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五、社会改革的第三个试验——创建民生公司

　　1925年，卢作孚的思想由“教育救国”转变为“实业救国”。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大转折。而这一转折的体现，就是他进行了社会改革的第三个试验——创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到解放前夕，这个公司已成了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

　　卢作孚是如何进行社会改革的第三个试验，如何创业的呢？

　　1.艰难的起航

　　1925年10月11日，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卢作孚邀约了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决心办实业、搞航运的想法：“过去我想的是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仅靠这些军阀的施舍，是办不成教育的。我们只有先办实业，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办好教育。”

　　但办实业，要有本钱，而大家都不是有钱人，赤手空拳，如何办实业呢？

　　望着大家怀疑的目光，卢作孚又说：“我想过了。我们四川之所以经济、科学、文化落后，就是因为交通不发达，要改变四川的落后面貌，首先要改变交通闭塞的状况。我以为创业的顺序是：第一交通，第二实业，第三文化教育，从而最终达到救国的目的。但开公路、修铁路，耗资巨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但利用长江搞航运，从一条船开始，哪怕是从一条小轮船开始，总是可以办到的呀！这可是一件投资少、见效快的事！”

　　卢作孚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当时的四川，还没有铁路，公路也极少，长江成了四川通往外地的黄金水道。在长江上游发展航运之初，曾是赢利最图为原合川通俗教育馆（药王庙）。1925年10月11日，民生公司第一次筹备会议就在此举行。

　　快最多的实业，几乎一条轮船运行一年就可以再赚回一条轮船。卢作孚又鼓励大家：“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能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卢作孚掷地有声的话，使大家热血沸腾，决定先筹措股金，创办一个航运公司。

　　然而真正筹办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初十几个发起人议决筹集股金2万元，分40股，每股500元。但这十几个发起人都不是有钱人，只好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劝募，而这些人也不富裕，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才凑得一股。

　　彭瑞成（1892～1947年），民生公司发起人之一。曾任民生公司协理、三峡染织厂厂长。1926年在上海订造的民生公司第一只轮船“民生”轮，是一只长75英尺，宽14英尺，吃水浅的70吨小轮船。

　　而那些真正有钱的地主士绅，只想把钱拿来买地买房子放高利贷，对这些穷青年搞什么“水上漂”的航运持怀疑和观望态度，怕自己投出去的钱真正“打水漂”了。由于他们的不合作态度，所以筹集股金十分困难。

　　那个时候，重庆还没有造船厂，要订造轮船，必须去上海。大家推举卢作孚去上海，但卢作孚连去上海的路费也没有。卢作孚只好又向朋友借贷，好不容易借到了300元，才动身去了上海。

　　卢作孚到了上海，考察了好几家造船厂，最后选中了技术力量强、信誉好的上海合兴造船厂。根据长江上游水浅流急的特点，当然也是因为钱太少，先订造了一只载重只有70吨的小轮船。没想到，就这么一只小轮船，造价竟要3万5千元。当初他们计划募股总资金才2万元，差了1万5千元。

　　更严重的是，当时七拼八凑，一共才凑了股金8千元，而正在此时，他还要抽出5千元为合川电厂在上海购买发电设备，卢作孚手上实际只剩下3千元了。

　　卢作孚就拿这3千元付给造船厂作订金，签订了购船合同，然后匆忙赶回合川，继续募股。然而当时川江航业曾多次发生因经营不善而累及股东的事件，影响所及，不但原定2万元股额难招足，而且那些已经认股的人，也在等待观望，甚至有人扬言要亲眼看到轮船开来才缴股金。然而股金不收齐，怎么可能将上海的新船开回来呢？在此时此刻，卢作孚找到时任重庆警察厅厅长的郑东琴、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凑足了购船的钱。

　　1925年5月，民生公司第一只轮船终于在上海造成了。卢作孚把这只船命名为“民生”号，“民生”是取自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生主义。卢作孚把公司及第一条轮船都取名为“民生”，就是表明公司绝不单纯是一个经营航运的企业，而是一个以发展祖国实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

　　1926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川正式成立。公司设在合川县城内一所破败庙宇——药王庙内。民生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卢作孚被推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就在这座破庙里开始了创业之路。

　　1926年7月23日，“民生”轮从重庆启航向合川开去，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开始了不平常的航程。

　　2.船上的启示

　　卢作孚立志发展实业，为什么首选航运业，为什么又要在川江发展航运业呢？这要追溯到11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是1914年，21岁的卢作孚辞去了江安中学的教职第一次出川，他从重庆搭乘“蜀通”轮去上海。

　　当“蜀通”轮沿长江向东行驶时，卢作孚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宽阔江面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桅杆上几乎都悬挂着外国国旗，有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瑞典的、挪威的、芬兰的、荷兰的，却很少见到中国的国旗。这些悬挂外国旗的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它掀起的大浪，把一些中国的木船、渔船冲得东倒西歪。卢作孚看到这令人怵目惊心的情景，心里很不平静。

　　长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但在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就企图霸占长江航道。1876年，英国借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之机，强迫清政府嘉陵江上的日本军舰和中国木船交出川江航运权。1890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取得在重庆开埠和在川江上行驶的轮船悬挂外国旗的特权。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根据所谓最惠国待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享有与日本的同等特权。从此，川江航运权从法律上开始丧失。外国轮船公司倚仗其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度垄断了长江航运权，他们大摇大摆进出三峡，俨然长江的主人。

　　目睹此情此景，他感到愤怒、屈辱，为什么中华民族屡遭侵略，为什么中国神圣的土地屡遭蹂躏和践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国的贫穷落后。弱国无主权，贫穷就要受欺，落后就要挨打，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就始终会处在任人欺凌的境地。也许就在那个时候，在他心中就萌生了要发展中国自己的航运业，将内河航运权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来，把耀武扬威的外国轮船赶出长江去的心愿。长江是中国人的，必须由中国人来主沉浮。另外，他乘坐的“蜀通”轮虽然是一艘中国轮船，但船上的茶房对待旅客的态度却让人看不惯。对住在头等舱的外国旅客和高等华人，则低头哈腰，小心伺候；而对住在黑暗、潮湿、气闷统舱里的中国旅客，则态度恶劣，常有打骂、勒索钱财的事发生。

　　目睹此情此景，卢作孚也想到了如果自己办轮船公司，一定要杜绝这种人分几等和无视普通旅客人格尊严的事发生。

　　以后，卢作孚在制订公司章程中，他特别作出了“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长江上英国轮船撞毁中国木船限”的规定，不让外国资本染指。当时各轮船沿用的提货单和航程簿都是外文，船员职称用洋名，他下令一律改为中文，一扫当时中国轮船公司的崇洋习气。当时各中国轮船公司都遵循“甲级船员只能由外国人担任”的规定，而民生公司却偏偏作出了“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的规定。卢作孚担当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下的第一个通令就是规定所有中外轮船进出港口，必须向川江航管处结关，航管处派中国武装士兵到外国船上检查后方可上下客货。这些，都反映了卢作孚的爱国情怀。

　　3.500元与30元

　　卢作孚是位事业心极强的人，他创办民生公司，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航运事业，改变中国西部交通的落后面貌，实现他实业救国的抱负。因此，为了事业发展，他带头克服创业时期的艰难困苦。

　　嘉陵江上还没有轮船时，运货的木船常常是连在一起航行。公司最初就设立在合川一座破败的药王庙里，前殿作电灯厂，后殿才是公司办公室。这药王庙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卢作孚和公司的人就在这样简陋的房屋里开始办公。而工资待遇更低微，卢作孚作为堂堂公司总经理，每月工资才30元，协理15元，余者均为10元。据公司董事长邓东琴说，当时“民生公司全部薪资的总额比其他轮船公司的一个大副一月所得还少”。

　　然而就在卢作孚刚刚当上民生公司总经理后，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26年卢作孚去宜昌迎接从上海开来的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在途经万县时，驻扎在万县的四川军阀杨森却执意要卢作孚留在万县做官。杨森对卢作孚说：“一只小船有何稀奇，我派人去接回来就是了，你留下来担任万县市政佐办，怎么样？”

　　原来杨森对卢作孚的学识和才干十分佩服，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曾聘他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主持“新川南”教育改革，后又想任命他为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卢作孚力辞后，又同意他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主持四川的民众教育、民众文化活动。此次杨森又想请他出任万县市政佐办，实际上就是代行督办职权。这个职位有职有权，有名有利，在很多人的眼里，可是一个令人垂涎的“肥缺”。杨森还向卢作孚拍胸脯保证，只要卢作孚肯干，万县地区全权都交给他行使，而且市政佐办这个职务除了每月有薪金500元外，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舆马费。这比起一个月仅30元的民生公司总经理的酬金，简直是天壤之别。

　　但令杨森没想到的是，面对高官厚禄，卢作孚不为所动，竟婉言谢绝了。为了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宁愿留在合川那座破庙里担任月薪仅30元的民生公司总经理，也不愿去当那个位高权重薪金丰厚的万县市政佐办。

　　4.避实就虚，另辟蹊径

　　然而当1925年卢作孚创办航运事业时，恰恰是长江航运业最不景气的时候。由于长江航运业发展初期利润高，于是大家一窝风而上，造成长江航运发展极快且又无序，以致很快轮船就过剩了。特别是不少中国轮船公司由于内战和动乱，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都相继挂起了外国旗，以求得保护。然而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有一个时期，为了杀价争货源，甚至到了货物的运费竟低于轮船燃料费，不少中国轮船公司亏本倒闭。有人说，这个时候，可以说正是“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的时候”。

　　面对长江上游轮船过剩，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如仍在长江上游航线发展，无异鸡蛋碰石头，也会落得亏损倒闭的下场。卢作孚果断采取了“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创业方针，避开轮船过剩、这是卢作孚为民生公司构思的一张宣传画。背景是峨眉山金顶，前面是长江三峡，一艘有“民生”标志的轮船正在峡中航行。

　　竞争激烈的长江上游航线，而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三峡开辟新的航线。

　　嘉陵江三峡（指位于合川至重庆之间的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地区是个风景秀丽、资源丰富的地区，是十分理想的发展工矿业和旅游业的地方。特别是合川，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的交汇处，从川北一带出口的农副产品都要通过这几条河，集中到合川，再由合川运往重庆等地。因此，这条航线客货运输都急需发展。但恰恰是这条航线，还没有被开辟，不但来往货运只靠一些小木船，客运更无从谈起，一到涨水浪急之时，小木船也不得不停航。

　　卢作孚敏锐地察觉到此时在嘉陵江发展航运业，是一个难得的商机。于是，卢作孚让第一条轮船——“民生”号，行驶在嘉陵江航线上。当民生公司逐渐发展壮大，才由嘉陵江到长江，甚至发展到东南亚。

　　果然，民生公司开辟了嘉陵江航线后，大受沿线客商的欢迎，营业额直线上升。1927年夏在民生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上，卢作孚将民生公司航线图（抗战前）上年8月至12月的红息分给股东。股东们格外高兴，因为此时其他轮船都在亏本，唯独民生公司非但没有亏本，还有红息可分，他们怎能不高兴呢？

　　民生公司的兴旺，也引起其他轮船公司眼红，也纷纷到嘉陵江航线发展。为了争夺客商，他们采取了随票赠送毛巾、糖果、糕点，甚至免费供应午餐等作法，暂时吸引了一些乘客。但卢作孚十分冷静，他分析了这种异常现象，认为不能和他们一样，也采取这种“经济战术”，因为它不是长久之计，而是要把公司利益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要让乘客感到坐民生公司的船，更舒适、更安全、更方便，从根本上争取乘客，这才是长久之计。

　　当时沿江两岸匪患时有发生，民生公司就先从安全抓起，船上增设护航武装和灭火器、救生圈等设施；对乘客态度和蔼，服务热情周到，注意船上清洁卫生。在沿途沙溪、盐井、龙洞、草街等皆设囤船，方便乘客沿途上下船。此时，其他一些轮船公司接二连三发生触礁、沉没等事故，唯有民生公司的船从未发生过重大事故。这样一来，民生公司在广大乘客中有了威望，不少旅客，宁愿在旅馆里多等几天，也要坐民生公司的船。不久，那些与民生公司竞争的轮船公司生意逐渐萧条，有的只好关闭，有的离开了嘉陵江航线。而民生公司则独步嘉陵江上，无人敢与之竞争了。

　　1944年，美国大企业家亨利·凯赛尔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已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后，非常欣赏卢作孚的创业精神和民生公司的企业管理，更惊讶民生公司的发展史。他在重庆航业协会发表演说中说：“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由江河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是一个奇迹。”

　　5.破除陋习，革故鼎新

　　“民生”轮自开航后，就受到社会和广大旅客的热烈欢迎，民生公司也从激烈的竞争中冲杀出来，不断发展壮大。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卢作孚敢于破除过去航运界存在的陋习，进行了大胆改革。一是客运为主，定期航行。

　　过去长江上游各轮船公司都是以货运为主，根本不重视客运，即使有客运而航班又无定期，使来往客商无所适从。当时合川至重庆之间的水陆交通，必经嘉陵江三峡，自从“民生”轮采取以客运为主，定期开航以后，客商有了一个安全、便捷的通道，自然都非常高兴。

　　二是废除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

　　当时整个长江中上游的中外轮船，都普遍实行腐败的买办制。

　　所谓买办制，就是轮船上的一切事务，都由轮船公司包给大买办，公司只要收取一定费用，其他一切事务都不管。而大买办往往又逐层下包给二买办、三买办。这些买办为了从中多捞钱，不惜夹带私货，盘剥船工，克扣乘客。轮船成了压榨船工、勒索乘客的人间地狱。而卢作孚却首先在“民生”轮实行经理负责制，轮船上的经理代表公司担当起全船人、财、物、事的统一管理的责任，直接对公司负责，故又称“四统制”。这是运用科学方法，建立的一套较完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因此，在“民生”轮上，就从未发生夹带私货、盘剥船工、克扣勒索乘客的事。

　　三是尊重旅客，改善服务态度。

　　当时长江上的中外轮船以最赚钱的货运为主，不重视客运，对乘客漠不关心，不理不睬，特别是一些外国轮船的茶房（即服务员），轮船不给他们工资，全靠旅客小费。他们常常靠敲诈勒索乘客、卖黄鱼（掩藏旅客、不买船票、出低价乘船等）渔利谋生。船上不讲卫生，秩序混乱，青红帮、扒手、小偷与茶房勾结，为非作歹。甚至将乘客赶在一处挤着，不准随意走动，还常常发生打骂、捆绑乘客的事情。不少乘客说，坐这种船，简直是坐牢。

　　而民生公司则避开单纯货运，而以服务社会，便利群众的客运为主。公司明文规定要善待乘客，尊重乘客，要服务周到。为此公司招收了一批有文化的中学生为服务员，一律发给工资，统一着装，佩带工号，严禁向乘客索取小费。规定茶房要上旅馆去接乘客，客货要分开上船，要扶老携幼上船。特别是规定每一个茶房，如何敬茶、添饭、叠衣服、捆被盖，以至洗脸、擦鞋、开门、关窗，都要有一定的规范。

　　民生公司对乘客的优质服务，大受乘客欢迎。有一个叫陈既明的大学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西归日记》，在揭露了外国轮船对中国乘客态度恶劣后，又列举了乘民生公司客轮的优质服务情况：

　　一、费低，学生尚有折扣，而且并不卖铺位。二、伙食还好，又有五样菜。轮流坐席，秩序亦佳。三、船上职员茶房，对人都很客气。四、统舱很有规栏，茶房侍候周到，所以不必怎样留茶房训练班捆被盖训练心，东西也没有遗失之虑。五、设备很好，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乘客随时可到洗澡间洗澡。六、没有阶级性，统舱客也可以到官舱内去玩玩。

　　不少乘客乘民生公司轮船，就感到与乘其他轮船公司的轮船不同。如1933年有位叫瞿士煊的人到民生公司讲演，就谈到了他乘民生公司船的感受：“本人从前未到过长江，听友人谈及长江轮船污秽不堪，而茶房又敲竹杠特甚。然此次搭上贵轮，觉得很清洁，而茶房招待又热忱。起初甚为诧异，后问及同室狄君，始悉贵公司乃新新组织，与其他公司不同。”

　　这样一来，民生公司声誉大增，业务更加兴旺，入股也更踊跃。以后，民生公司扩大，轮船增多，但对旅客却一直坚持态度和蔼周到服务，哪怕是在抗战爆发，轮船乘客骤增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然而对于那些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士兵、流氓等，卢作孚则采取了有理有节，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的态度。如一次“民生”轮行驶在渝合线上，乘客中有一名大兵，是驻防合川的川军第三师师长陈书农的警卫员。当查票员发现他无票乘船，要他补票时，他傲慢地答道：“老子随便到哪里，从来不晓得还要买票；你实在要票，等我到了合川再说吧！”恰好这天卢作孚也在这条船上，见此情景，他站出来和颜悦色地对那个大兵说：“先生，我们是营业性质，不是打差（指给当时官府或军队无偿运输），任何人都要买票。”那大兵不但不听，态度更加蛮横，甚至还要动武。周围的茶房训练班收发行李训练船员怕卢作孚吃亏，急忙把卢作孚劝走。卢作孚回头对那个大兵说：“我这次到合川，就是要找陈师长商量军人乘船买票的问题，我相信他不会说军人坐船不买票的。”那大兵一听，就马上心虚泄气了，只好补了票。

　　谁知事过不久，卢作孚找陈书农师长有事，陈留卢作孚吃饭。席间，陈问卢作孚，他的军队官兵乘船是否照章买票？如有人不买票乘船，可以把人认清楚，来我这里收钱。凑巧的是，上次在船上耍横不买票的那个大兵正好端菜上桌，听见陈师长的话，大惊失色，头都不敢抬。卢作孚假装不认识他，连声说：“没有没有。”后来那个大兵，找到卢作孚，赔礼认错。以后，这类仗势不买票的事就少多了。

　　不少乘客对民生公司十分信任，认为只有坐上民生公司的船才安全。这里有个小故事。1944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怕路上不安全，将可买10石黄谷的钱缝在棉袄里，买了民生公司的船票去合川看儿子。老太婆年龄大，又是小脚，从囤船上轮船时，一步没跨好，一下掉到嘉陵江里，船上的水手不顾天气寒冷，立即跳入江中救人，把老太婆救起后，老太婆说什么也不愿脱湿棉袄。船长估计老太婆衣服里面有现金和贵重物品，就劝老人说：“我们是民生公司，乘客就是我们的客人。你老人家如有现金或贵重物品，当面点清，我们替你保管，到合川时，保证如数交还给你，绝不少一分一文。你穿湿棉衣，会生病的。”老太婆早就听儿子说过民生公司对乘客好，信得过，这才将湿棉袄脱下，现金交给船长，换上干净衣服。到了合川，船长把烤干的棉袄和现金还给老人，并派人送她上岸。老人千恩万谢，逢人便说民生公司的好话。

　　卢作孚从创办民生公司开始，便强调要守信用，决不能欺骗客商。著名实业家古耕虞在《缅怀挚友卢作孚》一文中就专门提到他为什么把货物交民生公司运的原因：

　　我认为卢作孚为人心胸慈善，办事诚恳，应该支持。早在1926年末，其时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驻渝办事处设重庆千厮门汇源旅馆内租佃的一个房间里，因我有一批羊皮在涪州（今涪陵），找他派船专走一趟为我运货，卢慨然应允，及时运回。在其后的交往中涉事更多，愈觉其人办事认真，很守信用，我便觉得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是会成功的（指能干成一番事业）。当时那个社会，竞争很强，成不成功还很难预料，因为就我俩相比较，无论家境或所经营企业的基础，我都较之优裕，然就事业而言，我总对他有一种信任感。

　　由于卢作孚的大胆改革，使民生公司在激烈竞争中牢牢站稳了脚根，并发展壮大。10年过去了，1936年，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37艘，股本增至350万元，资产达1215万元，职工4000人，开拓了近3000公里的内河航线，其实力已接近经营了70年以上的英商太古、怡和等外轮公司。其发展速度，前所未有。

　　6.维护川江主权

　　——中国士兵第一次登上外轮检查

　　1929年夏，一队佩戴整齐、身背钢枪的中国士兵登上了外国轮船，开了中国武装士兵登上外轮检查的先例。此举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而这一队武装士兵，是卢作孚派来执行公务的。

　　这年夏天，已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和北碚峡防局局长的卢作孚，又被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当时，民生公司和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都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关键时刻，卢作孚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答应了刘湘，走马上任了。原来此时的川江航运，正处在极度混乱之中。一方面以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为首的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内河航行权的庇护和强大的经济势力、先进设备，基本控制了川江的航运。他们飞扬跋扈，横行航道，草菅人命，偷运军火、鸦片，走私贩私，无所不为，并肆意排挤和打击中国轮船公司，使其濒临破产倒闭；一方面是中国轮船公司，不仅受外国轮船公司的压迫，还要受到军阀的盘剥和欺凌。当时的四川，军阀混战，连绵不绝。军阀们不敢惹外国轮船，则强拉中国轮船为他们运兵运粮，不但不给运费，连燃料费也不给。特别是军阀属下的官兵，坐船不但分文不掏，还在船上无端滋事，敲诈勒索，搜身掠夺，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妇女，使船上乘客视为虎狼。他们要船上供吃供喝，稍不如意，对船工茶房非打即骂，阻挠开航，致使中国轮船公司苦不堪言。卢作孚对这一切，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早有整顿川江航运，收回内河主权的心愿。刘湘的任命，也给了他一个施展抱负的平台。

　　而在这之前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则是个欺软怕硬、装点门面的官僚衙门。对外国轮船，他们曲意讨好，听之任之，不敢过问；而对中国轮船的权益不但不敢维护，反而多方刁难。特别是管理处机关人员，长袍大褂，懒懒散散，整日看报喝茶，被讽之为“川江航务不管处”。

　　卢作孚上任后，首先整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衙门作风，作出如下规定：一、凡工作人员必须准时上班，努力办事，不准怠惰松懈，不准敷衍塞责；二、一律穿短服，不准穿长袍大褂，上下班不准坐轿。从此以后，管理处上班，再没有人敢穿长袍马褂坐轿子了，也没有人敢随意迟到早退，机关作风为之一新。

　　卢作孚上任后，向川江中的中外轮船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所有进出重庆港口的中外轮船，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并由管理处派士兵登轮检查，然后才开始上下旅客，装卸货物。任何轮船都必须接受检查。

　　这道命令在发布之前，他曾找到刘湘，说明为了制止走私军火、鸦片，必须这样做，刘湘开始不同意，怕触怒了外国人惹出大祸来。刘湘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5年前，日本轮船“德阳丸”走私假币到重庆，重庆军警督察处接到密报，立刻派中国检查人员上船检查。“德阳丸”不但蛮横无理，拒绝检查，竟将中国检查人员抛入江中淹死。现在卢作孚要派中国武装士兵上外国轮船检查，弄不好会惹出国际事端。但卢作孚坚持这样做，并保证万一惹出乱子，一切责任由他负责，不要刘湘负责，刘湘才默认了。

　　最初，那些外国轮船公司傲慢无理，对管理处的命令不理不睬。这倒不难理解，自从它们入侵中国长江以来，都是只向英国控制下的海关巡江司结关，从来没有中国武装士兵敢上它们的船检查。

　　但是卢作孚既然下了命令，就要坚决执行，绝不手软，最后除了日商日清公司一只船外，都无可奈何地执行了这一命令。

　　1929年8月5日，日本日清公司的“云阳丸”从宜昌开来，驶进了重庆港。川江航务管理处的一队士兵准备登船检查，谁知却遭到日本人的蛮横阻拦。“云阳丸”上的日本人不准中国士兵登船，驻在船上的日本士兵甚至举枪向中国士兵瞄准。船长站在甲板上大声吼道：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轮船！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连蒋介石的大官都对我们毕恭毕敬。你一个小小的重庆港，竟敢派兵上船来检查，有辱我大日本帝国的体面！”

　　卢作孚知道了，只是笑了一下说：“那好吧！既然它不让我们中国人上船，我们中国人就不上他的船吧！”

　　“云阳丸”像死尸一样在江面停留了好几天，无人理睬。这下日本船长慌了手脚。因为过去船一进港，中国的装卸工人马上登船装卸货物，增补给养。而现在，日本人即使给双倍工资，中国工人也拒绝上船。日本驻重庆的领事急忙找到地方当局施压，但地方当局态度很明确：“此事我们管不着，请去找川江航务管理处，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

　　日本领事没法，只好硬着头皮来找卢作孚。卢作孚说：“中国士兵上船检查，中外轮船都得执行，没有例外！”两人唇枪舌剑，谈了4个小时，卢作孚毫不让步，日本领事悻悻而回。

　　日本轮船上的人恼羞成怒，船上的日本士兵故意向码头上的中国卫兵掷果皮、泼污水，故意挑起事端。但中国卫兵“均忍守不理，矗立如故”。日本士兵这一恶劣行径反而激起了码头上的装卸工人、搬运工人和渡船、驳船工人的极大愤慨和爱国主义觉悟，他们一致表示，日本轮船如不接受航务处检查，坚决不与合作，甚至还联络重庆的炭商米商不向日本轮船供货！整个重庆港和各大码头的帮帮派派，此时全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不与日轮合作。

　　4天过去了，“云阳丸”孤零零停在江中，既无人为他们卸货，船上食品也难以为继。最后，“云阳丸”上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只好派出代表到川江航务管理处赔礼道歉，主动同意向航管处结关，同意航管处派中国武装士兵上船检查。

　　中国武装士兵终于登上了这艘日本轮船执行任务，当时看热闹的群众挤满了岸边，无不拍手称快。这一壮举捍卫了川江内河航运主权，大长了中国人和中国轮船的志气，卢作孚的大智大勇在这次斗争中充分表现出来。

　　为了保护沿江中国船民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卢作孚还通过航管处下令，所有中外轮船在航行中遇到木船必须减速，如果浪翻木船，必须赔偿一切人财损失。从此以后，那些在长江上随意横冲直撞的外国轮船不得不有所收敛。

　　7.奇迹之一——打捞“万流”轮

　　1933年初（一说1932年5月），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千吨级轮船“万流”号在从重庆驶到长寿县境内川江著名的险滩——柴盘子时，意外触礁沉没了。

　　太古公司闻讯大吃一惊，这“万流”号以造价昂贵、设备先进著称。船全长206英尺，燃煤蒸汽机动力主机2776匹马力，载重1197吨，总造价60万两白银，是太古公司的轮船主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万流”轮还是万县“九五”惨案的罪魁祸首之一。1926年，北伐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江浙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为了巩固他们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更加紧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步伐。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其商轮在中国内河胡作非为，横冲直撞，寻衅肇事。仅1926年6月至8月短短3个月间，就在长江流域万县段制造血案4次，先后撞沉中国民船4艘，淹死40余人。

　　8月29日，这“万流”轮又在长江云阳段浪沉中国木船3艘，驻万县的杨森部连长1人、排长1人、士兵56人被淹死，损失枪支56支、川江激流子弹5500发、饷款85000元。这一系列血案激起了四川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极大愤慨。但蛮横的英帝国主义不但无视中方提出的“惩祸首、赔损失”的正当要求，反而派军舰炮轰万县两岸居民，造成居民死亡604人，伤残398人，被毁民房千余间，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万流”轮是一条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罪恶之船。

　　“万流”号沉没江底，太古公司和保险公司都慌了，急忙委托打捞公司的权威——上海打捞公司前来打捞。打捞公司的专家赶到出事地点勘察后，发现“万流”号沉没地，正在滩险流急的河道上，以他们专有的技术力量和打捞设备，也是无能为力的。

　　太古公司万般无奈，只好忍痛割爱，以5000元的标价将这艘仍沉江底的轮船拍卖。这5000元的拍卖价与其造价60万两白银相比，天壤之别，实在太诱人了，但连上海权威打捞公司都奈何它不得，其他轮船公司也只有望江兴叹了。所以，即使这么低的拍卖价公布，也没有人敢买它。

　　卢作孚得知后，却非常兴奋，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立即派民生公司驾引人员和民生机器厂的工程师到出事现场勘察，经过反复论证，认为他们有能力将“万流”号打捞起来。卢作孚当机“民权”轮。原为英商太古公司“万流”轮，后沉没长江，被民生公司打捞上来后，经改装，改名“民权”轮。

　　立断，马上与太古公司正式签署协议，以5000元将仍沉江底的“万流”号买了下来。一些中外轮船公司的人得悉卢作孚决意打捞“万流”轮，心里暗暗好笑：“你民生公司胆子不小，连权威的打捞公司都无法办的事，你民生公司还想干，这不是白白把5000块银元往江里扔吗？”但卢作孚却很有胆识，坚持打捞。

　　但真正要将“万流”轮打捞上来却谈何容易。民生公司既无打捞沉船的技术人员，也无打捞专用设备，且打捞时间紧迫，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到了3月份，江水上涨，打捞只能宣告失败。

　　卢作孚带领技术人员亲临打捞现场，并带来一批打捞施救器材。一时间，这个荒凉无人的险滩柴盘子，竟帐篷林立，灯火通明，一场打捞“万流”轮的攻坚战就此打响。

　　原来“万流”轮触礁后沉没在江底泥沙中，船底已被划破，要打捞，就要减轻轮船的重量。因此，首先是清除积压在船舱面上的泥沙，然后拆除船体上部的结构及锅炉房里的煤炭。这些工作大部分是在水下进行，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但打捞人员夜以继日地苦战，将轮船上部的烟囱、房间拆除，将锅炉房内近200吨煤炭也全部清除了，船身减轻了重量，“万流”轮终于被打捞上来。

　　民生公司在长江险恶航道上将大型轮船打捞上来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航运界。打捞起来的“万流”轮经过整修，加长了14英尺，载重增加100多吨，马力达3500匹，船速也提高了，民生公司组织了大规模庆祝集会，邀请各界人士上船参观，并散发纪念册，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沿途泊船处人山人海，受到了热情欢迎。卢作孚特将“万流”轮改为“民权”轮，象征着争回民族航权。

　　“万流”轮成功打捞，使太古轮船公司大为丢脸，为此撤查了有关人员。据说日本人还专门派人到民生机器厂刺探情况，了解民生公司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本事。

　　8.奇迹之二——突破外国轮船的围攻

　　1932年，民生公司开始向长江下游发展。这一年的6月，民生公司开通了由重庆到上海的航线。这一举动，引起了垄断长江上游航运的各外国轮船公司的惊慌。

　　7年前，当民生公司刚刚诞生之时，那些实力雄厚、设备先进的外国轮船根本没有把这个仅有一艘70吨小客轮，在一座破庙办公的民生公司看在眼里。然而仅仅过了7年，民生公司通过“化零为整”，通过科学管理、扩大经营，竟迅速发展成长江上游一个强大的对手。现在，居然要从长江上游向长江下游发展，这不啻是对他们垄断地位的挑战。

　　为此，以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和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为首的帝国主义轮船公司开始了扼杀民生公司的联合行动。

　　一是在货运方面，故意大幅度压低运价。

　　外国轮船公司，依仗其雄厚资本，不惜大幅度压低运价，来和民生公司竞争。如一件棉纱，平时从上海运到重庆，运价是25元，现在竟被压低到2元，是原运价的1/12；100斤药材，平时由上海运到重庆，运价是6元，现在压低到1.2元；而一担海带由上海运到重庆，运价只有0.25元。这样低的运价，连轮船从上海到重庆的燃料费和装卸费都不够。

　　二是在客运方面，故意大幅度降低票价。

　　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与民生公司争拉乘客，不惜大幅度降低票价。更为离奇的是，日本日清公司为了争夺乘客，宣布从宜昌到重庆一段航线，不但让乘客免票白坐船，还赠送洋伞一把，一心只想把刚刚兴起的民生公司压垮。

　　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民生公司面临的形势确实非常严重。然而卢作孚却沉着冷静，采取了各种对策，坚决抵制外国轮船公司的挑战。

　　首先，卢作孚在公司内部挖潜，大力降低成本。在最困难的时候，公司职工主动向卢作孚表示宁愿少领工资，不要年终双薪，但工作要干得更出色。不少职工甚至表示，只要公司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只要打声招呼，即使是火坑也敢跳。当时外国轮船上高级职员三四个人的工资，就相当于民生公司一艘船上几十个人的全部工资。公司职工自愿节衣缩食，以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在加强管理，节约燃料和装卸费用等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全公司员工响应卢作孚的号召，宁愿勒紧裤带，减少收入，也要和公司一道，共渡1936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主干会议上讲话难关。

　　其次，在货运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卢作孚提出以客运代替货运的方法，而且大力改善客运设施，提高客运服务质量。全公司职工对乘客更加热情周到，甚至在乘客多的时候，船员主动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乘客住。这样，客运收入大幅度增加，弥补了货运的亏损。第三，是广大群众的爱国行动，支持了民生公司。当时，不少爱国群众，早就对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十分反感了，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轮船能够成为长江航运的主宰。因此，他们积极响应“中国人不搭乘外国船”、“中国货不交外国轮”、“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号召，宁愿不坐不要船票的外国船，也不稀罕漂亮的东洋伞，却坚决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而一些爱国的工商业界人士，如著名的“猪鬃大王”古耕虞等人也主动将他们的货物交给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可以说，民生公司是在广大爱国群众的支持下赢得了这场竞争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竞争中，外国轮船公司企图要挤垮民生公司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有的外国轮船公司反而在这场竞争中被挤垮倒闭了。如美国籍的捷江轮船公司在1935年倒闭了，民生公司还买了这个公司的5艘轮船，壮大了自己。此时，长江上游的中外轮船，几乎有一半属于民生公司，除了英国的太古、怡和及日本的日清公司外，长江上游已经没有其他外国轮船公司了。

　　当年卢作孚所看到的长江上游悬挂各国国旗的外国轮船到处穿梭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卢作孚维护内河航行权的理想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