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乌江流域民族
（一）民族的概念
在古希腊时就有“民族”这个概念产生，在《荷马诗史》中就有“民族”这一词。在公元五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开始探讨民族特征问题。他在《历史》一书中大约有两百多处使用了民族一词。他认为民族与“地域、语言、性格、风俗、宗教”有关。
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最主要的是“族类”。民族一词不具体指个人和族体，而是分开使用的。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中即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这是“民族”一词在汉语文献中所见最早的使用例证。
“民族”作为一词在我国汉语中出现，是近代末期的事情。据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使用该词的是梁启超，其在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中，出现了“民族”一词。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民族一词也随之不断出现在各种革命文献中。梁启超的定义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重要之特质有八：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向隔阂，是之为民族。”孙中山1924年在《三民主义》中说道：“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文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由于孙中山的政治地位，其关于民族的定义一直到解放前为各种著作所援引。上述两种定义，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却都把血统和宗教、体质列为要素，这与民族的本质含义是有差别的。
当前中国在解释“民族”这个概念时，大多采用斯大林的解释。斯大林1912年底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929年，他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修订了早年提出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在阐释了民族的上述四个特征之后，强调指出，这四个特征是一个完整的定义，把四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而且它们缺一不可。
（二）民族的特征
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一个群体要成为民族，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具体到乌江流域的各少数民族，可作以下理解。
1.共同地域
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和居住，并赖以发生内部联系的一定地域。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地理环境和空间条件。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首要条件，没有共同地域，民族就不可能形成。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不是世世代代稳定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共同地域，要形成民族是不可能的。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同地域，如土家族居住在武陵山区。当然，由于历史上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出现了聚居、杂居、散居等不同的民族分布情况，因而现实生活中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不一定就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全部居住在一起。因此，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是大分散，小集中，但又各有特点，情况不一，这也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我国有一些民族所分布的共同地域比较分散，由两个或以上的或大或小的聚居区组成，这些聚居区或位于同一省内，在地域上不相连接，或省区不同、地域也不连接或地域上大体相连接，如贵州的彝族、四川的彝族；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的苗族、瑶族、侗族、布依族等。这种情况也就形成了乌江流域当前各个民族居住的现状。
2.共同语言
指同一民族的人们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它是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当中彼此之间交往联系中逐渐形成的。共同语言是指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在民族形成的初期，往往是一个民族操一种语言，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各民族之间的分化和融合，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不同的民族操同一种语言或同一民族操两三种不同语言的现象。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如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等，虽然在当代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存状况十分紧迫，但在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共同的语言为少数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有着必不可少的功能。
3.共同经济生活
共同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指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经济上联系性，即不可分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它是一个民族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具体地讲，组织形式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生产过程的组合方式、劳动成果的分配与交换方式；行为方式则主要指的是生产劳动、经营活动和消费的方式。因此，共同经济生活不仅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内容，既指生产方式，也指生活方式。它和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等同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各民族由于具有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先进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左右着后进民族，使得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出现日渐趋同的现象。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机械地强调语言因素，而是辩证地说，不同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
4.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素质
共同文化是指同一民族的人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历史渊源、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这些内容明显地构成了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是民族的主要特征。共同心理素质则指通过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民族感情，以及在民族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心理、思维、行为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它常常通过民族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人感觉得到。而民族感情和民族自我意识则是建立在各个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生活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受到族际关系的制约，因而强调共同起源和反映共同利益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首先是一种民族内部的认同心理，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由这种民族认同心理上升而来的自尊、自信、自强的观念和热爱本民族的强烈感情，是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构成要素和民族特征中最持久、最有生命力的方面，是维系一个民族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民族之所以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就因为它具有上述四个共同特征。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和民族自身形成发展的原因，这些特征在每个民族中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只有坚持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民族定义的普遍原理和某一民族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三）乌江流域民族构成
乌江流域世居的民族中，除汉族外，依人口多少还有苗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仫佬族、回族、白族、壮族、瑶族、满族、蒙古族、毛南族、羌族等14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解放前后陆续迁入乌江流域的其他30多个少数民族。
据2004年各地年鉴资料显示，乌江流域共有人口3345.02万，其中汉族有2278.5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8.12%；少数民族共有1066.43万人，占31.88%。在40多个少数民族中，有14种世居民族，其中，苗族最多，土家族次之，彝族、布依族、仡佬族、回族、侗族等又次之，壮、瑶、满、蒙、白、毛南、羌等族较少。从民族分布上看，各民族居住错杂，但又相对集中。苗族主要分布在乌江流域下游的秀山、彭水、恩施、松桃等市县及镇宁、关岭、威宁等自治县；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思南、沿河、印江、德江、酉阳、黔江、石柱、咸丰、利川、恩施等地；布依族主要分布在安顺、贵阳等地区；彝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六盘水市等地；仡佬族主要分布在务川、道真两自治县及黔西北部分地区；其他民族分布比较零星。
乌江流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先民居住地区的迁徙和经济文化生活的彼此影响渗透，逐渐形成乌江流域多民族聚居的状况。在该流域55个区县中，均有少数民族居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解放后，我国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建立了1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州）350多个民族乡。
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聚居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利川市、咸丰县、恩施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思南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施秉县、福泉市、黄平县、贵定县、龙里县、都匀市、花溪区、清镇市、平坝县、安顺西秀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普定县、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城县、六枝特区、金沙县、黔西县、织金县、纳雍县、大方县、毕节市、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等区县及350多个民族乡。
（四）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分布
一般情况而言，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要受人口基数、自然增长、地理环境、宗族观念、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影响。就乌江流域现阶段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四大特点蒋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布局的变迁及其诱因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一，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保持持续增长。由于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庞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口外迁的影响，但在生育政策倾斜和各项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多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人口都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第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人口外流特征明显。由于该地区民族聚居地区地处山陵地带，因而许多民族聚居地的人口，往往出现外流现象，特别是“农民工”的大量涌出。第三，乌江流域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显著增加。在市场经济对人口流动的持续影响下，许多经济较发达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集聚现象。可以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基本上是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第四，部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锐减。虽然乌江流域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人口都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但由于人口迁移的影响，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不可避免地出现减少的现象。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地区十分广泛。从实际情况看，少数民族虽遍及全流域，但从具体分布对比看，又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或各少数民族成片聚居，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特点。从少数民族分布的总体情况看，苗族除主要集中在松桃苗族自治县、黄平县、务川县、思南县、水城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恩施市等区县，在安顺市、黔西北的毕节地区也有一定数量。土家族除主要集中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利川县、咸丰县、恩施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思南县外，在遵义地区东北部也有部分分布。彝族主要集中在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安顺地区西部也有一定数量。布依族主要集中在安顺地区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平坝县、安顺市、普定县、六枝特区、水城县、贵阳市郊区及清镇市、开阳县，毕节地区的威宁、织金、金沙、赫章、大方等县。回族散居在威宁、平坝、水城、安顺和贵阳市区各地。仡佬族除集中分布于遵义地区的道真、务川、正安诸县外，还分布于遵义、安顺、毕节地区各县和六盘水市东部。满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黔西、大方和金沙诸县。白族则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威宁、纳雍、大方、赫章各县。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大方。从总体分布情况看，苗族主要居于乌江流域中下游，布依、彝、白、满、回、蒙各族主要分布于乌江流域上游，土家族主要分布于乌江流域下游，仡佬族则分布于乌江流域中游的狭长地带。
（五）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特点
结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在许多方面基本上与全国大体一致，具有共性，但也有若干地方不同于别的地区，具有自己的个性。纵观历史，反复比较，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侯。
1.民族种类繁多，分化融合明显
乌江流域是西南四大族系交汇的结合点，又是汉族移民较多的地方，由此产生了“民族种类繁多，分化融合明显”的特点。
乌江流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各族先民居住地区的迁徙和经济、文化生活的彼此影响渗透，逐渐形成乌江流域多民族聚居杂处的状况。现在乌江流域世居的民族中，除汉族外，还有苗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仫佬族、回族、白族、壮族、瑶族、满族、蒙古族、毛南族、羌族等14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解放前后陆续迁入乌江流域的其他30多个少数民族。
2.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政权层出不穷
乌江流域民族史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政权层出不穷”，前者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后者反映了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机结合在一起，对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阅史志，即可见到许多离奇古怪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名称，例如：“则溪制度”、“亭目制度”、“鼓社制度”、“峒款制度”，还有“油锅”组织、“六马”、“六枝”、“八番”、“九股”、“十二营”、“十二马头”等。略加根究，这些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总是与某个民族相连，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譬如说，“则溪制度”和“十二营”是彝族特有，“亭目制度”、“六马”、“八番”等是布依族特有，“鼓社制度”、“九股”是苗族特有，“峒款制度”是侗族特有。如果进一步深究，不难看出，这些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从某一角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举例来说，“则溪”、“十二营”基本上属领主制的范畴，但带有较多的奴隶制色彩；“亭目”、“六马”等则是较为典型的封建领主制度。可见，各民族的差别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程度差别的反映。反之，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差异，则是通过民族的差异表现出来。
造成乌江流域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四大族系的经济基础不同。例如，氐羌族系原先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以后发展为“或土著，或迁徙”的农牧民族，其民剽悍勇敢，是“马背上的民族”；苗瑶族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民族压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农业阶段，“好入山壑，不乐平旷”，是典型的“山地民族”；百越族系很早就从事水田耕作，大都住在依山傍水的平坝，过着恬淡的田园生活，“男耕女织，聚族而居”，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濮人“耕田，有邑聚”，也属农耕民族。第二，各民族在其发展历史上所处的民族关系不同，有的与汉族交往较多，有的较少；有的在当地占居多数，有的只占少数；有的在某一时期是当地的统治民族，有的则处于被统治地位；有的和周围的民族关系较好，有的则比较紧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由于民族关系的不同，其社会发展也不尽一致。第三，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起了某些作用。例如，在交通方便的地区社会经济较为发达，而在交通闭塞的地区则相对落后；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则受着种种局限；平坝地区比较有利于农业发展，而山区则有利于林业、牧业发展。乌江流域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处在各地的民族，其社会发展也必然受到不同的影响，从而加深了各民族的不平衡性。
正因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兴有衰，因而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也有早有迟。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的差异，地域的分割，各民族、各部落自相雄长，互不统属，因而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层出不穷，不绝如缕。春秋战国至秦汉，在今乌江流域境内有“君长”数十，往后演变为“��大姓”，仍以土人做官。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羁縻州，另一种是“藩国”，当时乌江流域境内有羁縻州数十个，“藩国”则有罗氏、乌撒等。自元以降，推行土司制度，按土官实力大小以定尊卑，分别授予宣慰、宣抚、安抚、长官及蛮夷长官等职，整个土司时期，乌江流域计设置土司数以百计。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反映了乌江流域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反映了在政治上极不统一。这些政权与中央王朝时战时和，相互之间也累有争战，它们与其统治下的人民也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3.历史发展错综，民族关系复杂
从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历史发展来看，各时期的民族关系并不一样。汉武帝开“西南夷”以前，民族关系比较单纯，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唐蒙通夜郎至东汉灭亡，中央王朝势力不断深入，民族关系渐渐复杂起来，其间，有“羁縻”也有“征伐”，有汉朝官吏的统治也有汉族移民的开发，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有少数民族相互间的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推行诸葛亮“不留兵、不运粮、纲纪相定，夷汉相安”的政策，又推行了王逊“分而治之”的政策；既有大姓倾轧，又有李特、李雄势力介入，还有谢恕等“保境为晋”。到了唐代，乌江流域则是经制州、羁縻州与藩国这三个圈层的结合部。五代及两宋时期乌江流域成为重要的买马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元朝统一全国，推行土司制度，又常在乌江流域用兵，民族矛盾尖锐起来，明初对乌江流域少数民族进行“怀柔”，民族关系暂时缓和，但自永乐以后，统治加强，压迫日深，王朝与土司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一连串的民族战争。有清一代，民族压迫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民族战争此起彼伏，不仅有王朝与土司的战争，而且有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民族起义。
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始终不可避免。乌江流域历史上的民族起义连绵不断，从秦汉到明清从未停息，尤以清代为盛，其基本原因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压迫、剥削，对于这种战争，就人民一方来说无疑是正义的，而就统治者一方来说则是非正义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战争，在乌江流域历史上也极为频繁，汉朝与夜郎、且兰、句町等的战争，元朝与罗氏鬼国的战争，明朝与播州杨氏、水西安氏的战争，清朝与水西、乌撒的战争及改土归流战争，无不如此。
在古希腊时就有“民族”这个概念产生，在《荷马诗史》中就有“民族”这一词。在公元五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开始探讨民族特征问题。他在《历史》一书中大约有两百多处使用了民族一词。他认为民族与“地域、语言、性格、风俗、宗教”有关。
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最主要的是“族类”。民族一词不具体指个人和族体，而是分开使用的。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中即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这是“民族”一词在汉语文献中所见最早的使用例证。
“民族”作为一词在我国汉语中出现，是近代末期的事情。据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使用该词的是梁启超，其在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中，出现了“民族”一词。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民族一词也随之不断出现在各种革命文献中。梁启超的定义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重要之特质有八：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向隔阂，是之为民族。”孙中山1924年在《三民主义》中说道：“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文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由于孙中山的政治地位，其关于民族的定义一直到解放前为各种著作所援引。上述两种定义，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却都把血统和宗教、体质列为要素，这与民族的本质含义是有差别的。
当前中国在解释“民族”这个概念时，大多采用斯大林的解释。斯大林1912年底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929年，他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修订了早年提出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在阐释了民族的上述四个特征之后，强调指出，这四个特征是一个完整的定义，把四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而且它们缺一不可。
（二）民族的特征
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一个群体要成为民族，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具体到乌江流域的各少数民族，可作以下理解。
1.共同地域
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和居住，并赖以发生内部联系的一定地域。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地理环境和空间条件。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首要条件，没有共同地域，民族就不可能形成。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不是世世代代稳定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共同地域，要形成民族是不可能的。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同地域，如土家族居住在武陵山区。当然，由于历史上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出现了聚居、杂居、散居等不同的民族分布情况，因而现实生活中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不一定就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全部居住在一起。因此，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是大分散，小集中，但又各有特点，情况不一，这也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我国有一些民族所分布的共同地域比较分散，由两个或以上的或大或小的聚居区组成，这些聚居区或位于同一省内，在地域上不相连接，或省区不同、地域也不连接或地域上大体相连接，如贵州的彝族、四川的彝族；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的苗族、瑶族、侗族、布依族等。这种情况也就形成了乌江流域当前各个民族居住的现状。
2.共同语言
指同一民族的人们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它是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当中彼此之间交往联系中逐渐形成的。共同语言是指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在民族形成的初期，往往是一个民族操一种语言，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各民族之间的分化和融合，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不同的民族操同一种语言或同一民族操两三种不同语言的现象。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如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等，虽然在当代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存状况十分紧迫，但在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共同的语言为少数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有着必不可少的功能。
3.共同经济生活
共同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指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经济上联系性，即不可分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它是一个民族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具体地讲，组织形式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生产过程的组合方式、劳动成果的分配与交换方式；行为方式则主要指的是生产劳动、经营活动和消费的方式。因此，共同经济生活不仅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内容，既指生产方式，也指生活方式。它和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等同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各民族由于具有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先进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左右着后进民族，使得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出现日渐趋同的现象。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机械地强调语言因素，而是辩证地说，不同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
4.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素质
共同文化是指同一民族的人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历史渊源、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这些内容明显地构成了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是民族的主要特征。共同心理素质则指通过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民族感情，以及在民族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心理、思维、行为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它常常通过民族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人感觉得到。而民族感情和民族自我意识则是建立在各个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生活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受到族际关系的制约，因而强调共同起源和反映共同利益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首先是一种民族内部的认同心理，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由这种民族认同心理上升而来的自尊、自信、自强的观念和热爱本民族的强烈感情，是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构成要素和民族特征中最持久、最有生命力的方面，是维系一个民族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民族之所以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就因为它具有上述四个共同特征。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和民族自身形成发展的原因，这些特征在每个民族中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只有坚持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民族定义的普遍原理和某一民族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三）乌江流域民族构成
乌江流域世居的民族中，除汉族外，依人口多少还有苗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仫佬族、回族、白族、壮族、瑶族、满族、蒙古族、毛南族、羌族等14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解放前后陆续迁入乌江流域的其他30多个少数民族。
据2004年各地年鉴资料显示，乌江流域共有人口3345.02万，其中汉族有2278.5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8.12%；少数民族共有1066.43万人，占31.88%。在40多个少数民族中，有14种世居民族，其中，苗族最多，土家族次之，彝族、布依族、仡佬族、回族、侗族等又次之，壮、瑶、满、蒙、白、毛南、羌等族较少。从民族分布上看，各民族居住错杂，但又相对集中。苗族主要分布在乌江流域下游的秀山、彭水、恩施、松桃等市县及镇宁、关岭、威宁等自治县；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思南、沿河、印江、德江、酉阳、黔江、石柱、咸丰、利川、恩施等地；布依族主要分布在安顺、贵阳等地区；彝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六盘水市等地；仡佬族主要分布在务川、道真两自治县及黔西北部分地区；其他民族分布比较零星。
乌江流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先民居住地区的迁徙和经济文化生活的彼此影响渗透，逐渐形成乌江流域多民族聚居的状况。在该流域55个区县中，均有少数民族居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解放后，我国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建立了1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州）350多个民族乡。
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聚居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利川市、咸丰县、恩施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思南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施秉县、福泉市、黄平县、贵定县、龙里县、都匀市、花溪区、清镇市、平坝县、安顺西秀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普定县、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城县、六枝特区、金沙县、黔西县、织金县、纳雍县、大方县、毕节市、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等区县及350多个民族乡。
（四）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分布
一般情况而言，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要受人口基数、自然增长、地理环境、宗族观念、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影响。就乌江流域现阶段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四大特点蒋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布局的变迁及其诱因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一，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保持持续增长。由于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庞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口外迁的影响，但在生育政策倾斜和各项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多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人口都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第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人口外流特征明显。由于该地区民族聚居地区地处山陵地带，因而许多民族聚居地的人口，往往出现外流现象，特别是“农民工”的大量涌出。第三，乌江流域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显著增加。在市场经济对人口流动的持续影响下，许多经济较发达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集聚现象。可以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基本上是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第四，部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锐减。虽然乌江流域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人口都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但由于人口迁移的影响，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不可避免地出现减少的现象。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地区十分广泛。从实际情况看，少数民族虽遍及全流域，但从具体分布对比看，又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或各少数民族成片聚居，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特点。从少数民族分布的总体情况看，苗族除主要集中在松桃苗族自治县、黄平县、务川县、思南县、水城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恩施市等区县，在安顺市、黔西北的毕节地区也有一定数量。土家族除主要集中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利川县、咸丰县、恩施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思南县外，在遵义地区东北部也有部分分布。彝族主要集中在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安顺地区西部也有一定数量。布依族主要集中在安顺地区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平坝县、安顺市、普定县、六枝特区、水城县、贵阳市郊区及清镇市、开阳县，毕节地区的威宁、织金、金沙、赫章、大方等县。回族散居在威宁、平坝、水城、安顺和贵阳市区各地。仡佬族除集中分布于遵义地区的道真、务川、正安诸县外，还分布于遵义、安顺、毕节地区各县和六盘水市东部。满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黔西、大方和金沙诸县。白族则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威宁、纳雍、大方、赫章各县。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大方。从总体分布情况看，苗族主要居于乌江流域中下游，布依、彝、白、满、回、蒙各族主要分布于乌江流域上游，土家族主要分布于乌江流域下游，仡佬族则分布于乌江流域中游的狭长地带。
（五）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特点
结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在许多方面基本上与全国大体一致，具有共性，但也有若干地方不同于别的地区，具有自己的个性。纵观历史，反复比较，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侯。
1.民族种类繁多，分化融合明显
乌江流域是西南四大族系交汇的结合点，又是汉族移民较多的地方，由此产生了“民族种类繁多，分化融合明显”的特点。
乌江流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各族先民居住地区的迁徙和经济、文化生活的彼此影响渗透，逐渐形成乌江流域多民族聚居杂处的状况。现在乌江流域世居的民族中，除汉族外，还有苗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仫佬族、回族、白族、壮族、瑶族、满族、蒙古族、毛南族、羌族等14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解放前后陆续迁入乌江流域的其他30多个少数民族。
2.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政权层出不穷
乌江流域民族史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政权层出不穷”，前者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后者反映了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机结合在一起，对乌江流域民族发展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阅史志，即可见到许多离奇古怪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名称，例如：“则溪制度”、“亭目制度”、“鼓社制度”、“峒款制度”，还有“油锅”组织、“六马”、“六枝”、“八番”、“九股”、“十二营”、“十二马头”等。略加根究，这些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总是与某个民族相连，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譬如说，“则溪制度”和“十二营”是彝族特有，“亭目制度”、“六马”、“八番”等是布依族特有，“鼓社制度”、“九股”是苗族特有，“峒款制度”是侗族特有。如果进一步深究，不难看出，这些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又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从某一角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举例来说，“则溪”、“十二营”基本上属领主制的范畴，但带有较多的奴隶制色彩；“亭目”、“六马”等则是较为典型的封建领主制度。可见，各民族的差别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程度差别的反映。反之，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差异，则是通过民族的差异表现出来。
造成乌江流域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四大族系的经济基础不同。例如，氐羌族系原先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以后发展为“或土著，或迁徙”的农牧民族，其民剽悍勇敢，是“马背上的民族”；苗瑶族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民族压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农业阶段，“好入山壑，不乐平旷”，是典型的“山地民族”；百越族系很早就从事水田耕作，大都住在依山傍水的平坝，过着恬淡的田园生活，“男耕女织，聚族而居”，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濮人“耕田，有邑聚”，也属农耕民族。第二，各民族在其发展历史上所处的民族关系不同，有的与汉族交往较多，有的较少；有的在当地占居多数，有的只占少数；有的在某一时期是当地的统治民族，有的则处于被统治地位；有的和周围的民族关系较好，有的则比较紧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由于民族关系的不同，其社会发展也不尽一致。第三，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起了某些作用。例如，在交通方便的地区社会经济较为发达，而在交通闭塞的地区则相对落后；在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则受着种种局限；平坝地区比较有利于农业发展，而山区则有利于林业、牧业发展。乌江流域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处在各地的民族，其社会发展也必然受到不同的影响，从而加深了各民族的不平衡性。
正因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兴有衰，因而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也有早有迟。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的差异，地域的分割，各民族、各部落自相雄长，互不统属，因而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层出不穷，不绝如缕。春秋战国至秦汉，在今乌江流域境内有“君长”数十，往后演变为“��大姓”，仍以土人做官。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羁縻州，另一种是“藩国”，当时乌江流域境内有羁縻州数十个，“藩国”则有罗氏、乌撒等。自元以降，推行土司制度，按土官实力大小以定尊卑，分别授予宣慰、宣抚、安抚、长官及蛮夷长官等职，整个土司时期，乌江流域计设置土司数以百计。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反映了乌江流域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反映了在政治上极不统一。这些政权与中央王朝时战时和，相互之间也累有争战，它们与其统治下的人民也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3.历史发展错综，民族关系复杂
从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历史发展来看，各时期的民族关系并不一样。汉武帝开“西南夷”以前，民族关系比较单纯，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唐蒙通夜郎至东汉灭亡，中央王朝势力不断深入，民族关系渐渐复杂起来，其间，有“羁縻”也有“征伐”，有汉朝官吏的统治也有汉族移民的开发，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有少数民族相互间的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推行诸葛亮“不留兵、不运粮、纲纪相定，夷汉相安”的政策，又推行了王逊“分而治之”的政策；既有大姓倾轧，又有李特、李雄势力介入，还有谢恕等“保境为晋”。到了唐代，乌江流域则是经制州、羁縻州与藩国这三个圈层的结合部。五代及两宋时期乌江流域成为重要的买马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元朝统一全国，推行土司制度，又常在乌江流域用兵，民族矛盾尖锐起来，明初对乌江流域少数民族进行“怀柔”，民族关系暂时缓和，但自永乐以后，统治加强，压迫日深，王朝与土司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一连串的民族战争。有清一代，民族压迫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民族战争此起彼伏，不仅有王朝与土司的战争，而且有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民族起义。
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始终不可避免。乌江流域历史上的民族起义连绵不断，从秦汉到明清从未停息，尤以清代为盛，其基本原因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压迫、剥削，对于这种战争，就人民一方来说无疑是正义的，而就统治者一方来说则是非正义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战争，在乌江流域历史上也极为频繁，汉朝与夜郎、且兰、句町等的战争，元朝与罗氏鬼国的战争，明朝与播州杨氏、水西安氏的战争，清朝与水西、乌撒的战争及改土归流战争，无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