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2.心系国运

　　张謇自从1915年退出政坛，便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地方自治的经营上。虽然僻处南通一隅，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内外时局的变化。1918年底，鉴于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张謇为使我国能够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获得关税自主，致电政府及与会代表，希望全力争取，同时发起成立了全国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并被公推为会长。1919年初，巴黎和会期间，张謇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趁机侵略及北洋政府的对外妥协，频频通电，严正指出：政府即使愿去自杀，可人民难道就不希望生存？假使听任日本人占领青岛，对外那么正好实现了敌方的阴谋，对内又回复到专制社会，造成百年间的内战忧患。他希望政府速令与会代表，拒绝在丧失国权的和约上签字。1921年，太平洋会议在美国召开，张謇因我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致电政府，重申山东问题的重要，并致电会议代表，希望重提此案，请各国加以评断，以此来永绝东方大祸害的根源。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南通各界组成后援会发动募捐，张謇率先捐资，以示援助，他还针对当时在南通的美国人高诚身反对南通学生的声援行动，致函论辩，讲到本年五卅运动的兴起，就是因为用不平等对待我人的一些国家挑起的事端，结果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醒悟，联合力量用公理来相对抗。可见为了捍卫国家权益，面对列强他毫不让步。

　　对于国内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张謇也是严厉鞭挞，毫不留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謇在致徐世昌、段祺瑞的电文中指出：自从巴黎和会上把山东主权拱手让给日本，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恨，并且愈演愈烈。这是三年以来国家亲日政策之结晶。所谓亲日政策，实是徐大总统建议，而得到段总理的赞成，又有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奉行。当事件初起时，政府判断，认为是有党派在起作用，是由一二人所指使，于是时而威吓，时而敷衍。谁曾料想此时国人的常识已不同于七八年前。如今之所以国内群情愤激，全在于外交上的失败，如果外交问题不从根本解决，单靠威吓只能使政府失去威望，单靠敷衍也只能使政府丧失信用。这种状况，此民众的愤恨又怎么能平息，即使平息又怎能保持长久！

　　1921年，在为山东问题致徐世昌的电文中，更严斥政府媚外卖国行径，并正言警告：“清室、洹上覆辙至迩，勿谓民意可轻，民气可侮也。”翌年，为内阁总理梁士诒在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之事上一味卖国，更致电徐世昌，望他在处理梁士诒时“思人民付托之重责，惕大乱狎至之危机，早自决断，立予罢斥。罪状果成，即付诸国人，公组法庭，评判其罪”。一腔正气，磊落光明。

　　另外，最令张謇常常深感痛心疾首的是国内无休止的军阀纷争和战乱。拥有庞大经济群体和较多地方自治成果的张謇，最迫切地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每见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他总是腾出不少精力，利用自己的声望四方劝解。如1920年直皖战争前夕，他就在主和通电中沉痛地说：“同胞相杀，战祸绵延，商业凋零，生灵涂炭。凡有血气，谁不渴望和平！”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张謇在事前事后曾多次致电，苦口婆心地调停劝阻。到1924年江浙地区战火又一次燃起，张謇更是忧心如焚，奔走呼吁，晓以利害，希望不要给人民带来灾难。他在晚年曾写过一首长诗，历述自袁世凯当政以来，国内到处动乱不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种种表现。诗的最末有句：“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正反映着他的一腔悲愤。

　　对动荡政局下，国内各行业面临的艰难，张謇也同样寄予深切关注。在需要自己提供援助时，他也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如1913年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1916年任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1922年任交通银行总理等，均应大众推举而受命于危难之时，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努力而化险为夷。又如为防止长江流域铁矿资源被外商掠夺，于1918年发起在江西创办大陆制铁公司，并被推为董事长；为阻止糖业利益为进口品所夺，于192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并一度被推为董事长。此外，他还在许多社会团体中担任职务，如曾任中国纱厂联合会会长，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矿学会名誉会长等。对张謇来讲，只要有益于国家富强昌盛的事情，他都乐意参与。并且既然列名，就必须尽职。作为国内早期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名誉社员，他曾为社址及实验室用房问题再三与当局商请，最终得以解决。1922年，他还邀请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来南通召开。在会议致词中，张謇强调：“今日为科学发达时代，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在送别宴会上，张謇更语重心长地勉励学者们要面向社会，讲求社会效益，他说：“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迨成效既著，人自求之不遑。执此道以提倡科学，未有不发达者。此为吾数十年经验之结论，愿诸君由此以兴科学。”张謇尊重科学，爱惜人才，以及他对学术团体的扶持，深受科学家们的敬重，因此，科学社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作为张謇70寿辰的贺礼，以答谢他对科学的倡导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