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4.农商总长

　　1913年10月21日，张謇在京就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年底，他请将两部精简合并为农商部并受任为农商总长，并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就职伊始，张謇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提出在“民国肇造，内乱外患稠迭洊至，借款累累，债权四压”的严峻形势下振兴国内实业，除政治因素外迫切需要解决的四件大事，即“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注意于税则”和“致力于奖助”。并且将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作为“第一计划”。他主持制订并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条例、规则，为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企业的发展予以一定的保障。他的一些主张，如提倡和奖励实业，在不损害民族权益的前提下引进、利用外资发展生产，改革税厘，鼓励出口，统一度量衡，统一国币铸造权，开办各种银行，发展金融事业，组织参加世界博览会与国货展览会以扩大国内外贸易，以及筹开商埠，筹建棉、林、牧试验场等等，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謇初入内阁时，就曾声明：我的生性不喜爱做官，如今年过60，又逢此纷扰厐杂的时局，怎么能有干问政事的念头？这次因各方面的敦促，才匆匆忙忙地来赴任，至于任期的长短，就得看我的志愿是不是能行得通，以及身体精力能不能胜任作为标准了。1914年2月熊希龄辞职，“名流内阁”面临瓦解之际，张謇更重申：我本来就没有做官的志趣，这次来不是为了总统，不是为了总理，是为着自己的志愿。志愿是什么？是希望依据往昔所读的书本，以及向来思考的事情，试着用之于政事。志愿能够实现就做下去，不能实现就停止，不受任何人的缘故而改变。

　　然而，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及振兴实业的满腹经纶，碰到的却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的冷酷现实，以致每日在官署里签署文件，他觉得这里的无聊，一般胥吏都可以应付的。可这样下去，对国家实业的前途，却茫然不知方向何在。这年7月，张謇在致友人的信中已叹息：“老夫留滞都门，日月赔累，役役于簿书期会，甚苦甚苦，而不能便去也。”9月又有致友人信云：“世事政局，无可复言……人莫哀于心死，国莫哀于民亡。今亡理有二，一道德堕落，一生计困穷。穷在无实业，堕落在无教育，其责在政府。”说明此时他对北洋政府的统治已非常失望。11月5日，张謇以“外既以旷职而速官谤，内复以不悌而疚神明”为由上书，请解农商总长职。其时张謇因颁行《商会法》而遭到工商业者的误解、不满和反对，甚至严重影响了他在工商界的形象，所以第二年4月29日，当接到政府允许他御任之令时，他终于说出了堵在心中很久的一句话：“可以息众猜矣！”

　　如果说，张謇初任熊希龄内阁农商总长时，与这个“第一流内阁”的其他阁员一样，对袁世凯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经过不长时间的合作与观察他们已经发现情况不妙。原来，袁世凯绝非他们原先想象中的那样一种人！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并且最终解散了国会。1914年2月10日，又借故逼迫“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辞职。张謇对袁世凯从独裁到称帝的发展趋势，并非毫无察觉，更不是听任他一意孤行。张謇在熊希龄辞职数天后，就写信警告过袁世凯，并希望袁世凯像苏东坡告诫的那样：手里拿着渔网站在河边，自称决不打鱼，还不如扔掉渔网让大家都看得明白。张謇早已认定，民主共和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他之所以扶持袁世凯，是因为认为袁世凯精明强悍，能使中国走向统一、稳定、强大。张謇是过于相信他这个过去的学生了！他不相信精通时事、追求维新的袁世凯，居然会愚蠢到掉转头去恢复断无出路的封建专制制度。但张謇也深知袁世凯其人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本性，深怕他利令智昏、轻举妄动，干出复辟当皇帝的丑恶勾当来。

　　张謇的担心不幸变为了现实，袁世凯果然迫不及待地梦想着要黄袍加身，准备登基做皇帝了。从1914年5月开始，他撤销了国务院，将一系列官制恢复到原来的清政府体制，帝制的丑剧已经呼之欲出。张謇深知大局已经无可挽回，他决不做袁世凯的臣民。到了10月，他借“堪视淮灾”为名，请假南下；至11月，他正式递上辞呈，未获袁世凯批准。1915年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彻底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求换取对方对他称帝的支持。张謇对此怒不可遏，再次提出请假。袁世凯恰好也怕张謇妨碍他的“联日”外交，乐得放他的长假，并安排亲日的周自齐来处理农商总长的事务。1915年夏季，所谓的“筹安会”闹得乌烟瘴气，张謇再也看不下去了，再次具呈辞职，袁世凯这次只批准他辞去农商总长职务。8月16日，张謇再次借故请假南归，并在回到南通后坚决辞去了全国水利局总裁及参政的职务，意在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年底，他的第四次辞呈终于获得批准，至此张謇彻底退出了民国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