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1.兴办纱厂

　　甲午战争是张謇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也为张謇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在这以前，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他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对外侮的纷扰，黎民的疾苦，内政的腐败，官吏的贪婪，特别是对李鸿章屈辱投降的外交政策，有沉痛的谴责和根治的愿望。幼年受到注重农事和讲求实效的父教，求学时又受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成为他萌发投身实业意愿和产生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因。光绪九年（1883年），为通海的棉花和土布商人奔走减捐；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试不第，回乡倡导蚕桑；光绪十三年（1887年）随同孙云锦远赴开封治河救灾，设计出博采古今优点的治河方案，并力主采用外国挖泥器、平地开河器、浮水机器、火车、轮船等先进机械根治黄河，都是进步的经济思想的具体表现。

　　甲午战败，是清朝专制统治与李鸿章投降卖国的外交主张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切，张謇在他弹劾李鸿章的奏折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此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酝酿改革政治，发出了维新变法的呼声。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时代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张謇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破土而出。这一思想转变，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即前述的他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

　　张謇在这份奏疏中，痛心疾首地陈述了《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着重指出，允准日人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鉴于西洋的科学技术水平高于华人，而外商的资本又远厚于本国，张謇担心条约中对通商的一切约束尽撤，到时西洋各国会喧宾夺主，都来分肥中华，其后患必然是用我国的剥肤之痛，增益彼国富强的资产。这种逐渐被吞噬的后果已是计日可待了。

　　为了救亡图存，张謇随即条陈八事，其中，“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三项，集中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

　　基于上述对列强在华设厂危害性的揭示，张謇阐述了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明确地把发展工业放在富民强国的首位。

　　为加速发展工业，他主张学习后起强国日本的经验，重工政，建议在各省设立工政局，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检查海关贸易册中，对每年出口易销的土货，改由自己来精加工，扩充它的量，推广它的销路。对进口并且销量大的洋货，则加以创仿，用以抵挡它的侵入。在工商关系的认识上，张謇的确比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前进了一大步。而这种进步，正是时代的急剧变化所造成。

　　当然，张謇也没有忽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重视商业的发展。他主张扩大对外贸易，尽可能增加出口，使外贸保持顺差（出超），并且牢牢掌握运输、销售自主权，“不受外洋挟持”，那么就可以形成“通商之国愈多而愈富”的良性循环。为了振兴商业，他倡议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水陆通衢、贸易繁盛之地设立商务公所，选举董事，随时会议，提出和实施“便商利民”，促进商贸发展的办法。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张謇已经把将培育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他说：人们都知道外洋各国的强盛是由于军事，却不知道外洋的强盛更是由于学校的普及。立国的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则来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不可改变的大道理。

　　因此，张謇主张各省广设学堂，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等各项专门知识，广泛地延请外洋专家来教习。这样学了三年后，再将成绩较优秀者送往外国深造。为了学习外国先进工艺，他主张各省分头遣派官员率领工匠，赴西洋各大厂学习。并且对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冶、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都得学习。他对浪费人才，弃才不用的社会现实提出批评，认为：培养人才在先前，一定要考虑将来他们的使用。如果能预先制订下章程，那么则人心受到鼓舞，必定会有人才涌现出来。

　　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自己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其中，虽大多业已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提到过，但新颖、精辟之论仍随处可见。更为可贵的是，对于张謇来说，这是他个人在经济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这些经济主张，在以后的实践进程中又不断地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为奔父丧，张謇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九日（1894年10月17日）离开京城，从天津搭乘海轮南下，于九月二十七日（阳历10月25日）经由上海回到家中。国难家丧，使他难以自持。此后的数月之中，他忙于丧事杂务，思想仿佛断了线的风筝，不知所之。而促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并且从政治漩涡中游离出来，向实业救国方面转化的契机，是从总办通海团练开始的。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1895年2月24日），在家赋闲的张謇，得到通州知州转告新任两江总督兼署江宁将军张之洞函件，称张之洞已奏请任命他总办通海团练。在此之前，由于沿海地区已经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威胁，腐败、没落的淮军、湘军不堪一击，各地警报频传，京官中有人建议仿照昔年镇压太平军的经验，由地方乡绅兴办团练，东北沿海地区新组团练又确实给日本侵略军有力打击，这一举措引起主战派官员的兴趣。通海一带地处长江入海口，江海要塞狼山镇即在其间。张謇从2月到6月的5个多月时间里，为筹办团练江防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认真负责地起草了《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拟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为了避免过去办团练筹款扰民的积弊，他率先将自己24箱书籍“付典肆抵质银千元”，补助团练费用，不搞捐募摊派。

　　然而，张謇也十分清楚：中日战争与当年太平天国战争不一样，因此，重办团练“不易措手”。加之，慈禧太后再也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胁她专制权力的地方武装集团的存在和发展，筹办团练之难也就可想而知。

　　果然不出所料，《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中日战争结束。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张謇收到了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发来的撤防公牍，通海团练随即解散。但此次筹办团练活动却为他即将投身的实业生涯开辟了道路。

　　张謇从此与晚清洋务派健将张之洞有了较密切的来往。张之洞（1837—1909年），字香涛，又字孝达，又字香岩，号壶公，又号无兢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同治二年（1863年）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浙江、四川乡试副考官，湖北、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调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自翰林，直言敢谏，是北派清流的重要人物；任督抚后，办洋务，兴实业，是洋务派的头面人物。

　　张之洞早在光绪十年（1884年）就对江南名士张謇十分器重，希望将他礼聘入幕。适值张謇不满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处理，拒绝了他的延聘。张謇虽然没有接受张之洞的聘约，但对张之洞并无恶感。这次张之洞刚接任两江总督，就将通海防务重任托付张謇，彼此也就建立了信任与交流。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当前帝党主张联英抗日的问题上，几乎是一拍即合。张謇对张之洞的洋务业绩，早已怀有钦佩之意。张之洞对张謇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也十分赞赏。因此彼此均有相见恨晚之感。张謇在士林中声誉甚高，加之又是新科状元，供职翰林院，守制所在的家乡通州和海门，正是张之洞的辖地。张之洞借此机会殷勤礼聘，正是求之不得。张謇有了张之洞这样的两江总督作后盾，对他发展个人事业，也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

　　对张謇本人而言，他世居海门，对家乡的经济社会情况，了如指掌。他目睹西方列强，以至后起的日本，由于国力强盛，将中国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吞并，甚至中国自身现在也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宫廷政治斗争漩涡中的短暂经历，使他对上层的专制腐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对这个权力机构深感失望。他决心要独辟蹊径，扎扎实实地发展实业。家乡僻处江海一隅，经济落后，眼下仍处于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他虽然早在十年之前，就曾着手认真加以改造，引进蚕桑，但终因厘捐沉重，扼杀了这一很有前途的事业。

　　而这一次张謇是以新科状元、翰林学士的身份回乡守制，又接受两江总督张之洞总办通海团练的重任，自然成为通州地区首屈一指的头号绅士，威信著于地方，实在是今非昔比。他趁举办团练之机，亲自为花布商人议办“认捐”，还经营义庄、社仓，修筑石路、石桥，筹划通、海、泰、如四地合习乐舞（古典礼乐），为书院筹措经费等。这些活动有效地扩大了他在通州地区的社会影响，扩大了他与社会各个层面的联系，取得了社会各界对他的信任，从而为他创办实业、发展经济，作了良好的前期准备工作。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张謇与张之洞交往频繁，他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互相交换了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并提出了开辟海门滨海荒滩的问题。很自然，张之洞十分欣赏这位江南才子的学识和实干精神，委派他创办通州实业。作为功成名就的士大夫，要从士林朝着向来被鄙薄的商人群体靠拢，却是颇费踌躇的勇敢之举。张謇为使自己痛下决心，投身实业，他是用一种清醒的自责、自省的态度面对现实的。张謇后来有一段回忆，讲他面对张之洞委派时的心理活动，他说：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介贫寒之士，最初没敢答应。后来又想到，如今的读书人被世人轻视也不是一时了，原因就在于书生喜好说空话，说负气话，因此世上轻视书生，而书生反过来又轻视世人。如今想寻求国家的强盛，按理应当先从教育着手，还要先培养出能办教育的适当人才。可当局对此态度晦涩，显然不足与谋；而有资产者又背离阻隔不能合作。但要办此事既不能与政府隔膜远离，又不得不与有资产者相谋划，因此只能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么想，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又算得了什么呢？犹豫数日后，这才答应了下来。

　　南通通海地区位于长江北岸，东北滨海，南面临江。除南郊的狼山、剑山、军山、马鞍山、黄泥山为残丘外，其余均为冲积平原。这一地区的气候温和湿润，土壤、温度、雨量均宜于植棉。通州植棉历史，远肇明代天启年间，距19世纪末已有近300年的历史。“通州为亚洲产棉胜处”，“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通海棉花品种中的上等优良花，如青茎鸡脚棉，纤维长而色白无尘埃，较富于弹性，不仅居国产花首位，即与印度上等棉相比，也不逊色。通州棉类品种多，产量高，据近代统计：植棉品类达200余种，年产皮棉约180余万担。由于产棉丰富，通海手工纺纱织布业消化不了，往往运销徐淮、山东、广东、福建等地。

　　因此在通州兴办纱厂，作为救国实践的第一步，是张謇经过慎重考虑的。他在为纱厂拟定的《厂约》中，曾经讲到办此实业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在通州创办纱厂，既是为通州本地的百姓生存考虑，也是为中国的资源和利益考虑。通州出产的棉花纤维长韧性强，其质量之优为整个亚洲之冠，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纱厂所必需的原料。棉花输出，纱布输入，其势头一天比一天强。把我国的资源提供给人，人家就用这些资源制成商品转售给我，这无异于用自己的血来喂老虎，自己还袒着身子心甘情愿地做着。如此下去，利益不能守住，我们的民众一天天贫困下去，国家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

　　于此可见，张謇的实业活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明确的抵制外来侵略的爱国目的。

　　“状元办厂”是史无前例的惊世骇俗之举，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张謇的举动，无异于是对传统礼教原有社会群体的背叛。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冲击下，已经分崩离析，走投无路。“状元”的改弦更张，弃官从商，可以说是时势使然。张謇的这一壮举，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走着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中国民间资本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霖。中国民间资本内受专制压迫，厘捐苛索；外受洋商排挤、兼并，处境艰难，形态畸形；或投靠洋务企业希求豁免，或附股洋商逃避苛索。他们渴望着有地位有声望的社会力量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成为沟通他们与官府关系的桥梁，得到官府的保护与支持。为此，许多商人不惜重金通过捐纳途径，让自身或子弟获得虚衔封典，成为保护他们企业可以借助的力量。张謇是从正宗的士大夫群体之中脱颖出来，投身商海的，无疑这对方兴未艾的民间资本而言，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然而，纱厂的创办，却让张謇领略到了有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一系列未曾料想到的世间种种艰难与挑战。

　　在筹办初期，张謇为了避开企业实权落入官方之手，采用了“商办”形式，由他劝说、联合几位富商分任董事，在上海和通州两地筹集股金。虽说上海人对办厂已不希罕，但由于在外资纱厂的竞争下，华商各厂均有不同程度的亏损，致使一些官僚买办和绅商对投资办厂持观望态度。通海一带，更因风气闭塞，许多人还不知工厂为何物，尽管一些地主、商人手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可就是不原意冒险拿来办厂。这样一来，两地的集股都难以进行，张謇也不得不考虑另谋办法，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改取“官商合办”形式，即由官方提供搁置上海久未使用的纺纱机，估值50万元作为官股投资，另由张謇组织绅商再筹50万元，合作经营。可是，张謇这边的50万元的筹集仍然艰难，动议不久，作为发起的股东们，翻悔的翻悔，请退的请退，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呈现出失败的兆头。再加上遭逢上海纱市萧条，许多纱厂停办或欲出卖，集股根本无法进行。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况下，张謇独立支撑，又改用“绅领商办”形式，认领官机的一半，即25万元，自己再筹集25万元来办厂，讲明官方只收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虽说股金已缩减，但全数筹集仍是困难重重，张謇因此常常奔波于通沪等地。面对乡党友朋的讪笑毁阻及官方的空言搪塞，张謇“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以坚忍不屈的意志顽强争取，有时不得不靠卖字来弥补旅费的不够。尽管如此，他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经历重重挫折的纱厂，终于在南通唐家闸镇建成投产。张謇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取名大生纱厂。对于厂名的含义，他在日后与友人交谈时解释道：“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后来张之洞把机器运到南通，要求我组织公司，我接受此机器之后，即以大生两字命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含义。而现在要扩充盐垦，亦不离此宗旨。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

　　大生纱厂是通过临时的挪借告贷，在极其困难的状况下开工的。因为流动资金的严重缺乏，棉花、燃料等也不足所用，而官方与各股东又袖手旁观，致使张謇窘困万分，在上海与何眉生、郑孝胥“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其时，他甚至还想通过出租纱厂抵出资金来加以维持，终因对方一再贬价未能实行。直到开工约半年后，通州棉纱销路转畅，纱厂获得丰厚的利润，才算渡过了难关。

　　为了铭记大生纱厂创办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刁难、捉弄，张謇授意请人画了四幅“厂儆图”挂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内，用作儆戒。这四幅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的图画，分别讽刺了集资过程中洋行买办潘鹤琴（华茂）、郭茂之（勋）的反复无常，江宁布政使桂嵩庆、太常寺卿盛杏荪（宣怀）的言而无信，通州知州汪树堂和幕僚黄阶平的暗藏祸心，以及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畴）、严小舫（信厚）的贪得无厌。四幅《厂儆图》形象地记录了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起步的艰辛。

　　大生纱厂开车伊始，张謇还亲自拟定了一份《厂约》，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规章。《厂约》共16条，除阐明办厂目的、动机外，对纱厂各主要部门负责人的责权、利润分配、奖惩赏罚、工资福利以至职员伙食标准、徒工学习等，都一一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除《厂约》外，全厂各车间、各职能部门也都制订有详细具体的管理章程。

　　张謇投身实业，也得到了一些师友的赞赏和鼓励，如隔江相望的恩师翁同龢，行动虽早已不自由，但在得知大生纱厂开工后，仍欣喜地题赠一联，表示赞扬和祝愿：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

　　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值得深思的是，回首大生纱厂创办经过，最终而能获得成功，这与企业早期创办者的个人素质和才干是密不可分的。张謇是一位有学识、有决策能力、有气魄、有经营才干的卓越领导者，他是从痛苦的社会人生经历中觉醒的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能够自觉担当实业救国的重任。他具备了早期资本家的基本素质和卓越条件，是大生纱厂主要创业者。大生纱厂早期主事的沈燮均（当地花布商）、高清（当地木商）、蒋成箴（当地典当商）、徐翔林（当地商人）和林兰荪（大生纱厂上海账房），他们大多是通海地区花、布、典当、木材等业的商人，熟悉一般商情，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由于他们与张謇有十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信赖，均以个人银钱入股，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完全交织在一起。由于他们多年营运某一行业，各有专长、特点和商业信誉，因而能够以企业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形成责权利结合，讲求效益，共同承担风险的管理群体，从而使企业的成功有了重要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