“肖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东瓯王。”又《汉书・朱买臣传》：“买臣曰：故东瓯越王居保泉山。”即今温州之大罗山，故东瓯越指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瓯江流域越人；“闽越”，即生活在今福建闽江流域之越人，《汉书・两粤传》说：“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于是天子曰：‘东越多阻，闽粤悍，数公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即元封以后，大部分闽越被迁往江淮之间；“杨越”，原生活在今湖北境内，但自熊渠兼并以后，部分杨越溶入熊渠部，部分南迁至两广一带，《史记・南越慰佗列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西瓯越”，即瓯江流域的越人西迁至广西境内，被称为“西瓯越”，《元和郡县制》载：“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可见，“西瓯越”的范围，大概在今广西柳江以东，湖南长沙以南，直至黔、桂边境；“山越”，为原先楚国境内的濮人部落与从东面迁往之“於越”、“闽越”等融合而成的部族，其散布在江、浙、皖、赣等各地，据《三国志・吴志》所述，山越遍及吴国丹阳、会稽、吴兴、藩阳、东阳、新都、豫章、东安等郡，具有很强的势力贵州社会科学历史。
古夜郎范围内居民部分属于“百越”民族，这已为相关专家所考证江应梁、史继忠：《夜郎是“百越”族属》，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条：一是秦时，夜郎属象郡，而象郡为越地的一部分。即时贵州以南北盘江流域属象郡管辖，换言之，夜郎土地上的居民应为“百越”民族的一部分。二是��江流域是秦汉时期“百越”民族最大的聚居区，而夜郎正处在这个区域之内。古人之所以称“��江”是因为��二字来源于壮傣语族，其意为“壮牯佬”，意为自称为“壮牯佬”的越人聚居区。是故夜郎的民族当是“壮牯佬”的一部分，即古越人的一支。三是秦汉之际，夜郎与南越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亦为夜郎属于“百越”民族的证据。四是夜郎与其旁小邑建立的部落联盟是在同一族属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五是��郡的设置也能反映夜郎地区的部族关系，因为设郡、县而立当地土长为王、侯进行统治，就不能不以原先的部族关系为基础，而建立“��郡”，显然是因为郡内主要居民是“��僚”，而��与越人是有莫大关系的。
三、三苗族群
当今乌江流域的苗族，与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三苗的居地和族源的形成
1.三苗的居地
最早记载三苗居地的是《战国策》。《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又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诗外传》卷三也载，有苗氏不服者，“衡山在南，歧（当为‘汶’之误）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三苗聚居于洞庭、彭蠡之间。关于洞庭、彭蠡所在何处，则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
三苗之族居我国南方，也不乏一些佐证。《吕氏春氏・召类》：“尧战于丹水（高诱注：丹水在南阳）之浦，以服南蛮。”按此“南蛮”又作“有苗”，《六韬》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三苗“其国近南岳”。可见，三苗不仅活动于江汉平原一带甚至南及南岳、丹水、苍梧、南海之地。
2.三苗部落联盟
三苗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呢？还是多民族联合起来的总称呢？吴永章先生以为，三苗是由南方众多的民族所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理由有二：一是“三苗”一词本身就意味着非单一民族之谓。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三苗“可能是三个部落”。“三”作专指，理解似过于机械。“三”在中国古籍中通作多数解，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均约之以三。“三”为阳数，与“九”一样，常泛指多数。《墨子・兼爱》引《禹誓》曰：“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即华夏族之“尔群”，对三苗之“诸群”。这说明，华夏族已融合成一个整体，而有苗尚是“诸群”，可证其非单一而是由多民族所组成；二是南方地处崇山和溪涧之中，在当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条件下，南方诸族要形成单一的民族整体是不可想象的。这从后世的“蛮”、“苗”（此指广义之苗）的民族成分中可以得到证明。如《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说：“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南、数千里溪洞山箐之中，有曰仡、曰伶、曰僚、曰瑶、曰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清人龚柴《苗民考》：“中国湖南、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境内皆有苗民杂处……其名称不一：曰夷、曰罗罗、曰蛮、曰苗、曰瑶、曰侵、曰僚、曰仲家、曰仡佬”等。几千年后，南方“蛮”、“苗”内部尚且种类不一，部族林立，在三苗时要统一为单一的民族，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三苗是一个由南方众多的民族所组成的一个部落联盟的总称。
3.苗族的族源
在距今五千多年长江中下游及黄河下游一带，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九黎”。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开拓发展成为雄踞我国东方的强大部落。在黄河上游姬水以黄帝为首的另一部落，不断向黄河下游发展，与“九黎”发生冲突，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大战之后九黎败北，蚩尤被杀，势力大衰，九黎部落的大部分战败后向南迁徙。
尧、舜、禹时期，九黎部落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当时，聚居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抗争。经过禹的征伐，“三苗”集团的势力被彻底削弱，部落联盟被分化瓦解，使大部分族人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部落一起被称为“南蛮”或“荆楚”。“南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到西周中叶，“荆蛮”已成为周朝南方的劲敌。故从昭王开始，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荆蛮”的势力受到削弱。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贵州省地方志。
（二）尧、舜、禹时期对三苗的政策
三苗对华夏族尧、舜、禹部落联盟，或“臣”或“叛”。就是说，三苗除了军事对抗外，也曾臣服。所谓“臣”就是加入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并承认其盟主地位。但三苗对华夏族却是时臣时叛。正如“昭元年《左传》说，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三凶皆是王臣，则三苗应是诸侯之国入仕王朝者也”（见《尚书・舜典・孔疏》）针对三苗时臣时叛、若即若离的状况，尧、舜、禹除采用军事镇压外，也辅之以其他制裁的或抚纳的手段。吴永章先生认为尧、舜、禹时期对三苗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六种。一是放逐迁徙。据《尚书》载，舜曾流放三苗于三危（今甘肃敦煌）《尚书・皋陶谟》载：禹曰，帝舜时“何迁乎有苗”？这表明舜曾对三苗取放逐、迁徙之策。有人认为，舜采取放逐手段的目的在于：使三苗之君与三苗之民分隔开来，以达到限制和削弱三苗势力的目的。这与清代流徙土司的做法，极其相似。但对流徙者，也要为其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不再构成威胁。据《尚书・禹贡》载，“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注曰：“西裔之山已可活，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从此，这支三苗族人“安定”下来。二是区别对待。据《尚书・舜典》载，经考绩，“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也就是根据三苗“君臣”对以舜为首的华夏族部落联盟的顺逆态度加以甄别，提升其善从者，罢退其恶逆者，“善留恶去，使分背也”，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三是另择首领。据《尚书・吕刑》载，三苗杀戮无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在父权制的原始社会末期，由子女继承父亲的财产与权力，本是正常现象。但尧对叛逆的三苗之君加以诛杀，不准其后世继位，即所谓“无世在下”，而另择对尧恭顺者为君，以便于尧对三苗的操纵控制。这一做法，为后世中央王朝干预少数民族酋长的承袭问题提供了先例。四是不得就官。禹曾对四方“蛮夷”，均立为“长”，唯独对凶顽不恭的三苗，“不得就官”。所谓“不得就官”，也并非禹剥夺了三苗的酋长地位，只不过不承认其酋长名号或不给予封号罢了。这样，三苗之君就不能利用禹的封号以重其威权，以易于统摄其部属。由此可见，禹对三苗“不得就官”的规定，是作为削弱或动摇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五是强制同化。据《吕氏春秋・召教》载，“舜却有苗以更其俗。”其目的在于消除三苗族类的民族意识，便于其驱使和奴役，并防范反抗活动。这种做法客观上有利于三苗族接受较高的华夏文化。当时，由于三苗与华夏的交往日益频繁，大批的三苗族人加入到华夏族的行列中去。这一更俗措施，实际上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进程的作用。六是怀柔招抚。尧、舜、禹对三苗除采取军事震慑和强制措施外，并施文德，即“恩威并重”。《战国策・赵策二》、《史记・赵世家》载：“昔舜舞有苗。”也就是说，舜时，用武力未能征服三苗，而施以“文德”、“文教”，则三苗“自来”。《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进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诗外传》卷三也载：有苗氏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请服”。
以上各种做法，与军事镇压并施，达到了削弱并始终战胜三苗的目的。尧、舜、禹的这些政策与举措，为历代封建中央王朝经略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三苗的迁徙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原因，苗族曾经历过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从总的来讲，迁徙的方向主要是由东向西，后则由北向南。在先秦时期，“三苗”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三苗”被迫迁往西北甘陕一带，有的也往南迁徙，大部分则被迫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并开始向西南山区迁徙。战国时，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采用严厉的手段进行整顿以振国势，决定将“荆蛮”中发展较缓慢的一部分“南蛮”纳入楚国的范围，并以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被迫扶老携幼大量西迁，逃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今黔东、鄂西、湘西、渝东南许多苗族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跋山涉水沿着河流而来到武陵山区的。战国末年，秦、楚两雄战争连绵，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武陵山区的苗人又开始遭到冲击、分散贵州省地方志。
四、巴族群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最早记载巴人起源问题的文献资料。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巴族是太�（即伏羲）之后。继《山海经・海内经》之后，《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从这段文字可考证在夏启时期，一名叫孟涂的巫师成为巴人的首领，即夏启以前，巴部族就已经存在。《华阳国志・巴志》则说：“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这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巴族的祖先部落与中原地区汉族的祖先部落已经有较多的联系。巴族的种族来源与中原地区华夏族相同，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之间应该是在旧石器时代人口繁衍之后迁离，到原始社会末期之时，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又逐步加强了联系。由于巴人迁徙的方向不同，到达的地方不同，逐渐形成了一些分支，并逐渐有了自己单独的图腾信仰。
其一为龙蛇之巴。龙蛇之巴是从巫巴山地走出的一支巴人，他们来到洞庭湖滨，并成为了苗蛮集团的重要成员。蛇作为苗蛮集团的共同的图腾，《山海经》里有记载，《海内经》曰：“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据古地理书《浔阳记》载，“羿斩巴蛇于洞庭，委其骨成丘。”即巴蛇部落活动于洞庭湖一带。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经常发生战争，而后者很多时候都失利了。《淮南子・本经训》载曰：“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在《路史・后记》卷十“屠长蛇于洞庭”，罗苹注曰：“长蛇即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侧。《江源记》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羿斩巴蛇，说明巴蛇部落在抗击羿为首的华夏集团讨伐的斗争中彻底失败了，从此便从洞庭湖滨消失了。
其二为鱼凫之巴。即巴族鱼凫部。鱼凫部最早居住于鱼邑或鱼复（今重庆奉节）由于鱼复地处长江三峡夔门，农耕条件很差，故这支巴人只能靠捕鱼为生，并且驯养了能捕鱼的鱼凫。由于鱼凫在巴人捕鱼中的作用，此支巴人就将鱼凫奉为自己的图腾。鱼凫巴人最早居住于三峡地区，最后却向川西不断迁徙，并在川西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关于鱼凫巴人西迁，从现今遗留在各地的地名有所体现，如鱼复县（奉节）鱼复浦（奉节）巴涪水（乌江）巴符关（合江县）鱼凫关（南津县）鱼符津（宜宾）鱼涪津（乐山）鱼凫山（彭山）鱼凫城（温江）等。鱼凫巴人建立的政权都城遗址即为广汉南兴镇三星村发掘的三星堆遗址。西周中期，鱼凫蜀国逐渐衰落，杜宇部落趁机兴旺，并逐渐强大，他们一举击败鱼凫蜀国，并取而代之，建立了杜宇蜀国，鱼凫巴人随之归附杜宇蜀国，并逐渐被同化。
其三为鳖灵巴人。即巴族鳖灵部。鳖灵巴人的西迁，沿乌江而上，在抵达芙蓉江流域后，溯芙蓉江而上，到达今贵州遵义地区。抵达遵义地区后，鳖灵巴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名“�”，其范围大致为背面至重庆綦江流域，南北至今遵义地区大部分。鳖灵部巴人在建立政权后，率部继续向西发展，并沿着赤水河，取道长江岷江，到达了今四川乐山一带，对此，《水经注・江水上》载：“江水又东经南安县（今乐山）西……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开明即为鳖灵。继而鳖灵部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成都平原边缘的四川芦山县一带，并将其政治中心亦迁至此处，故《太平寰宇记》载：故严道县“治有开明王城故址”。鳖灵部在芦山站稳脚跟后继续向成都平原推进，并最终取代杜宇族，称为成都平原的主人，建立了蜀开明王朝。
其四为白虎巴人。白虎巴人最早居住地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一般认为在今长阳县境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血祠焉。”在廪君的率领下，共同沿着夷水（今湖北长阳至恩施一带的清江）向西迁徙，使其部落人口散及后来的巴郡（今重庆主城区）南郡（今湖北荆州）之间。这个“廪君种”的部落成为巴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中：管维良先生在《巴族史》中认为，巴人是沿着清江河水上行，再转入郁江，顺着郁江下行至今彭水县城，即进入乌江水道，再顺着乌江下行，到达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枳（今重庆市涪陵区）建立了进入川东后的第一个政治中心管维良。所以“枳”在巴人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将巴国已故首脑安葬在枳，故《华阳国志・巴志》曰：“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1972年起，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先后在涪陵东南面的小田溪进行了四次发掘清理和一次中日联合物探工作，共发掘清理墓葬九座，出土有一套十四件错金编钟、“廿六年”铭文戈等大批战国时期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一套象征王权的编钟。文物专家认为小田溪很可能是战国晚期巴国的王陵区。2002年9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又对涪陵小田溪墓群进行大规模科学勘探和发掘，清理战国中晚期竖穴土坑墓11座，西汉时期土坑墓两座，共出土铜、玉、陶、石等文物350余件。这些战国墓葬多属战国晚期，规模较大，随葬品等级较高，属巴国贵族所有。2005年11月26日至2006年1月9日，重庆市文物考古队再次对小田溪进行发掘，又发掘5枚国内无人能识的巴蜀图语青铜印章。“廪君种”部落西迁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今重庆地区之后，先后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江州（今重庆市主城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阆中（今四川阆中市）等五处建都，部分与当地土著相融合，并与中原华夏族加强联系。所以周武王伐纣时，巴族的队伍也参加了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