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30章 陈秉安与《大逃港》

　　◎林天宏

　　从陈秉安家位于十四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二〇〇七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将近一百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二十二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二〇一〇年十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这部三十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惊醒的铺垫”。

　　一九八七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评价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辞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二十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以前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中，陈秉安才知道，二十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陈秉安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是一部跨度达三十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共计五十六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十二个省、六十二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二百多个“拉尸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十五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位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七百五十元，而在他埋葬的五十具尸体中，有四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四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十二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纪录。到第十三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一九五九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七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七十港币，两者间悬殊近一百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一九六七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他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宝安县决心在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大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一九七三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八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一九六二年五月，有三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往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有四十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一九六二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十一岁。五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仅有二百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先后写了四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一九七八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涌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一九九〇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二〇〇七年四月一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二〇〇九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