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一卷）

第7章 郑介初：方寸之间，百年沧桑

　　第7章 郑介初：方寸之间，百年沧桑——燕京传奇之一

　　◎范家材

　　笔者有一位老同学，是沪江大学附中的同学，又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在热血贲张的年代，相继入团参军；历史吊诡，又先后蒙难，忝列右派；“摘帽”以后，各自另辟天空。桑榆唱晚之际，荆室委世，彼此沦为鳏夫。这些年来，我去香港，必去拜望，他来上海，促膝长谈，念人忆事，不尽欲言。回首世事沧桑，百感交集，所幸青山依旧在，慷慨往事俱付笑谈中。这次应邀写些燕京的人与事，当然首选是他：燕京的一位传奇人物，郑介初，笔名‘哲夫’。

　　一

　　郑介初十五岁时一跃成为名人。这要从邮票说起。

　　邮票同其他艺术品一样，遵循“物以稀为贵”的规律，最珍贵的邮票是一种稀有的变体邮票。那是指邮票在印制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造成邮票在图像、文字、配色等方面与发行部门公布的资料有明显差异的邮票。差异小的是小变体，差异大的为大变体。

　　一九四一年，中华民国邮政发行了一套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主图的邮票。全套十六枚。雕刻版。面值分为分、角、元三种，从半分到二十元。中心图案为孙中山先生头像，边框上刊中华民国国徽，下列“中华民国邮政”六字。由于通货膨胀，四年以后，最低的本埠平信邮资为二十元，二元面值的邮票已失去发行价值，因此，到一九四五年，该套邮票即行停售。这批邮票作为集邮品，按面值搭配一卷一卷地在邮政窗口处理。

　　这套邮票印刷精美，但二元面值的孙中山头像却有一版印倒了，这是双色套印引起的。边框蓝色，中心图案孙中山像黑色，分两次印刷，第一次先印边框，第二次套印孙中山像。套印时，操作失误，纸版反置了，就产生了孙中山像倒印的大变体珍邮。这套邮票是由纽约钞票发行公司承印的，史称“纽约倒”。

　　一九四五年四月，涉猎集邮不久的重庆立人中学初中学生郑介初，路过东川邮政管理局储奇门邮局，挤入人群，用家里给的一点零用钱买下了一卷邮票。回家后意外发现一大张五十枚面值二元邮票上的孙中山头像倒印了。惊诧之余，随即探询清楚，那是一九四一年发行的纽约版孙中山头像邮票。郑介初知道自己无意中购到了珍邮，该怎么处理呢？围绕着该变体邮票演绎了一连串精彩的故事。

　　他当时不知这些邮票值多少钱，就找到重庆邮商艾元俊请教。艾元俊断定是不可多得的大变体，就拿出几本民国纪念邮票和全套大龙、小龙、慈禧寿辰等珍贵邮品向郑介初交换两个四方连、八个单枚共十六枚纽约版孙中山像二元中心倒印票。在未交换之前，郑介初将整版五十枚倒印邮票拿到南泉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刊于陈志川先生主编的《国粹邮刊》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上。一九四五年底，重庆集邮研究会举办邮展，艾元俊展示了一个纽约版孙中山像二元中心倒印四方连，震动了全国集邮界。东川邮政局得知这竟是由自己的集邮组售出，立即在全局清库盘查，可是却再也没有发现一枚。美国钞票公司获悉后，登报公告，愿以高价收购流传在外的五十枚倒印邮票，不果。因此，郑介初买到的就是存世的一整版民国珍邮“纽约版贰圆中心倒印”，这在世界邮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郑介初因而闻名海内外。大批集邮者、邮商、新闻记者，络绎不绝从各地找上门来，要求采访报导，或交换购买珍邮。

　　这里必须介绍郑介初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郑栋林，出生苏州、入赘宁波，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同乡人卢绪章一起到上海谋生，工作之余，参加上海总商会组织的商业补习夜校，学习文化与英文。一九三二年，卢绪章、郑栋林与其他三人以仅有的一点微薄积蓄，在一个亭子间门口挂出“广大华行”的招牌，经营西药邮购业务，合伙资金为法币三百元。他们聪明勤劳，适应市场，到一九三五年，已经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商行。一九三七年十月，卢绪章等参加中共刘晓书记在沪领导的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就此成为地下党的一个据点。一九四〇年，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迁移到西南大后方，各地建立分行。一九四二年卢绪章任总经理、郑栋林任协理，经理，副总经理。

　　当时，中共白区工作执行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广大华行就是属于第三线的机构，由周恩来与南方局直接领导。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十几年间，这一由五位小人物创办的小商号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大企业集团（conglomer-ate），分公司遍布京津沪穗以及各大省会，甚至境外的香港，印度、缅甸和美国纽约等地。除经营老本行的西药外，还经营出入口贸易、运输、保险等众多领域，下辖广大药房、民安保险公司、民孚企业公司、民益运输公司……此外还与国民党元老陈果夫等合办上海中心制药厂和台湾七星纺织用品制造厂等。

　　广大华行的字纸篓里，就有了业务函电所用的各种邮票。郑介初对此萌发了兴趣。他把废弃的信封放在面盆里，泡剥五彩缤纷的邮票，从而开始了他集邮的第一阶段。但现在郑栋林突然发现自己必需保持低调的寓所，却因其子中彩“纽约倒”，而突然门庭若市！

　　郑栋林断然叫停一切邮票交换活动，让介初把所剩的三十四枚“纽约倒”全部交给父亲。四个月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初郑介初全家从重庆回到上海，乃父将这些珍邮放在一个信封内，密存外滩一号广大华行的保险柜内。原以为万无一失。却不料一朝遇窃。大惊之下，赶往库房，果不其然，保险箱撬开敞露，黄金美钞，洗劫一空，文件杂物，狼藉一地。郑栋林俯身细细检视，最后竟然发现他的信封被窃贼弃若敝屣，丢在一隅，打开一看，珍邮俱在，完好无损！那可真是大惊之余，喜出望外。经过这次险情，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郑栋林就委托邮商吴乐园毫不声张地售出了十余枚“纽约倒”。

　　回过来说郑介初本人。一九四六年，他全家自渝抵沪，一九四八年又随同广大华行迁居香港，但留他一人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读书。他一边上学，一边兴味盎然地集邮。每逢纪念邮票预订，他总是成百套地订购，低面值的加盖票，更是成捆地买，从中搜集到不少变体票。四川中路成记邮票社的周末邮票拍卖，郑介初从不错过。一九四八年，许多华北、东北的集邮者经上海去台湾，香港。他们在上海拍卖颇有价值的邮品，郑介初买了不少。家中自香港寄给他的生活费，大多用以购买邮票。

　　一九四八年，乃父偕同卢绪章率广大华行迁抵香港，参与组织大批民主人士乘船北上，经大连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建国后，卢绪章历任第一届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外贸部副部长，第一任旅游总局局长。广大华行在国统区进行隐蔽工作的经历，曾被拍成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一九四九年，郑氏全家相聚天津。介初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去北京时，留在天津老家的积累邮品，有大小十二箱之多，这些集邮心血，标志着郑介初的第一阶段集邮，已经斐然有成了。一九五二年，当时负笈北京的郑介初回家度假，郑栋林因其子即将毕业分配，就取出一枚“纽约倒”交给郑介初收藏。所剩二十余枚由其父夹在一本《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插在书架上，后来带去香港。回到香港后，他与王宽诚等筹备建立中国工艺品公司，一九五九年四月，中艺公司成立，郑栋林任总经理。一九六六年并入香港商界最具影响力的华润公司。

　　郑介初一九五一年作为燕京大学土改队一员到广西参加革命实践，一九五二年入团，一九五三年入党，同年参军。抗美援朝结束后，分配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一九五七年被选派为新华社驻外记者；不料，出国前夕，“反右”运动开始了。一九五八年，身为“反右”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郑介初，在引蛇出洞的“交心”运动中，轻信虚言承诺，竟被填补本单位右派比例的空额，以致错划右派（1979年“改正”）！一九六一年下放宁夏银川，在当地的展览馆、文化馆任摄影员，“文革”中受到冲击。他在自己卧室的土墙上挖了一个小洞，将这枚珍邮用油纸包好，放入洞中，又将洞封好，墙面挂上毛主席像。这样才安全保存下来。

　　郑栋林也曾赠送给卢绪章一枚“纽约倒”，但此票在“文革”中失落。“文革”中，波劫重重，郑介初本人留存天津的十二箱珍贵邮品，也因多次抄家而荡然无存，他的第一阶段集邮就此画上句号。

　　一九七七年初获准返回香港，照顾病父。离开宁夏，藏在腰带中带回香港的唯一邮品，就是那枚历经“文革”、费尽周折才幸免于难的“纽约倒”。乃父郑栋林于一九八二年因心脏病不治谢世。带版号“三十二”的“纽约倒”十方连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香港佳士得公司拍卖，成交价为一百二十一万港元。当时，郑介初在现场默默祷告：但愿落入华人之手。所幸，购得者果真是一位台湾集邮家，今日市值可能达到新台币三千万元左右。

　　但是，这十方连“纽约倒”珍邮的出售，并不是郑介初传奇的终结，恰恰相反，是他品位升华的第二阶段集邮的开始，是他方寸天地的更富戏剧性的转折。

　　二

　　郑介初一九七六年定居香港，先是忙于生计，不遑他顾，同时对周天寒彻的抄家，心有余悸；对集邮收藏，心灰意懒了。他投身旅游业和进出口贸易，历任港九顾绣百货商会副会长、港九五金进出口商会会长等职，成了一位港商。不料，商务倥偬之际，命运之神又来敲门了。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举办了一次中国邮品展。郑介初去看了，发现有些展品曾经被他收藏过，而今归属他人了，不免黯然神伤。这些感情的波澜，被他的夫人高哲看在眼里。因为她当年在天津老家看到过他的邮集，知道他不能忘情集邮。作为第一当事人，他重温巧购五十枚“纽约倒”珍品的细节、隐藏内心几十年的感情汹涌起伏之时，燕京校友、香港《新晚报》总编辑赵泽隆约他写稿，他就写了以集邮为主题的散文。发表后，好评如潮。接踵而来的命运之神，就是四十年前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香港《良友画报》社长伍福强，约他每期写一篇《邮海漫话》。这约稿顿时唤醒了他青少年时代起就魂牵梦萦的集邮情结。想到自己曾经拥有和失去的一切，收藏的呼唤，再度缠绕心间，挥之不去。为了给这份著名刊物的专栏撰稿，他又寻寻觅觅，重拾旧好，恢复集邮了。从此，进入了郑介初传奇的2.0升级版本。

　　集邮讲究主题。他第二阶段收藏的主题是什么？

　　有一天，他被一张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由天津寄往法兰克福的战地明信片吸引了目光。按照国际惯例，从一个主权国家寄出的邮件只贴本国邮票。但是，这张明信片除了贴有大清蟠龙一分邮票外，另贴有法国邮票、日本加盖“支那”字样邮票、德国横盖“CHINA”字样邮票、俄国斜盖俄文“中国”字样邮票、印度的维多利亚女王像加盖“CEF”（中国远征军）邮票等等，邮票上都盖上各国的天津邮戳。一查邮政史，当时，列强在华邮局及邮政代办所竟达三百四十处之多！这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欺凌，震撼了郑介初。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郑介初的《百年沧桑》出版了。在前言中，他说，“中国近百年的邮政史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层面，同样反映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历史。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邮政主权受到任意侵犯，从本书汇集的众多外邮、客邮、军邮中可见一斑。”

　　郑介初的夫人高哲是他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俩对百年国耻，刻骨铭心。伉俪共识就是再集邮品，以那些邈与世绝的铁据，证实那一百多年来血泪斑斑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从而把个人收藏的意义升华：为中华民族百年沧桑的不洇不湮的集体记忆。

　　有道是，春秋史笔，“一字之褒，荣于华兖，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旧上海明信片》渗透着郑介初强烈的爱与恨。他展示了两枚抗日战争时期的明信片：一枚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坐在掠自居民的太师椅上，用迫击炮轰击上海闸北三元里民居；另一枚是日机轰炸上海后，一个坐在废墟上哭泣的儿童。郑介初第二阶段的收藏，就是隽于邮品、传之后代的永垂青史。用他自己的话说，“温故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就是他的集邮主题。这一主题也有其变奏，那就是对中国民俗、世情、人物、风光、历史故事的无限眷恋，他的爱国之情，通过编纂邮史，如水银泻地，一倾无际。

　　郑介初利用旅游和经商的机会，访游各国。每到一地，必先去旧书店、旧货店、邮票商店，寻觅的重点是旧明信片和实寄封。这是集邮的较高境界。它们除了邮票、邮戳、邮路之外，还有文字内容和图像，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尤为丰富。自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大批外国人涌入中国经商、旅游、传教。他们为了介绍所见所闻，寄给亲友许多当地明信片，其中包含的文字和图像，是最有力的历史左证。

　　但是靠一己零敲碎打、爬罗剔抉，犹如沙里淘金，效率较低。于是，郑介初参加佳士得、苏富比、斯宾克、吉本斯等世界性的拍卖行活动，包括香港的杨氏、布约翰、鉴珍等公司的拍卖，和香港收藏协会的同行交换。在几乎倾囊收藏的漫长岁月中，他积累了五千多份异常珍贵的实寄明信片，实寄信函和历史图片，照片。

　　他从收藏品上面的邮票、邮戳、邮路变化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邮政史和历史，再按年代、地域依次排序，再现历史。先后编写出版了《邮海漫话》、《续邮海漫话》、《百年沧桑》、《旧上海明信片》、《明信片中的老天津》、《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老明信片选》、《广州百年沧桑》、《厦门旧影》、《宁波旧影》、《烟台旧影》、《威海旧影》、《青岛旧影》、《旅大旧影》、《武汉旧影》、《香港旧影》、《晚清民初武汉映像》、《天津旧影》、《北京旧影》、《上海旧影》等二十本集邮专著和图册，实现了他以权威性无可争辩的邮品史料、反映中国近代史、让青年一代不忘过去、以史为鉴的夙愿。这在我国集邮界是前所未有的。

　　一九七六年以还，三十多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郑介初从收藏，到研究，进一步出版。下一步就是走向民众，二〇〇一年六月，郑介初风尘仆仆从香港来到宁波，参加“百年国耻——八国联军侵华史实展”。这是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在二〇〇〇年为纪念八国联军侵华一百周年而举办的。展览从天津开始在全国巡回展出，宁波是其中一站。图片数据基本上选自郑介初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这本图册被史学家称为“一本有震撼力的图史”。那次展出的一百五十余块图版，四百余幅从世界各地精心收集、几近绝版的照片和文物，绝大部分由他捐赠。在宁波展出的几天里，参观人数达二万五千余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和机关干部。郑介初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个中甘苦寸心知。历史求证，每有斩获，或公众惊心，铭记过去，他就如获犒赏，顿忘劳累，尤其在宁波，因为这是他的家乡。

　　他又以十多张由英国著名画家阿罗姆画的有关广州风土人情的铜版画、二十封英美商人和鸦片贩子的实寄信、一百张当时发表在英国和法国报刊上的有关两次鸦片战争的新闻画片、英国法国发给侵略军的勋章等实物组成“广州百年沧桑海外文物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填补了历史空白，具有重要的研究与欣赏价值。那次文物展的正面入口墙上，迎面就是巨幅扩放他收藏和捐赠的一帧实寄明信片，作为展览的主旨标识（logo）。

　　在宁波之行时，他将英法联军于一八六二年八月轰毁的宁波城墙图片（载英国London Pictorial News），一八八四年英国侵略军头目率领“常胜军”炮兵在宁波扬威耀武的版画，以及一九〇〇年宁波商号联合检举海关税务所贪污舞弊的信函等捐赠给宁波市博物馆。

　　郑介初的邮品实录了各时期的民俗、民趣、风光、方志。因此，无论从爱国主题的阐发，知识的探求，艺术的鉴赏，历史的考证等诸多方面，他的图书和邮册都成为集邮者以致国家、地区档案馆收藏的珍品。

　　例如，“宁波沿海棉田”，“江南蚕桑之乡”，“一八四四年的宁波街景”等，画面工笔精细，形象生动，尤其是甬江入海口的远处是镇海招宝山，画面上的几艘大船就是当年的海运木船，桅樯如林，百年前宁波甬江口的繁华景象，一览无遗。这些图片来自他从世界性拍卖公司的搜购，与香港收藏协会的交换，或是委托英国朋友道格拉斯长期在欧洲的搜罗。最终汇成的煌煌二十本邮品史册，则是他对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无偿捐赠。

　　郑介初说，他捐献的这些文物虽然并不非常值钱，但都是从世界各处搜求来的。在《宁波旧影》中有一张“南水关”的老照片。那是一百多年前拍摄的。古代的城门均为陆地的要冲，水上的城门实为罕见。他在一个收藏家那里发现这张地域方志上很有价值的照片，宁波的的南水关构成一道城墙，清晰地流淌着涓涓河水，见证了当年宁波城区的河道源流。他提出高价收购，被一口回绝。郑介初多次登门求购，对方提出条件，要让他在郑介初的邮集中任意挑一张作为交换，此人目光锐利，挑选了很珍贵的一张，让郑介初心痛好久。但他在二〇〇四年八月二日下午隆重举行的《宁波旧影》首发式上，以此赠给宁波市时，还是说，“值得，值得。”他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和历史赋予宁波市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将继续努力搜寻宁波的文化遗存，虽然只是吉光片羽，挂一漏万，但也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西方国家所写的历史，将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说成是自由贸易之争，事实上，当年林则徐只禁鸦片输入，不禁自由贸易。外国商船只要具结不夹带鸦片，就可进入黄埔港做生意。郑介初收集到的实寄函件中，就有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英国商船皇家萨克逊号（S/S Royal Saxon）司务长约翰·希尔维洛克（John Silverlock）自黄埔写给他在英国的父亲信，叙述了该船具结后进入黄埔港做成生意的详情。一八四一年五月七日他又从广州给他在英国的母亲写信，说他为她买了中国茶叶和瓷器。郑介初收集到的实寄信中，还有一封提到一八四〇年七月到一八四一年六月中国共出口茶叶五千五百多万磅。白纸黑字，证明林则徐禁烟，不禁贸易。

　　郑介初核查史证，必求实据。据记载，一八四〇年七月，英军攻占定海。历史上，关于英军伤亡人数有两种版本。一是英军用洋统枪炮屠杀以弓箭长矛对抗的清军，英军伤亡仅几十人，但另一说是当年打定海，英军总兵力是三千三百五十三人，但死亡人数达四百一十九人。孰真孰假？

　　郑介初从收集到的一份自定海寄往印度的报告信中获得了答案。该信发自英军在定海的医院，内有每月住院英军死亡的人数统计，载明，七月至十一月十四日，死亡人数共四百一十九人，都是因肠胃病而死亡的。郑介初深入查阅宁波的地方志，发现当年宁波居民采取的是焦土政策，坚壁清野，城里十室十空，人、粮、牲口，都上了山。英军从英国带来的咸牛肉因天气太热不能食用。英军抓获的当地水牛，其肉难以消化，再加上饮水不洁，以致英军大批死亡。郑介初又从印度买到了当年侵华英军的部队番号资料，进攻和驻守定海的部队番号与医院所报完全符合，其中以皇家第二十六团和孟加拉国志愿兵团死亡最多，几乎达一半以上。这就从一个侧面，坐实了国人对抗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同仇敌忾，势不两立。当年的民族反抗，跃然纸上。

　　郑介初收藏了一套一位英国军人给他未婚妻的情书，一共三十多封，信封上都编了号。此人自英国出发，经苏伊士运河东来，一个地方一封信，一直经上海、南京、武汉，到宜昌，其中对中国当年风土人情原生态的描述十分鲜活，足称近代史史料的生动脚注。根据旅程日期的编号，还缺三封。这三份在三年内经两次拍卖，终于被郑介初补齐，尽管最后一封的代价，高达四千余港元。当他将这一套三十五封信完整无缺赠送给上海博物馆时，心中有说不出的满足感。

　　又如有外商印刷出版的山东民俗明信片，每套十二枚，一套讲婚娶，一套讲丧葬，两套共二十四枚。郑介初收集到二十三枚，独缺一枚。只有等待。每次拍卖，他都不放弃。一年多后，在一次嘉德拍卖中，他发现一大堆旧明信片中，有他独缺的那一枚。他不动声色，屡屡举手竞拍。旁边的邮友笑他为这一堆没价值的邮品化那么多钱，划不来。最后终于给他拍到了。十几枚平淡无奇的旧明信片中，却隐匿着他梦寐以求的那一枚，就是这一枚成全了两套完整的民俗信。娓娓诉说这些轶事的时候，郑介初亲切地回忆和认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几句话：“古今之办事业、做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他本人的感性体验丝毫不爽地印证了静安先生的隐喻：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许多人都拜服燕京的王世襄，笔者觉得王世襄的学弟郑介初在心路历程上不遑多让。

　　他将花费巨资和心血在世界各地收集的数千件珍品捐献给国家。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分两次捐献给宁波市博物馆数百件相关的邮品和照片；与广东、北京、大连、上海等地相关的邮品、照片也分别捐给了这些省市的博物馆。二〇〇七年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庆典前出版了《香港旧影》；二〇〇八年奥运会前，出版了《北京旧影》；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会前，出版了《上海旧影》，还把他二十年来所收集的二千多件“百年上海”的历史见证文物无偿赠送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其中一些是他处无法求得的精品，极其珍贵。

　　收藏邮品，耗费大量的时间，心血，还有财力。这些当年的普通明信片，现在可是身价百倍、标价不菲了。一次，香港邮展，俄国的邮商对手中的八国联军侵华的明信片，索价几百美元一枚！经济上，夫人高哲全力支持。两人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多打一份工，用两份工的收入支撑收藏。一九七八年他在香港的月工资为二万五千港元，夫人高哲一万港元左右，绝非富有。他俩自奉约，与人厚，每逢佳品，总是义无反顾地高高举起竞拍牌。研究成果出书要钱。他最早出的几本书都是自筹款项，但同时还要继续搜罗吸纳，在经费上就捉襟见肘，有些招架不住了。同时，年老多病，觉得应对自己的藏品做出安排。想来想去，就与资质高尚的文物单位达成协议，共同编辑和出书。书出来后，资料无偿捐赠。作者兼捐赠者只要一些书（courtesy copies）馈赠友人、自己留作资料就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除办了几个展览外，郑介初前后出了煌煌二十本“用邮品编纂的史书”。

　　他手中的几千件邮品也都进入了各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用郑介初的话，这些藏品原本应当属于当地的父老乡亲，也就是物归原主。在出版过程中，他凭借自己新闻专业的厚实功底，对制图、排版、印刷、纸张等各方面，殚精竭虑，亲自过问，准确精美，达到了国内罕见的质量，足以传世了。人们问道，“是日本印刷的吧？”他笑答，“Printed in China。”

　　郑介初的编着，署名“哲夫”，那是鹣鲽情深，纪念燕京新闻系的同学、才女高哲；郑氏伉俪，诗咏好逑、唱随同心。一九九八年高哲罹患癌症，慧炬一熄，娑婆而去。介初自称“哲夫”，寓意更为直白：昊天不吊，伊人其萎；地老天荒，此情不渝：“我永远是高‘哲’之‘夫’也”。

　　威海市档案局局长张建国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接受捐赠、出版《威海旧影》的后记中说，“哲夫先生带着二百多幅原版明信片及部分珍贵档案数据来到我们的住处。我们曾从英国查询并带回三千多幅威海卫的历史照片，原以为不可能再见到多少形象图片。没想到，哲夫先生带来的明信片中，约百分之九十我们从未见过……更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哲夫先生非常慷慨，一番交谈之后，他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这些资料悉数交到我的手上。我知道这批收藏品的价值。几年来，我们费尽周折，从国外查到的那些老照片，尽管花了一大笔钱，得到的却只是复制件，好多还没有版权。哲夫先生虽然没讲到自己当初收购时所费几何，但在我心目中，这些藏品，每件都是沉甸甸的无价之宝……我接触过不少收藏界人士，他们有的视藏若命，贵贱不肯出手，有的漫天要价，拒人千里之外。哲夫先生的慷慨令我感到惊诧和疑惑。我试探着询问他有什么要求，哲夫先生的笑脸上写满了真诚：‘不收任何回报，只需用这些东西编成一本书，出版后寄几本给我，好给我的儿女和朋友，仅此而已。’”

　　那么，郑介初到底一辈子在追求什么？他说，“求证历史是最大的动力。每一次对历史的收集和求证，都让我感到趣味无穷。”他把二百七十八件珍贵藏品捐赠武汉市、回答《长江日报》的采访时说，“有的人买邮品是为了保值或增值，我买回来是想物归原主，将这段历史留给后人。”他在二〇〇一年五月出版《老明信片选》时说，“历史记录了过去的事实，绝不容歪曲或篡改。一个忘记了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将来的民族。重温过去的历史能使我们自重自强。有时历史会重演。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人生的冷暖取决于心灵的温度。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今天，人们内不疚神明、外不惭清议，贪污徇私，萋萋迭闻。郑介初，历尽跌荡，却仍然热血未冷，洁身自好，博学不穷，笃行不倦，想到责任，念及后人。郑介初是香港甬港联谊会的秘书长，促进境外宁波人士在内地投资两亿多元，并无偿捐助家乡的学校、医院、少年宫、修桥、铺路、造凉亭、筑海塘、造福桑梓，获得中华慈善总会表扬。

　　作为燕京大学香港校友会副会长，郑介初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给《明报》写稿时说，“作为一个学者，记录和传承史料，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这样做，才不辜负母校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笔者认为，其言可以立儒。保罗在《圣经·新约：哥林多书》（Corinthians）中说，“Knowledge puffs up，love edifies”（“知识让人高傲，爱心启迪教化”）。郑介初未必认同基督教的教旨，但是，他从寄物自遣到树人醒世、从一己怡情到博爱社群、从收藏到研究、从拥有到舍弃、从增值到捐赠，实际上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过程。忠骨归葬的司徒雷登，以及亲灸教泽的各位师长，他们在天之灵，看到燕京校训，在今天的市嚣红尘中，依然得以服膺饯行，应该是负手低回，无任欣慰了。

　　（参考书目：夜枭：《纽约版孙中山像倒印票》；王元周：《广大华行：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刘方宣：《郑介初的家世》；刘方宣：《郑介初谈‘纽约倒’》；郑介初：《集藏演绎百年沧桑》；张建国：《威海旧影》后记；张建民：《应似飞鸿踏雪泥——记香港著名邮品收藏家哲夫》；《郑介初，那一刻，做主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