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9章 鸿爪掠影（三）（之一）

　　◎王学泰

　　王学泰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就受到学界的瞩目；而他回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的《鸿爪掠影（一）》、《鸿爪掠影（二）》在本书第十一卷、十五卷、十七卷刊登后，也引起了许许多多读者的关注，纷纷希望王学泰先生能继续写下去，以给后人留下一些在特殊岁月的特殊环境中的资料。最近，王先生写就了《鸿爪掠影（三）》，由于篇幅较长，我们从本卷起，将连载这篇文章。

　　——编 者

　　我的这段监狱生活，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所在的又是“反革命中队”，其中有不少“犯人”是单纯反对“四人帮”的，或对“文革”不满的。虽然在“四人帮”倒台之初，北京市委还在强调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前，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这个底线，越来越守不住了。否定“文革”、要求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给彭老总平反这类呼声越来越高，形成巨大浪潮。这个浪潮对监狱也有冲击。有些监狱看守和工作人员虽然不会跟犯人谈论这些，但从他们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对于“现行反革命”、特别是单纯言论性问题的，他们也不特别为难了，对他们很少训话。这些人愿意看书就看书，愿意上诉就写上诉，愿意和其他犯人聊天，就聊聊天，甚至违反点监规，只要无伤大雅，也不过分较真。他们这样做，肯定是心中有杆秤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在“一监”这段时间里，显得特别宽松，此时写来，有人会怀疑这是不是中国监狱？简直成了俱乐部了。不是“一监”一直如此，亦非以后这样。我所处的是个特殊时代，读我这篇文章之前应该先有这样一个认知，以免发生误解。这篇小文中所记录下的“犯人”，只是“一监”三中队中一小部分，亦非全体如此。我写他们，因为他们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必定是某个方面给我以感动。因此在写他们的时候，还是抱着同情与理解的。

　　我的第三个监狱

　　这第三个监狱才是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监狱，北京第一监狱。监服（监狱犯人制服）上衣左边的口袋上印着“监01”三个大字，它也简称为“一监”。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先是在K字楼的羁押待上诉犯人的筒道呆了十余天，谁知第二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来只有十天的上诉期，不上诉的十天过后就要去监狱或劳改场了，碰上这倒霉的地震，在这里憋了二十余天，待八月中旬才转到与K字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一监”。K字楼在西面，“一监”在东面。

　　一、第一模范监狱

　　北京“一监”是大名鼎鼎的，它不仅是北京监狱的“第一”，也是中国监狱史第一个“文明监狱”，是清末清廷政府实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时，建筑的第一个示范性的监狱。本来是打算做橱窗用的，没想到大清国还没有使用就倒了台。

　　正像鲁迅所说本来中国“旧式的监狱，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所以不但禁锢人犯，而且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有时还有榨取人犯亲属的金钱使他们成为赤贫的职责。而且谁都以为这是当然的。倘使有不以为然的人，那即是帮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因为主流社会的人们认为“犯了罪的就应该叫他受苦”，这种惩罚观念、复仇观念根深蒂固。可是自从欧风东渐，洋鬼子来了，这套观念就受到冲击。比如洋人在中国犯了罪，如在中国公堂上是要脱了裤子打P股的，并叫他享用一下地狱般监狱，洋鬼子就不干，觉得这不文明、太野蛮。最初洋鬼子也没办法，如被清政府抓住，这种鬼门关，他们也要走一走。如咸丰间，英法联军与清政府谈判，谈判人员招惹与之谈判的满大人发怒之后，都以“叛逆犯”的罪名统统被关押进了刑部大牢，像猴子一样锁在尿桶旁边，让他尝尝天朝监狱的苦头，其中有死的，也有疯了的，后来英法联军打到北京，个别存留下来的被救了出来，他们就特别痛恨这大清国的法律。大清国的“东方文明”毕竟抵挡不了洋人的船坚炮利，满大人屡战屡败，丢失了治外法权（犯了罪由洋人自己审理，关在洋人开办的监狱里），其借口就是大清国法治的文明度端不上世界的台盘。治外法权的丢失，使得大清国的执法权力被剥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促使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政治改革、司法改革，其中就包括监狱的改良。

　　清末大理寺正卿（相当于现今的最高法院院长）、改革者沈家本指出监狱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尺，除了监狱思想、监狱制度要改革之外、建立新式监狱也很必要。于是，在几经考察之后，在北京右安门内原镶蓝旗营操场俗称南下洼的地方觅得一块空地，来建造亘古所无的“文明监狱”。监狱建好了，大清朝也寿终正寝了。民国元年开张第一任典狱长是王元增（写过《监狱学》），这是“一监”的起始。

　　这里位处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势卑下，众水所归”（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捉蛐蛐，逮蚂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见水，很像南方），蚊蝇成阵，在北京城中也是块很烂的地方。盖了这座监狱以后，正对着监狱门修了条路，名为“自新路”。路名也体现了当时新派人物关于监狱的新理念——犯人被关，限制他的自由，并非只是惩罚他的既往，更着眼他的未来，望其改恶迁善。

　　民国初年，“一监”叫做“京师模范监狱”。小时候，家就住在米市胡同南口，经过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约只有四五百米。上小学时就知道这里是“一监”，是关押坏人的。也了解它的曾用名，然而那时只知道英雄人物才叫“模范”，“模范监狱”？难道这里是关押“英雄模范”的地方吗？这个问题困扰我许久。

　　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个私塾，都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教《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之类。有个邻居小孩就在这里读书，我常去找他，因此常常看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块牌子，牌子下有军人荷枪守卫，很好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能亲履其地，而且还在里面住了足足两年。

　　鲁迅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一监”，他的一些木器家具就是在“一监”工厂买的，物美价廉，受到他的赞美。他在谈到苦难的中国人被现实折磨得没办法，老构想“苟活的理想乡”：

　　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北京通讯》1925年

　　鲁迅仅把“一监”视为是没有自由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最没有尊严的地方。有独立人格、或向往个人尊严的人坐监狱是最痛苦的。

　　一九九〇年代初传说要拆K字楼，在那里由香港商人投资要盖游乐场。后来没建成，但这片楼群确实拆了，随着就是“一监”，都被夷为平地。把这里改造成为北京公安局干警的宿舍区，高楼林立，命名“清芷园”。其实，这个监狱应该是个文物，它负载的历史太多了，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可与王府大街北口路西北洋政府总统府相比。可惜，两个都没了。

　　二、“文革”末期的监狱

　　初入监狱，除了心怀惴惴之外，总免不了有点好奇，没有进过监狱的读者也不免有了解监狱的好奇心。这里就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北京第一监狱与犯人情况作些介绍。

　　“一监”除了监狱行政的办公机构、看守人员和狱警的宿舍外，犯人所居住的地方分为入监队（刚转入监狱者）、出监队（快到期犯人，在那里学习出狱后的生活）和十个中队。

　　被判刑的犯人，只要不是立即执行的死刑，不论轻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监”的入监队。在这里学习监规纪律，稍作停留，刑期长（十年以上）、或有特殊需要的留在“一监”；老弱病残送往延庆；其他的便是劳改农场，近的有团河、天堂河，中距离的有清河、茶淀，远的有兴凯湖、青海，反正都是带三点水的。这一点很怪，正像许多看守所都带“桥”（半步桥，提篮桥，老虎桥等）一样。

　　在入监队换了监服（或说“囚服”），八月正值盛夏，发的是两件白短袖衫、黑裤子，上面都有“监01”的标记。因为犯人没有布票，做衣服的用料都是再生布。上衣说是“白”的，实际上是没有经过任何印染的本色白，它有点略带红色，布的纤维很粗，有的地方仿佛还夹杂着不太发育的棉花籽和棉花秆的皮纤维，表面粗糙之极，有解烦止痒之功效。

　　只在入监队呆了几天就被正式发往监狱了，由于是重刑犯（十年以上），我被留在“一监”，分在三中队。这是个专门关押反革命的中队，劳动的工厂是清河塑料厂。“一监”一共有十个中队，九个男队，一个女队。一至五队在塑料厂，六至十队在清河织袜厂。每个厂里有个反革命队，一般说来，分在袜厂的犯人年龄相对较年轻一些。

　　三中队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犯人，分为三个小队，我在三小队。三中队分住在两个筒道，一二小队占一个，三小队与保全组、小报组（所谓“小报”是由监狱方面主持，犯人编纂的《劳改通讯》）以及杂务（管各种杂事如清洁卫生、监规纪律的犯人）共住一个筒道。

　　1.监狱的形制

　　“一监”的主要建筑与K字楼不同，它是传统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平房，而K字楼是水泥钢筋洋式建筑的楼房。“一监”的格式如匍匐的乌龟，中间是个龟背形的圆厅，四面伸出四腿一尾——五个筒道，筒道两侧是监房，两条通道之间相夹的空地叫做“三角院”，是犯人洗漱放风活动的地方。入监队只占其中的一个筒道。

　　我在网上搜索到两幅照片，题为“民国时期的北京监狱”，有的题为北京的“二监”。我看就是“北京第一模范监狱”，也就是解放后的“一监”。

　　我曾碰到过一个解放前坐过“一监”的老人。一九七七年的一天，监里来了一批新犯人，分到我所在组的是个形容猥琐小老头。他是个刑事犯，判五年，只是从这里一过（大约当时入监队人太多住不下了），将来要去劳改场的。他一进监室就坐在炕上发愁，而且东张西望，说这里特别熟悉，好像来过。大家笑了起来，问他什么时候？他说“四十年前，我们就住右安门外的草桥，我爸爸送我‘忤逆’”。大多年轻人不懂什么叫“忤逆”，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孝（其实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中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忤逆罪”，只有“遗弃罪”，但民间仍保留着《大清律》叫法），几乎所有犯人都嘲笑他。问他这次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才知道，老头早年丧偶，守着一个儿子过活，后来儿子大了，老头又娶个寡妇，寡妇带着个女儿。冬天为节省柴火都在一个炕上睡，老头把寡妇女儿糟蹋了，儿子为了侵吞老头的房子，把老头告了，结果以流氓罪判了五年。早年以“不孝”、晚年以“不慈”进了同一个监狱，案子很离奇，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老头猥琐的样子。

　　第一幅是全景，从高处俯瞰，各筒道成放射形排列，中间空地就是“三角院”，有树有草，还有水龙头，洗衣服的水池子。第二幅展示是某个筒道，拍摄角度是从筒道底部（筒道底部封口处还是一间小房）向中心圆厅。如果我住的就是这个筒道的话，我所待的监房就是痰桶之侧的那一间，对面就是上面说的“保全组”，“保全组”的里侧就是“小报组”。

　　图片中的筒道与我三十多年前所见最大的差别有四点，一是到了冬天每个屋子门口都有一个用砖砌的炉子。大约长宽高均在二尺左右，以供烧水取暖，因为屋子里没有暖气，很冷，只靠筒道里的炉子烧出的热气暖和暖和屋子，犯人还可以在上面热热饭，烧开水。二是墙上隔个十来米就有一段大约一公分长的小电阻丝，接着一个开关，打开开关，电阻丝烧红了，犯人可就之以点烟，点完烟，再一拉开关，这个小火头就灭了，十分方便，又不会发生火灾。第三，在筒道中间摆了一张理发馆用的大靠椅，三中队都在这里剃头刮脸，半个月一次，胡子浓的一周刮一次脸。我在监狱时的理发师水平不错，三十多岁，姓刘，老北京，一口北京土话，声音很脆，如果他学相声无论从语音还是从外形都会是个好演员。他是刑事犯，很快就出狱了。第四，照片的景深处，开着口，可通往大厅；而监狱平常是锁着栅栏门的，左侧开着门的地方是通向三角院的，三角院门口有个厕所。筒道左侧口的旁边有张桌子，三四把椅子，是杂务坐的。

　　监室内是大通铺，我在监室是三开间的，可睡十四五个人，执行号（组长）睡在两端。平常除了睡觉、干活、学习，大多是在筒道里呆着，因为室内除了通铺（约一尺半宽）以外，就没有多大地方了。犯人只要在一个筒道，平常交流机会就很多。

　　三中队工作的车间是压制塑料凉鞋的，车间大门与一二小队住的筒道相连。车间只要开工就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三个小队轮着转。早班是上午六点至中午两点；中班是两点到晚上十点，夜班是夜里十点到第二天六点，与社会上一样。因为“一监”地处宣武区，那时北京是分区轮流停电，宣武区是星期四停电，所以塑料厂也是星期四休息，监狱的犯人接见家属也安排在这一天。

　　2.监狱规矩与话语

　　在看守所K字楼时规矩特多，比如晚上睡觉时眼镜、腰带要放在监号之外，监室内绝不许有杆状和尖锐的东西，弄得连铅笔都不许有。那时我读书想在书上做个记号，就用牙膏皮搓成杆状，再把它磨尖，在纸上一画，也会留下痕迹。有个老看守说，这些规矩你们别嫌麻烦，监狱的规矩大多都是血换来的。到了监狱，规矩较看守所少了许多，也宽松了许多。这里的规矩的立意与看守所有所不同，其关注点在于让犯人记住自己的身份。比如与政府干部说话一定要站起来，进队长办公室一定要喊报告。初到三中队，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队长领着犯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走到办公室门口，犯人仍然喊“报告”，领着他的队长机械地回答进来，然后两人一同走进办公室。看来很可笑，但“到此方知狱吏尊”，其意在于说明犯人与看守是分属不同等级的。

　　看守每个人都被称为“政府”，每到他们训话时一说到政府如何？如何？就是他们如何如何，如果不懂这一点，有时就听不懂他们的话。比如有时他们就会说“政府吃饭时……”“政府洗澡……”“政府买菜……”等。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自己。

　　“一监”对于女犯人有个规矩特奇怪，我说这体现了国粹精神。女犯人如果在监狱中碰到男犯人（这种机会少之又少，因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活动都在筒道里，只有本队的犯人和看守，男犯人根本就看不到异性，连每周来一次给犯人诊病送药的医生都是男的），女犯人必须马上转身面壁而立，待男犯人离开之后，再回转身来办自己的事。不知道最初为什么有这个规矩，是女犯人比男犯人还低一等，还是古人所谓“冶容诲淫”，怕让关久了的男犯人产生性冲动呢？不得而知。

　　话语往往是一个社会群体文化的标志性的东西。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国完全是个泛政治化的国家。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正是流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特别尖锐，火药味的语言、暴力语言泛滥。监狱更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除了社会流行的政治套话之外，监狱内部流行的话语暴力性更强。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当然，这些也流行于社会，但大多局限于搞阶级斗争之时，不像监狱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些。

　　监狱的话语也在不断地变化，解放初，一切都处在上升时期，特别自信，深信劳动改造政策无往而不胜的力量，连日本战犯、宣统皇帝也改造好了。这样在改造中就不免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干部还有给宣统系鞋带之类动作；而“文革”当中强调敌人的阶级本性不会改变，就像“冬天的大葱，根枯叶烂心不死”。对于阶级敌人，你刺激他也是这样，不刺激也是这样，对于他们只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犯人当然是绝对的敌人，只有加强专政。在这种风气中，决不会再有像对待宣统那样带有温情色彩的事情发生了。这种情势下，话语也产生了变化。比如，犯人的相互称呼：在“文革”以前犯人还可以互相称为“同学”。这是个带有温情的词，细想也不离谱，因为改造中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文革”来了，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关注犯人与正常人的区别，并严禁犯人之间拉拉扯扯不正常的关系。于是，犯人之间如何称呼便成了问题，叫“同犯”，有同案之嫌；叫“同监”，所指范围太广，似乎连看守都有被囊括而入的嫌疑。其他如“难友”“狱友”之类更是不许使用，在监狱当局看来，犯人成“友”，必然对抗政府。又如犯人住在一起，政府一定要指定一个头，这个头在“文革”前叫“号长”“组长”“班长”之类。这个风气解放前就有了，小说《红岩》中写装疯的犯人华子良得以与看守一起到监狱外买东西，商店的老板称看守为“队长”，称华子良为“班长”。“文革”了，对阶级敌人彻底专政了，犯人哪能称“长”呢？但“头”还是要有的，政府也是要指定的，不过名字改了，叫“执行员”“执行号”“值星号”等。我刚进监狱时，听到这个词觉得特别别扭的。

　　三中队是反革命中队，照通行说法，这个队里都是“政治犯”。毛泽东定义政治时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反革命”在大家心目中也就是代表反动阶级的，那么反革命是政治犯，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很怪，那时极其忌讳“政治犯”这个词，对外宣传的话语口径是中国没有政治犯。有的法学家说，既然反革命罪已经入了刑法，反革命犯也就是刑事犯。后来我曾经请教过法学家，问为什么中国老不承认有政治犯，是不是外国对于政治犯有些优待而中国没有呢？他回答，也不是。在外国因为政见不同、或反对政府当局的言论和行为很难进入受惩罚刑律，而中国的“反革命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都已经进了刑律，按照刑律条款惩罚犯罪就叫刑事犯。这一点往往也与外国人谈不拢。但在监狱中看守还是在称“刑事犯”时，决不包括“反革命犯”，他们心目中把这两类分得清清楚楚，认为“反革命”比刑事犯还低着一等，因为刑事犯中有“人民犯了罪，也要坐班房”的，因而对待刑事犯较为信任。我以为中国很注重语词的褒贬，政治犯这个词是个中性词汇，而且在长期使用中还略带褒义，所以在中国不能用。而反革命、刑事犯都有明确的贬义。

　　监狱的独特话语体系，给刚入监的人造成困扰，特别是在预审阶段，审讯方与被讯方在谈一个问题时，因为话语不同，很多情况下谈不清楚。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美术教师，在中学任教。他是南方人，有些江南文人气质。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军，上过前线，一九五〇年代转业时留在了北京，当了老师。他娶了一位近郊女工为妻，两人可能因为性格差距太大，常常争吵打架。老婆膀大腰园，而且有家中弟兄相帮，打骂老公成为家常便饭，老公苦不堪言，数度提出离婚而不成。男的实在受不了就分居了（实际上是被老婆“扫地出门”），工资被老婆拿走多半，自己只有一二十元，在东城租了一间小房，穷愁度日。他很气闷，而且奇怪为什么双方已经如此，还不能离婚？便想了个奇怪的办法，到北京火车站去“拎大包”（窃取旅客大件行李），看自己被抓住进了监狱，当了犯人，老婆离不离婚。更怪的是，他数次得手，“拎”了许多也没有被发现。他把“大包”都堆放在自己床下，甚至没有打开过。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命运有了转机。有位返乡女知青花钱跟他学画，他教的很有成绩，从此跟他学的人也多了起来，收入也多了。这次转机不仅经济上得利，而且与那位女知青发生了爱情。这个信息传到老婆耳朵里，老婆气势汹汹带了一帮人打上门来，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揍了一顿。美术老师气极了，坚决离婚，老婆带人撤退时撂下一句话：“死了这条心吧，甭想，除非你死了！”死，他不敢，但敢去蹲监狱。于是，他喝了点酒，又去拎大包，又很得手。夜里十一二点了，他拎了大包，从东单路口回家，走累了，在“青艺”前的台阶上（现在的东方广场）歇一歇。那正是八月，小凉风一吹，他倒地枕着大包睡着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是阶级斗争意识最强、最敏感的时期，夜里有“首都民兵联防”巡逻，一看他这样子，马上断定这是“新动向”，叫醒他，问包是谁的？回答说是我的，问他有什么，他傻了，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这样向往的日子来了，被送到不远的“炮局”，进了治安拘留所。警察一搜查他的家，许多未开封的大包堆在床下，还有他的日记，记录着与女知青恋爱的经过及种种令人肉麻的信物。于是，他升级了，被送到K字楼，签了逮捕证。预审时，一场幽默的对话开始了。他与预审员完全是两种话语，仿佛是两个星球的生物。他讲爱情的伟大和甜蜜，预审员斥责他的种种流氓行径；他讲自己一生的不幸和命运的关照，预审员说他“五毒俱全”（又偷，又流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把他气的七窃生烟。狱中许多人能模仿这场鸡同鸭讲的对话，胜过现在一些矫揉造作的小品。类似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独幕剧《预谋犯》（也有译成《明知故犯》的）中用铁轨上的螺钉作钓鱼坠那个乡野老农与法官大人的对话。后来这位江南文士被判五年，送去劳改农场，但还是没有离成婚。在监狱中，家属一提离婚就批准，如果犯人单方面提出，大多不批。

　　3.“一监”的生活

　　进了监狱不仅断绝了自由，以往事业也一笔勾销，家属也见不到了，万念俱灰，人类的乐趣只残留下吃了。一监的伙食费与“K字楼”一样也是十二块五，但与“K字楼”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这里的十二块五真正发挥了它的作用，其关键在于犯人自己做饭，做饭掌勺的自己也吃这个。

　　十二块五在当时是北京市中下层人的生活标准，比一般农村不知高出多少。“一监”的厨子多是真正厨师，其技艺也与“K字楼”雇的右安门外生产队的只会煮猪食的临时工不能相比。平常三顿饭，早上窝头玉米面粥咸菜、中午窝头汤菜、晚上仍是窝头汤菜，基本上与“K字楼”一样，但口味却不一样。每周两顿白面、两顿米饭，两顿肉，节日假日有改善，特别是在改善伙食时能够显示厨师的水平。至今我仍然怀念“一监”蒸的馒头。现在蒸馒头多用发酵粉或鲜酵母，发酵效果不好；过去一般是自然发酵，待变酸后，用碱或小苏打等碱类物质中和。而“一监”厨师是发酵后不用碱中和，用手揉，弄得恰到好处，馒头发的大，满是蜂窝，稍稍有点酸头，有股发面的香味，这在外面很少吃到。

　　“一监”属于宣武区，休星期四，监狱怕休息日犯人无事生非，就给找点事干，上半天多吃饺子。面、菜、馅发到每组，由组内人自己包，包好了用床板搭到厨房去煮。星期四又是接见日，农村犯人因为家里有孩子来看，往往会端上刚刚煮熟的饺子给孩子吃，弄得农村的犯人家属以为“一监”老吃饺子，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

　　在“一监”两年的冬天里，我深感受到食物热量的差别及其对身体的影响。因为监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冬天极冷。晚上睡觉要把能御寒的衣裤都压在身上，这是吃窝头。如果晚饭是馒头，睡觉时就觉得暖和许多；如果主食是馒头，菜是炸橡皮鱼（1977年北京常卖橡皮鱼，北京人不认识这种鱼，也不知道怎么吃。厨师就拿来炸，简单省事），简直是火上浇油，一晚上都会热得睡不着。

　　在“一监”是管饱的，窝头按定量是每人两个，实际上，往往还有吃不了的又拿回去的。犯人还常常把窝头切成片（在车间干活时有修塑料凉鞋用的小刀），放在注塑机的机筒上烤，外面用鞋箱厚纸扣上保温，机筒温度一百二三十摄氏度，烤不煳，两个小时以后，烤得焦黄酥脆，用以作零食。这大约是犯人能保留仅有的饮食乐趣，还常常被禁止。

　　有劳动力、又从事劳动的犯人按规定每月有两块五毛的收入，用以购买牙膏牙刷肥皂。城里人拿这点钱不当回事，而农村人舍不得用，给家里攥着，年底寄回去。那时北京郊区许多生产队的农民干了一年活，年底分红，拿不到钱，有的还欠生产队的钱。（下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