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十一、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

　　1988年4月2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95岁高龄的梁漱溟已经病危，这位享誉海内外的教育家、思想家，被外国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老人经医生、护士全力抢救，精神好了一些。此时此刻，他心里怀念的，是一生最敬佩的朋友卢作孚。

　　他要在一旁侍疾的儿子，在病榻前代他写一篇纪念卢作孚诞辰95周年的文章，诉说他的敬佩、怀念之情。他的儿子在这一天的《侍疾日记》中写道：“卢先生是父亲最敬重的朋友，他常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是为社会服务。这样品格的人，社会上找不到。”一个多月后，梁漱溟就带着对老朋友的无限怀念与世长辞了。

　　梁漱溟生前曾写过题为《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一文，文章最后一段是：“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文字虽短，却高度慨括了卢作孚的人品。

　　1.一个“净人”

　　卢作孚身为旧中国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总经理，一般人会认为他即使生活得不豪华，至少也应该是宽裕的。然而谁能想象得到他实际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的老朋友晏阳初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回忆卢作孚时说：“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

　　是呵，说起来似乎令人不敢相信，堂堂大公司总经理，又兼数十家企事业的董事长、董事，卢作孚怎么会穷得连只鸡都买不起呢？是的，他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的一份薪俸外，确实还有不少收入。每到月底，他兼任董事长、董事的那些企事业，就要向他送上一笔笔数目可观的舆马费和红酬。然而当这些装着一笔笔钱的纸袋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后，他毫不犹豫，立即在纸袋上大笔一挥：“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捐峡区地方医院”。如1940年3月5日《嘉陵江日报》载卢作孚捐出自己本年1月份在中国茶叶公司、贸易委员会舆马费300元，补助北碚兼善中学。几十年来，他坚持只领一份薪俸，而把其余的薪俸毫无保留地捐献到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中去。

　　而他自己的生活不仅不富足，甚至连宽裕也谈不上。卢作孚子女多，穷亲戚、穷朋友多，要接济的人也多。因此，一家人的生活必须精打细算。据他的儿子回忆：“我们从来都吃得十分简单。在我们卢作孚旧居（在重庆北碚原中国西部科学院内，但非卢作孚私宅）。卢作孚在此写了《论中国战后建设》。幼年的时候，由于家境太贫穷，不用说吃好，连吃饱也有困难。到后来父亲的工资多了一些，每月有六七十元，我们还是吃得很简单。什么鸡呀、鸭呀、鱼呀，与我们家无缘，只有过节才吃一点，平时有点肉吃就不错了。抗日战争前，猪肉价格比牛肉贵得多，母亲就只买牛肉。抗日战争开始，连牛肉也少吃了，尤其是1940年以后，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很少吃肉。夏天有一点炒泡豇豆、糖胡豆下饭吃，冬天有一点洋芋泥、炒莴苣下饭吃，就算不错。即使我们有客人来也是这样。只有父亲在家的时候，才有荤菜，但也仅仅是蔬菜里加一点点肉丝或肉片的‘俏荤菜’，大荤大肉是没有的。”

　　有时，卢作孚工作太忙了，顾不上吃晚饭，深夜回到家，家里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只好煮一碗素面填饱肚子了事。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卢作孚一家人几乎没有买过现成的衣服、鞋子，全都是他的妻子一针一线做的。不仅如此，他的妻子擅长绣花，忙完了家务，还要做些绣花枕套、儿童的绣花帽子、绣花围裙出去卖，来补贴家用。卢作孚的子女，从小都是穿他母亲做的布鞋，没有穿过皮鞋。有一次过旧历年，母亲给二儿子买了一双雨天穿的布面胶底力士鞋，二儿子高兴得当天晚上就穿上它，上了床也舍不得脱下来，就那样脚穿一双新胶雨鞋睡了一夜。

　　卢作孚家除了破旧的桌子、床、椅子之类，连衣柜、平柜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豪华家具了。就是吃饭的方凳也寥寥无几。如果星期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就只好坐的坐，站的站，有时干脆全都站着，包括客人都是站着吃饭。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台破旧的小电扇。

　　诚如1944年一家美国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实业界这位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于五十多年前生于一个卑下微贱的家庭……今天，作为一个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已将他童年时期的许多事物忘记，然而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与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的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卢作孚掌握着千万财富的大企业，而自己却常常一文不名。

　　1946年，民生公司各处室负责人在联名上书国民政府的一份公文中是这样说卢作孚的：

　　自创办以迄于今的总经理（指卢作孚——笔者），亦至今是一个穷汉，没有置得任何私产，商场没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银行没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来，……他只是一个净人。他确实是一个“净人”。他的同事刘崑水记得这样一件事：“1948年我们从汉口坐飞机去重庆。在等飞机时，中间有几个钟头，作孚先生趁空到汉江公司去一趟，结果到武昌坐轮渡时，他身上连一毛钱也没有，还是一个认识他的人代他付了。”

　　卢作孚在个人生活上十分节俭，精打细算，但为了公司的事业，却是该花的就要花，甚至显得有些大手大脚。如卢作孚在美国考察期间，吃住都非常俭省。出门不是坐地铁就是乘公共汽车，从不坐出租车；住的也是最便宜的小旅馆，后来还想搬到一家价格更便宜的地下室小旅馆去住；吃就更节约了，早上自己烤几片吐司，中午晚上常常是一小碗白菜汤，一盘便宜的烧猪脚，然后吃点面包、咖啡，连吃带住，一天只花1.25美元。然而为了公司业务他向上海通长途电话，有时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光电话费就要花几百美元。

　　2.强拆“作孚桥”

　　卢作孚不图虚名，厌恶任何突出个人的做法。1939年3月，他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时，一天，厅属一个新建单位——四川省家畜保育所开张，特邀卢作孚去参观指导。卢作孚高高兴兴带着厅里工作人员来了，但当他们刚走进会议室，就发现长条桌上摆满了糖果、蜜饯、饼干之类。卢作孚见此场面，脸上笑容不见了，他皱起了眉头，说：“我们今天是为参观而来，不是来作客，何况大家都是一个厅里的人，不能这样浪费钱财。”说完，他带头退出了会议室，其他人面面相觑，也只好退了出来，弄得接待人员很不好意思。

　　在参观过程中，要穿过一个庭园。庭园中有条小溪沟横贯其中，上面新砌的一座小石桥分外显眼。当卢作孚带着人走近小石桥时，突然看见小石桥的栏板上刻有“作孚桥”三个字。卢作孚站住了脚，立时沉下了脸，对这个单位负责人说：“我对你们的事情无功无劳，怎么能勒石标榜呢？再说，这种作法，也是官场俗套，你们太使我难堪了。”

　　此信是1930年10月27日卢作孚给副局长熊明甫的信手迹。信中再三嘱咐为修路之事请客一定要节约。

　　那位所长连忙解释道：“家畜保育所从购买地皮到搞基建，从向国外订购仪器到引进优良品种，卢厅长您都操了不少心，刻字勒石权作纪念，也是全所同仁的心意嘛。”

　　卢作孚听了连连摇头说：“这不好，这不好。这样吧，如果将桥栏拆掉，也很可惜，就用水泥把字盖掉吧。”

　　临走时，卢作孚再次提醒那位所长：“你马上派人把字盖掉，明天上午我要来检查。”

　　第二天卢作孚果然又来了，当他见到桥栏上的字确实被水泥填盖了，没留一点痕迹，这才放下心来。

　　3.留给儿女的，是做事的本领

　　卢作孚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人和子女搞特殊，捞好处。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掌握着100多艘船只，但他家人有事要乘坐民生公司的船，都必须照章排队购票，绝不特殊。他的妻子、儿女坐船来往合川、北碚、重庆时，都是头一天买好船票，第二天一大早，照样和其他乘客一样到江边排队等候上船。上了船，也和其他乘客一样按规定坐在船舱指定的席位。有时候，被认识的船员发现了，一定要请总经理夫人进账房去坐一下，也总是被婉言谢绝。

　　卢作孚的妻子曾缠过脚，走起路来较困难，但卢作孚从不用公司的车去接送她。为了补贴家用，他的妻子常常要进城去托人出卖她的绣花织品，那也只能顺便搭卢作孚上班时乘坐的车。有时进城后，她上午就把事情办完了，也只能等卢作孚把公事办完，才一道乘车回家。有时卢作孚工作太忙，回家可能很晚，她等不及了，只好上街去搭乘马车回家。

　　为了省钱，他的妻子进城后，常常连公司食堂简单的饭菜都不吃，只在外面的小吃摊上买一碗素面吃，或者买块烤红薯吃。

　　对自己的子女，卢作孚更是严格要求。他的几个子女当年都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读书。这个学校的学生，有不少是达官贵人的子女。到了周末，总有一辆接一辆的小车开到学校接子女。而卢作孚却从不派车接送自己的子女，而是要他们步行回家。一次，他的一个儿子患了疟疾，发高烧，在由学校回家的路上，昏倒在公路边的水沟里，幸好还是被别人发现后才送回家中。当儿子烧退返回学校时，身体还很虚弱，但卢作孚还是没有派车。

　　还有一次，他的两个儿子到成都看病后，乘长途公共汽车返回重庆，不想走到半路，突然发生了翻车事故。乘客死的死，伤的伤，鲜血淋漓，哭喊哀号。可怕的惨状使兄弟俩惊慌失措，急忙发电报给父亲，请求公司派车到内江接他们。谁知卢作孚接到电报，并没有派车，而是要他俩仍搭乘公共汽车回重庆。

　　一次，一位客人在卢作孚面前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如何为儿女积蓄财产，要让儿女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卢作孚在旁边始终不吭声，等客人把话讲完了，他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没有给我的儿女准备任何财产，我留给儿女的，是做事的本领。”

　　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董事会为了褒奖卢作孚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的重大贡献，决定赠送一些股份给卢作孚，但被卢作孚谢绝了。

　　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出国留学高潮之时，一位曾与卢作孚一起打天下的老前辈对卢作孚正在上大学的孙女说：“当年你祖父如果接受了这些股份，别说是你，就是你卢作孚夫人蒙淑仪与孙女卢晓蓉卢作孚与长子卢国维在成都晏阳初寓所前合影们这一代十几个孙子孙女作出国留学的经费也绰绰有余了！”但卢作孚的孙辈们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为有这样一位祖父感到无比自豪。她们说：“祖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1934年，卢作孚的母亲60大寿。北碚的地方民众，感念卢作孚对开发北碚的贡献，特筹银3000元，作为寿礼送给卢作孚，为老夫人修别墅。卢作孚坚决不收，说：“大家的好意我领了，但这个礼我不能收……我没有任何理由收这么巨额的礼金！”

　　但钱已凑起来，也不好一一退还。于是卢作孚决定用此款在平民公园建一亭阁，供游人观瞻、憩息、纳凉。凉亭建成，耗资3500元。卢家为此又补贴了500元。当这一座古香古色的亭阁建成后，为了表达对卢作孚母亲的敬意和贺寿之意，北碚民众特请著名书法家赵熙为这个亭阁题写了“慈寿阁”三个字。卢作孚知道了，尽管他对自己母亲非常敬爱，非常孝顺，但他仍坚决不同意将“慈寿阁”作为匾额挂在亭阁上。这个亭阁竟有两年之久没有名称。直到1937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北碚游览，才请林森题写了“清凉亭”三个字，做成扁额，挂在了这个亭阁上。到这时，这座亭阁才有了自己的名称。

　　如今，这座朱漆圆柱、琉璃翠瓦、两层阁楼的“清凉亭”依然矗立在北碚公园内，是北碚的著名景观。人们在此休闲纳凉之时，都不会忘记这个凉亭所流传的一段佳话。

　　4.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卢作孚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中去，却从不为个人谋任何私利。1925年，他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这是一个清贫的单位，但卢作孚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动员各界人士捐资建博物馆、陈列馆、图书馆、动物园、游艺场，举行运动会、戏剧演出、科学演讲，推行卫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把通俗教育馆真正办成了群众性的文化娱乐、科学教育中心。但没想到，事业的成功却引起了当时成都市市政督办王缵绪的疑心，他怀疑卢作孚一定从中捞到了什么好处。一天，一伙市政所的人突然闯进通俗教育馆，不由分说，就砸柜子、撬抽屉，将财务账册全部抢去清查，想搞个突然袭击。谁知查来查去，不但没发现贪赃枉法之处，反而发现了一桩秘密：原来卢作孚不止一次掏自己的腰包为民办事。如当年全市中图为抗战时期卢作孚在重庆红岩村的旧居。卢作孚在此撰写了《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

　　小学生种牛痘，竟是卢作孚用自己的工资开支的。王缵绪什么也没查出来，只好将账册乖乖交了回来。

　　卢作孚清正廉洁，一尘不染。1928年，杨森部下有一个叫樊桢祥的旅长，由于专横跋扈，土匪习气不改，被清除出军队。这家伙蛰居在合川县城的久长街，不仅仍过着荒淫奢靡的生活，还暗中操纵一伙土匪，在合川邻近各县打家劫舍，抢夺财物，从中获取赃物。后来事情败露，被抓住投入狱中。他自知罪孽深重，性命难保，就想用重金收买有社会地位的人为他说情保命。一天，这人的小老婆悄悄来到卢作孚家里，向卢作孚送上大洋300元和手枪两支，想请身为峡防局局长的卢作孚代为说情。那天恰巧卢作孚不在家，卢作孚的母亲不知真相，暂且将礼物收下了。卢作孚回来知道事情原委后，立即派人将礼物原封不动退回去了。他还不放心，又跟在派去的人后面，一直看到派去的人从那个小老婆家里空手出来，这才放下心来。不久，那个坏家伙被枪毙了，为民除了一害。

　　卢作孚虽然善于发财，但决不会为个人发财。他如果想要为自己发财，不过举手之劳就可以办到。著名民主人士古耕虞先生说：“如果卢作孚想搞钱自饱私囊，那么他把那批船（指卢作孚在解放前夕将滞留在香港的民生公司18只轮船抢救回大陆事——笔者）拆毁当烂船卖，每只船要7块金牌（金条），18条船该是多少金牌。但他没有那样做。”

　　卢作孚虽然一生若干次做官，曾任过北碚峡防局局长、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四川省建设厅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官不可谓不小，权不可谓不大，且都是众人眼中的“肥差”。但卢作孚并不想做官，只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他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都是在抗战时期运输最紧张的关头和后方粮食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才慨然同意受命的。

　　但当他通过努力一旦使问题得到缓解，他随即就要求辞职。可知他当官既不图名也不图利，而只是想为国家分忧解难。

　　卢作孚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嗜茶，生活俭朴，布衣粗食。他生前为社会创造了亿万财富，但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的高尚人格像磁石般吸引着周围的人。

　　卢作孚一生曾官高位尊权重，事业有成，但他却始终谦逊洁身简朴，无私奉献。两者形成的强烈反差，这正是他高尚人格魅力的体现，但这种反差似乎从表面上又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1944年一家美国杂志就对他这种“极大的不协调”有一个颇为深刻的评述：

　　按照他的另一个好友，四川省主席张群的说法，这种清教徒式的习惯只是组成他一生的“一大堆不协调”的一个方面，他还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以毫无争辩的权威指导着这个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的政策，不是依靠拥有占控制数量的股份，而是完全依靠远见、聪敏和无私献身的力量。很明显，卢先生全部活动的推动力，是为他的祖国和他的同胞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地位。

　　5.刻苦学习，自强不息

　　卢作孚不论在峡区领导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在领导民生公司事业中，都大力倡导读书学习，而他自己更是刻苦学习的典范。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自学英语的勤奋精神。

　　1944年10月，抗战即将胜利，卢作孚作为中国工商代表团的一员，到美国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时，他还要利用这次出国的机会，参观考察美国、加拿大两国的造船业，准备与两国造船业老板洽谈订造新型轮船等事宜。

　　当卢作孚踏上异国彼岸时，他的随行人员十分惊讶地发现，卢作孚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不仅“能简单而有条理地应付一般口语，还能提笔修改造船签订的（英文）合同草约”。

　　他们为什么如此惊奇呢？这是因为他们都清楚知道，卢作孚是个连中学都没有上过的人，他从哪里学来的英语，又怎么会如此从容自如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呢？这真是一个谜。

　　说起卢作孚学英语，应该追溯到1908年。这一年，才15岁的他，只身一人从老家合川，步行了十多天来到成都，住在合川会馆里，开始了他刻苦自学的生活。那时他特别喜欢数学，但在当时的成都，他已读遍了所有能搜寻到的中文版数学书，他仍不满足，为了读懂那些英文版的数学书，他开始了自学英语。

　　然而不久，生活的艰辛和事业的繁忙，使他不得不停止了英语学习。

　　卢作孚第二次较集中时间攻读英语，已是抗战时期了。当时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这一最繁忙、最急迫、难度最大的工作，其苦其累，是可以想像的。卢作孚终因过度劳累而病倒了，不得不遵医嘱卧床休息。

　　但卢作孚并不甘心白白躺在歌乐山病房里虚度时光，他想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建设和航运事业的发展，必然需要掌握外文，于是下决心利用养病的日子好好学习英语。此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但他学习英语劲头却很足，他特别作出规定：“将他病房里召开的工作会议限制在每天不超过一次！余下的时间他就能转向学习英语。”当时，他的几个子女在上中学，也正在学英语。他就把子女们来病房看望他作为学习英语的好机会。他要子女们给他讲英语语法，一起练习英语会话，病房成了英语学习室。过了不久，他的子女们便发现父亲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使我们感到十分吃惊的是，他的记忆力是那样强，进步是那样快。刚开始一起研究英语的时候，许多语法他要我们讲解。过了两个月，我们就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了，而要他为我们讲解了。”

　　当卢作孚病情稍稍好转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工作起来。但丝毫不放松英语的学习。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早饭前的短暂时间学英语，甚至他放在家里的英语书，在上班前翻到哪一页，也要家人保持不动，等他下班回来继续学。

　　最令人感动的是，为了学好英语，他虚心求教，不耻下问。他的好朋友，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在1982年90岁高龄时，还能回忆起40多年前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那时，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但简单的可以应付。

　　为了学好英语，卢作孚还利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尽可能歌乐山青云路2号。抗战中卢作孚因过于劳累而病倒，在此养病，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英语。

　　与外国人用英语交谈，以提高自己英语的会话能力。他说：“像我这样不会说话（指英语）的人，去到国际上说话，尤其困难。但自己绝不减少勇气，也曾利用过机会及时间，去和纳尔逊先生（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卢的朋友）晤谈，和美国大使馆执事及驻渝的美籍朋友晤谈，甚至也和英国大使馆的人士晤谈。”

　　在抗战前后，他接触和认识了不少外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界各方面的人士，除纳尔逊外，还有美国毕启博士、加拿大教育家文幼章、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欧德伦将军等。通过与外国人交谈，不仅增进彼此的沟通，也提高了自己英语的听、说能力。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学习，他的英语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所说：“我对他的语言学习进步感到吃惊，当他两年前开始学习时，他所掌握的英语词汇只相当于一个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水平。而今天，他却很轻易地阅1944年12月15日卢作孚从美国发给翁文灏、钱昌照的英文电报。从中可知卢作孚英语程度。1944年10月，卢作孚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读英文报纸和一些英、美刊物，并且很少漏听一次罗斯福先生或丘吉尔先生的广播讲演！”卢作孚不仅能够阅读英文报纸杂志的技术资料，而且具有一定的会话能力。这为他到国外去考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卢作孚的朋友罗中典先生还亲眼看见他“经常修改英文秘书起草的文稿”。

　　1944年10月，卢作孚要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就在出国前夕，他仍在抓紧一切机会提高英语会话水平。他的儿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出国以前，他有许多事情要办：要作出国考察的各种准备，要作参加会议的各种准备，要布置离开后民生公司的工作和北碚的工作，要参与国家战后建设的安排。……一回家来，首先就问：“娃娃们在哪里？”把孩子们都叫到他的身边，愉快地用英语问我们：

　　“What did you do today？”

　　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讲自己当天做了一些什么事，读了一些什么书，有了一些什么收获。他对我们所讲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地听着，常常纠正我们所讲的英语。

　　果然，当卢作孚跨出国门后，他多年刻苦学习的英语派上了大用场，而且使目睹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朋友们感到吃惊。1946年，卢作孚去加拿大订购轮船，卢作孚的好朋友、著名企业家陈叔敬先生亲眼目睹了卢作孚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熟练地运用英语的情景，感慨万千。他说：“他（指卢作孚）40多岁于百忙中才开始学英语，在与加拿大签订造船合同英文草稿时，能提笔进行修改，其热心事业、勤奋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

　　6.关于“礼义廉耻”的对话

　　1934年8月，卢作孚到庐山参加中国科学社第19届年会。21日上午到达年会会场莲谷寺报到后，他到芦林34号访问陈立夫。

　　这陈立夫是何许人？他就是国民党官僚资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的代表人物。他与其兄陈果夫同为国民党CC系首领，长期把持国民党的组织人事权，以致被称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他曾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等，在政界炙手可热。

　　8月22日上午举行了年会开幕式。下午，陈立夫来到卢作孚所住旅舍回拜。当时，正是国民党掀起“新生活运动”热潮之时，话题自然也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桌子上正好摆着两杯刚刚沏好的茶，陈立夫就以这两杯茶来比喻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礼义廉耻”。他说：有了两杯茶，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谓廉；我假设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

　　而卢作孚对“礼义廉耻”却以更高更远的眼光来看待。他回答道：陈先生这个解释很实际而又具体，在原则上我是极端赞同的。要是本这个意义，更进一步，把只注意对人的方面改变到对事的方面，把只运用在过去应酬上的礼义廉耻，也运用到现代的国家建设上来，岂不更有意义而更好吗？

　　看到陈立夫有不解的表情，卢作孚呷了一口茶，又继续说下去：此话怎么解释？也可以假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

　　陈立夫被卢作孚的卓识高见折服了，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又一起到庐山清凉饭店吃饭，还谈个不休。

　　7.以结识卢作孚为人生快事

　　1931年初，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来四川考察，第一次见到了卢作孚，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他是那么高兴，立即给他的好朋友邹韬奋写信，盛赞卢作孚“思想缜密，眼光敏锐，处事勤奋，持身简约”，“实川中之人杰”。他觉得此次来川，“以得晤卢公为平生第一快事”。又过了7年，即1938年4月，杜重远应邀到民生公司演讲，他说：“在我的朋友当中，最敬佩的有两位：一位是卢作孚先生，一位是邹韬奋先生，一位影响我的事业，一位影响我的思想。”

　　凡和卢作孚打过交道的人，都对卢作孚有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好感。卢作孚的人品、才干，特别是他对人的热情、真诚深深吸引着和他交往的人。不少人都把结识卢作孚作为人生快事，引以自豪。晏阳初在89岁高龄时，还念念不忘已去世30年的卢作孚，感叹自己“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敬佩的至友”，并宣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而梁漱溟在95岁高龄时仍写下了怀念卢作孚的文章，称“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

　　卢作孚所处的年代，政治风云多变，社会关系复杂，而卢作孚却能成为各界人士，特别是国共两党都能认同和接受的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典型的事例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国民党代表谈判，达成了一个组织过渡政府的名单。在《周恩来选集》中，就载有当时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关于这个过渡政府人选的电报。电文中说：

　　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学良）、杨（虎城）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原则同意。

　　从这个电文中可以看出，8个部的部长人选中，有7个都是两个候选人，唯独实业部只有卢作孚一个人选，且为两党都认可的人，即可知卢作孚是众望所归。

　　卢作孚一生经历坎坷、丰富多彩，特别是因事业的需要，使他结识了不少人。最近出版的一部《卢作孚书信集》（黄立人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上，就搜集了卢作孚与400多人的往来书信，其中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就有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张学良、陈立夫、张群、贺耀祖、邓汉祥、刘湘、杨森、白崇禧、朱家骅、邓锡侯、宋子良、刘文辉、汤恩伯、谷正纲、张家璈、桂永清、王缵绪、杨杰、何廉、徐恩曾、康泽、徐堪、曾养甫、熊式辉、何成浚、杨永泰、吴铁城、俞飞鹏、张笃伦、贺国光、陈书农、魏道明、萧毅肃、潘文华、罗泽洲、蓝文彬等人；而教育、科技、文化、金融、工商业界人士更多，其中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张伯苓、邓季惺、甘绩镛、任鸿隽、刘航琛、孙越崎、杜重远、李乐元、杨家骆、黄墨涵、张澜、邹韬奋、张君劢、范旭东、竺可桢、陶行知、吴南轩、晏阳初、梁漱溟、胡子昂、胡先骕、侯德榜、顾毓琇、顾毓瑔、宋子安、杜月笙、翁文灏、黄汲清、黄炎培、康心如、梁仲华、钱昌照、鲜英、王洸、魏文翰、秉志、王琎等等。而这部书所收集的书信远非全部，在台湾档案馆中就收藏有蒋介石、陈诚等人给卢作孚的书信。连《卢作孚书信集》的主编也说“将继续努力，争取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卢作孚书信集》的续编问世。”

　　而与卢作孚虽未通书信但有各种交往的人也不少。如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刘伯承、贺龙、曹荻秋、恽代英、萧楚女等，其中恽代英、萧楚女是卢作孚早年的好朋友。而周恩来是卢作孚十分敬仰的朋友，周恩来也十分敬重卢作孚，在抗战时期，两人就多有交往，解放后，周恩来两次和卢作孚彻夜长谈，并想让卢作孚在交通部任要职。

　　国民党的林森、阎锡山、李宗仁、张道藩、伍朝枢、吴稚晖、顾祝同、王陵基、吴鼎昌、郭汝栋、叶公超、严家淦、俞鸿钧、任显群、梁寒藻等人，其他各界人士如郭沫若、田汉、马寅初、陈望道、老舍、李公朴、阳翰笙、章伯钧、陈衡哲、陈独秀、罗家伦、周善培、李劼人、陈光甫、虞洽卿、李石曾、张季鸾、太虚、丁文江、罗振玉等都与卢作孚有交往，其中不少人十分赏识卢作孚的才干和人品，有的还与卢作孚成了莫逆之交。

　　一个人一生，能与这么多人交往，能得到这么多不同党派、不同界别、不同阶层的人的认可、赏识或友情，确实十分难得，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卢作孚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