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卷）

第7章 周扬与丁玲（下）

　　胡乔木、周扬、丁玲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九四九年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一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大都在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主持下进行。

　　胡乔木在前台，而周扬只专注于文化部的工作。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九五一年，文艺界进行整风，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此时的周扬，虽然担任了文艺整风的领导工作，其处境却十分尴尬。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指责，在前台指挥的胡乔木无事而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周扬被迫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在文艺整风动员大会上，周扬也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同时，毛泽东给周扬“政治上不开展”的断语，直接危及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不久，周扬便要求到湖南常德去参加土改。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工作的不顺手，几次在别人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的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不久，因毛泽东对胡乔木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的不满，又被召回了北京。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得越来越少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的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领导的前台。于是丁玲陷入了很尴尬和矛盾的局面。以前与胡乔木的配合，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现在，周扬回来主抓文艺界的事情，丁玲显然认为，她难以与周扬来配合了。

　　大约在此期间，丁玲有一次与毛泽东共进午餐的机会。这次谈话，或者是毛泽东征求丁玲对周扬的看法，或者说是丁玲将对周扬的不满向最高领袖倾诉以求得支持的“告状”。如同在西柏坡丁玲与周恩来谈话一样，这一次丁玲也是一古脑儿地说起了周扬的缺点。丁玲回忆说……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便拉下脸来：“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当年丁玲的不明白“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的道理，她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她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对周扬的敌视情绪。她根本忽略了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毛泽东。丁玲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从毛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

　　此外，透过丁玲刻意轻松地叙述的场景来看，毛对丁玲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位，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说话一言九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实是毛批评人极为严厉的话了。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后，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势，所以此后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更不能有“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了。即使在一九五五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涌起找毛的念头，“不想向他申诉”，甚至连陈企霞那样写封匿名信的勇气都没有。这不仅因为“毛主席信任周扬”，更因为她明白，对她的批判，不是周扬而应是毛，只不过她不愿意明说而已。

　　不过，与丁玲的做法相反，周扬倒是很肯定丁玲在工作中的成绩。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周扬在关于丁玲的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周扬仍想让丁玲配合他的工作。但是，明了局势的丁玲，涌起了回到作家本行的念头。一九五二年十月，丁玲辞去了文艺处处长的职务，到东北疗养去了。

　　但是，胡乔木、周扬仍然没有放弃让丁玲继续在文艺界负责任的念头。一九五三年，周扬主持召开第二次文代会期间，胡乔木特意到丁玲家里来，劝说丁玲“多管些（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的工作”，但丁玲并没有答应。文代会结束后，周扬也特意找到丁玲，希望她能担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实际负责工作，但丁玲仍然拒绝。此后，丁玲基本上长期在进行创作，行政上的工作几乎不做了。而在此期间，周扬在文艺界的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领导才能，并逐步确立了文艺界领导的威严的形象。而他与丁玲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不相干。

　　丁玲因自身性格“惹火烧身”

　　上述对丁玲与周扬关系的追溯，尽管两人有分歧，有争论，但我还看不到二人之间后来演变成的势同水火的因素。但是，如果透过这些事情的背后，从二人自身的因素来进行挖掘，则会给后来所要发生的事件一个合理的解释。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冷静和客观，在考虑大环境的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自身因素。

　　曾任丁玲的秘书的张凤珠，对于丁玲“没有躲过灾难”的原因曾有这样的分析：“我曾想，这是否和她的性格有关呢？”

　　丁玲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与丁玲有过交往的王蒙有过这样的描述：丁玲具有很强的的“明星意识”、“作家意识”。她“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这样的性格，就难免给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印象。王蒙进而断言：丁玲“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

　　这种“明星意识”、“作家意识”，使丁玲“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曾担任过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和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过的朱靖华，对丁玲的这种做法仍记忆犹新。建国初期，对于已在文学上奠定了地位的一些没有在延安或解放区工作过的作家，丁玲的着眼点不在于他们的作品如何，“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有时她对别人有一种不自觉的轻视。在一般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前，她也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造成文讲所以后悲剧的原因和这种自豪感也有关系”。丁玲的这种感觉，无异要开罪一些人，这也就是熟知她的人要得出她以后的悲剧与这种感觉有关的原因。这里只要举出老舍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老舍的《龙须沟》上演后，周扬写下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的热情洋溢的赞扬文章，并发出号召：“让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彭真为首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并以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不料，周扬的文章发表后，丁玲却“觉得以周扬同志的身份，这篇文章推崇过分”，因而“有过一点点意见”，对老舍所获得的荣誉称号也颇有微词。

　　在一九五七年对丁玲的揭发批判中，老舍也参加了会议，但是，与大多数上纲上线、义愤填膺的揭发相比，老舍的发言则平和得多，并且主要内容是针对丁玲这种“明星意识”来的：我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我可是没有向人窃窃私议过。他们说，我当作协的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做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而只设几个部长，掌理会务。实际负责的是我……是的，我在重庆做了这些事，团结了作家。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作家最大的资本应当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当了副主席之后，我为作协作了许多事……我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市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我到颐和园去休息，我不去。我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而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要写作哪里都一样，写不出就是到瑞士去也写不出……我看，对于作协庶务科说，我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且不比较老舍的文学成就与丁玲的优劣，即以老舍发言所提到的问题，他也的确有资格这样表白自己。如果翻翻丁玲年谱，不仅颐和园是丁玲常去住的场所，大连、黄山、无锡这些风景秀丽的疗养地，丁玲也常在期间徜徉。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当然也不足以构成所谓的“反党罪行”，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则的确显示出丁玲作为一名革命作家的某种优越感。

　　丁玲对待老舍的态度，或者说，丁玲不大能瞧得起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其实还只是一个表面的的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解放以后文艺界如何排位次的问题。

　　所谓排位，就是在文艺界树立起一面或几面旗帜，以成为文艺界所仰望或学习的对象。这在中共领导文艺的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鲁迅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推崇的第一面旗帜，继鲁迅之后是郭沫若，其后有茅盾，因而有“鲁、郭”之说。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于“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的需要，周扬很注重排位的问题。他评论茅盾、老舍的作品，并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在周扬的带动下，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文学史的作者王瑶，虽然并没有明确地以“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来叙述文学史，但是这种排位已经呼之欲出了，并且稍后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鲁、郭、茅、巴、老、曹”格局的逐渐确立，对具有“明星意识”的丁玲来说，显然感到了冷落。解放前自己在战火纷飞中走过，是伟大领袖所看重的作家，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毛泽东将她与鲁、茅、郭并列的话言犹在耳；解放后丁玲又是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自己仍遭到了漠视。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具有明星意识”的丁玲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怨谁呢？她所能固执而又坚决地想当然的想法是：周扬为了打压自己才对自己的作品不置一词却过分地赞扬老舍的创作。这种冷落变成了丁玲郁积心头的结。

　　在丁玲遭到批判的一九五五年前，丁玲最明显的与周扬等人唱反调的声音，就是她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作家要“具备着英雄的心”，要“有一个”“写出一本好书”的“奋斗目标”，只要具备了这个奋斗目标，那些“理论、政策、技巧、创作方法、文学作品”等等“公开的，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的东西并不重要。其潜台词是：那些由文艺界领导制定的理论政策、由文艺界领导所褒扬的文学作品，文艺界领导刻意构建的“鲁、郭、茅、巴、老、曹”格局除了鲁迅之外，其他的你不必当回事。你只要具备了“英雄”般的个人“奋斗”的勇气，“改造自己的环境，让自己在广阔的世界里行进，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你就会写出一本“不只是风行一时，还要能留之后代”的好书。丁玲的这种声音，实际上与周扬乃至毛泽东所构建的新的文艺体制公开唱反调。

　　遥想一九五三年的历史氛围和主流意识，丁玲如此毫无顾忌地放言于全国作家云集的大会上，其勇气的确可嘉。当然，丁玲此举并非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虽然中共的文艺体制是毛泽东构建的，而是指向贯彻毛旨意的周扬。换句话说，她只是用这种宣泄来浇胸中淤积的块垒，表达对周扬蔑视自己的不满，而绝不是要与毛所领导的文艺体制有意进行对抗。

　　丁玲这种分庭抗礼的声音，所带来的结果只有一种：一九五五年的“秋后算账”中被列为“攻击党的领导”和“一本书主义”的两条罪状。

　　就丁玲让周扬等人记住毛泽东对她肯定的情况来说，当然，丁玲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把毛泽东西柏坡的谈话传扬出去这一事实，即使是在一九五五年被揭发后她还在为此辩解。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后来所出现的事实，使丁玲的辩解显得那样的苍白。

　　一九五五年批判丁玲，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谓的挂像的问题：有人揭发：丁玲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她的小集团里的人更为她鼓吹捧场，称她为“旗帜”、“领袖”。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

　　挂像的事情在一九五四年的苏联也出现过一次。那一年，丁玲与周扬、老舍等人一起参加全苏作家大会。在莫斯科，她又看到了这四张挂像。苏联能这样做，显然是毛泽东的话已经传得很远了。

　　林默涵在一九五七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挂像问题指出：文学研究所还挂她的像。丁玲同志说，并不是她要人家挂她的像的。但是，文化部为什么没有挂沈部长（指茅盾——引者）的像？文联为什么没有挂郭老（指文联主席郭沫若——引者）的像？只有她所领导的文学研究所挂了她的像呢？这跟她的喜欢人阿谀奉承，难道没有关系吗？答案不言自明，当然有关系。这种“明星意识”，这样的“表现欲”，在建国初期是不容许的。

　　“明星意识”所带来的冷落感，使丁玲难于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换句话说，从解放区走来的丁玲，既然瞧不起没有这种经历的作家，也就不屑于像他们一样，老老实实地满足于单纯地做一名作家，她同时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文艺领导者，在文坛的领导席位上坐在靠前一点的位置。但是，当中共把她放在领导位置上让她如愿以偿时，她却远远不能像周扬一样挥洒自如，不擅长管理工作的特点使她连最起码的人事关系都难以处理。一九五五年冤案的导火线，最先就是她所领导的两个部门——文研所和《文艺报》——点着的就可以说明问题。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丁玲那根植于心的“作家意识”也就冒出来了，“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的念头就会再一次地强烈涌现。这一念头一出现，她就又涌起复归到作家本位的念头。从解放初期的情况也能看出这一点：她在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位置上一年，提出辞职；在文学研究所的位置上两年，提出辞职；在《文艺报》的位置上两年，再度提出辞职。三次辞职的理由，除了身体的因素外，要集中精力进行创作是最重要原因。而她所具有的才华，也在这种任职——辞职的徘徊中，白白地被消磨掉了。

　　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丁玲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本不是一名政治家，也缺乏在宏观上把握政治形势的头脑，却偏偏要感情用事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结果常常搞得自己心绪不振；本不擅长组织工作，却偏偏去组织创办《中国》文学杂志，结果连杂志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协调不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一个个地给合作伙伴写信，那口气让人看了辛酸。至于去领导一家公司，则更不是她的所长，但她甚至还一度担任过巾帼艺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内部矛盾重重，使得她不得不离开。晚年的丁玲，在总结一生时语出无奈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坐下来写文章的。”等她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作家而卸掉所有职务要专心创作的时候，为时已晚了。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命运，不能不使人扼腕长叹。

　　这一点，丁玲与周扬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周扬来说，他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职业革命家”外，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还应该成为理论家或其他的什么家。开国初期，他在文学研究所讲演时，曾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辞典，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这一行当的选定，人们看到周扬至少是具备了这样的信念：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自我了，这一切都交给党了。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周扬似乎并没有挑三拣四的动作。这样，周扬就有了陈明所说的、据传是毛泽东对周扬的评价：党正确了周扬也正确，党错了周扬也错了。

　　由于认识不到这一本质上的区别，致使丁玲一直把周扬当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受这种心理作祟的影响，丁玲一方面把“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在心中重复多遍，而尽管时光也给予她特别的恩赐——她放弃了行政工作，但她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彻底离职到一九五五年八月被打翻在地，丁玲有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作品，但是，尽管她到颐和园、到大连、到黄山、到无锡等这些能够启发她的思维和给予抛却俗事的场所，但她依然没有完成那本心中酝酿已久的《在严寒的日子里》；而她在写作条件非常恶劣的华北山沟里，却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说明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一会儿想从政，一会儿又想当作家的举棋不定，使她没有一种可以写作的心绪。

　　作品写不出来，从政又不是自己的所长——即使有所长她也无法与已经奠定地位的周扬相抗衡，心中的苦闷不免油然而生。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苦闷可以成为一个人奋发的起点，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妄自尊大、在虚幻中看待对手的出发点。不幸的是，丁玲选择了后者。既然从大的方面已与周扬无法模拟，就只能在一些细节上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理。

　　比方说，她与周扬一起到苏联去。陪同他们的翻译高莽为他们画像。这或许是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劳顿，消闲时光的一种方式，但丁玲愣从这里发现一种心理上感觉；她觉得高莽把周扬画得太好了。本来是生活中极小的一件事，让丁玲这样一“微言大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了。

　　还是这次旅行，苏联的著名作家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周扬是否有“不自在”的感觉？没有材料显示，但反正在丁玲心目中，周扬就一定如此。

　　还有一种更细小的事情，也是丁玲在意的对象：还是这次旅行，周扬和丁玲一起上街，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扬就说像自己的女儿；看到不漂亮的，就说像丁玲的女儿。这种显然是玩笑之举，竟然使得丁玲“不高兴”了。

　　这些故事，都是丁玲旅行回来讲给一些人听的。作为听众之一的张凤珠的感觉是，这“说明她瞧不起周扬”，而且，“就这种极小的细节都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从这种心理出发，丁玲以及和他的丈夫陈明——一直到今天陈明也是如此——一遍遍地重复这样的话：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意见，那是周扬嫉妒；而周扬在华北、在北京挽留丁玲一起工作，则是“不愿意让丁玲搞创作”，“因为丁玲搞创作，影响也会不一样”，其潜台词是，周扬害怕丁玲在国内外的影响超过他。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陈明断言：丁玲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一大，周扬心理上就会“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要产生不平衡和某种不安。而推而广之，周扬主持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因为周扬由嫉妒生恨，由恨而产生了灭掉丁玲的念头。

　　读到这样的话，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出自于我所敬佩的作家丁玲口中，出自于也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的老革命陈明的口中。这种坊间姑嫂吵架、邻里纠纷式的小玩意，居然被视为一场影响全国的批判运动的一个因素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第一，若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在解放初期周扬挽留丁玲留在北京工作，丁玲应该立即拒绝才对呀——你已经因为我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嫉妒我了，我还要再写出更好的作品让你嫉妒；我的书已经在苏联老大哥那儿获奖了，我何必在你手下忍受你的嫉妒。明知道你要害我，还把脑袋伸给你，这是丁玲、陈明的智商吗？这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二、假设周扬真如丁玲、陈明所言，是个爱嫉妒别人的人，以当时情势来说，丁玲也不会走进他的视野，成为其嫉妒的对象。建国之初，尽管有胡乔木对丁玲的任命，但周、丁两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下已然分明——丁玲最实际性的行政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而周扬是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周扬已经把自己定位在“职业革命家”的行列，与当作家的丁玲也不相干，他要嫉妒只能是把目标对准比自己高的人，对准自己的竞争对手——丁玲显然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于是，就出现了我上面所描述的情况：这厢丁玲喋喋不休地非议周扬，甚至到最高领袖那里诉说周扬的种种缺点，而那厢周扬却一点也不在意，不论当面还是在信中，依然邀请丁玲出来工作——关于周扬这一举动，与其认为是他心胸开阔，倒不如说他根本没有把丁玲看成是竞争对手来得实在。

　　从丁玲这方面来说，因为始终把周扬作为潜在的对手，她对周扬的防范之心无处不在，这也是很多人都了解和体会到的。

　　张凤珠本来是丁玲的秘书，当丁玲在周扬面前夸赞张时，周扬则随口说道：能不能让她到我这儿当秘书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丁玲就“敏感”起来了。她对张说：你不要到周扬那儿去，终究你在我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不但如此，丁玲还把张安排在不在作协办公的《新观察》杂志。以常理来揣测，这种防范心理如果发生在周扬身上，则还有其合理性——张毕竟在丁玲那儿当过秘书，会不会把我这里的情况对丁玲说呢？但周扬竟然一点都不在意，还要帮丁玲解决秘书的工作问题。可见，他对丁玲就没有什么防范之心。

　　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作为丁玲的私人感受藏在心里，别人自然不好评头论足，但是，要命的是丁玲又“是作家性格，有时说话随便”，这些东西她还要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让别人来证明她一贯瞧不起周扬，她是胜周扬一筹的。丁玲当然想不到，这样的证明除了自己得到些许虚幻的安慰之外，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倒给自己的部下提供了投掷给自己的“炮弹”。

　　可是，丁玲至死也不明白这一点。她的思路总是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上转悠，她所看重的仍是她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她一直将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对她的批判，视为纯粹周扬个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所致。她从没有从这种局限中跳出来，因而她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在那个时代，正是自上——毛泽东——而下——各级各部门的负责人——构筑一个统一权威之日。而要构筑这样的统一权威的大厦，让一切不谐和的声音销声匿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丁玲一直到死都盯着周扬的举动，使自己也被现象而裹住根本无法看到历史的本质。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也造就了丁玲作为中国文坛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一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愈老愈坚：周扬高擎思想解放的大旗，反思一切“左”的东西，而丁玲却偏偏与之对着干，并因此得到了一顶“左”的帽子——王蒙都可惜的认为，丁玲缺乏一个“高参”。一九八三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因谈到“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惹得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不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周扬也不得不作检讨。丁玲顿时感到形势好了。这就难怪王蒙要下这样的断语：“当她的对手？菖？菖（周扬——引者）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这就难怪会出现本文开头时的那一幕。

　　看到我根据零星的材料所描述的图像，不知读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郁闷，一种很无聊的感觉弥漫在胸。希腊神话中那个一直在与石头消磨时光的西西弗斯，竟然常常与丁玲的形象交互重叠在一起，盘踞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

　　我为丁玲长歌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