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23章 我是如何离开中国的

　　司徒雷登

　　在中国现代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个不可忘却的人物，他对中国的教育和中美关系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一篇文章的标题，使人们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产生了异议。近年来，史学界发表了不少文章，拨乱反正，人们渐渐对这个人物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最近，海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更可使我们增加对他的了解。现将司徒雷登在自传中记叙的离开中国的过程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九四九年四月，共产党的军队未遭遇任何实质性抵抗就渡过了长江，并于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清早开进了南京城。在此之前，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刚好乘飞机离开。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过后不久，我被卧室开门的声音吵醒。睁开眼睛，只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入我的房间。我高声呼叫，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闻言退了出去，其中一两个人口中还嘟嘟囔囔，颇有不满。他们甫一离开，我立即从床上跳起，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时，刚刚那群士兵又全都回来了，约有十一二个人。他们派出来一位代表，非常礼貌地对我解释：士兵们只是为了好玩到处看看，并无恶意，并希望我能理解。我说能够理解。他重申士兵们不会伤害我，并且告诉我不必对他们太客气，若不习惯吵闹尽可以把其他人赶出去。

　　这时，我的家庭事务主管，年轻的使馆专员艾德·安德堡也被吵醒了，他跑过来“援救”我，却被赶回自己的房间。受到惊吓的服务人员也出来了，把这些不速之客引了出去。

　　事件本身解释起来很简单。这些士兵在入伍前只不过是些山野村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即取得了胜利，闯进了中国的首都，好奇心驱使其四处看看风景，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到达我家大门时，值夜班的看门人心惊胆战，昏了头脑，没有按规矩回屋报告便顺从地为他们敞开了大门。厨房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这些农民出身的军人对于外交豁免权所知甚少，对于共产党灌输的观念也尚未吃透。例如，其中一个士兵对某使馆服务人员说，这里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不久将会归还给他们。这件事就很说明问题。

　　可国务院却对此事的态度强硬，命令我在北京和南京组织抗议活动。说实话，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因为我们尚未与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且没有机会面晤共产党高级官员。然而，我从一些非直接的信息渠道得知：北京、南京两地的中共领导对士兵如此行径极为恼怒，觉得它们让共产党丢了脸。此事件在美国国内亦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有那么几天我甚至在广播中听到了相关的报道。后来我又得知，当局追究了肇事士兵的责任并实施了拘留处罚，以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教育。英国和法国使馆也同样受到侵扰。

　　在天下大变前一天，由于未来情况尚不明朗，国务院曾召我回华盛顿。其实“召回”也没什么不妥，因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而我的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也已在广州以公使的身份执掌使馆。但是在华诸外交使团——尤其是那些隶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使团——却达成了一项共识，那就是建议各自的政府，不承认广州政权（1949年5月，山西军阀阎锡山从太原取道南京逃至广州，建立割据，史称阎穗政权，同年1 0月中旬，解放军攻占广州，阎锡山逃往台湾。），并允许外交人员留在业已被共产党占领的南京。至于留多久，谁也不确定。后来，国务院授权我继续留在南京，以确保美国的官员和公民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获得外交上的庇护和照料。

　　一接到国务院的指示，我即要求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代表会议。此类会议通常在法国大使家中举行，因为他是在华诸外交使团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士兵闯入我卧室的消息迅速传开，大家都觉得可笑，纷纷表示同情。但同时也有所担心，因为没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对除苏联以外的国家敌视到什么程度，也无法预想那些无知的下级士兵以后还会干出什么蠢事来。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一些摩擦了。之所以要开这个会，是因为现在想要逃脱为时已晚。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曾催促在华诸外交使团撤离中国，尤其希望我能尽快撤离。国民党的态度以及我的同僚们的态度再次暗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的地位。但是现在我们都被困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并与它恢复通讯之后，才能采取行动。

　　我们参加会议来去途中未受到任何骚扰。但是随后几天内，所有外国人的出行都多多少少受到中共当局的限制。据说当局此举纯粹是为了警告。共产党特别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因此我始终未曾涉险试图离开我的住处。国务院曾经关注过我的自由行动受限问题，但是我却没为此事过于介怀，这让我隐约想起曾被日本关押的经历。所幸的是，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向我传递广播讯息和其他消息。大概一周之后，行动限制解除了，但是我的日常工作量却也被大幅削减。因为和中共占领当局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事务需要处理，也没有任何社会活动可参加。除了来自北平的一封信外，其他所有信件也都收不到了。而就连这唯一一封信，也是经过两个多星期才辗转到我手里。南京当时的中文报纸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报上几乎没有任何的普通新闻，一切报道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非常幸运的是他们仍允许我们使用大使馆的广播网并收听时事广播。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始终积郁在我心中的一种矛盾开始变得越来越尖锐，那就是我对中国两个大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部，我有很多私交甚笃的朋友，我由衷地敬佩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卓越的协作精神、公共意识，而且都是饱学之士。但是，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等现象就没停止过。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军阀政权，却也把那些政权的恶劣行径继承了下来。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党试图通过集合军队力量和派遣秘密警察的方式击溃共产主义，但在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却未有一丝收敛。国民政府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支持和尊敬。当共产党军队胜利向长江进军的时候，国民党那宏伟的防御计划就在无谓的政治纠纷、遗弃和背叛，以及混乱的撤退中流产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政府，曾经从美国的海量援助中大肆获益。它所制订出来的规划和目标初衷甚好，这在内部很多人身上都有体现，对此我们是绝对信任的。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方面禁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原则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十分得力。所有这些优势都在中共进军南京的时候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占领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士兵骚扰平民。共产党给老百姓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代表人民利益、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尽管以前基督教会其他文化势力都曾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所取得的收效实在少得可怜。和国民党的那些缺陷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大的胜利。

　　我当下的处境既讽刺又好笑。我一度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表率、中华民族善意的朋友，可如今，我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动派蒋介石及其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的支持者、助纣为虐的教唆犯”。各行各业的燕大毕业生对于我不能继续担任校务长一职而深感沮丧。这种沮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在外交官生涯中接受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言多必失。我只希望在一切结束之前人们能够明白我始终是原来的我，未曾变过。

　　共产党接管南京不久，黄华被委任管理外事局。他本名王汝梅，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燕大毕业生之一。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立即像其他人一样将名字改为黄华。马歇尔将军特使团的重要成员之一。那时我就与他有过接触，他对我本人非常友善，而他自己则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察觉到了共产党的反美路线。而共方不断发表的声明中也口口声声称所有外交官员仅代表其本人，不代表国家。我很想知道他对我会持什么态度。

　　黄华正式任职后不久，即打电话约傅泾波见面，二人非常愉快地畅谈了两个小时。告别的时候傅泾波建议黄拜访他的老校务长。黄回答说还真的只能以“学生见校长”的名义来见我，但他需与其他人商量一下，然后再告知泾波结果。几天之后黄华来拜访我，并且以他一贯的友好态度与我谈了两个小时。由于共产党方面有规定，不承认与国民党关系紧密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我干脆以美国公民而非外交官的身份去和他见面。我们的会面是在共产党籍的地方官员安排下进行的。会谈中，黄华很快就提出了这个关于“承认”的问题，这使我有机会首先解释：西方诸国仍会承认现存的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共产党大器未成的时候不也承认他们么？然而，若有朝一日新建立的政府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至少也要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且表示出与他国维持往来的诚意，那么根据国际惯例，对新政府的承认问题自然会被提上议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消极等待。换言之，此刻站在审判席上的并不是外国，而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毫无疑问，黄华此次与我会晤事先得到了北平方面的批准，并将上报会晤的内容。

　　这个插曲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昭示了被意识形态屏障区隔在两端的、均自诩为民主与自由表率并指称对方为敌人和侵略者的双方，若想彼此渗透，应当在不计其数的交往中做些什么。

　　到六月底的时候，我开始着手为自己的撤离做准备了。当时尚有一些悬而未决之事，比如安排奉天领事馆的同事撤退。当时，我还在等待一位前去北平与共产党洽谈的国民党高官的归来——此人热切地希望两党以国际大局为重，开诚布公地合作。此前，毛泽东及其幕僚盛情邀请他出访北平。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探得中共的意图，带回第一手信息。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极差，所以为了确保在离开之前能见他一面，我初定七月十八日离开中国。飞机很快修缮完毕，试飞也一切顺利。当局之所以容忍我这样折腾，表明他们巴不得我早日离开。但是，不妙的征兆依旧不断。为防止那些尚未清偿在华债务或尚未了结在华官司的外国人借机逃离，当地公安局（就是警察局）在“出国许可表”后面附上了一个“商号担保”款项，要求所有离境的外国人必须觅得两家商铺，为自己担保。于是，一场微不足道却又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诞生了。共产党决定对所有外交官和各国普通公民“一视同仁”，丝毫不去考虑外交人员的豁免权问题。或许，他们干脆连“豁免权”是什么都不知道。规则既然已经制定，就很难再反悔，否则就会颜面扫地。而共产党历来不容许人怀疑自己笃信的教条，他们正是用这些教条来鼓舞士气的。所以，他们绝不可能认错。

　　然而，考虑到政府的原则、声望问题，美国国务院决定严肃看待此事，以免开不良先河。黄华和章汉夫，积极与身在北平的上级保持联系，并试图对当地的同僚们施加影响。当然，黄华时刻保持着警觉，避免被人看出自己因与老校务长之间的感情而牺牲党性原则。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逃脱令人不快的“担保”和“行李检查”程序，也得以把那些积攒了三个月的高度机密政府文件和所有员工的个人信件带在身上，而不必接受搜查。他还说，我之所以能获准乘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也是受到了特别照顾的。这可是共产党的地盘，只要沿海封锁未解除，要想离开，别无选择。

　　而此时，美国国务院决定发表《白皮书》，回顾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历程，以应对国会和其他部门中批评的声音。国务院希望我能在“白皮书”发布之前离开中国，显然“书”中一定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说什么好话。发表日期定在七月二十三日，为的就是给我留出充足的时间撤退。但是由于印刷过程的延迟，致使发表日期被拖延到八月二日。我和华盛顿之间，还有黄华与北平之间的交洽仍然缓慢地进行着。我的感觉是，尽管“白皮书”发表的日期迟迟推延是出于偶然因素，而且对解决我的困难于事无补，但国务院方面好像也在有意押后日期，多少有些担心它的发表会引发恶劣的后果。我所关心的却是：“白皮书”一旦发表，共产党就会勃然大怒，关于我回国的问题协商（原本就很微妙了）也将搁浅。

　　我一边急不可耐地等候着撤离的日期，一边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动向向国务院提议：将美国侨民从中共控制地区撤走，尤其是从上海地区撤走。而共产党那边，不但反美宣传愈演愈烈，而且对外资企业和一切私人企业也越来越看不上眼。对民营企业的国有化改造活动也已经开始。那些尚未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们，大都决定留在中国。

　　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中共方面总算同意我以美国大使馆的名义为同行者担保。虽然如此，我还是奉命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而他们的态度也很强硬，再一次拒绝承认我的外交官身份。我曾奉上级命令，就侨民问题向当局提交过多封抗议书，也均被驳回。这一次，仍然是黄华，不顾自己的党派原则，默默地听我把那一大通言论发表完。我明白，他之所以如此谦逊，是因为顾念昔日的师生情谊。在他心中，我仍是他的老教务长，而不是什么美国大使。这件听上去有点神经兮兮的小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掌故：一位加拿大同行在我之后也去了上海。在那里，他的警卫就一项严苛的规定向当局提出抗议。他质问当局，为何美国大使没有遇上这样的规定？当局的回答却是：从来没有什么美国大使来过这里。加拿大人愤愤不平，立刻就说出了我的名字。而工作人员却冷冷地对他说：我们接待的是一位名叫司徒雷登的著名教育家。

　　看来我们终于可以起飞了。重新确定的撤离日期是八月一日，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周。我们走后，“干呼万唤”的白皮书也就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