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缉熙
前些时读到王蒙先生的《一辈子的红楼梦》一文,(此文乃王蒙先生的《红楼梦解说》的一部分,可惜笔者尚未读到这部大作),深有教益。王蒙先生以一个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深切体会来解读《红楼梦》,痛切地指出当代红学的一大弊端,就是《红楼梦》“从小说文本变成了残缺不全的密档,使《红楼梦》的研究变成了情报档案学”。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对当前满天飞的《红楼梦》“揭秘”更是一锤中的,切中要害。王蒙先生希望《红楼梦》研究回归文学,回归《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一部虚构的小说,这确实是当下红学急需的一剂良药。
不过,王蒙先生文中对脂评的看法却让笔者难以认同。王蒙先生不无激愤地说:“脂砚斋这个似乎对文学知之甚少而对曹家知之甚多的刻舟求剑的自封的老大,偏偏插上一杠子,变成了事实上的红学祖师爷。”王蒙先生还以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也曾经有过的哭笑不得的经验,说“这是命定的小说的扫帚星”,“谁知道如脂评之属,带来的资讯更多还是搅和干扰更多呢?”这大约是迄今为止对脂评最严厉、也是最负面的批评了。这里谈几点对脂评的感受以求教于王蒙先生。
王蒙先生说《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两句话已经从方法论上宣布了对于脂砚斋思路的的否决”。诚然,我们的确不能再用脂砚斋的“思路”来解读《红楼梦》,不然确有掉进“情报档案学”的危险。脂砚斋,包括以他为代表的其他脂评作者,或本是曹家人,甚或是曹雪芹的父辈,或是曹雪芹的至亲好友,他们对曹家的事何止是“知之甚多”,可能就亲身经历了曹家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对曹家的事都有铭心刻骨的、永远解不开的“情结”。因此,他们读《红楼梦》眼睛里看到的虽然也是“假语”,脑子里想的却是那隐去的“真事”。在我们这些普通的读者看来,所谓“假语”,就是小说文本,就是作者的艺术虚构、艺术创作,就是我们面对的、要去解读的艺术本体;而“真事”,不过是生活原型或生活素材。但脂砚斋他们当然不会这么看,也许在他们看来,被隐去的“真事”才是真正重要的,才是让他们肠断心摧、泪流满面、放声大哭的东西。而“假语”不过是用以隐藏“真事”的“假”语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读《红楼梦》会情不自禁地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细节同他们脑子里的“真事”对号入座,乃至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投放进去。在他们眼里,《红楼梦》简直就是他们家族的血泪史,也是他们自身的血泪史。请读读下面这些批语:
读五件事(指小说第十三回所写“宁国府风俗”)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
旧族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出于三十年后,今余想恸血泪盈腮。
批书人领至此教(指贾宝玉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
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二十四回写凤姐点戏,宝玉执笔),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
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指小说第八回贾母给秦钟一个金魁星),抚今思昔,肠断心摧。
这样的一批人,写出这样的批语,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是很可以理解的。如果你也处于那样的时代,有过那样的经历,有着那样多的解不开的情结,也许你也会写出那样的批语来。所以,对脂评,我们也需要体贴和理解,而不宜苛责。我们这样说,决不是说时至今日,我们广大读者和学者们仍然要用脂评的眼光、脂评的思路、脂评的方法去解读和研究《红楼梦》,要是这样,那就不能归罪于脂评,而是应该反省我们自己的问题了。过去,笔者对脂评也很迷信,把脂评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经典,那错不在脂评,而在自己呀!时下有些研究沦为“情报档案学”,恐怕也不是脂评的错。如有的学者,以“揭秘”为己任,把《红楼梦》看成是一大堆谜语的堆积物,人物、情节、细节,无往而不是“谜”。这样的研究,尽管处处引用脂评,其实和脂评风马牛不相及。
平心而论,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以科学的态度看待脂评,作为前人留下来的最早的《红楼梦》点评之作,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但也确实有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对我们今天努力以更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解读《红楼梦》还是有帮助的。
例如王蒙先生文中赞赏的“贵妃省亲情节”,我们不读脂评,当然一样可以像王蒙先生那样激赏它“写得那样有声有色,有谱有派”,但当我们知道了脂评中一句“借省亲事写南巡,脱却多少忆昔感”,会不会因此“干扰”我们对作品的欣赏呢?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肯定不会。这一批语,也许是评书人喜欢把“假语”和“真事”对号入座的又一例证。但我们也因此得到启发,原来省亲的场面写得那样有声有色,是把曹家接待康熙南巡的场面“移花接木过来的”(王蒙先生 语),当然是曹雪芹以他那如椽之笔加以高度文学化了的。我们由此也不禁会想,作者是否确是有意把南巡这件“真事”隐藏于一个虚构的贵妃省亲的“假语”之中呢?他这样做,有没有深意呢?我们知道,生活中的曹家之所以败落,根源就在于因四次接驾而欠下“拆骨难偿”(李煦 语)的巨债。小说中的贾府接待贵妃的糜费奢华,也正是它最终衰亡的一大根源。我们当然不该也不能把一部虚构的小说直接看成是曹家的家史,乃至是什么家庭档案,但我们可以追问:曹雪芹是否真的有意要把家庭的痛史、血泪史隐藏于虚构的小说之中呢?我们由此又联想到脂评中一段用眼泪写成的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曹雪芹为泪尽而逝,黛玉也是“泪尽夭亡”(脂评还点出“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小说中的绛珠是“以泪还债”,生活中的曹家也是以泪还债。为什么要流这么多的泪?为什么一部小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如果《红楼梦》只是“大旨谈情”,作者要为此而“泪尽”吗?我想,正是脂评所提供的材料,促使我们往深处想,希望能更深刻、更透切地领悟《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包藏的极其丰富复杂而又极其深刻的内涵。
尽管脂评作者常常情不自禁把小说当成了家史,但大部分的批语还是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评点的。我想,他们其实心中很明白,他们所评点的并非是真的家史,而是一部小说(否则又何来“假语”“真事”之说?)。所以,他们不但实实在在称之曰“小说”,而且常要把它同古往今来的小说作比较。如小说第五回写薛宝钗行为豁达,随分随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甲戍本有批语道:“将两人行止摄总一写,实是难写,亦实系千部小说中未敢说写者。”小说第一回写到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木石前盟,甲戍本有一眉批云:“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耶?”这一批语,显然也只是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独创的神奇小说,所以也只以小说论之。小说第二回写林如海升任“兰台寺大夫”,因此官制“半遵古名”,故有批道:“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至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这“事之所无,理之必有”八个字,抵得上一篇小说通论!
庚辰本有一长批评贾宝玉云:
按此书中写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与书中见而知有其人,实未曾亲覩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为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至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著。
笔者引用这段文字,简直不舍删去其中任何一句话,因为它写得实在精彩。从这段话可知评书人并没有把宝、黛二人同生活中的某某人对号入座,而是实实在在把他们看作是曹雪芹的艺术创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高度个性化了的艺术典型,所以他们只存在于《红楼梦》之中。这段话,作为艺术评论,作为对人物的艺术分析,也十分精彩,完全合乎现代的美学原理。读了这样的文字,又安能说评书人不解小说!
脂评中有许多对小说的艺术评点,由于作者并非一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恰如脂砚斋本人所说,他有他的“取乐处”,别人也各有各的“眼界”。其中确有不少陈腐的见解(如把黛玉称之为“尤物”之类),但也有不少挠到痒处的点睛之笔,所谓心有灵犀,会心不远。如小说第六回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初见王熙凤,曹雪芹写来精彩纷呈,评书人评得也恰到好处。如评书人点出所有的眼前景物,都是由“刘姥姥的鼻中”、“刘姥姥的身子”、“刘姥姥的头目”,当然也包括刘姥姥的耳朵所嗅所感所见所听,乃至“设譬拟想”(如听到大钟“咯噔咯噔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地乱晃”)也无不从刘姥姥心目中设想出来。评书人又分别点出凤姐见刘姥姥的过程“一笑”、“二笑”“三笑”……“凡六笑”,每一笑均有每一笑的心理、神情和不同的说辞。王熙凤的形象因此而“合目如立在前”。王熙凤初见黛玉,是她在小说中第一次正式出场:“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评书人评曰:“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走了,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又有眉批云:“未写其形,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也。”这些批语都会心不远。
评点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方式,评书人在阅读过程中随手记下点点滴滴的感受,自然感性多于理性,而且比较分散、零碎,但也时有灵光闪现、体现古人审美智慧的东西,脂评也是如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脂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