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抗日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很长时间以来,对这段历史都不能客观地认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近些年来,在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上,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发表在《看天下》上的《“国军”英勇抗战渐获中共肯定》介绍了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一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应邀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她有关“中国梦”的演讲,她说:“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除了功课之外,有机会就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结果,龙应台“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有许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憾。”
让人震憾者,不止于此。查阅一九九五年版(当时民进党尚未上台)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对第一次淞沪抗战,因蔡廷锴、蒋光鼐后来投奔共产党,一笔带过;对台儿庄大捷,因李宗仁一九六五年返回大陆,一笔带过;对缅北惨烈征战,因孙立人一九四九年抵台后“策划兵变”,几乎完全不提;对张治中、佟麟阁、孙连仲、张自忠,戴安澜等抗日名将,着墨不多;对黄河花园口决堤起因,教科书仍秉持“适黄河决口南流,敌军被阻”的说辞。通篇看下来,从头至尾,主要就是赞扬蒋介石如何伟大、正确。
国民党一度把中共称作“共匪”,而大陆亦不遑多让,倒退五十年,大陆教科书上,一律称对方为“蒋匪”。大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课本上,有关抗日战争的描述则是: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蒋介石始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三,抗战胜利,“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才“下山摘桃子”。
留下最深印象,或许还有当年历史老师课上讲述的平型关大捷:林彪率一一五师一部向抗日前线开进,望风而逃的国民党溃败士兵,看到八路军和他们走了迎面,蒋军士兵竟对八路军说,“日本鬼子太厉害,你们不要去送死……”
今天看,这种近乎戏剧化的对比描写,未必真实。
二〇〇九年,在大陆获得公开出版的《毁灭的种子》(作者为美国学者易劳逸,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说得好,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种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挫败了日本人对‘速胜’的期望,尽管它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只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才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虽对“蒋匪帮”抨击甚为高调,但在内部掌控上,也有部分较为人性化的规定,譬如一九五一年四月,原国家内务部即发文规定:“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军队之指战员,如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已与蒋匪军断绝关系,无反人民罪行,且为当地群众公认者,得以革命残废人员论,可按《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条例》予以抚恤。”
一九五八年,内务部一五八号文件又指出: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士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上述牺牲烈士,可以称为烈士”,但“不是说这些人今天再由政府统一给予烈士称号,并再发给他们家属一次抚恤”,其理由是,上述烈士之遗属,当年民国政府已予抚恤,因此“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
至“文革”爆发,中共自己的老干部也被普遍打倒,部分国民党抗战伤残老兵的抚恤,自然也全部停发。
一九八四年,民政部发文,再次重申了一九五八年内务部文件之原则(即“国军”抗战之伤残老兵,均可比照革命伤残军人予以抚恤),这份文件也很谨慎地提出“以上意见,可……内部掌握,对外不作宣传”。
不过,只隔一年,中国内地的政治形势就发生剧烈变化:自一九八五年五月起,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媒体,即开始筹备“国军”正面抗战的各种宣传报道,以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同年八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的展览,在天安门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推出。参观者扶老携幼,摩肩接踵。
那一年,计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刘震东等六十四位“国军”抗日将领,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获得广泛褒扬。与龙应台女士的“震撼”相似,对“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那一代中青年人来说,其震动之巨大,堪比林彪出逃、江青被捕。
从一九八五年起,“国军”抗战形象在大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每遇一次再版,均有扭转,到二十一世纪,“国军”正面抗战历史已获全面肯定。大陆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对淞沪两次会战、长城抗战,南京保卫战,以及蒋介石庐山著名谈话“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均有介绍。
即使“国军”因实力不支,被迫大幅后撤,大陆历史教科书对徐州(台儿庄大捷)、武汉、枣宜、长沙诸多会战以及远征军入缅作战,均有详尽介绍。大陆新版教科书不仅对张自忠等捐躯的高级将领做了重点褒奖,对“国军”的中下级军官如姚子青(1983年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蔡丙炎(1985年安徽省追认为革命烈士)、谢晋元(建国之初即由上海市确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其忠骨获准迁至宋庆龄墓地附近)等,也都有详细描述。
光阴不饶人,国共两党的抗战老兵倘若仍能在世,亦已渐成耄耋老人,而网络上有关“中国政府应当善待全部国民党抗战老兵,对仍在大陆生活的‘国军’抗战老兵,因他们早已是硕果仅存的老英雄,应一律给予津贴”的呼声,也流传极广。这问题早在二〇〇五年已有解决。
查新华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电讯稿可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前夕,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曾举行记者会宣布:二〇〇五年九月三日之前,将会有七十余万海内外的抗战老兵,获颁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勋章。他并特别强调,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抚恤条例,中国各级政府,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所有复员军人,都会有适当补贴”。
二〇〇五年九月三日,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发表的公开讲话,更是中共对“国军”正面抗战的最权威认定。