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任何一个时代,社会上并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善于发现与提拔任用人才的人。张謇有幸和翁同龢相识,并结下师生情谊,这为张謇日后企望在仕途上的发展,等于打开了最后一道也是最难打开的一道大门。
翁同龢(1830—1904年)是江苏常熟人,字声甫,号叔平,出身显宦世家。早在咸丰六年(1856年)他即以殿试一甲第一(状元)进入翰林。光绪元年(1875年)任毓庆宫授读,此后又先后任刑、工、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协办大学士,两度任军机大臣,是光绪帝(载湉)“眷倚尤重”的帝师枢臣。他与刑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均为清流前辈。所谓“清流”,是指当初一批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甲申年的宫廷政争中,李鸿藻失势,北派清流(北方官僚居多)衰微。翁同龢虽被逐出军机处,但保留原职,仍在毓庆宫行走。由于他资历深,威望高,南派清流(江苏、浙江、福建官僚居多)仍然唯他马首是瞻。
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派清流,坚持内修政治,外抗列强,希望实现中兴大业。他们虽不掌枢机,但在政坛上仍有相当发言权。他们与湘系实权人物声气相通,配合默契,希望有朝一日慈禧会还政于皇帝,以实现他们的治国宏愿。
南派清流比较注意发现人才,奖掖后进,特别是江浙一带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不遗余力地加以网罗。张謇即是受南派清流青睐的后起之秀,这事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末。此后,张謇即开始得到翁同龢等高层人士的器重,他们竭尽全力帮助他完成功名。
说到南派清流重视张謇,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一来张謇与翁同龢均属江苏人,翁的家乡常熟与张的家乡通州隔江相望,翁将他视为乡里新秀加以提拔;二来南派清流多为不掌兵权的儒生官僚,常常受制于淮系李鸿章等权倾一时的人物。他们希望与有政治头脑、有发展潜力的将军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日后为实施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吴长庆就是他们要争取联络的重要将领。南派清流看重张謇,也还夹杂着他们借以联络吴长庆的意图,这是他们在张謇还不具备举人身份的时候,就已迫不及待接近他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张謇的人品、文章均已闻名海内外,知名度很高。以为国求贤,引荐人才相标榜的清流,自然更加要将争取张謇作为提高他们声誉、壮大他们势力的重要举措。
张謇为南派清流所注目,这也可以从张謇追忆加入吴长庆幕府这段生活的《奉呈常熟尚书》诗作中得到印证:
攀跻犹及公,州县忝乡里。
十年辽海军,辛苦狎泥滓。
公与幕府笺,问讯辄书尾。
知公大雅人,等闲不足拟。
忧患能知己,恂栗斯有斐。
“十年辽海军”,即指张謇入庆军幕府后,随军北进山东登州的时期。“公与幕府笺,问讯辄书尾”,是指翁同龢给吴长庆的书信末尾,常常同时也附问张謇安好。
光绪五年(1879)夏,张謇在江宁参加科试,就得到主考官吏部侍郎夏同善的赏识,而被拔为第一名。夏同善是浙江仁和人,曾与翁同龢一起在毓庆宫陪光绪帝攻读诗书,也是南派清流的头面人物。夏同善于光绪六年(1880)死后,继任者为浙江瑞安人黄体芳(1832—1899年)。黄体芳以直言敢谏著称,与他的儿子绍箕、侄子绍第均为翰林出身的清流砥柱。黄体芳对张謇也是爱护备至,多方关照。
光绪十一年四月(1885年5月),张謇由江宁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与黄绍箕、沈曾植、盛昱、丁立钧、梁鼎芬等清流名人结识。六月(阳历7月),在盛昱任主考的国子监“考到”取为第一名,录为第四名。
同年九月(阳历10月),张謇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潘祖荫(1830—1890年)、翁同龢“期许甚至”。试前,翁同龢先看到张謇优贡试卷,知道张謇寓居的关帝庙距翁邸不远,翁同龢亲自赴庙看望他。张謇甚为感动。潘祖荫、翁同龢分别为《乡试录》作前、后序。此后,翁、潘二人与张謇确立了师生关系,并将他作为南派清流的新秀加以扶植,让他尽快完成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出身和翰林资格。
根据专家的研究证实,光绪十二年(1886年)以后,南派清流利用他们手中有限的主考录取权力,曾经先后四次暗中识别张謇考卷,不仅是希望他进入录取范围,而且要让他名列前茅。但是多次摸索,都未能如愿,甚至有一年还出现了操作失误,误将常州刘可毅的试卷当作张謇的试卷,而让刘氏高中。潘祖荫为此气愤不已,拒不接受刘氏拜见。多次的失败,不免使南派清流垂头丧气。
张謇出身在世代务农的小康之家,从小就参加过生产劳动,接受父亲的农事训练,深知稼穑之艰难;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深受明清经世致用学说和清中叶桐城派治学思想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实学基础,与追求空疏义理、醉心八股制艺的名利之徒迥然不同;在人生道路上,他又受了太多的精神痛苦,因冒籍考试而遭到无尽的敲诈恐吓,因考场失利而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心理刺激;十年游幕生活,又使他的学识有了实践的机会,他终于在艰难困苦的人生道路上,成长为一位博学多才、富有求实精神、勇于进取、具有很强事业心的济世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