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10章 忽然想到（两则）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一

　　口号易于夺国，难于治国。

　　二

　　以口号夺国的事例很多。“吊民伐罪”；“替天行道”；“均贫富”；“劫富济贫”；“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反清灭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造反有理”，无穷无尽，都是夺国的口号。口号只要合时代之需求，舒百姓之愤懑，就可以一呼百应，或啸聚山林，或揭竿而起，因缘凑泊，说不定就来个改朝换代。是之谓“夺国”。

　　三

　　夺国之际，口号只是号召，竖起一杆旗子以聚集力量，无须兑现，也无从兑现，因为“国”还在他人之手。一切口号都是关于将来的支票。所以相对简单。若是“夺国”不成，口号自然销声匿迹，无人追究。若是“夺国”成功，执国者自会换上一套说辞，或以当务之急为名，或以条件未备为名，或以时过境迁为名，并不真的兑现口号。所以中国自古口号甚多而兑现甚少。譬如北伐之后，“委员长”当政，资本何尝节制？地权何尝平均？而宪政也必要经过军政、训政之后，推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当政者抛弃了夺国的口号，于是口号便被新的夺国者接过。中国自古治世甚短而乱世甚长，大抵因为只把口号当作一种夺国的工具。执着于当初的口号，仰颈而待口号的兑现者，大抵只是呆子。呆子而又呼号奔走锲而不舍者，大抵成了“敌人”。

　　四

　　“夺国”之后，便是“治国”。治国也可以有口号，但主要在于建设。建设较之夺国，另是一功。夺国需要煽动，建设需要沉稳；夺国需要混乱，建设需要秩序。因为政权已经易手，喊出的口号，无论关乎经济还是关乎政治或社会，都要言出必践。若不兑现，难免失望，产生对执国者治国能力的质疑。倘若大信未孚且让人反复失望，便会酿成政治危机，即考量执国者执政的合理性。所以，口号易于夺国而难于治国。

　　五

　　治国之难在于提出口号之前，就要考虑到能否兑现、如何兑现，不能等到无法兑现时靠虚报、弥缝来粉饰失误。失误也难免，只要公开承认失误并切实反省，改弦易辙，并取得实效，也算昭大信于天下，可以得到谅解。只怕死活不下“罪己诏”，文过饰非或反复无常，诿过于人，那就难免不“霸王别姬”了。须知民心如鉴，纤毫不遗，无论多么严密的封锁都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

　　六

　　忽然想到，五十年前学唱的一首歌。歌词大意是“蒋匪帮呀，那个一团糟啊，一团糟啊：坏蛋坯子可真不少啊，贪官污吏到处有啊，汉奸特务还有狗强盗”。歌词的文采如何姑且不论，但揭示当年国民党治下的社会实相可称淋漓尽致。那时打老虎、发金元券，曾让人寄予希望，谁料羊头狗肉，很快就露出了“铺子”的真相。接踵而来是反贪的虎头蛇尾和币制改革对百姓的掠夺。于是，希望完全破灭。听唱这首歌时，就像听到“反对独裁”，“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这类口号一样让人热血沸腾。

　　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政权易手。平匪患、抑物价、安社会、治贪贿，言出能践，执政者声望一时如日中天。夺国期的口号在于争取民心，而治国期民心的向背就在当初的口号能否言出必行、言出能行了。如果后来能一一兑现当初夺国时的口号，自是别有一番天地。可惜忙于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把许多诺言都束诸高阁了。

　　八

　　夺国成功的执国者在治国时也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动员民力，争取民心，也有提出口号的需要。但这时提出的口号，对执国者就不仅是唤起民众来打倒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政权，而是要争取民众同执国者一道来巩固这个政权。因此，这时的口号既要让民众从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又要考虑达到这些目标的条件和途径。民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并得到了期望的结果，执国者就会提高威望、赢得民心。

　　九

　　邓小平提到“国民经济翻两番”时，是了解民心的。经历了十年内乱的中国，民生凋敝，发展经济是头等要事。谁抓经济，就得民心；谁还要继续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得民心。能否依靠经济的发展改变民众的生存条件，不但对于这个政权，而且对于执政的政党都是生死存亡的关键。邓小平也考虑了达到目标的途径，他是一位有眼光且务实的领导者。他甚至已经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讲在了前头，以使急于富裕起来又不可能同步富裕的人有个思想准备。但是，邓小平讲的一部分人，首先绝不是官员。在执国四十年之后，执国者只有先忧后乐才能重新赢得信任和支持。

　　十

　　邓小平的口号部分地实现了。如他预料，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达到了，甚至超额达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言也实现了。可惜在他身后出现了他没有完全预料到的情况。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依靠出租权力的官员和依靠租借权力的商人大行其道。官商勾结剥夺民众，使中国贫富悬殊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而且由于一段时期的放任，这些暴富的人特别是手握权力而又贪婪的官员更加肆无忌惮。结果，如果说句真话，执政者恢复声望的目标大大失算了。

　　十一

　　意识到这一点的执国者，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口号。这无疑给出了新的希望，新的期盼。但失望太多的民众已经失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乐观与热情，而执国者中那些暴富起来的官员也已经失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饱受折磨中走出来的那批改革者与民同命的情怀。因此这个口号的实现会更为艰难，更为复杂。口号的实现，有太多不可测因素，胜算如何，尚难逆料。

　　十二

　　又忽然想到五十年前学唱的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那时是真心地喜欢，不过现在觉得“恩情”之类的话语此后不必再提为好。应当感恩的是执国者，因为人民把这样重大的权力付托给了他们，给予了那样一份信任。如果他们懂得感恩，知道权为民所赋，在治国、立身之时或许会谨慎一些。

　　十三

　　看透世事的鲁迅曾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之语。但人总还会有希望，鲁迅也始终保有着希望。只是，失望不能屡屡重演。不断重演的失望是扼杀希望的毒药。

　　十四

　　希望若是死了，剩下的便只有失望。还会有什么？不知道，不想说，也无须说了。

　　控烟

　　一

　　我拥护控烟。理由很简单：我见到了太多的死亡——为了吸烟。

　　二

　　控制吸烟，已不是少数人的激进呼声，因为科学已经证实吸烟不但危害自己的健康，而且危及他人的健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国际性的控烟框架公约。

　　在个人或一国无力制止某种世界范围的公共性伤害时，求助于国际性的公约加以控制，已经成为今日世界的一种惯例。一百五十年前不行，那时受到“大烟”严重伤害的中国人，面对枪炮下的鸦片贸易，无助而且无奈。至今回想，依旧怒火中烧。

　　三

　　烟草的伤害似乎亚于鸦片，其实不然。中国每年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已达一百二十万余之数。如不实施控制，预计再过十余年，更将增至二百万众。一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一场空难、矿难或重大交通事故，可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而这种平缓渐进的伤害却令人麻木。

　　当无力抵制鸦片内销、白银外流时，我们愤怒；当我们有力量控烟，阻止数百万人死亡时，却趑趄不进，举棋难定。这大概也叫“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知死，直等到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

　　四

　　耳边厢听到的戒烟者多为老年，因为岁积月累，到了这时，才知道非戒不可。可惜醒悟之际，已病入膏肓，虽扁鹊再世，华佗重生，也无能为力。不料，这反倒成了吸烟者的口实：抽惯了烟，一戒，反会得癌。大凡存心要为某种行为辩护，总不乏“理由”。倒果为因，是诡辩的常伎。

　　五

　　按说，既然现在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吸烟，那么，吸烟者就有吸烟的自由。但科学已经充分证实了吸烟带来的严重危害。一个对国民负责任的政府，就有告知的责任。烟草消费者有知情权。至于你采取了充分的手段，苦口婆心，告知他吸烟可以导致那些严重疾病直至死亡，他不听，宁愿寻死，本也只索由他。但麻烦的是，吸烟者扩散的烟草烟雾，同样具有致病、致癌、致命的作用。于是，吸烟者有了寻死的自由，吸食二手烟的非吸烟者，岂不就失去了生存的自由？凭什么你寻死还要把我搭上！

　　中国有三亿多吸烟者，浩浩汤汤。但还有十亿不吸烟者，更加浩浩汤汤。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为了保障吸烟者的自由而牺牲不吸烟者的生存权与健康权。

　　六

　　于是，以下两个问题考验着政府执政为民的诚意：

　　一是政府是否已经采取充分的手段告知国民吸烟的严重危害。这一点，最近完成的一项中国成人吸烟状况调查的报告表明，在中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成年人（无论吸烟者还是不吸烟者）对烟草危害的严重性所知甚少，甚至知识界也是如此。原因何在？就在政府并没有采取充分的手段广而告之。

　　中国一年生产二万余亿支卷烟，如果在烟盒上加印吸烟造成肺癌、慢阻肺、心血管病等致命疾患的图片，那就至少是二万余亿次警示，比任何广告、讲解都要普及，都要有效。然而政府主管烟草生产的部门至今不肯实行。道理也很简单，这个名叫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政府部门，另一块牌子就叫中国烟草总公司。它以卖烟为业，哪里肯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遗憾的是国家竟然把制定烟盒包装的权力交到了烟草商的手中。

　　七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有效地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的危害。

　　在吸烟仍为个人可能的选择时，要保护非吸烟者免遭危害，有效的办法自然首先是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至少应当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

　　有人反对：既然我有吸烟的自由，就不应当限制我的自由。

　　此言差矣。任何人的自由都必须以不伤害他人为边界，一旦越界，就要受到限制和禁止。当年严几道先生把缪勒《论自由》这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实在是很得要领。时光过了一个世纪，不料今人的理解竟远不及前人。制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禁烟法规时，有意无意总要想给吸烟者留下伤害别人的空间。

　　我竭诚支持吸烟者的选择自由（虽然我仍将不断告诫吸烟的危害），但我更加竭诚支持不吸烟者有不受他人行为伤害的权利。法律不应容忍伤害他人权利的自由。可惜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类自由太多——不仅仅是吸烟。

　　八

　　中国有个烟草专卖局，为政府部门序列。中国古代有盐铁专卖，近代有烟酒专卖，大抵因为利之所在。专卖局自然以利税增长为“政绩”。然而，烟草生产愈多，销售愈旺，利税愈丰，国人受害也愈烈。何况，这“政绩”是否堪夸，大可怀疑，因为据卫生经济学家的计算，花费于吸烟相关疾病的支出远高于烟草的利税，只不过这笔钱混在医疗和其他费用中暗暗淌走，不像利税是攥在手里的“银子”。人们对眼前利益总是比长远效益看得更重。

　　九

　　国家烟草专卖局也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一身二任。一面它以增加烟草生产销售为己任，一面又要以控烟履约，即减少烟草的供应与需求为职责。这样绝对对立的两项任务落于一身，就是天王老子也无法统一。专卖局抵制、延宕控烟，设置重重障碍的言行，与其说是主管人员的责任，毋宁说是制度设计的过失。有人说，不仅吸烟者宜戒烟，政府也要戒烟。此言大有道理。如果仍旧每天惦记着问烟草要八个亿的税收，而不问多少人因吸烟死于非命，政府对控烟难有积极的姿态。因小失大，不是精明，而是糊涂。

　　十

　　在食文化、酒文化、服药文化、厕所文化满天飞的时代，烟草自然也可以是“文化”。吸烟是“文化”，“控烟”也是“文化”。在截然相反的二者之间，哪一种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呢？显然是控烟文化。总不能把明知烟草有害，还要大肆推销害人生活方式，叫做“先进文化”的代表吧。

　　十一

　　如果说中国政府在纵容烟草销售，恐怕也不能算冤枉，因为作为政府部门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商和经销商。政企合一的烟草体制，使政府支付着高昂的政治代价。不仅如此，政府部门甚至还充当了烟草商最大的客户。公款买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中国的卷烟价格之所以能够飙升到天价，一大原因就是有一个可以不计成本的公款购烟市场。在世界上敢于以国帑购买烟草制品供公务员吸食而不受惩罚的，大约只有极少数国家，中国无疑是其中之一，或许还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中国恐怕也是世界上烟草贿赂最为风行的国家之一。这些也只能归于劣质文化之列。尽快同这些劣质文化划清界限，才是政府明智的选择。

　　控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光“喊喊”不行。温家宝总理曾说：“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可谓至理名言。那就照此去办吧：

　　控烟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吧。

　　控烟漫画选

　　烟草传入中国，只有三百余年，但到今天，吸烟者已经有三亿之众，大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劲头。烟草商也志得意满、雄心勃勃，恨不得把中国变成永世长存的“烟草王国”。但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随着人们对烟草认识的加深，吸烟的危害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忧虑，控烟呼声随之越来越高。时至今日，控烟已成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锐不可当。

　　漫画也如杂文，是攻防的手足，感应的神经。控烟的漫画史，就是一部对烟害的认知史，它以漫画特有的幽默，揭示吸烟的危害，控烟的必要，为烟草辩护的可笑与徒劳，引领人们笑着向烟草告别。这里选登几幅老一代漫画家的控烟漫画，一可见呼吁控烟已有长久的历史；二可知几乎控烟的各种主要问题迄今尚未有大改观，足见控烟之难。

　　漫画选自陈四益主编的《笑着向烟草告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吸烟不仅危害吸烟者，也危及无辜的二手烟受害者。三毛无奈，只得戴上防毒面具。如果公共场所所有非吸烟者都戴上防毒面具，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公共场所还是禁烟为上。

　　医生会诊，不在病人身边，却在地上寻觅，岂不怪哉！说怪也不怪，因为病因就在那满地的烟头。已经有无数报告证实了烟草的危害。可惜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画中那位直挺挺躺在病床上的朋友，就是一个例证。

　　小小一个会议室，被许多“烟枪”，整出这许多烟头，那不吸烟的不被呛得七窍生烟才是怪事！

　　各地正纷纷制定公共场所禁烟的法令，会议室当在其中。人民大会堂，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开会的地方；中南海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办公的场所，禁烟理当走在前面。然而这堂堂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竟然至今还被两种卷烟当作商标，无人过问，岂非滑天下之大稽。真正实现公共场所禁烟，恐怕仍旧举步维艰。

　　一个个烟圈儿，就像一道道绳索，把不吸烟者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这是火车车厢中二手烟受害者的真实境况。华君武先生此图作于一九八三年。掐指算来，已过二十七年。此情此景在动车车厢里已大为改观，但在其他公共场所仍然随处可见。也就是这无数烟圈，每年令十万不吸烟者被牢牢套定，不幸死亡。每念及此，黯然神伤。

　　在讨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时，有人主张先在禁烟场所设特定非吸烟区作过渡。但是，有了这种在卷烟烟雾包围中的非吸烟区，是否就算既满足了吸烟者的权利，又保护了不吸烟者的权益？华君武先生以漫画作了回答，可谓目光如炬。此图作于一九八七年。可惜，二十多年过去，讨论公共场所禁烟法规时，仍在为此争论不休。

　　即便有了公共场所禁烟法规，能否执行，还要看领导的态度——这是中国特色。无论会议室还是会议厅，一把手在场，如果不吸烟，下属人等没有敢掏烟的。一把手如果一掏烟，立马会议室中乌烟瘴气。

　　在依仗领导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社会，当官，能不慎哉！

　　烟草商抵制控烟的一大法宝，就是他们上交国库的税收，称之为“国家利益至上”。其实，烟草商的利润来自暴利，来自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来自依靠尼古丁上瘾控制吸烟者、使之无法摆脱。至于他们上交的税收，已有研究证实，还不敌烟草危害带来的种种社会公共支出。依靠烟草，即依靠牺牲人民健康来发展经济，是饮鸩止渴。有远见的政治家应当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家里烟雾缭绕，老师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医院里烟雾缭绕，餐厅里烟雾缭绕，甚至公园、街道也到处烟头。孩子们真像生活在烟灰缸里。

　　烟灰缸里长大的孩子，能是健康的吗？

　　烟草虽能给你几千亿税收，但同时也将给你一个多病羸弱的下一代。取舍之间，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早先，我们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现在纸质的文学书籍早已赶不上影视的传播面和影响力。当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出，维特的穿着打扮甚至他的自杀，都成为德国青少年中一时风气。现在，影视作品中人物的服装、发型、口头语，乃至举手投足也都会吸引青少年模仿学习。影视作品中吸烟镜头泛滥，势必影响到青少年的行为方式。

　　广电总局终于出台文件限制影视作品中吸烟镜头，大好。但执行如何还有待导演、演员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