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3.辛亥转变

　　宣统3年（1911年）四月，清朝统治者玩弄假立宪，颁布新定内阁制，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然而内阁成员，却大多由皇族亲贵组成。此举招致全国骚然，人心离散。当年五月，张謇受上海、武汉、广州、天津商会的推举，入京向清廷陈请赴美报聘及中美合作兴办银行、航业等事项，在谒见摄政王载沣等人时，他进言希望政府“注重民生，以实行宪政”，此后更上书内阁，提出尽快发表政见，实行阁部会议制度，广开幕府，遴辟英俊的建议。

　　初至京城时，张謇就从友人处闻知，他被奏请将任朝廷宾师之位，而报纸也风传他将入阁，为此他谒见各路权要，申明此行目的并不在官，并坚决陈言决不会因公众推举而来，反获得官衔而归。然而，此后他又被学部尚书唐绍仪奏请任中央教育会会长，他再次辞谢而未获准许，才许任半月。至京不久，张謇曾率领相关人员奔赴东北三省进行了一次考察，目的在于开发利用东三省的资源，因此自京南归后，他便忙着与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讨实行“中美合作”，引进外资开发东三省问题。

　　宣统3年八月十六日（1911年10月7日），张謇在湖北武昌主持了大维公司纱布厂的开工庆典。大维公司是张謇数月前承租下来的官办“武昌四局”（即织布局、纺纱局、制麻局、缫丝局四大制造厂）新组建的纱厂。它的建成，显示了张謇把大生资本集团的经济势力向华中扩展的雄心。在安排妥当了大维公司人事职权之后，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上午10时，张謇过江到汉口等船东返，晚6时他参加完汉口的绅商头面人物在饭店“海洞春”为他举行的饯行晚宴，于晚8时乘船东归，当主人将他送上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船“襄阳丸”号后，张謇亲睹了江边燃起的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张謇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武昌塘角辎重队的起义士兵点燃的起义信号。张謇后来回忆当晚所见的此事，“舟行20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张謇不免感到彷徨与焦虑，他担心由此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激烈动荡，不仅影响自己企业的发展，更会导致国家“兵连祸结”，分崩离析，甚至“外人乘机发衅”。于是，在东归的轮船抵达江宁时，他立即登岸，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援鄂”，平息乱事。被拒绝后，他随即赶赴苏州与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并连夜与友人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的疏文；接着又以江苏咨议局的名义电请内阁，宣布立宪，召开国会。张謇把这些举动看作是对晚清政权最后的挽救，他幻想着清政府或许能够因此速行立宪，并借以稳定时局。

　　然而，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张謇始料不及的。随着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光复，他终于认明了浩浩荡荡、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于是审时度势，毅然放弃了曾经积极倡导的立宪主张，转为赞同和拥护共和，从此也完成了他生命历程与政治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转变，成为一位卓越的与时并进的时代先驱。在此期间，他曾分别移书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军政要员，希望他们不要与革命军为敌；并与友人一同致电内外蒙商会、北方将领及尚在彷徨的立宪党人，劝他们都来支持共和；还发表了《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对共和政体进行理论阐述，以期借以统一人们的认识；发表《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坚拒清廷的拉拢，公开表示与清王朝的决裂。当江浙联军攻克东南重镇南京后，他立即以原咨议局改组的江苏省议会和通海实业公司的名义，赠物犒军。此后更参与调处联军的内部矛盾，甚至不惜以大生纱厂为抵押向外商借贷50万元，以解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建过程中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历史证明，以张謇为首的一批立宪派人士的及时转向共和，强有力地加速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覆灭和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纪念这一旷古未有的大事变，张謇在自己住宅的大门上，亲笔书写了“民时夏正月，国运汉元年”的对联，记录下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建立的临时政府拟请张謇出任财政总长，因张謇深感自己无力解决每年8000万两左右的财政亏空，坚辞不就，于是转而任命他为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2月，张謇看到临时政府为解决资金短绌而与日本人签约合办汉冶萍公司，书争不得而自劾辞职，虽然孙中山等再三挽留，终未能改变。不久，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尽管张謇认为唯有控制着清政府并拥有北洋军事实力的袁世凯才能稳定政局，但并没有在袁世凯掌权后马上参加其政府，只是作为第三者，在调和南北矛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直到一年后他推荐的老友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受其坚请这才赴京，开始与袁世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