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乌江流域民族研究
（一）必要性
乌江流域总人口达3345.02万，其中少数民族1066.43万，占总人口的31.88%。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和民族学界十分注重对西藏、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民族史的研究，对乌江流域民族史的研究则非常薄弱。乌江流域由于历史的缘故和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之交通不便，这里历来是蛮荒之地，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然而，对乌江流域民族史的研究，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民族学界几乎无人问津，成了被理论界和学术界遗忘的“死角”。近年来虽有一些社会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西南民族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重庆民族史》、《湖北民族史》和《西南通史》，但这些研究专著既未把乌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故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又未将乌江流域民族发展问题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鉴于此，组织一批具有学术研究思想、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高校教师来撰写一部跨省市、跨流域的《乌江流域民族史》，就显得极为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江流域的民族发展史始终影响着乌江流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只要我们翻检乌江流域的历代府县志，就会清楚地发现，乌江流域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围绕着民族问题展开的，并导致政局的演变，给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乌江流域的历史，而且还可以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具体来讲，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的意义有六：一是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有利于探寻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规律；二是通过翔实的资料，客观公正地叙述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事实，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的自尊心，也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间的凝聚力；三是研究该地区民族发展史，有利于探寻乌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变迁规律，提出建设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对策；四是较系统地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仅有利于宣传乌江流域、介绍乌江流域、让更多的人关注乌江流域，而且有利于吸引外商到乌江流域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五是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问题，是涉及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大问题，研究该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并提出一些可供政府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建议，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伐，早日实现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六是撰写出一部《乌江流域民族史》专著，不仅可以填补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也能为今天党和国家治理和开发西南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从而更好地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加快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可行性
乌江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讲乌江流域的历史自然离不开乌江流域民族史，当然，民族史也不是孤立的，如果它不以乌江流域历史为背景进行研究，许多问题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研究乌江流域地方史必须十分重视民族史，抛开民族史来讲乌江流域史是不科学、不全面、不应当的。但是，乌江流域民族史毕竟不同于乌江流域史。它主要是研究乌江流域内各民族的源流及其历史发展，侧重于民族，对其他的问题只作简单的勾勒。乌江流域民族史当然要借助族别史如土家族史、苗族史、彝族史、布依族史、侗族史、仡佬族史的材料，但它与族别史有两点不同：第一，它不是单个地研究这些民族，而是把乌江流域内的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第二，它的空间范围是乌江流域，这些民族流域外的有关情况只是在必要时才涉及。
长江师范学院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人才资源优势
我校有40%的教师来自渝东南8个区县，另有30%左右的教师在长江师范学院工作十年以上。我校招收的学生有40%来自乌江流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已经成为这个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我校师生员工对乌江流域的情况十分熟悉，具有深厚的“乌江情结”。我校“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有专、兼职研究人员34名，其中有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7名、教授17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包括在读）18名，下设三个研究方向，科研力量比较雄厚，队伍结构比较合理。
2.科学研究优势
我校是乌江下游唯一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是乌江给予了我们以灵性和智慧，是乌江之水润养着我们，是乌江流域的父老乡亲始终如一地支持着我们。我校对研究乌江、开发乌江、建设乌江有着更多的关切和期待。我校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是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早已大张旗鼓地开展乌江流域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并有“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等5个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140个省市级、校级项目。近五年来，专兼职研究人员出版《乌江经济文化研究》、《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重庆土家族民俗文化概论》、《巴人尚武精神研究》、《乌江流域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石�土司文化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辑录》、《乌江流域建置沿革》、《乌江流域研究》等专（编）著近30部，在《历史研究》、《世界民族》、《黑龙江民族丛刊》、《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3.文献资料优势
2002-2009年，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先后有30多人次深入乌江流域考察，收集了乌江流域50多个市、区、县的地方志达400余册；现有乌江流域历史、民族、民俗、文学、经济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资料累计8000余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包括《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故宫典藏本・四川府州县志》、《故宫典藏本・湖北府州县志》、《云南史料丛刊》、嘉庆《四川通志》等抢救性文献资料300余册。目前已建成全国唯一的研究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文献资料库，资料库中除拥有中文图书文献资料8000余册外，还有中文刊物80种和一定数量的音像、图片、考察报告等原始资料，尤其是民族类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
4.学术阵地优势
2005年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正式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创办有学术性刊物《乌江论丛》，迄今已出版10余期，与乌江流域及全国各相关机构进行交流，迄今已有数百位专家学者对刊物投稿，所刊稿件绝大多数被正式刊物录用，其中部分还被权威期刊采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5.学科建设优势
近年来，我校已在有关系院本科生中开设了“民族学概论”、“乌江流域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政策”、“西南民族史”、“乌江文化概论”、“民族民间美术”、“民族民间音乐”等课程，“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乌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室”在未来的三至五年中，除进一步完善这些课程内容，还将开设“土家族研究”、“西南土司文化研究”等特色课程，并于2009年已开始与中南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已经初步形成我校“民族史学”的课程体系。同时，“民族特色文化课程”教学团队已成为2009年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学团队。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
（三）乌江流域民族史的分期问题
民族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概括了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源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因此，正确认识民族历史，最要紧的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从本质上看，民族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深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有一定的民族发展史。概而言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史，都以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其基本特征；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史，则是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基本特征。正基于此，研究民族史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和民族政策进行综合考察。
因此，乌江流域民族史的分期就是以古老民族――西南夷――“大姓”、“夷帅”――单一民族逐渐形成――民族的演变――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历程来分期的。这种分期真实地反映了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历史的全貌。
§§第一章 乌江流域的古人类
乌江流域总人口达3345.02万，其中少数民族1066.43万，占总人口的31.88%。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和民族学界十分注重对西藏、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民族史的研究，对乌江流域民族史的研究则非常薄弱。乌江流域由于历史的缘故和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之交通不便，这里历来是蛮荒之地，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然而，对乌江流域民族史的研究，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民族学界几乎无人问津，成了被理论界和学术界遗忘的“死角”。近年来虽有一些社会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西南民族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重庆民族史》、《湖北民族史》和《西南通史》，但这些研究专著既未把乌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故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又未将乌江流域民族发展问题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鉴于此，组织一批具有学术研究思想、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高校教师来撰写一部跨省市、跨流域的《乌江流域民族史》，就显得极为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江流域的民族发展史始终影响着乌江流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只要我们翻检乌江流域的历代府县志，就会清楚地发现，乌江流域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围绕着民族问题展开的，并导致政局的演变，给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乌江流域的历史，而且还可以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具体来讲，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的意义有六：一是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有利于探寻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规律；二是通过翔实的资料，客观公正地叙述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事实，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的自尊心，也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间的凝聚力；三是研究该地区民族发展史，有利于探寻乌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变迁规律，提出建设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对策；四是较系统地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仅有利于宣传乌江流域、介绍乌江流域、让更多的人关注乌江流域，而且有利于吸引外商到乌江流域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五是乌江流域民族发展的问题，是涉及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大问题，研究该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并提出一些可供政府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建议，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步伐，早日实现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六是撰写出一部《乌江流域民族史》专著，不仅可以填补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也能为今天党和国家治理和开发西南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从而更好地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加快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可行性
乌江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讲乌江流域的历史自然离不开乌江流域民族史，当然，民族史也不是孤立的，如果它不以乌江流域历史为背景进行研究，许多问题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研究乌江流域地方史必须十分重视民族史，抛开民族史来讲乌江流域史是不科学、不全面、不应当的。但是，乌江流域民族史毕竟不同于乌江流域史。它主要是研究乌江流域内各民族的源流及其历史发展，侧重于民族，对其他的问题只作简单的勾勒。乌江流域民族史当然要借助族别史如土家族史、苗族史、彝族史、布依族史、侗族史、仡佬族史的材料，但它与族别史有两点不同：第一，它不是单个地研究这些民族，而是把乌江流域内的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第二，它的空间范围是乌江流域，这些民族流域外的有关情况只是在必要时才涉及。
长江师范学院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人才资源优势
我校有40%的教师来自渝东南8个区县，另有30%左右的教师在长江师范学院工作十年以上。我校招收的学生有40%来自乌江流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已经成为这个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我校师生员工对乌江流域的情况十分熟悉，具有深厚的“乌江情结”。我校“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有专、兼职研究人员34名，其中有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7名、教授17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包括在读）18名，下设三个研究方向，科研力量比较雄厚，队伍结构比较合理。
2.科学研究优势
我校是乌江下游唯一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是乌江给予了我们以灵性和智慧，是乌江之水润养着我们，是乌江流域的父老乡亲始终如一地支持着我们。我校对研究乌江、开发乌江、建设乌江有着更多的关切和期待。我校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是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早已大张旗鼓地开展乌江流域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并有“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等5个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140个省市级、校级项目。近五年来，专兼职研究人员出版《乌江经济文化研究》、《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重庆土家族民俗文化概论》、《巴人尚武精神研究》、《乌江流域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石�土司文化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辑录》、《乌江流域建置沿革》、《乌江流域研究》等专（编）著近30部，在《历史研究》、《世界民族》、《黑龙江民族丛刊》、《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3.文献资料优势
2002-2009年，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先后有30多人次深入乌江流域考察，收集了乌江流域50多个市、区、县的地方志达400余册；现有乌江流域历史、民族、民俗、文学、经济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资料累计8000余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包括《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故宫典藏本・四川府州县志》、《故宫典藏本・湖北府州县志》、《云南史料丛刊》、嘉庆《四川通志》等抢救性文献资料300余册。目前已建成全国唯一的研究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文献资料库，资料库中除拥有中文图书文献资料8000余册外，还有中文刊物80种和一定数量的音像、图片、考察报告等原始资料，尤其是民族类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
4.学术阵地优势
2005年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正式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创办有学术性刊物《乌江论丛》，迄今已出版10余期，与乌江流域及全国各相关机构进行交流，迄今已有数百位专家学者对刊物投稿，所刊稿件绝大多数被正式刊物录用，其中部分还被权威期刊采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5.学科建设优势
近年来，我校已在有关系院本科生中开设了“民族学概论”、“乌江流域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政策”、“西南民族史”、“乌江文化概论”、“民族民间美术”、“民族民间音乐”等课程，“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乌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室”在未来的三至五年中，除进一步完善这些课程内容，还将开设“土家族研究”、“西南土司文化研究”等特色课程，并于2009年已开始与中南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已经初步形成我校“民族史学”的课程体系。同时，“民族特色文化课程”教学团队已成为2009年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学团队。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乌江流域民族史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
（三）乌江流域民族史的分期问题
民族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概括了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源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因此，正确认识民族历史，最要紧的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从本质上看，民族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深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有一定的民族发展史。概而言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史，都以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其基本特征；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史，则是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基本特征。正基于此，研究民族史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和民族政策进行综合考察。
因此，乌江流域民族史的分期就是以古老民族――西南夷――“大姓”、“夷帅”――单一民族逐渐形成――民族的演变――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历程来分期的。这种分期真实地反映了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历史的全貌。
§§第一章 乌江流域的古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