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政坛以后的张謇,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家乡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上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以一条全新的振兴之路来示范全国。事实上,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近代的南通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使之从一座闭塞落后的封建城镇,很快向具有近代规模的新型资本主义城市过渡,并在全国享有“模范”的美誉。
在南通地方自治的建设中,张謇本着“父教育而母实业”的主张,以实业为先导,积极发展集团化企业,为各项事业广辟财源。就其核心企业纱厂而言,到1923年已扩展为四个厂,并且还有一个庞大的连锁企业的发展计划,其范围已超出南通一隅。在盐垦方面,也是风起云涌,声势浩大。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创办,并获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反过来又促进了沿海垦殖业的进一步发展,绵延600多里的苏北沿海滩涂地区,先后共兴办起了近50家盐垦或垦植公司,真可谓盛极一时。
除此之外,与之相适应的金融贸易及其他企业也蓬勃兴起,如创办淮海实业银行,组建大生公司,合资兴办中比航业公司、左海实业公司、中国海外航业公司及专事对外贸易的新通贸易公司。另外,还创办了专营特种出口贸易的南通绣品公司,并在美国纽约设立分公司,经营刺绣工艺品。其他企业如大达公电机碾米厂、通燧火柴公司、闸北房地公司、南通房产公司,以及有斐馆、桃之华馆、南通俱乐部等旅馆服务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地不断涌现。
实业的兴盛发达,为教育事业的开办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南通出现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基本形成了一套纵向上遵循由低到高的教育规律,横向上适应社会需要、相互衔接又相互配套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其所办学校数量之多、种类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张謇认为:如今我国处在列强竞争的时代,不论制订什么政策,都必须要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这样才能参与到竞争中去。至于教育,乃是各种政策的根本,所以只有本国古代历史观念的人,不足以讲如今的教育,因为他不够资格来参与竞争的局面,也不够资格来挽救国家时局的危机。进而他还讲:教育必须与时势相联系,如果对时势的变迁蒙昧无知,只是墨守定章、一成不变,那这种教育就与时势不能相适应,即使有所成效,这成效又何补于国家,何补于民众?可见张謇所办教育是顾及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具体到南通,他所创办的学校也与本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他所办的职业学校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为解决纱厂的技术力量而兴办纺织专门学校,为垦荒植棉发展农业而设立农业学校,为繁荣地方经济加强产品交流而创办商业学校及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发展卫生事业而创立医学专门学校,为解决妇女就业问题而创设女工传习所、发网传习所、保姆传习所,为利用戏剧改良社会风气,培养新一代演员而创办伶工学社……这些学校都为适应地方自治,尤其是经济建设需要而设,实实在在地体现出张謇“以教育改良实业”,使“为农者必祈为良农,为工者必祈为良工,为商者必祈为良商”的实业教育思想。
除了学校教育,张謇还注重社会教育的协调发展。继创办南通博物苑之后,他还陆续创建了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及公共体育场等,还经常举办各类展览会及兴办各种讲习所、教练所等,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这样也为无业人员将来的就业创造了学习技能的机会。
对南通地方自治的规划与经营,张謇都有周密的思考及既定的步骤,他认为:兴办事业一定先要有见识,而让民众都具有见识,就必须依仗普及教育。普及教育不是讲空话就能办成,于是先办实业作为基础,等到实业和教育相互作用而获得效果,再推广到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在实业、教育初见成效后,他又投入精力发展各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进而推广到市政建设、城镇布局。如在社会公益设施方面,除博物苑、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外,还建造了军山气象台以及唐家闸公园、城南五公园等。这些设施,既增添了南通的地方文化气息,又有助于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在慈善事业方面,除创设了新育婴堂及多所养老院外,还创办了医院、公墓以及残废院、贫民工场、栖流所、济良所等。在市政建设方面,他动员社会力量,对旧城加以改造,开辟公路,修建桥梁,建立汽车公司,发展区域内的长短途交通运输,还创设通明电气公司,解决居民的电力照明,创办大聪电话公司,并将通讯范围逐渐扩展到全省及外省。在对旧城市加以改造的过程中,张謇并不忽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缮,甚至保存古迹也被视为完善地方自治的一个方面,因此一些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名胜古迹,如纪念明代抗倭斗争的曹公祠、倭子坟,纪念宋代文天祥的渡海亭、马墓及一批古代寺庙等,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维护,一些珍稀的古树名木,也在他的关怀下得到保护。经过张謇的苦心经营,南通的城市面貌和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现代的气息和色彩,使得“中外士人之履南通者,无不谓南通市政之佳,为全国之冠”,甚至被国际友人称为“理想的文化城市”。这种兴盛景象,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达到了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