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画传

10.乡居十载

　　把张謇与一般传统的士大夫相比，他的抱负要宏大深远得多。他没有把读书入仕看成人生唯一的功利目标，他眼光敏锐，已经逐渐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他把振兴实业，实现国家的富强作为自己追求的远大目标。他早就有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思想，并且十分难能可贵的是，还身体力行，亲自付诸实践。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生丝出口的大埠，与上海毗邻的南通、通海地区农村，却从来没有植桑养蚕的习惯，张謇却下了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张謇帮助父亲集资购买湖州桑苗，鼓动乡民赊购，并且分送《蚕桑辑要》。次年春，他与家人一起试育春蚕，又陆续向乡民分送桕秧、槐秧和油桐子，发展经济林木。他还请求海门地方官劝谕乡民兴办蚕桑。可惜他的倡导和宣传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乡民们对此反应冷淡，应者寥寥。

　　传统劝农方式无效，张謇转而采用欧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集资开办公司，推销桑秧，由乡民自定购买数量。只记账，不付现金。3年以后乡民卖桑叶供公司养蚕，从付给乡民的现金中扣去树本和2分利息。

　　张謇几年辛勤努力仍未获得应有成效，植桑养蚕事业在通海地区几乎没有进展。原因在哪里？经他观察，症结在于，通海地区风气闭塞，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农家虽想养蚕，但苦于蚕丝有行无市，新蚕出来时，只有少数丝棉店采用欺诈行为，压价重秤收买很少一点。其余产品苦无销路。如果运往苏州、上海销售，沿途厘卡层层盘剥，大都亏本。

　　张謇明白，只有免除厘捐，蚕丝业才能在通海地区兴旺发达。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邀约当地士绅，禀请两江总督，免除10年丝捐，以兴蚕利。经过多方活动，勉强达到目的。阻碍蚕桑发展的障碍扫除后，他又动员地方官招商开行，收购蚕茧，发展蚕丝市场。迄止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通海地区已开设3个蚕行。由于免去厘捐，丝商竞相设行，放价收购，蚕茧价格看涨。市场活跃，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两年左右，通海一带增植桑树逾百万株，风气所播，泰兴、如皋、靖江争相植桑养蚕，眼看形成产销两旺局面。

　　岂料新任江苏厘捐总局总办穆克登布见利源外溢，马上翻脸，推翻丝捐成案，严令丝商补交历年免去的丝捐。丝商群情激愤，提出缴帖闭行以抗议官府出尔反尔。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海门同知惧怕蚕农失去生计铤而走险，恳劝丝商按去年价格30%收购新茧，丝商损失总算在蚕农身上得到补偿。可怜蚕农辛苦一年，低价出售后，除去劳力不计，生产成本已超过茧价，资不抵债。农家无利可图，蚕桑事业又呈偃旗息鼓状态。湖州商人再到通海推销湖桑秧苗，竟至无人问津，连本钱也收不回来。

　　蚕桑事业的盛衰起伏对张謇教训深刻，他大骂“贼民”之官，“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以为贼民乃可效忠。”意思是说不知道老百姓是谁人的老百姓，而这些官员却把欺压老百姓来当作对国家的效忠。他虽不满官府所为，但仍将这些“贼民”之官与朝廷加以区别，认为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朝廷的本意，以致劝告商民不要反对朝廷，盼望好官日增，“布满天下”。这是他深受传统纲常伦理的教育熏陶，坚持以忠君爱国作为自己人生准则的实际体现。

　　张謇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回乡，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十年中，他在家乡通州先后为民众办了多件兴利除弊的实事：

　　一是为通海花布减捐。通州、海门一带盛产棉花，手工棉纺织品生产和流通都很兴旺。据说，光绪元年（1875年）土布年销量已达200余万匹。但是，咸丰同治以来，官府的苛捐杂税阻碍了通海地区棉纺织等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江宁藩司所属厘捐卡，设在江北地区的就多达187处，通、海两地即有57处，占全部厘捐卡的近三分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两地年均解缴藩库厘捐总额约为20万千钱左右。如果加上官吏层层勒索中饱，商民实际负担更重。如通州的石港、双甸两局，每年额收厘捐不到千串，但实际开销却多达3000串，为此，张謇不禁感叹：“闻厘捐扰民，为之发指。”

　　由于张謇家也从事工商业，与通海商家有业务联系，因此对厘捐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光绪九年（1883年），张謇即联络通州最大的恒记布庄老板沈燮均（敬夫），邀约各处花布商人，不断禀请官府减少厘捐收数。减少厘捐活动虽未能获得实际效果，却使张謇进一步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张謇曾就这一问题向学使黄体芳作过透辟陈说，大意为：自从太平天国乱事平定，清王朝“中兴”以来，20多年内，财政收入都取自厘捐。天下局势不稳定，则厘金就变成那些繁冗的官员、无德文人及游荡之民的谋利的目标，甚至有人认为舍弃厘捐就不成其为国家。然而我却认为，要使国家稳固就一定要去除厘捐。

　　张謇对厘捐病民误国的危害性的认识是深刻的。厘捐之征，始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大江南北之时，清廷为筹措军费，巧立名目，将额外负担加之于商税。重征商税不利于商业流通，抑制了社会经济发展，是杀鸡取卵的办法。战争年代征收厘捐是不得已而为之，和平时期变本加厉地征收厘捐，实际上是自杀政策。国家要富强，必须使社会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是商品流通的发展，市场的发育。而厘捐之征却抑制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因此，必须扫除阻碍商品流通的厘捐，经济才能繁荣，国家才能富强，即张謇所谓“欲固国必去厘捐”。

　　二是维护地方安全，倡办地方慈善事业。张謇历来都十分重视家乡福祉，维护地方利益。他把地方的建设与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光绪十年（1884年），张謇为预防法国海军可能对通海地区进行的突然侵犯，参与筹办了当地武装防卫组织“滨海渔团”，执笔草拟了《渔团章程》，使滨海地区安全有了一定程度的保证。

　　张謇居乡期间，从备灾备荒的共同利益出发，倡议推行“平粜放赈”和建立社仓，预防饥民无食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他从自己早年亲身体验的应试艰难的实际问题出发，与当地富豪、布庄老板沈燮均商定增设拔贡办法，还请求学院增加海门生员名额。增加科举录取名额后，当地读书人进入士人群体的机会大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发奋读书，对提高地方总体的文化水平大有益处。

　　张謇还恢复了海门溥善堂。溥善堂是当地专门负责办理掩埋无主野尸的慈善机构，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饬令各地开办。随着地方经费的困乏，这一机构逐渐废弃。衙门吏役、地痞流氓常常利用野尸向邻近居民敲诈勒索，无权无势的农户、中小地主和商人深受其害。张謇重设溥善堂的倡议，迅速得到了当地典当商、木商、布商、烟商、纸商、洋药商的支持和赞许，妥善解决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张謇在家乡兴利除弊，发展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活动，对通海地方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谋求家乡福祉的一片赤诚，深得父老乡亲的爱戴和信任，为他日后在家乡大展宏图，投身实业、教育和文化事业，奠定了可靠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张謇为家乡所做的一切，与他后来将自己一生的主要业绩概括为“地方自治”（包括实业、教育、慈善三方面）之说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张謇立身处世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虽然他一生也不时地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思想内涵。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孙云锦奉调开封知府，再次邀请张謇入幕随往。八月郑州黄河决口，张謇奉命勘河，目睹了灾民流离失所的惨景以及河防官员层层克扣，导致物料空虚的黑暗局面，立刻如实汇报，恳请设局赈济。次月，更奉河南巡抚倪文蔚委托，主持河工计划，拟具疏塞大纲。为此，他查考大量史书及治水要籍，结合实地考察，提出“乘全河夺流，大治正河，复禹故道”的大胆主张。在此主张因工程太大而被阻后，他又提出以截滩取直法整治黄河南段来化解险情，并建议采用机船疏浚，以便施工。同时，他还五次上书巡抚，申说利害。然而张謇的建议始终未被采纳，再加治河官员更换，依然不顾后患地采用旧法堵塞，致使张謇大失所望，愤而离开了工地。

　　张謇自光绪十年（1884年）结束幕僚生活之后也就失去了薪俸，期间除了应试和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外，他还不得不为全家的生计奔走。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曾两度重返故人孙云锦的江宁知府、开封知府衙署，替他校阅府试考卷，协理河工，既有益于地方，又聊得薄俸。

　　这一时期，张謇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地方文化事业，因此，回乡十载，也是他学术研究最旺盛的时期。

　　光绪十九年（1888年）春，他应聘主持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兼修县志。因此张謇有机会对历代方志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讨，曾“求宋、明、清名志读之，殆十之六七”。同年又应太仓知州的邀请，商谈修撰方志的体例。光绪十七年（1891年），参加编纂了《东台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年），又因盛昱推荐，受崇明知县的礼聘，主持瀛州书院。

　　张謇从光绪十年（1884）起归隐，到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战前的十年间，他在思想上大致有如下的变化：

　　首先，张謇已经从局限性很大的游幕生涯，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他所谓的“归隐”家乡，并非消极隐居，而是回到社会生活中去，体察民间疾苦，为地方兴利除弊。他劝导蚕桑，倡办慈善事业，投身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行动，已将自己投身于社会变革中，并从中感受到了新的生活，揭示并力图解决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张謇已经初步着手进行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改良计划，以一个地区为单位，全方位地实施实业（发展经济）、教育、慈善三大建设，以促成地方社会的富足与安定，亦即张謇晚年将自己一生的追求目标，概括为“地方自治”。这是张謇思想中最具活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

　　其次是张謇思想的二重性，他既维护传统道德，对忠君爱国矢志不渝，又对专制腐败的社会现实深为不满，迫切希望加以改变。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心理的形成，是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出生在地方偏僻、经济落后的常乐农村，从小生活在一个富农兼小商的传统家庭；长期接受的是专制主义的文化教育，渴望科举入仕，追求功名利禄，是一个典型的科举制度的殉道者。另一方面，他成长发展道路上的坎坷不平与磨难不断的生活经历，又给了他太多直面人生的机会；从朴学大师和桐城派先生那里接受了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使他具备了追求真知灼见，讲求实际的优良品格。他有接受新思潮，重塑人生的信念，追求新的价值观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受传统思想、封建文化的毒害太深，没有一场震撼性的社会变动和新思潮、新文化的强大冲击，他是不可能轻松自如地向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化的。

　　第三，从社会活动范围看，这一时期的张謇已经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突破。一是因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他受到南派清流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会试中得到不同寻常的关照，竭力将他牵引到士人群体的上层，以壮大南派清流的实力，为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因此，张謇即将登上一般常人难以攀登的青云之路。二是他“归隐”十年，经营乡里，深入下层社会，与商家和乡民有了广泛的联络，并携手合作，开创蚕桑实业，初见成效。这两个突破几乎同时发生，使他既能平步青云，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展政治抱负；又可急流勇退，脚踏实地，实施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宏伟计划。张謇所处的历史环境，为他截然不同又密切交织的人生道路提供了绝妙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