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4.师范教育

　　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更注重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并逐渐形成“实业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体系。他提出的“父教育而母实业”主张，成为他各项事业开展的指导纲领。同发展实业一样，张謇把兴办教育事业放到了关乎国运盛衰和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教育能启迪民智，促进实业，进而使国家强盛，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诚然，随着大生纱厂的创办成功，其他企业事业的相继开办，对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更为迫切。特别是要发展新兴的现代工业、农业、商业，就需要大量的各种专门人才，而专门人才的培养，必须仰仗教育，其中，师范教育又是普通教育的基础。因此，他在开办实业的同时，开始积极兴办新式学堂，首先开办的是师范学堂。

　　与当时倡言兴学者主张创办大学堂相反，张謇认为，教育必须以小学为根基，而要办小学，必得通过创办师范学校来培养师资。他曾深刻讲到：国家遭受到外来的屈侮，要想报仇雪耻，不讲求学问就没有依助；要讲求学问，不去普及国民的教育就无以为助；要教育普及于国民，没有师资就不能引导；所以办新学校必须从小学开始，尤其要从师范学校开始。

　　张謇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就曾极力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兴办新式学校，并为他拟订了初高两级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规划。翌年春，他又应刘坤一的邀请，赴江宁与友人罗振玉（叔蕴）讨论兴学的次序，议定从师范学校办起。可是，他们的建议却遭到刘坤一身边一些陈腐官僚的攻击，说什么：中国其他事不如人，何至于连读书也要向人家讨求方法？这都是张謇过于相信罗振玉的言论，而罗振玉又是过于相信日本人的过错。这些话使得刘坤一因此而举棋不定，张謇感到失望，在与罗振玉商量后，决定回通州自办师范学校。秋季，他选定通州城东南已荒废的千佛寺为校址，开始了筹建工作。经过7个月的修建改造，终于在次年四月初一（1903年4月27日），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我国师范教育的滥觞。

　　通州师范属于中等师范性质，主要培养小学教师。当时的教员和学生文化程度都比较高，首批延聘的教员中就有著名学者王国维（静安）及日籍教师共10余人。学生来自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旧学根底相当高。当时清廷已决定限期废除科举考试，因此读书人也已纷纷转入新式学堂。报考通州师范学校的士人相当多，连举人也来应试。张謇只好宣布，“学生遵旨不取举人”。学校很快就招足额定人数，正式开课。

　　通州师范学校设置的课程，有管理、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基本上适应了高、初两等小学教授各门课程的需要。不久，通州师范分设了四年制本科、二年制速成和一年制讲习等各科，并附设实验小学，规模更趋完备。以后，又陆续创办了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还建立了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博物苑、测绘所等。这些设施的建设，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中等师范学校的范围，具有大专学校的基本建制规模了。同时，张謇为了给女子创造入学机会，还兴办了女子师范学校，这是移风易俗的一大创举。

　　张謇对师范学校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除了为学校筹集经费、制订章程、延聘教师之外，对于校舍建筑、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也是事事过问，甚至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不放过。在开学的演说中，他阐述了办校宗旨，并对学生们提出期望，他殷切地讲：学生诸君，你们必须把前贤提出的将天下看成是一个家庭的天下、把中国当作一个人的中国、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与我为一体的道理，人人心中都能理解。必须将先已感知者起而引导后知者、先已觉悟者进而引导他人觉悟的责任，人人肩头上承担下来。能够理解，甘愿承担，自然就不会畏惧烦琐，不会意气用事，完善自己，完成事业，并且一直坚持下去。孟子就讲过，每个人都能成为尧舜般的圣贤。希望各位开拓胸襟，立定志愿，取别人的长处来为己所用。只要不妄自菲薄，自然也不会妄自尊大。把“忠实不欺，坚苦自立”，当作通州的学风。这样差不多实业和教育可以扩展而与日俱新。你们能帮助我实现愿望，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大幸事，也是你们的荣耀。

　　“坚苦自立，忠实不欺”，此后便成为了师范学校的校训。开办师范之初，他曾自豪地宣布：“夫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为了引起社会各方面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他还撰写了《中国师范学校平议》、《通州师范学校议》、《师范章程改订例言》等文，阐述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呼吁政府要提高师范教员的社会地位并“优予俸给”，以鼓励人们从事和兴办师范教育。其具体建议是：

　　凡是大学、高等、中等各师范本科的毕业生，可相应地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的名义，然后让他们试教高等、中等及小学四年，考评他们的成绩，以所教学生的分数多少，区分为最优、次优等差别。进士教高等，最优秀的可以授以国子监丞衔，其次者可以授为博士。举人教中学，最优秀者授为博士，次优秀的授以学正。贡生教小学，最优秀的授以学正，次优秀的授以助教。其廪生、增生等，可参照贡生来让他们教小学，最优秀的可以授以府教授，次优秀的授以州学正。监生、附生也参照贡生来教小学，最优秀的授以县教谕，次优秀的授以县训导。随着资历和成绩的积累，可逐渐递升到祭酒这一级官职，甚至一直到管学大臣。如果这样做，则虽然当上了官，仍能终身服务于教育一事。同时又可以同其他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同享官场的福利了。用这种名义来鼓舞人投身教育，也就是德国任命正教员，以及日本府县视学官和小学校教员都称训导的先例。

　　从以上建议中不难看出，为了扭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投身教育事业，同时又能适应当时的国情，张謇可谓是煞费苦心了。

　　关于教师薪俸标准，张謇参照德、日、英、法、俄、美工资制度，并根据当时中国的财力，也拟出薪俸等级，即寻常小学校约每月20或30元，高等小学校约每月30或40元，中等学校约每月40或50元，其专科教师约每月70或80至100元。这种标准，目的还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从教。

　　此外，他还主张采取“擢优”、“励恒”、“彰廉”等奖励办法，对教师进行多方面的奖励，以激发其责任感和事业心。张謇的建议虽没有被清政府采纳，但他对师范教育的高度评价和重视教师作用、肯定教师社会贡献的新观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张謇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根源于他真挚的爱国之心。他渴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以加快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他把国民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近代社会进化的基本要素；没有教育的改革，国民智力的提高、国家富强就是一句空话。“智”并非仅仅是文化知识，还包括思想品质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综合要求。他指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种，是教育的大纲，而这恰恰又是我国的一个缺陷。师范是一切教育的源头，责任不轻，所以尤其要慎重地把国民教育、奖励实业及以兵式师范体操为主三项内容作为不变的章程。

　　张謇对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见解，有助于培养和教育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有专业文化知识和体魄健全的新一代人才。但是，这竟然也引起形形色色食古不化者的反对和抵制。于是，张謇不得不与他们作无休无止的论辩，以求清除他们制造的人为障碍。

　　张謇不仅为师范教育鼓吹呼号，还身体力行地为通州师范学校的创建工程日夜操劳，加之同时他还从事更为紧张辛劳的垦牧公司筹建工作，使他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中旬（1903年1月中旬）的张謇日记上，已出现“腰酸欬血”4个字。然而，一个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疲劳病痛是无法征服他的。他仍然坚持进行着校舍修建工程，且对工程质量一丝不苟。在开学的前一晚，他还和庶务一起检查学生宿舍，一处一处地敲牢门上挂牌的钉子，甚至亲自修整厨房和厕所。殊不知，当时他已50多岁，还具有状元和翰林院修撰的高贵身份，这是普通人难以置信的。

　　张謇除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外，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创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在各地兴办一批中学和小学。

　　张謇对所拟教育大纲中有关“实业知识”教育，十分重视。“实业知识”包括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他在师范学校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在通州中学附设培养文秘人才的国文专修科，就是为发展中等和高等技术、职业教育作好准备。此后，他又陆续创办了吴淞商船学校、铁路学校等，培养中等专业人才。对高等专业人才的培养，他也不余遗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向两江总督上《请设工科大学呈》，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把已建成的中国公学改为高等工学的预备科。他认为如此逐渐依次地推进，到四五年后就能见效，则一个科目完备的工科大学就可建成。再三五年后学员毕业，各省热心发展工业的地方，就能有一支生力军充入，到时就不像目前的实业，犹如黑夜里探着路摸索着前行，如同盲人骑瞎马似的乱闯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又向两江总督端方提出筹建南洋大学建议：“江宁宜就制造局左近设工科，特设法科。苏州宜就昆山、新阳有荒地处所设农科，就上海设医科，至安徽、江西，亦宜各设一文科，或更量设法、理高等一、二科，以备三四年后升入大学。”他还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

　　张謇是一位脚踏实地、认真负责的学者，他办教育主张从基础教育开始，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提高，他认为大学的预备在于有分科高等，而高等的预备又在于有中学。庚子以后，朝廷标榜“新政”，于是匆匆忙忙地兴办学校，都以办大学作为发端。这种做法后来被人们引为笑柄。张謇的意图很明确：办大学必须以高等学校、中学为基础，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规模和招生人数。而高等学校、中学的发展又要以普通小学的发展为基础。还得考虑到小学毕业生升学的出路，规划普通中学、技术、职业学校的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謇给劝学所、教育会的信中，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办学的基本思想和工作态度，以及其考虑之周密细致。信的大意是：

　　我以前在自治公所议论本州教育，说两年来未曾有进步，其根本原因就在教育未能普及，镇乡的小学太少，无法供高等小学的取材。由是而上，影响就达到了师范、中学。所以建议州境范围里，应该有初等小学400所。这是按照每所之地纵横25方里而说的，算下来学童距离校最远的是二里半。每天上学、放学，行走需十里，同时也可以把这种行路当成是学童们的勤劳练习。然而昨天从崇明久隆镇到垦牧公司，正逢着小雨，乡村偏僻，道路非常泥泞。想到如十岁以内之学童，必定不能走这十里的行程。形势既然有不便利处，那么事情就一定难以行得通。于是拟改为每16方里设一初等小学，这样就是纵横四方里；拿整个州的范围来计算，就需要600所了。

　　600所小学校中，以500所作为单级，三个年级，每校80人，分三年计，每年27人。以100所为合级，四个年级，每校平均约120人，分四年计，每年30人。三四年后，每年可得初等小学毕业儿童16 500人……以16 500人的一成进入高等小学来计算，也要有1 650人，就必须有十所高等小学才能容纳。如今师范附属小学不算，自第一高等小学以及金沙小学外，还需增设八所，才能算是适量的配置。

　　综合以上所说的500所初等单级小学，每所建筑为草屋芦障纸窗五间，最节省以300元计算，也需银15万元。100所合级小学，每所为瓦屋单墙芦障纸窗七间，最节省以800元计算，也需银8万元。十所高等小学，每所需得教室一级两间，八间特别教室，合级三间，器具一间，接待室、预备另课室各一间，教员寝室两间，食堂、厨浴室共五间，过道三间，又表门厕所等四间，共屋30间。这些建筑及校具需银6000元，那么总计就需银6万元。总计需银29万元。至于女子高等小学，那还没有计算在这里面。

　　张謇的这个通州小学教育建设规划，周密翔实，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普及小学教育的远见卓识与深入细致的求实态度，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仍然值得效法的。

　　张謇将自己大量心血倾注在师范和中小学教育中；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并没有忘记残疾人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向江苏按察使建议，希望他学习美国的斯坦福，中国的叶澄衷、杨斯盛，捐家资十分之二三，兴办盲哑学堂。此事并未得到任何支持，道理很明白：“中国今日不盲不哑之人民，尚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论盲哑？”但张謇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他仍然大声疾呼：知道师范学校的重要而在建设的，几乎遍及于中国行省的十分之五六了，所以不残废的儿童，不怕没有人做教师。可是盲哑的儿童，生在贫家的则乞食，生在富家的则闲所无事，除英、美、德传教士在中国创设有二三所盲哑学校外，搜遍了中国，竟没有一所。张謇根据西方人口调查提供的数据分析，估计中国至少有80万盲哑人。“盲哑累累，教育无人”的状况，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当设立盲哑师范传习所，专门培养有宽厚仁慈、能吃苦耐劳的盲哑教师，进而创办相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