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1.倡导立宪

　　清廷的腐败无能和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渗透的加剧，使中国人民一步步陷入水深火热的深渊。国内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处于社会动荡期中的士人或通过留学外洋，或就读新式学堂，或阅读新书报刊，受到新知识、新思想的熏陶，逐步形成了一个富有时代精神和新的知识结构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与前辈相比，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富有政治头脑。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虽然都主张变革，然而因为在变革方法和变革目标上的各不相同，内部又分化为两派。激进的少数派或称革命派，其主张是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彻底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温和的多数派或称保皇派，则是主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他们寄希望于慈禧太后死后的光绪帝复辟，从而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维新变法。保皇派的这一政治主张，在海外华侨和国内以绅商为代表的新式资产阶层中得到普遍的支持，成为国内外舆论的主流。

　　虽然，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者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革新的，但在“庚子之役”以后，他们的气焰也稍有收敛，加之东南督抚对他们逆流而动的政策的抵制，更加衬托出清廷的虚弱和地方势力的日益滋长。假如清政府顽固不化，已经深受立宪派与国内外资产阶级拥护的东南地方势力，就有可能成为变革的主力，从而使清政府成为一具僵死的躯壳。尽管君主立宪本质上也是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但清政府如果坚持反对立宪，其结果却是给革命派造成可乘之机，这是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也决不肯接受的。两“害”相权，他们宁可勉强答应吞下立宪这付苦药，也不愿接受宗庙社稷不保的结局。虽然清政府答应立宪，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与委蛇，并不想真正实行；而在温文而雅的立宪派和上层绅商看来，刚刚在戊戌政变中杀戮过维新派的清朝统治者，如果此时能够说几句赞同立宪的话，也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于是，他们又感激涕零，热血沸腾，一厢情愿地发动了要求立宪的社会活动。

　　“生平万事居人后”的张謇，并没有立即成为立宪运动的先锋。他是一位老成持重的改革家，习惯于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哲理出发，进行思索，作出判断。而他一旦作出决断，付诸行动，就会百折不挠，坚持到底，后劲用足。办实业、办教育、举宪政，莫不如此。张謇赞同并且真正投身立宪运动，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以后。日本之行，的确使张謇从实地考察、分析、对比中猛然醒悟，他开始真正明确地意识到：只是寄希望于宫廷斗争，以期光绪皇帝重掌大权，或者单单依靠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来推行新政，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必须在发展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社会团体的基础上，扩大政治活动领域，组织各种政治团体，以至组建新式政党，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有声势的立宪运动。

　　因此，张謇从日本回国后，便积极并且公开倡导和投身立宪运动。他希望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与做法，采取合法手段成立国会，制订宪法和建立责任内阁，以此来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在此期间，张謇一方面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请求立宪的奏稿；另一方面他与友人编译刊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作为借鉴，分送各路要人，并辗转送达内廷，争取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此外，他还不计前嫌，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恢复交往，敦促其带头奏请立宪。

　　其实，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经历了八国联军创痛之后的清廷，就已深感再按祖宗成法难以继续统治，即于当年年初令京内外大臣条陈变法意见。为此，张謇就应两江总督刘坤一召请，经过反复修改，撰就《变法平议》疏稿。《变法平议》按清廷六部结构，将变革事宜梳理为42条，并依轻重缓急，划分了步骤。然而，这个未曾触及根本政治制度，还属于比较温和的变法方案，竟然也都没有被采纳。

　　张謇从日本考察归来后，在思想观念上已明显有所改观，加上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已逐步地被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社会舆论也加强了对立宪、自治的宣传，立宪运动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因此，这个时候的张謇终于一改以往的老成持重，积极地开展了宪政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清廷赏加张謇三品衔，并任命他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对于张謇来讲，这些头衔对他经营的实业“或者小有裨益”，而更重要的是借此或许还能加重他在立宪运动中的分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在这批会员中，大都是江浙工商界的代表及开明绅士，郑孝胥被推选为会长，张謇与汤寿潜为副会长。不久郑孝胥辞职，张謇改任会长。预备立宪公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江浙一带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也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立宪运动大本营。

　　随着立宪浪潮的蓬勃兴起，清廷不得不作出准备立宪的姿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謇奉旨筹办江苏咨议局。翌年秋季，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被推选为议长。虽然，咨议局的权力仅限于咨询的性质，但它作为议会政治的初步，其在监督和评议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尤其是为江苏所属的地方预算案，与两江总督毫不留情的抗争，使江苏咨议局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因而驰誉全国。

　　与此同时，张謇还发起和倡导了三次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宣统元年（1909年）的秋天，在张謇联络下，16个省咨议局的50余名代表聚集上海，组成“咨议局请愿联合会”，推出33人的“国会请愿代表团”，赶赴北京向清廷请愿，呼吁速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张謇亲自为代表设宴饯行，并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壮行色，还连夜改定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由“国会请愿代表团”携去北京，向皇室特别是总揽朝政的醇亲王载沣提出忠告。第二年春，鉴于上次请愿活动未获任何实际的成果，张謇等人又组织了比上一年规模更大的请愿运动，其时各省入京请愿的代表约150人，张謇拟写了《国会代表第二次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号称30余万人。当清廷严词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后，张謇等不为所屈，预定翌年初举行第三次请愿，而且规模要比前两次更大。早在为请愿代表第一次赴京饯行时，张謇就作好了碰壁的思想准备。他当时就说过：“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示不已。”充分表达了他积极倡导立宪的坚定决心。在各方面强大的压力下，清廷最终不得不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预行组织责任内阁。

　　通过开展上述的一系列卓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张謇被一致公认为是当时立宪派运动的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