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35章 三门峡水库的教训

　　◎吕峥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九五七年开工兴建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三十多年来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人民日报》主办的《文史参考》最近刊登吕峥的文章，对其作了介绍，现摘登如下——

　　一九六〇年六月，三门峡水库筑坝到了三百四十米，实现拦洪。九月，正式关闸蓄水拦沙，投入使用，就在举国上下为改造自然的胜利而欢呼时，悲剧拉开了序幕。

　　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面对黄河水患都是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沙不断淤积，下游河床日益抬高，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

　　历史上，黄河是航运大河。而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的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还可控制百分之九十二的流域面积上产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国，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开始被人频频提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将目光投向黄河。

　　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面对黄河，他的雄心壮志几起几落，再也没有面对淮河时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的豪情，而是嘱咐一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半是不服半是无奈。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启程去南方视察长江，顺路到郑州看一看黄河的情况。专列开动后，毛泽东看着图纸上的三门峡，问随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王化云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就给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上书，要求修建三门峡水库，被董必武否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一直坚持“筑坝拦沙”的治河主张，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

　　王化云回答说：“可以用三百年。”

　　毛泽东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王化云说：“用一千年是可能的。”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方面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的援建项目。一九五四年一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人大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有噤若寒蝉了。决议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消息付出，举世瞩目，周恩来感慨道：“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由谁来领导，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争论持续到了十一月二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确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负责的主导思想，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黄河规划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任副局长，再从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别抽调了许多工作人员。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一九五六年五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据黄万里当年的助教回忆：“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黄万里的意见书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并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孜孜不倦地在清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土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水土裹挟而下。

　　六月，由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七十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苏联专家的方案描绘了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然而，由于黄土高原生态恶化，黄河上游的水土持续流失，泥沙只会越积越多。而下泄的清水冲量过大，会造成黄河下游改道的危险。这些都是苏联专家浪漫的方案里不曾提及的。并且，根据苏方的设想，三门峡的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黄万里给与会人员算了笔账：三百六十米的库区水位，意味着要淹没农田三百三十三万亩，移民九十万人，代价相当高昂。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

　　而时任电力部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的温善章则提出了一个“低坝、小库、滞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坝小库是为了减少受损耕地，滞洪排沙更是客观冷静的结论，因为黄河含水量之巨世人皆知，拦沙完全是螳臂当车，饮鸩止渴。待上游因泥沙淤积而河床升高，整个关中平原都有被淹之虞。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一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当夜，黄万里写了篇小说《花丛小语》，愤然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章某（张光斗）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花丛小语》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旋即，《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什么话”也被《人民日报》作为日后刊登口诛笔伐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被下放到密云，同农民同食同劳。虽然三门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至，事实证明了真理站在黄万里一边，但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并没有给他翻身的机会。“文革”中，黄万里被贬到了三门峡挖厕所。

　　直到一九八〇年，在渡过了漫长的二十三年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平反。平反决定只有短短两行：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然而，直到开工，争论仍然无休无止。陕西的领导一再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一九六〇年九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然而，仅仅一年半的时间，水库就淤了十五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关以上，渭河和洛河的入黄口，也淤了“拦门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当其冲的陕西省反映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一九六二年四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总计淤了五十亿吨泥沙，潼关河床抬高了五米。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却变成“来水宣泄不畅”，逼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农民只见土地年年减产，却不知原因何在。事实上，他们的土地因为水库蓄水已经盐碱化。而最糟糕的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一九六四年春，陕西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来到西安，把王化云叫到跟前询问解决办法。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合并后的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涛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会上，各方意见不一，讨论激烈。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怨愤道：“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最终，会议确定改建方案，分两期进行。

　　一期改建被称为“两洞四管”。两洞是指一一八号施工导流底洞，这些孔黄万里曾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之用。而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却执意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上。一堵一挖，耗资上千万。四管则是指将原本用来引水发电的四根管子改建为排沙管。二期改建耗时两年半，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又开了八个施工导流底孔。大坝身上千疮百孔。然而，潼关河床仍然比建库前高出三米多。一九九二年八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农田六十多万亩，近十万人无家可归。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三门峡水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折腾了三十多年，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同时，库区移民总计四十多万，其中十分之一被迁往宁夏、甘肃等偏远地区。这些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人，二十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直到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返回家乡。然而，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如今已被厚厚的泥沙覆盖，往日形容黄河滩人富足的民谣“三年一涨水，狗都要寻媳妇”也随风远去，只剩下一片静默的黄土，伴随着黄河的低吟浅唱，如泣如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