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1.衰象初呈

　　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集团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是在1922年。造成危机的原因，既有国外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国内长年的军阀政治造成的动荡，以及1921年因国家财政危机，纸币信用丧失而酿成的金融风暴，和秋季水灾造成的棉荒，也有企业运作本身如决策、管理等方面的缺陷，大规模的业外投资，从而使得本已资金薄弱的企业不堪重负，遇到重大的市场变化，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面对企业遭遇的重重困难局面，张謇并未气馁，而是依仗顽强的意志，苦心撑持、沉着应对。他曾提出多种建议，如设立盐垦纺织总管理处，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管理和决策，建立严密负责的稽查机制对财务进行监督，甚至聘请国外专业人才予以顾问和协助规划等，他希望加强科学化的管理来摆脱困境。另外，为了解决大生系统企业资金的严重不足，他曾积极地设法向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借款，可惜均未成功。

　　1921年，正当张謇得意洋洋地筹备举办来年南通自治会第25年报告会，借以纪念自己70寿辰的隆重时刻，通海地区惨遭特大台风暴雨的袭击，外江内河同时泛滥成灾，使得张謇苦心经营的农垦、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业毁于一旦。张謇面对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并未消沉，他果断作出决定，将报告会的时间后延五年，推迟到1927年，作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庆典。张謇希望在今后的五年期间内，能够恢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农垦、水利工程设施，并使大生资本集团达到更加繁荣兴旺的目标。但是，令张謇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这已经是大生资本集团走向衰败的开始。

　　1922年，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出，大生企业系统的两大盈利企业——一厂和二厂都出现严重亏损，一厂结亏为39万余两，二厂结亏为31万余两。一厂负债总额高达1242.872万两，其中“借入款”竟达709.795万两；二厂负债总额为352万两，其中“借入款”也达125.584万两。这两厂“借入款”主要不是用于纱厂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绝大部分是作为支付盐垦系统拖欠和“地方事业”垫款之用。此外，在大生一、二厂1922年资产负债表中，所谓“借出款”一项竟分别达到473.133万两和125.584万两。

　　一直被张謇视为财源利薮的盐垦事业，由于资金需求量大，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决，如遇风潮大灾，多数赔累不堪，只好将这种“盐垦拖欠”转嫁到大生纱厂账册上，永无归还之日。例如大有晋公司在1921年遇到大水灾，已经收获的棉花被冲得一干二净。大丰公司在1922年播种棉花面积达15万亩之多，秋季突遇一场台风暴雨，结果也是全部无收。因此，新南、新通等公司成立不久就倒闭了。勉强维持的像大豫、大赉、大丰3家公司的负债总额，到1922年就高达254.831万元。张謇苦心支撑的“地方事业”，也需要大笔非盈利性开支，有的短期内无效益，有的仅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由于“地方事业”开支逐年增加，也成为大生资本集团巨额负债的一部分。

　　面对这一困境，大生资本集团只有四处求援借债，以求渡过难关。1922年，欠银行业抵押债款已达397万两之巨。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债务如山，责难纷至。张謇在国内告贷无着的情况下，只得将起死回生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资”上。据他粗略计算，要想复苏纺织和盐垦两大企业系统，10年之内需要动用3000—4000万元巨额资金。国内金融界显然无力提供如此巨大的款项，只有向外国资本求助。

　　1922年8月，张謇亲自委托裕华盐垦公司经理陈仪、大有晋盐垦公司经理章亮元、大生纱厂高级职员张同寿前往日本，正式向日本资本家涩泽等提出借贷巨款的请求。日方很感兴趣，立即派遣驹井德三到南通来调查并直接与张謇接洽。驹井德三从11月23日至12月10日在南通受到张謇盛情款待，先后对唐家闸工业区和华成、大丰垦区进行参观并作了详细的考察，然后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与张謇商谈日方提供贷款的条件上。

　　张謇急于借款解危，提出以大生三个纱厂作为抵押，向日方商借800万元。日方则意在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控制，驹井德三的调查报告建议说：“日方应该于此际进而与该国（中国）之实业家提携，给以资金或技术上之帮助，使其国人得以完成棉花改良增殖之大事业者，最要紧之事也。今日幸而中国之大资本家且以棉业为中心事业之张謇，先望与日本提携矣，此岂非天与之好机会乎？”张謇接受了日本垄断资本提出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经济“合作”观点。1923年2月18日他在《为商榷世界实业书》一文中阐发了自己对中日合作的看法。他认为：日本人致力于纺织，但却没有土地来种植棉花；中国有广阔的土地可以种植棉花，可现有能力又不足以自谋发展。这是两方面的缺陷，而补救的办法是实行“经济互助”，由外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由中国大量植棉，以满足各国纺织工业原料的需求。张謇急于寻求国际资金，轻信了日方的承诺；同时将自己的“棉铁主义”作为牺牲品，让日本垄断资本控制自己辛苦半生创立的大生纺织企业和农垦公司，虽然有悖他的初衷，但事出无奈，不得不勉强去咽这颗苦果。

　　即使如此，日方对于长期以日本作为竞争对手的张謇仍不敢掉以轻心，对贷款一事相当慎重。尽管驹井德三已经作了周密调查，贷款合同拖延了两年之久，仍然不能正式成立。

　　张謇对此十分失望，只好舍近求远，再次转向他一向抱有好感的美国。1923年秋，直系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为了笼络张謇以实业专使的名义派遣张孝若赴欧美考察。当时张謇已经准备向福特等美国资本集团提出借贷要求。恰值美国一些资本家也希望筹办“中国企业公司”，打算在中国设立绸布、玻璃、陶器、汽车等制造公司，还打算在中国2000个城市遍设电影院。这个企业的母公司的理事，美方预定由前英美烟草公司的特马斯等5人担任。中国方面预定由周自齐、王正廷、张謇等8人担任。张孝若这个时候赴美国考察，显然与美国企业界对华投资的积极姿态有关。

　　1924年初，张謇不断写信给正在美国考察的儿子，强调国内形势不佳，要他尽快与福特等集团接上关系，达成合作协议。他说：上海方面银根本来就很紧，而江浙矛盾正日益尖锐，战云密集，已呈一触即发的状态。这种形势下，舍去输入外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外资除日本外，也只有美国了。他又说：从欧洲战事之后的形势来分析，现在不可能顾及到国外，因此最后的希望只有寄托在美国方面，而美国的财力以汽车大王福特为第一，接下去是大赉，必须找机会联络。就垦植业说，不能争取到大宗资金的援助，前路就很难走。这些观点可以让人看到他对国际形势的熟悉。

　　尽管张孝若远涉重洋，在美国奔走游说，庞大的贷款计划仍然功亏一篑。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据张謇后来的分析说，日本和美国先后答应借款3000—4000万元，“说有绪矣，前阻于临城，后阻于长沙，无可言者。”“临城”，指1923年5月山东临城土匪抢劫火车，绑走20多位外国侨民一事；“长沙”，指同年10月下旬谭延闿和赵恒惕隔江炮战，以致英侨全部撤离，并引起美国领事强烈不满一事。

　　张謇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江浙之战与第二次直奉战争，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南通对岸的太仓、嘉定、昆山、宝山、常州等地遭到严重的战乱破坏，一万多难民逃避到通海一带。南通已经成为直系军阀队伍频繁往返之地。外国资本面对这样恶劣的投资环境，当然不敢冒险深入。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方列强正以更大规模从事政治投资，通过资助各派军阀混战的方式，来争夺在华特权，从而取得范围更大、更为优厚的对华投资条件。对南通的投资显然是无法与这一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相比较的。

　　江浙战争给大生系统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害。1924年，各盐垦公司所欠大生纱厂债务已达250—260万元。由于直奉及川、湘、赣各省战乱，造成棉纱、棉布滞销，经营亏损又达400万元，共计高达650—660万元。面对无情的现实，张謇明白：“中国之乱，在乎军人割据，换言之，即争夺地盘而已。”怎样才能结束军阀混战的惨痛局面呢？他没有任何济世良方，唯有摇头叹息而已。

　　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的处境更为艰危，不仅大生一厂的所欠债务已高达906.9万两以上，为资本总额的258.89%，资不抵债，破产厄运终于降临。大生资本集团只好向雄心勃勃的江浙财团提出清资偿债。

　　在此期间，张謇鉴于自己年龄渐老，精力日衰，已经多次在各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求贤为代，希望有贤才使地方各事业安渡难关，进而获得发展。1925年，大生企业被债权银团接办。接办前夕，银团派上海永丰钱庄的李升伯来南通考察，并拜望张謇。张謇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创办各事业的经历和计划，并为李升伯制订了考察路线。当看到李升伯考察后拟定的整改计划后，张謇非常欣喜地表示赞同，并加以鼓励。事实上，大生纱厂在李升伯的经营改革下，成功地扭转了恶化的局势，使经济趋于好转，并且还借助银团的力量建成天生港电厂，从而改善了动力需求，降低了生产成本。电厂的建成，也算完成了张謇的一大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