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那些事·权谋篇——血染的王冠

前言

　　皇帝这个词，100年前在中国人嘴里，差不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后来，辛亥革命发生，皇帝这个岗位被老百姓给撤了，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叫溥仪的下了岗，中国再没有皇帝了。

　　但帝制在中国存在的年代太久远、太漫长，以至多少年后，人们脑子里还是忘不了这一茬。近二三十年，电视里面古装戏开始泛滥，那些古装戏里少不了有皇帝这个角色出场，于是乎开口闭口离不开“皇帝”“陛下”，一时之间这个称呼满天飞，听得人们耳朵都生出茧子来。

　　皇帝作为一个全称性名词，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国，自认为建立了亘古未有的一件大功勋，便想到要给自己封一个前无古人的称号。他这样说：平定了天下，臣服了各国诸侯，不能再和以往那样称王了，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名号，否则不能显示出鄙人的丰功伟绩。他的想法刚一冒头，底下拍马屁的大臣有的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共同上奏，建议把传说中三皇五帝位号中的“皇”字和“帝”字，毫不谦虚地统统拿来，归到嬴政名下，于是乎，就有了“皇帝”这个名词。由此可知，“皇”和“帝”原本虽然意思相差不多，但在秦始皇之前，却是两个不同的词。而秦始皇之所以叫秦始皇，意思就是“大秦帝国第一任皇帝”。

　　大秦帝国虽然由于实施暴政，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之一，但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下来，传承不息。不过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皇帝只能有一个，不能多，否则就坏了规矩，乱了套。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他自命为天子，也即天老爷的儿子，因此他便拥有无上的法力和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声色犬马，吃香喝辣，颐指气使，耀武扬威，任谁都没有当皇帝的人更牛、更拽、更显摆，因此皇帝这个位子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垂涎三尺的对象。

　　岗位只有一个，想上岗的人却很多，这就难免会引来麻烦。麻烦的主要表现就是，凡是有那么一份野心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把自己抬到那个位子上去，把别人挤下来。

　　为了防止这种容易引起动乱的现象发生，古人在面对皇帝交接班的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禅让法、兄终弟及法（就是哥哥死了由弟弟继位）等等。而一个最有效也最为近人熟知的办法就是宗法制——通过嫡长子继承制，限定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能是一个人，其他人除非在嫡长子死亡或其他无法继承王位的情况下，才能按血缘关系的远近排队来遴选出皇位继承者，不得随便插队。

　　君王交接班体制中的禅让制，据说实行于尧舜禹的时代。那个时代帝王的觉悟特高，见到能力水平不亚于甚至超过自己的贤人，巴不得赶快把他请到宝座上来，好让自己退休。不过后来有人怀疑，尧、舜的禅让传说，只是一种愚民宣传，实际上尧、舜和禹之间都是通过血腥的权力争夺来实现政权交替的。比如，成书于战国时期却一直不为正统史学家所认同的典籍《竹书纪年》中有这样的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还说：“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丹朱是尧的儿子，研究者认为，舜之所以在囚禁了尧之后还要控制丹朱，是不满尧破坏部落制度企图传位于儿子而采取的政变行动。至于禹的继位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争夺。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就这样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揭露出皇权更替、朝代轮换当中的血腥一面。

　　我以为，真正的禅让制应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首领推举制，以后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私有制不断完善而逐渐衰微。尧舜时代中国已逐步进入私有制社会，只是私有制尚未完备，帝王传承制度也未形成固定模式，即使有人采用暴力手段夺权，由于不符传统，也要假借禅让的名义，因此，禅让制便成为后世儒家津津乐道的王位接交制度的美好传说。

　　话说回来，美好的传说虽然是传说，后人的怀疑毕竟也只是怀疑，谁也没亲眼见过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替过程，也就无法做出无可辩驳的结论。

　　至于兄终弟及的规矩，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其源头应当稍晚，始于父系社会的原始部落时代，但私有化程度应比禅让时代高。

　　嫡长子继承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中，唯有满清王朝不搞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传贤不传长”，乾隆皇帝曾批判嫡长子继承制“尤非确论”，还举例说，如果唐高宗和明太祖最初就选择李世民和朱棣做接班人，历史上便不会有玄武门之变和朱棣靖难的故事发生）是私有制成熟时的一项制度，也是真正进行了周密而严格设计的继承制度。这一制度的好处是继承者排序明确，按亲疏远近和先来后到两项原则，操作简便明了，不可有丝毫紊乱，不过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比如说，规矩既然是人定的，人当然也能够破坏它，只要有足够的本钱和胆量，浑水摸鱼、抢班夺权、刀兵相见、捷足先登的便大有人在。

　　于是，为争夺皇位而产生乱子直至搞到杀人盈野的现象也就比比皆是。

　　我们将这部书定名为《血染的王冠》，就是想集中描述一下中国历史上皇位（王位）继承过程中的这一类现象。

　　按照王位继承的制度设计，有序接班是为常规现象，而抢班夺权的行为属于非常规现象——我们之所以不把它称作非法现象，是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成者王侯败者寇”。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得了政权、当上了皇帝的人，他的继位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旁人骂他“乱臣贼子”也好，抢班夺权也好，都成了马后炮，不管用了。而且，王权或皇位由抢得来而非由继承得来，往往表明抢夺者比起被抢者有着更强悍的意志和更聪明的头脑，当然也包括更强壮的肌肉和更残暴的手段，这类帝王在治理国家时也往往比常规接班者显露出更加出色的才干来。

　　下面，还要唠叨几句。

　　皇帝这个词儿，是到秦始皇这儿才有的。可是在秦始皇以前，他干的这份工作就已经有了。以前不叫皇帝，自有别的叫法。比如有叫王的，有叫天子的，有叫天下共主的，有叫国君的……秦始皇在自称皇帝之前其职务就叫做秦王。

　　历史上，获得皇帝名号的据说有四五百人（国内一位专家说是492人，而柏杨先生统计是559个），如果加上此前的什么王呀、国君呀之类的，那就不可胜数了。这些帝王中，通过常规途径获得权位固然不少，但非常规途径夺得政权的，也绝非个案，而是数量多多，让人触目惊心。有人做过统计：仅仅从史书上查阅到的宫廷政变就达两三百起（当然包括失败的），还有许多名义上是正常交接班，实际上却暗中捣鬼的不好统计在内。

　　这样看来，常规和非常规到底哪种属于常态反而不好说了。

　　因此，看似耀眼的王冠、象征着无限威严和无尚荣耀的王冠，实际上沾满了猩红的鲜血，它是血泊中绽放的一株傲慢的花朵，它上面的每一粒珠宝、每一根冕旒，都映射出血色弧光。

　　本书选择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批事件进行描述，旨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溯，让读者感受一下皇位传承中惊心动魄的场面，并由此从某个特殊的角度去探知历史的走向。

　　历史的河流尽管滔滔不息，一直向前，但也往往因权力争夺和权力更替而不时遭遇曲折——这一点，是读历史时不能不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