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25章 李锐和三峡工程

　　汤耀国

　　在三峡工程筹建过程中，李锐称得上是最大的“反对者”。他曾当面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在一切可发表意见的场所，表述对这一工程的不满。《瞭望》杂志在刊登介绍三峡工程的文章中，提及了他的一些情况，现摘登如下一一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十年后，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六日，三峡总公司请来三峡工程最大的“反对者”——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到建设现场考察，当时一团和气，事后却引起一段“公案”。三峡总公司主办的《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香港《文汇报》其后刊出报道称，李锐对三峡工程不无赞许，“能搞成这样很不容易，修好了将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看到报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写下日记，认为李锐“对三峡工程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引自《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下称《日记》）

　　“毫无变化。”九十三岁的李锐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这番表示的。但他也证实，曾对枢纽工程质量表示满意，“从技术上看，能修这样一个大工程，了不起。”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八十三岁的两院院士潘家铮回忆起李锐的那次考察，他记得李锐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明确的，也难改变了。但看了工地的建设后还是很高兴、放心的，希望尽量建好。”李锐和潘家铮曾是水电系统的上下级同事，后来成为三峡论战的重量级“对手”。“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潘家铮在《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

　　一九八〇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李锐称，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一九八一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高坝低坝等四个候选方案，最终，国务院确定一百五十米低坝方案。

　　该方案原拟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一百五十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一百八十米。许多“反对派”则认为，一百五十米方案都不应该搞。他们或单独发力，或联合出击，或诉诸媒体，或直呈中央。一九八五年，李锐更是将其个人反对文章，编成《论三峡工程》一书。同年三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一百六十七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

　　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最终导致重新论证。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李锐回忆道，黄万里生前告诉他，一位论证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与其有姻亲关系，春节还到黄家拜年，但论证就是不让黄参加。

　　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闻名。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坚决反对，主要理由也是淤积问题。这位留美归国博士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主要支流，都实地踏勘过。他认为，三峡工程将造成比三门峡工程更大的灾难，黄河的悬沙淤积在库中尚可设法冲走，但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有冲不走的砾卵石，修坝后卵石将淤塞重庆，造成水患。

　　黄万里未能入选论证专家组，李锐认为与论证主导权转移有关。他说，三峡论证原由国家计委、科委领导，一九八六年改由水电部一家领导后，整个论证组织“是一个清一色赞成上马的领导班子”，所聘四百一十二位专家，持异议者屈指可数，没有一个综合可行方案同主导方案作过比较，“孤证而已”。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李鹏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日记》记录，十几天后，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直到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此前的一九八九年一月和四月，国务院姚依林两度对外表示，三峡工程“五年内上不去”，这让李锐看到缓行迹象。但三年后，上马之声又紧锣密鼓地在媒体上传开。在写给中央常委的意见中，李锐重申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问题，建议“还是到二十一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反对一百七十七票，弃权六百六十四票，未按表决器的二十五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七，超过三分之二。“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四百五十一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后来对媒体如此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我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正式开工）一年后，要它停工，那时停工还来得及。”李锐说，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作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离世，享年九十岁。据其家属和知情人记录，黄万里在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三次上书，表决通过后，一年内又三次上书，他反复强调砾卵石之危害，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这个观点很震惊，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三峡总公司曾托人邀请黄万里实地考察，但黄已身患癌症，未能出行。弥留之际，黄万里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盼注意注意。”

　　次年五月，李锐应邀考察三峡工地。“他们请我去，想我讲些好话，我就写了三首诗。”诗中，李锐以“弥留时节梦魂牵”悼黄万里。诗曰：横空出世史超前，高峡平湖现眼边。但愿无忧更无恙，巫山神女总开颜。南宁四十四年前，木已成舟独自怜。黄老曾经调侃甚，弥留时节梦魂牵。

　　三旧地重来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忠与奸。

　　李锐说，这三首诗的中心意思，就是“处理后事”，“要预见到后面的麻烦，怎么来处理？”

　　二〇〇八年，三峡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三峡建委委托，组织院士和专家对三峡工程原论证进行阶段性评估，结论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也有一些估计不足的问题，集中在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方面。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