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画传

四、唤起民众——社会改革的第一个试验

　　1.虔诚的“教育救国”论者

　　1921年，卢作孚应川军第2军第9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的邀请，到泸州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

　　杨森是四川有名的军阀，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读书时曾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在滇军中由排、连、营长一直升到团长。1920年他脱离滇军，投奔川军刘湘，升至师长，并出任永宁道尹，当上了一方长官。他雄心勃勃，提出了建设“新川南”的口号，决意推行新政，大干一番。

　　大约是卢作孚在江安中学任教时，曾31岁的卢作孚（1924年）给正驻军江安县的杨森写过一封万言书，万言书中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一切政治改革，应自教育入手，而以教育统治人心，为根本准则”，并提出了设一专门机构来延揽人才。认为“事得人而举，无人才即不能发生力量”。这封万言书给了杨森很深的印象。

　　以后，杨森对卢作孚在成都新闻界所表现出来的敢于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敢于同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进行斗争的精神早有所闻，于是热情邀请卢作孚来泸州任永宁道尹公署的教育科长，以推动建设“新川南”运动的开展。杨森后来回忆他俩初次见面的情景：杨森问卢作孚：“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卢作孚实事求是地答道：“我没有进过大学。”杨森有些不信，问他：“那你怎么教得了中学的数学？”卢回答道：“我曾经在成都一个实习学校读过几天。”杨森有些意外，又问：“你现在的程度如何？”卢作孚老老实实回答：“教中学还是勉强可以对付。”杨森问他愿不愿意到川南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当一名科长，卢作孚很痛快就答应了。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卢作孚，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也使他“教育救国”思想更加强烈。从1916年起，他连续写了《各省教育厅之设立》、《〈教育月刊〉发刊词》、《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教育方法与暗示》等文章。他疾呼“教育为救国不二法门”，“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教育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族之热力”。因此，他正想在教育上干一番事业。可以说，杨森的任命正好给了卢作孚施展“教育救国”抱负的一个平台。因此，他很痛杨森（1884～1977年），川军将领。

　　对卢作孚极为信任，多次委以重任。

　　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十多年后，他还提起这个任命对他的影响：

　　自己在1920年以前，还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如做教师，只能在讲堂上说，而且是照着教科书向着学生说；当新闻记者，还是说，而且只能在报纸上去说。第一次给我做的机会，还是杨军长（杨森），是在泸县任教育科长那时候，才用力在教育上学做试验。

　　2.“新川南”教育改革试验

　　卢作孚到了泸州以后，立即以极大热情和改革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文化活动和教育改革试验。

　　首先，他创办通俗教育会，从开展民众教育入手。他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开展读书活动；他举行各种时事讲座和辩论会，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他倡导移风易俗，鼓励妇女放小脚、剪辫子，宣传川南师范学堂旧址卫生知识，普种牛痘；他还举行了泸州从未有过的民众运动会。最有意思的是，卢作孚趁体育竞技比赛吸引全城市民的机会，在运动场内外进行了反对封建意识，提倡社会新风尚的宣传活动。当时，运动场内在进行激烈的比赛，运动场外设置了“剪发棚”、“防疫站”等，现场给勇敢的女性剪发，给人接种牛痘。特别是运动会开幕那天，当杨森夫人第一个剪成时新短发，笑盈盈地登台亮相时，全场观众大声喝彩鼓掌，轰动一时。而卢作孚的夫人则和其他女教师、女学生一起，担任义务宣传员，向观众宣传男女应同校读书，可以同场体育锻炼，破除封建陋习。就这样，卢作孚巧妙地把运动会办成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现场会。

　　其次，卢作孚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试验。首先在教学内容上，改革旧教材，编写新教材，开门办学，让学生接触社会。1940年，卢作孚47岁时，还回忆起他20多岁时的这场教育改革：

　　民国10年，本人任川南永宁道教育科长时，对于教育上有两种理想，第一为改革学校教育，第二为建设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打算从改革川南师范着手，为使他人了解或博得他人同情起见，乃召集川南师范各教员，提出自己的教育理想，第一打破教科书，即不用教本，最低限度亦只能选择教本当中一部分适当的教材，作为一部分的教材，其余自学生环境中选出来。第二打开校门，使学生日常能与自然和社会接触。不但要让学生到自然界或社会里去，并且要让社会的或自然的教材到学校里来。

　　新的教学方式和新教材的推广，使泸州的学校名声大震，不少外地学生也慕名前来就读，一时间泸州有的学校竟人满为患，不得不另设分校，以满足需要。

　　为了教育改革能够落到实处，自然要引进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育界人士来襄助。卢作孚在杨森支持下，专程到重庆找到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时任富川银行经理和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的陈愚生，在陈愚生的举荐下，陆续请到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时任川东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的王德熙出任川南师范学堂校长。经王德熙的推荐，又请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安徽宣城师范任教的恽代英出任川南师范学堂的教务主任，还聘请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穆济波、周晓和以及胡兰畦、秦德君、朱昌文等到川南师范学堂及附属小学来任教，彻底替换了学堂里那些维护旧教育、旧思想的保守人物。他还破天荒地派出永宁道属所有学校的校长去上海和长江下游的城市学习考察，让他们耳闻目睹外地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

　　1944年，在一家美国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对卢作孚1921年在永宁道进行的教育改革作了详细的述评：

　　这位新官员（指卢作孚——笔者）立即采取一些“打破常规”的措施，如在学习自然时注重实验工作，学习社会时注重实地调查；在教学中利用本地教材来代替生搬硬套上海某些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为当地机关的领导人员组织讲座和讨论会；收集教育统计数字举办展览；定期举行体育运动会和公开辩论会；还派出这个道的所有二十五所学校的校长去上海和长江下游其他城市学习参观。这些“革命”的措施对于年青的、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永宁道作为现代教育的典范而闻名全省。

　　在卢作孚的努力下，过去闭塞守旧、落后冷清的川南小城——泸州被搅得热火朝天，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众教育和教育改革试验取得很大成绩。恽代英在给友人信中也感慨比他在安徽宣城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时所见教师的风貌大不相同，感到“确有希望”。他还特别提到“科长卢思（卢作孚的别名），人更可注意，真可谓济济多贤。”一时间，“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变成了泸州甚至整个川南最时尚的口号，也传遍了整个四川。

　　然而可惜的是，正当“新川南”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之时，杨森在一场新的军阀混战中遭到失败，逃到湖北宜昌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去了。新上任的川军第1军赖心辉于1922年夏占领了泸州，其旅长张挺生当上了永宁道尹。张挺生是个极为守旧的人物，他上台后，就以“陆军中将衔陆军少将三等嘉禾章三等文虎章四川川北边防军前敌指挥官兼摄永宁道尹张挺生”这一拉大旗为虎皮的方式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开篇就针对卢作孚“新川南”改革实验说：“河山锦绣，已成遍地荆榛；齐鲁诗书，突变下流社会。”并发出了各种禁令：“严禁男女合校”、“严禁女子剪发”、“严禁学生教员下流演戏”……并免去了卢作孚教育科长职务。泸州的地方守旧势力又卷土重来。杨森全力支持的“新川南”试验终于夭折，卢作孚的心血也付诸东流。

　　泸州白塔，又称报恩塔，卢作孚创办的通俗教育会就设在白塔寺内。

　　3.社会改革的第一个试验——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

　　1923年春，逃到湖北宜昌的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又返回四川。1924年率军进占成都，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杨森踌躇满志，准备在四川大干一番事业，于是，他又想到了卢作孚，发电邀请他速来成都。

　　卢作孚到了成都，杨森要他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负责全省的教育工作。比起2年前在永宁道尹公署当个教育科长，这省教育厅厅长可以说是连升几级，但卢作孚却婉言谢绝了。一方面卢作孚是一个只想干一番事业，对官位利禄毫无兴趣的人；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四川政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的状况越演越烈，在这种不安定的情况下要想发展全省教育工作，推行教育改革，完全是徒劳的。

　　然而，他并不想放弃这样一个机会，他仍想着进行社会改革试验，实现他“教育救国”的抱负。于是，他向杨森提出要在成都创办一个通俗教育馆的建议，以推进民众教育和民众文化。杨森见他不肯就任四川教育厅厅长，却愿意当个通俗教育馆馆长，打心眼里佩服他，就同意卢作孚的建议，并答应在房屋和经费上给予帮助。

　　通俗教育馆的馆址设在成都少城公园（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内。这个公园在清末是八旗官兵及家属驻扎之处，后来辟为公园。卢作孚上任时，这里已破败不堪，又脏又乱，成了走江湖、卖打药、唱猴戏的“扯谎坝”。卢作孚发动通俗教育馆的人员，重新作了规划，建了楠木林，林旁又建了六方圆形石台，台上有假山，台下有辐射路线，线与线之间有绿色草坪，又建了不少亭台、竹林、溪流、花坛、草坪，很快就使公园恢复了昔日的美丽，并在此建了通俗教育馆。

　　通俗教育馆包括6个部分：一个博物馆，其中分为自然、历史、农业、工业、教育、卫生、武器、金石等8个陈列馆；一个图书馆，其中分为成人、儿童2个图书馆；一个公共运动场，其中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赛、径赛等场所和设备；一个演奏厅，其中有中、西音乐及京剧、川剧演唱组织；一个动物园；一个游艺场。

　　此时，他又认识了创办华西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毕启博士。这位不苟言笑的美国人对卢作孚的高远志向和工作热情极为钦佩。因此，在建设通俗教育馆中给予了大力帮助。如他们合作督造一座小桥，竟以2夜1天的功夫造成。还与华西大学合作建立动物和植物陈列馆等。

　　通俗教育馆一边建设，一边就开始了活动。这些活动，丰富多彩，热火朝天，每天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来活动。卢作孚10年后还对这些活动记得清清楚楚。

　　博物馆里常常开古物展览会、中国画展览会、革命史展览会……运动场常常开运动会、球类比赛、脚踏车比赛、团体操表演；音乐演奏室常常开中西乐演奏会；游艺场常常演新剧、川剧、京剧、幻术；常常为卫生运动、教育运动而公开地放电影，花园里每年必开菊花会。这样一来不仅将成都游览的人集中了，尤其将成都各方面的人才集中了……这是一个集团生活的试验，亦是一个集团生活的运动。

　　卢作孚的社会改革试验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把通俗教育馆办成了一个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丰富了民众的生活，帮助人们增长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然而正当通俗教育馆办得红红火火之时，1925年1月，杨森在发动统一四川之战中，被刘湘、袁祖铭联军击败，再次下台，只身逃到武汉。

　　新任成都市政督办王缵绪，他原是杨森的师长，后倒向刘湘。此人和全力支持通俗教育馆的杨森大不一样，对民众教育不仅不支持，而且多方刁难和干预。在此情况下，卢作孚的这一社会改革试验，又遭到了与“新川南”教育试验同样的下场，卢作孚不得不离开了成都。两次挫折使卢作孚认识到“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浮沉”，没有雄厚的经济支撑，只靠军阀的支持来进行社会改革太不可靠了。从此时起，他的思想，开始从“教育救国”向“实业救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