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32章 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庄永竞

　　到了香港，我从苦力做起。

　　大陆来的偷渡者，大多是缺少技术又都年轻力壮的青壮年。而香港的工厂里，正好缺少这类的人。经熟人介绍，我跟两个同伴进了一个毛线工厂，专做搬羊毛的活。每天一早去装车，然后卸到工厂里。再装了半成品，到另一个工厂卸下加工。每月工资六百元。没日没夜地干，一天下来，一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一天，工头跟我们说，谁愿意加班给双倍工钱，我一听马上答应。可没背两趟，就发现体力透支了，腿脚发软，眼里冒金星，“扑通”一声倒在水泥地上。就这样我在小屋子里，自我“照顾”调养了两天，身体好一点，又去上工了。

　　这天中午，我回来得晚了些，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师傅却说：“你们没饭了。”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一盒饭值几个钱？太拿大陆来的不当人了！一气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干了！

　　说来也好笑，每当别人的侮辱和沉重的劳动使我喘不过气来时，我就偷偷地学唱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

　　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我一直在找寻自己出头的路子，我知道，高耸的大厦要从最初的第一块砖垫起，要实现伟大的理想，先要做人下之人。

　　不久，有人介绍我去一个药店做学徒。我很快答应了。心想，做学徒就可以学到“药”，学到了“药”，说不定将来能开一间大药店！

　　老板是潮州人，姓陈名克文。他现在是我的“一洲”公司的顾问。

　　做饭、打扫卫生、送孩子上学，像个男保姆。但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干。

　　晚上铺门一关，架上两块门板，我就睡在药店里。一是解决住宿，二也防盗贼。

　　夜晚是我学习的好时候。药店里有不少的药书，我就边翻书，边查对药材。

　　我用钉书针钉了个本子，把每天晚上学习的心得记录下来，便于记忆。

　　我还有一本特殊的小本子，这本子记的不是药名、用法……而是专门记老板在做生意时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甚至音容笑貌——

　　菖月？菖日：一女人抱着孩子满头大汗，来店吵闹要换药。药已用过，本不应退。但老板毫不动气，亲为女人打扇送凉，并吩咐我换药，还叫我打伞送女人到家。我明白老板的意思，不敢怠慢，一路上还抱着她的孩子。到家后此人感激不尽，后来成了店中常来的顾客……

　　半年后，姑表兄开了一家药店，请我去帮忙。我便从小学徒变成了搞药店进货、推销的……

　　又过了半年，我筹了五百元钱，同一位叫张子酋的朋友，租了一间小房，开始做药材生意了。

　　全部本钱才一千多元，这个小老板真够可怜的。但这没什么，小有小的做法，只要做好，小生意也可以变成大生意。

　　我常常叮嘱自己：别贪多，别求大，赚多赚少没关系。做小生意靠的是起早贪黑，靠汗水来钱。大生意那是人家赚的，别眼红。小生意赚得少，但赚到手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钱。

　　有时候，客人需要一斤人参，手头没有货我也应承下来，对客人说：“明天即送到府上。”实际上我的货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应承后我撒开两条腿，香港上下，东奔西跑为他找货。千方百计找到货后，买下来，再按时送到客人家里。一天忙得疲惫不堪，也就赚了几元钱。

　　但只要钱到手了，我就高兴——集腋成裘。我们潮汕人的小本钱就是这样滚大的。加上我幸运地中了一回“六合彩”，一下有了几万元本钱！

　　于是我租下北角英皇道一百二十八号，自己开起了一间“四海公司”，专营高档的营养品。

　　我为什么要做高档营养品生意呢，这里也有我的经营之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荷包里的钱一多，就考虑两个出路：一个是“玩”，所以，不少旅行社开起来了，娱乐场所、健身房生意火爆；另一个是“吃”，人有钱了，就最想保命。要玩得快活，更要精力旺盛。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弄对身体有益的补品来吃。

　　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推出中国传统的人参、鹿茸、鱼翅等高档补品。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只有我一个人有。高档补品店一多，就得看谁能拿到最便宜、质量最好的货，谁能把手上的货销得最快。

　　到我这里买货，我会给顾客让利，决不斤斤计较。买少量药材，零头不要；成批量要货的，给人家打折。还搞额外赠送。买过我的人参鹿茸的，过年会突然收到我的拜年礼品。要什么货物，一个电话我就把货物送到家。不满意的，还包退包换。样样为买货的人着想。

　　这些招式，现在香港的商家都会做了，但当时在香港都还是新招。“四海通公司”的名气很快打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商诀窍，叫做：做生意的人，要先做好人，做了好人，你的生意肯定好！

　　经商一年多，我的财产激增了十多倍。

　　家在远方，夫妻不能相见。不久，我便在香港重新成了家，开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用我儿子的名字取名为“一洲”。

　　拿我儿子的名声作保，表示在我店买的货物，绝对可信可靠。不损人利己，不留骂名在世！

　　在港的最初几年，虽然有所斩获，但依然是在小的水沟中游来游去，虽衣食无忧，但要想成大器，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心冒险，闯出个自己的江山来！

　　但是，怎么寻找突破口呢？我不停地思考，终于有了灵感。

　　有一次，一个南美的老华侨来店里买一斤人参要带回南美去，问在飞机上怎么吃。我摇摇头：“很难。”他无意中感叹了一声：“咱们中国的药啊，比西药好，可就是方便不如人家哟。”

　　老人的话使我灵机一动：中药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地熬，在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是个致命的缺陷。如果能把补品制成便于携带的丸粒，坐在飞机上都能服用，那一定大有销路。

　　于是我想到了制洋参丸，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把洋参制成成药出售的，这条路没人走过，可以走！

　　但是，制洋参丸要办流水线、大成本，得冒险，得借钱兴业。

　　经朋友帮忙，终于借到了四十多万元。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我在香港湾仔庄士敦道租了一个气派的门面，光月租就一万八。我像是一个赌徒，猛着胆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货，后给钱，在他的药厂加工了二千盒洋参丸，取名“一洲洋参丸”，先行投放市场。

　　现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参丸市场打开了，但当年谁知道你这个“一洲洋参丸”啊？要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得花一大笔钱去做广告。负债也得做。

　　当时，手上的资金没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着的一点首饰玉器都拿去卖了。我咬着牙，在港澳和国内外的媒体上发动了广告攻势。报纸、电视的广告一齐上。

　　钱抛出去了，广告也打出去了，但会有人来买吗？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反应。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

　　我的心都悬起来了，难道钱丢到了水里？

　　有朋友安慰我，广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时间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着有订单飞来。每天到邮差送信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到门口去望。等邮差的时间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四十分钟就到门口去等了。

　　我一边等广告的反应，一边展开营销的策略。

　　为了让市场知道“一洲洋参丸”，我拿着登有广告的报纸，到港九各家药店挨家挨户地问。

　　“老板，你这儿有‘一洲洋参丸’吗？就是这个——”我指着报纸说。

　　老板摇摇头，他当然没有。但老板很机灵。

　　“先生，这个‘一洲丸’，现在俏得很啊，本店刚刚销完，如果你要，请留下电话，明天进了货再通知你。”

　　我知道他已经“中计”，心里暗笑。

　　回到家里，他要“一洲洋参丸”的电话果然就来了。

　　就这样很多人都感觉到：“一洲洋参丸”是市场上的俏货！

　　四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从内地来的要“一洲洋参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干部写来的。

　　真是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内地要洋参丸的信啊，订单啊，不断飞来，接着是台湾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来了。

　　“一洲洋参丸”的市场终于打开了！

　　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顺风……

　　一九八九年的国庆节，我以共和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俯瞰城楼下欢腾的人群、海洋似的鲜花，我的热泪突然涌了出来。

　　从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后，我又回来了。

　　离开他时，我是个衣衫褴褛，一文不名的“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我是为祖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的“政协委员”。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亲的小山岗，身后跟着市里的书记、县长、乡长，还有一大批亲戚朋友。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像一个泪人。

　　我拿有限的积蓄，在家乡白石乡办了一所学校，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学楼，让更多像当年的我那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大家都赞扬我的义举，说我不计前嫌，谁又知道我的真实内心？

　　父母不在了，但还有一个父母在：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